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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乌托邦》：让”全球”数字化 {#1973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1973”}
（第四章：Taking the Whole Earth Digital） {#883a .graf .graf—h4 .graf-after—h3 .graf—subtitle name=“883a”}
在1995年《时代》杂志一期名为”欢迎来到赛博空间（Welcome to Cyberspace{.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0,9263,7601950301,00.html”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的特刊中，斯图尔特·布兰德撰文指出，个人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的发展直接发源于反主流文化运动。他在这篇题为”一切都归功于嬉皮士（We Owe It All to the Hippie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82602,00.html”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的文章中写道：“忘掉那些反战抗议，忘掉伍德斯托克，忘掉长发吧。20世纪60年代的真正遗产是计算机革命。（FORGET ANTIWAR PROTESTS, WOODSTOCK, EVEN LONG HAIR. THE REAL LEGACY OF THE SIXTIES GENERATION IS THE COMPUTER REVOLUTION）“根据布兰德，以及从那时开始流传的民间说法，旧金山湾区的计算机程序员对信息变革的可能性有着敏锐的触觉，他们接受了反主流文化中的去中心化和个人化的理念，并把这一触觉和这些理念都融入到了一种新的机器当中。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布兰德等人发现，当时的计算机大部分都是大型机器，被锁在大学和公司的地下室里，由技术人员保管。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计算机已成为个人使用的桌面工具，无处不在，似乎能让使用者获得更多的权力。只要看看这些设备，就会发现政府和工业的领导者试图用来管理世界的机器已被夺走。巨型机器帝国已在缩小，个人转而成为机器的拥有者，并将其转化成用来改进生活的工具。
和许多传说一样，这个传说也有几分真实。20世纪70年代的确见证了一种新型计算机的兴起，而旧金山湾区的程序员大都有着反主流文化情结，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销售过程中，一些新型计算机尤其是1984年的苹果麦金塔电脑（Apple Macintosh），就被直接宣传为可以粉碎官僚主义、实现思想自由的机器。不过，反主流文化带来了个人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的说法却掩盖了这两个世界在实际相遇时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斯图尔特·布兰德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观念转变表明，早在计算机小型化或普遍互联之前，新公社主义者对意识和社群的构想，就与控制论、高科技研究的跨学科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20世纪70年代，对斗争式的政治的抵制催生了新公社主义，却也逐渐削弱了公社的日常管理（那些严守规则的公社除外），所以这种抵制运动逐渐地就消减了。不过，斯图尔特·布兰德和《全球概览》仍在继续推进新公社主义者的社会愿景和信息技术及控制论之间的联系。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从1968年到1972年，两个不同的社群开始在《全球概览》门洛帕克办公点的周边交流融合。其中一个社群以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为中心，主要由工程师组成，致力于对人机一体化的不断追求。另一个，则是以《全球概览》及其服务的反主流文化群体为中心，从新公社主义者的角度来关注和寻求个人和集体变革。斯图尔特·布兰德置身于这两个世界之间，并且在各种方面充当了经纪人的角色。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第二阶段，布兰德离开计算机行业，转而研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控制论。在贝特森”物质世界是一个信息系统（the material world as an information system）“观点的基础上，布兰德等人开始构想一个新家园 --- --- 太空移民区。十五年之后，以技术维系社群的幻想在”赛博空间”中再次出现，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种幻想却意味着返土归田运动质朴的技术狂热逐渐消解，与之相伴的新公社主义社会运动也归于失败。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这一失败，面对日益增加的台式计算机，布兰德最终又回归到了计算机行业中，回到了行业创始人周围。他认为，计算机工程师才是新公社主义运动真正的继承人，而非那些失败的返土归田者。尽管那时新公社主义运动已经告别了历史舞台，然而，很大程度上多亏了布兰德创业家式的努力，新公社主义的理想才得以在发展迅猛的计算机行业中保留下来，而布兰德自己也成了这个新的、在表面上看来是反主流文化团体的重要发言人。
让计算机”个人化” {#cc01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cc01”}
布兰德凭借自己在十年前就确立的正当性回归到计算机行业中。通过《全球概览》，他给那一代计算机工程师和程序员带来一种新思维，把技术看做实现个人和集体变革的工具。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他往返于旧金山湾区日益壮大的反主流文化和计算机研究中心之间。借由他的关系网和出版工作，布兰德促进了”个人”计算机多重愿景的结合与正当化。在此过程中，他把自己塑造成新兴技术社群的代言人，就像他曾经对返土归田者做的那样。
根据历史学家保罗·科鲁兹（Paul Ceruzzi）的详细分析，20世纪60年代见证了计算机设备的变革。在1959年到1969年之间，在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房间大小的中央处理器成功地缩小为刚好可以放在桌子下面的微型计算机。在20世纪50年代末，计算机是用打孔卡片来分批处理信息的，计算机用户必须准备好这些卡片并交给机器的管理者来处理信息。十年后，用户可以使用各种分时计算机，如”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研发的PDP-10型分时计算机，将文件储存在磁带上并随意访问这些文件，不受别人干扰。或许最重要的是，尽管别的用户也可以在其他终端登录，但他们仍然可以把这台机器想象成自己的。正如克鲁兹所言，如今”个人”计算机的许多技术特征，如小型计算机、微处理器、以键盘为基础的接口设计、单独使用性和交互性，到1972年时都已准备就绪。
然而，就其本身而言，这些技术发展并没有引发后来依附于小型计算机的个人化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适合个人使用的小型计算机通常被称为小型、微型，或者台式计算机。而”个人”一词则通常用来描述小型消费性技术产品，如收音机和电视机，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它才被偶尔用来描述计算机和计算器。不过即便如此，它还是保留了早期的内涵：“个人计算机”是指体积小、仅供一个人使用的计算设备。计算机能赋予个体力量并由此改变他们的社会生活的说法，不仅仅是随着计算机的技术变革而出现的，还和机器本身有关。就此，学者提出了两种主要解释。许多人认为计算机界面的变化促进了使用方式的转变，从而让用户去构思和创建新的界面。所以，蒂埃里·巴迪尼（Thierry Bardini）认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计算机就见证了”动态个性化”的发展，计算机及计算机用户都开始逐步变得更加个人化。保罗·科鲁兹认为，在分时计算机使”大众用户可以直接使用计算机”这一想法成为可能时，“个人”计算机出现了。而另一些人则不赞成这些解释，他们认为，计算机是个人和公社变革的工具的概念最早并不在计算机产业出现，而是在一个热衷并忠实于反主流文化的反叛群体之间出现。他们指出，这个群体的成员，创建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后来不仅创建了苹果电脑公司，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个人计算机公司。
仔细研究一下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旧金山湾区的计算机世界就可以发现，这两种说法都正确但又都不全面。正如记者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所言，这一时期，工业工程师和爱好者一起工作、共同生活，与此同时，也被各种反主流文化活动和机构环绕着。这一领域中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团体的办公室就相隔几个街区，距离《全球概览》位于门洛帕克（Menlo Park）的办公地点也不远。其中一个团体的研究员先后来自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的”增智研究中心（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以及施乐帕罗奥图研究中心（Xerox PARC）。另一个团体的成员，则先后来自《人民计算机公司报》（People’s Computer Company）和”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布兰德在这些群体之间往来，《全球概览》也成了这两个组织成员的灵感来源。这一时期的旧金山湾区，长时间存在于计算机行业某些部门的动态个性化理念和反主流文化和爱好者群体中的信息共享、个人赋权和集体发展的理念之间，并没有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在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的”增智研究中心”，计算机一直以来都是拓展个人智能及知识分享能力的自然工具。这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早期的研究文化。例如，在1946年，作为一名海军雷达技师被派驻菲律宾时，恩格尔巴特读了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的文章”诚如我们的想象（As We May Think{.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1945/07/as-we-may-think/303881/”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布什在这篇如今被誉为传奇的文章中表示，刚刚帮助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科学家，现在必须用他们创造的廉价电子设备的力量，来创造信息管理的新形式。科学家们制造了有可能摧毁人类的核武器，现在，他们应该转向开发能”大规模记录”人类活动，进而促进”人类经验智慧”增长的技术。例如，布什虚构出一个名为”麦麦克斯存储器（Memex）“的台式机。这个存储器专为个人设计，有一个键盘、一个半透明屏幕、通过微缩胶卷输入，用几个键盘按键就可以检索大量的存储数据。从理论上讲，有了这台机器，普通的办公室就会变成可以检索整个人类历史的地方。有了这一新的知识库，管理者不仅可以扩展智能，还可以提升自己管理周围环境的能力。
布什的文章引发了年轻的恩格尔巴特研究计算机的兴趣。跟随布什的思路，恩格尔巴特注意到，美国军方在战争期间开发出能摧毁整个世界的技术。之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开始运用知识前往世界各地消除疾病、增加粮食产量，不过他们这样做通常是为了拉拢忠于冷战的第三世界国家。恩格尔巴特理解他们的初衷，又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通常事与愿违。快速的粮食生产带来了土壤的贫瘠；昆虫的消灭又导致了生态失衡。恩格尔巴特认为，人类开始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并且亟需解决。为此，他们需要改进对信息和人类组织的管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飞机追踪项目（airplane-tracking projects）实现的人机一体化为赢得战争提供了方法。现在，战场转移到了工作场所。恩格尔巴特也会像维纳那样，继续探寻人机一体化的问题。而更广义地说，他会像战争时期的武器研发者一样，从拯救世界的立场来考虑工作。要增强上班族的脑力，不仅要提高他们的效率，更要扩展他们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1957年，恩格尔巴特加入斯坦福研究所。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和增智研究中心的员工发明了一些当代计算机最为普遍的特征，包括鼠标。在1966年到1968年之间，该机构研发出一个协作型办公室计算机环境，即联机系统（on-Line System）。联机系统已具备了如今计算机系统的许多普遍特征，不仅包括鼠标，还有”QWERTY”键盘和CRT显示终端。更重要的是，这个系统可以让多个用户同时在多个地点操作同一文档，用超链接将各种文件链接起来，从一个文本中的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开发可搜索的关键词索引。联机系统的基础是分时计算机，不过，它运行的办公环境更像是当代的内联网。在行业内外还都将计算机看做大型计算器时，在联机系统中，计算机却可以作为文本处理器和协作工具。与冷战时期的计算机不同，恩格尔巴特增智研究中心的计算机是通信设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是后来个人计算机的前身。
联机系统和恩格尔巴特对计算机社会潜力的了解同样也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研究文化和控制论，尤其是后者。恩格尔巴特将联机系统描述为一种可以增强人类智能的系统，不过这一系统本身要求用户和机器之间的高度一体化。和麦麦克斯存储器一样，每个终端都是一种工具，个人可以用它来检索和管理信息。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循环利用系统中其他人掌握的知识。恩格尔巴特认为，计算机促进了集体反馈过程，在这一反馈过程中，个体的理解能力随着其他人的参与得以增加。在增智研究中心，这种集体反馈的过程被提升为社会组织的原则。在技术工程层面，恩格尔巴特提出了一个”bootstrapping”原理，在这个原理中，社会技术系统，即联机系统的每一个实验性转变都会反馈到系统自身，推动其进化（并有可能是进步）。而在社会生活层面，恩格尔巴特致力于创造一种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工程师个体可以把自己看做一个协作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和象征，而这个协作系统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他们的个人技能。恩格尔巴特认为个人和计算机，就像集体和计算机系统一样，在一个更大的信息系统中互补，在这个控制论式的系统中，通信和控制的过程不仅有利于更好的内部交流，甚至还可以推动人类进化。
这个控制论框架把增智研究中心的使命和两个看似对立的社群的目标联系了起来：国防部和反主流文化群体。从1963年开始，增智研究中心的许多工作都是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国防计划局资助。高级研究计划局成立于1958年，旨在开展以防御为基础的新技术研究。它于1962年成立了信息处理技术局，由约瑟夫·利克里德（Joseph C. R. Licklider）负责；这一部门最终推动了互联网的发展。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成立，在各方面都标志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开端、以防御为导向的军方和院校之间的合作得到了扩展。而利克里德的计算机观念也同样来源于控制论中人机一体化的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克里德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心理学教授，参与了麻省理工学院在战时承接的各种项目，并且熟读其同事诺伯特·维纳的控制学理论。1960年，利克里德在一篇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论文《人与计算机的共生关系》（Man-Computer Symbiosi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groups.csail.mit.edu/medg/people/psz/Licklider.html”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中，构想出了人机合作的形式，这甚至都超越了范内瓦·布什的麦麦克斯存储器：“我们希望，用不了多久，人脑和计算机就会紧密结合，并且这种合作关系能以人脑前所未有的方式去思考、以任何信息处理机从未有过的方式来处理数据。“和布什、恩格尔巴特一样，利克里德也设想计算机会成为一种通信设备；作为整个信息系统的一部分，如果合理使用，计算机就会有益于全人类。他说，“人与计算机的共生关系”应该能在”智力上”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富创造力、最激动人心的（时代）”。
一方面，恩格尔巴特联机系统的观念深受布什和利克里德的影响，也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研究文化及其在冷战时期的衍生文化。恩格尔巴特极其忠诚于这个群体：到1969年，斯坦福研究所已成为互联网前身、阿帕网（ARPANET）首批四个节点之一。为了推动联机系统的广泛应用，恩格尔巴特的增智研究中心也成了阿帕网网络信息中心的主机所在地。而另一方面，恩格尔巴特的人道主义理念，以及他们对增加人类智能的强调，回应了新公社主义者对改变人类意识的强调。恩格尔巴特的组织与USCO、“快活的恶作剧者”等组织极为相似。增智研究中心也是一个由有远见的人领导的、相对较为平等的社群。增智研究中心也同样致力于通过小型技术来改变人类，进而增强人类意识。并且，增智研究中心的成员还与反主流文化中的各类成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恩格尔巴特等人一同体验LSD、拜访公社；1972年，他们又参加了沃纳·艾哈德（Werner Erhard）举办的”艾哈德研讨训练（Erhard Seminar Training）“活动。恩格尔巴特后来回忆说，他”对反主流文化中的’社群’观念、这一观念如何有利于能力创造和合理行为、一个集体怎样共同工作，有着同样的理解”。
通过波图拉研究所（Portola Institute）的迪克·雷蒙德（Dick Raymond），以及在比尔·英格里斯（Bill English）家中的聚会（比尔是增智研究中心的首席工程师，也是第一个鼠标的制造者），布兰德认识了许多增智研究中心的成员。随着增智研究中心的成员对日渐壮大的公社运动愈发着迷，布兰德促成了这两个群体的融合。USCO与喇嘛基金会（Lama Foundation）的成员史蒂夫·杜肯（Steve Durkee），开始拜访增智研究中心的各办公点。随后，道格·恩格尔巴特和比尔·英格里斯也造访了新墨西哥州和自由公社，在那儿，他们遇到了《全球概览》中网格穹顶的最高权威：史蒂夫·贝尔（Steve Baer）。1969年秋，增智研究中心的戴维·埃文斯（Dave Evans），在圣巴巴拉市附近的一片树林举行了为期三天的”Peradam”活动，把技术专家和新公社主义者聚在了一起。参加活动的人有的来自斯坦福研究所和生态中心等科研机构、有的来自Zomeworks、波图拉研究所，以及养猪公社（Hog Farm commune）等反主流文化机构，有的是太平洋高中的学生，还有的是办公室设计（Office Design）公司的设计师。斯图尔特·布兰德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在1970年1月《全球概览》的增刊中着重描述了这一事件。
在布兰德把增智研究中心的成员介绍给《全球概览》公社的读者时，他也从这个群体中了解到了计算机的未来。1968年，戴维·埃文斯（Dave Evans）聘请布兰德担任一场活动的摄像师，这场活动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展示之母（The Mother of All Demos）“。同年12月9日，在计算机协会和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于旧金山举办的秋季计算机联合大会上，恩格尔巴特和增智研究中心的成员给三千名计算机工程师演示了联机系统。恩格尔巴特坐在讲台上，身后的屏幕上显示着他和他正在操作的文本。他的系统通过电话线和微波信道与斯坦福研究所的终端相连。在演示过程中，恩格尔巴特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未来个人计算机界面的重要特征，包括我们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鼠标、键盘和屏幕的组合。此外，他还表明计算机将会用于复杂的远程团体通信，用来提升个人和改善集体学习。这一切都使观众震惊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高度个性化、高度交互的计算机系统。它的目的不是运行咔嚓作响的数字计算，而是为了信息流通和建立工作社区。
布兰德后来把他在那天的角色描述为”只是临时的，一锤子买卖”。不过，那时才创办了几个月的《全球概览》，最终将会体现增智研究中心许多关于信息、技术和社区之间理想关系的设想。《全球概览》和联机系统一样，可以把分散在各处的团体联系起来，让他们合作，尽管这不是实时的。并且，和恩格尔巴特的系统中的超链接文本一样，《全球概览》也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连接的系统。在《全球概览》中，所有文本都相互联系，都是信息系统或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而且，每一个文本都是一扇可以通往这些系统的门。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全球概览》就开始围绕PARC的研究员和当地新兴的计算机爱好者文化的领导者，尝试将新公社主义理念和信息技术结合起来。PARC成立于1970年，其主要功能是作为最新收购的电脑子公司的研究实验室，它极大地推动了由布什和利克里德提出、恩格尔巴特的研究中心努力追求的人机一体化的发展。十年间，这里的研究人员设计出了许多新事物，包括个人使用的计算机”奥托（the Alto）“、将这类计算机连接起来的内部网络（第一个以太网）、图形用户界面和激光打印机。而这些创新多半都源自于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增智研究中心的技术传统。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是PARC最早聘请的员工之一，他从1966年开始掌管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信息处理技术局。而泰勒又聘请了比尔·英格里斯和增智研究中心的数十个成员，希望他们能带着对联机系统的了解参与到工作中来。除了这些人，泰勒还雇佣了许多他在高级研究计划局赞助的一系列研究生研讨会上遇到的有才华的年轻程序员和工程师。艾伦·凯（Alan Kay）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人士之一。1969年，艾伦·凯在犹他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描述了一个交互式桌面电脑；而早在1967年，他已经提出了这种电脑的便携式版本，他称之为”动态电脑（Dynabook）“。很快，他的这一构想就成了PARC研发个人电脑奥托的指导思想。
在研发奥托的各种团队里，渐渐出现了两个群体。一个是以PARC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为基础，包括设计师巴特勒·兰普森（Butler Lampson）和查尔斯·萨克尔（Charles Thacker），他们关注奥托和以太网的架构，致力于打破计算机设计的局限。另一个位于系统科学实验室，包括艾伦·凯、比尔·英格里斯和软件工程师拉里·特斯勒（Larry Tesler），他们关注的则是一台计算机可能的用途和使用原因。从各方面来看，在推动计算机变为用户友好型的通信工具和创意表达工具方面，艾伦·凯最为热忱。他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他在计算机领域的研究。例如，初到研究生院的几个星期，导师就给了他一份伊凡·苏泽兰（Ivan Sutherland）1963年MIT的博士论文《画板：人机图形通信系统》（“Sketchpad: A Man-Machine Graphical Communications System.）。苏泽兰在文中描述了如何使用光笔直接在计算机的CRT屏幕上绘制工程图。1968年，凯又遇到了西蒙·派珀特（Seymour Papert），并接触到了派珀特发明的LOGO编程语言，这种语言简单到儿童都能使用。不过在这两个事件中，凯发觉，在技术研究中心构建起来的交互、创造性计算的想法与旧金山湾区的反主流文化相去甚远。
不过，凯也发现了《全球概览》。1969年，在犹他州他第一次读到《全球概览》。他在2004年回忆道：“我记当时是这样想的：‘噢没错！就是这个想法’，‘自己会施肥总要方便些，同样道理，你应该具备用计算机建模来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对于凯和PARC的其他人来说，《全球概览》具体地呈现了一种”自己动手”的态度，一种把技术看做个人和集体变革源泉的观念，以及一种媒介形式，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用于他们所研究的计算机上。凯说，他已经开始把计算机想象成一种”语言机器，其内容就是对事物的描述”。在翻看《全球概览》时，他看到通过信息系统组织内容的可能。他和PARC的其他人把《全球概览》看做一种信息工具，因此《全球概览》也就和计算机相类似；同时，他们又认为它是一种超链接的信息系统。如此一来，“我们把《全球概览》看做未来互联网的印刷形式”。凯和系统科学实验室的其他同事尤为关注《全球概览》的设计。例如他们在1971年《全球概览终结版》（the Last Whole Earth Catalog）中，偶然发现了格尔尼·诺曼（Divine Right）的小说《神权的旅途》（Divine Right’s Trip），布兰德把这本小说上的每一页同时印在了《全球概览》的每一页上。凯回忆说：“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用户界面想法之一。“他说，信息系统的大部分用户都倾向于浏览自己感兴趣的部分。而布兰德却找到了一种引导用户遍览整个系统，让他们看到所有内容的方式。
对凯和PARC的其他成员而言，《全球概览》既是概念资源，也证明了他们的工作的正当性。凯回忆道：“当你不知道要找什么时，随便翻翻《全球概览》就会让你产生许多绝妙的想法。“拉里·特斯勒（Larry Tesler）很赞同，他说：“这本书的每一页我都看”，“能有一本（最新的《全球概览》）是一件大事”。PARC成立图书馆时，图书管理员请凯来帮忙充实书架，凯把管理员带到了全球卡车商店，把那里陈设的书每样都买了一本。于是，研究中心的图书馆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三维的《全球概览》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工程师们可以休息，可以浏览。同时，这个世界的部分话语体系已经被布兰德在浏览的时候就确定了。对这些工程师而言，《全球概览》代表了实验室之外，反主流文化世界中大部分最让人兴奋的事物。不过，它也代表了PARC崇尚精英、以技术为中心和自给自足的精神。尽管PARC的研究人员并未用反主流文化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的工作，但仍有许多人认为自己是走在技术前沿的探索者。工程师们发现，通过发明用于通信和协作的新机器工具，他们处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团体里，远离位于纽约罗切斯特市的研究所总部。当越南战争让军事机构名誉扫地时，《全球概览》却让工程师们认为，他们这种小型却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团队模式，不仅是催生出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学术-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扩展，更是新公社主义新的意识形式和基于小型技术的社群形式的变形。
同样，《全球概览》也在另外两个群体中起到了类似的思想作用：《人民计算机公司报》（People’s Computer Company）和”一资源（Resource One）“，它们在从反主流文化的角度定义计算机的使用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民计算机公司报》从波图拉基金会起步，就在《全球概览》的办公室旁边。鲍勃·阿尔布莱特（Bob Albrecht）曾是”数据控制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和”霍尼韦尔公司”的工程师，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开始在中小学校教授计算机。1968年，他在波图拉研究所设立了一个办公室，数年后，他的办公室成了他在学校中使用的计算机的基地，也成了技术写作业务”Dymax”（取义于富勒的”动力学最大张力（Dymaxion）“原理）的大本营。在学校里的工作让阿尔布莱特很长时间都认为计算机是个人用来扩充知识的工具。而他在波图拉的工作经历，又让他的这一设想带上了反主流文化的色彩。1972年，他和妻子玛丽·周（Mary Jo）、Dymax的几位职员，还有记账员罗伊斯·布兰德（Lois Brand）创立了一个双月发行的报纸：《人民计算机公司报》（People’s Computer Company），不久以后，又成立了一个名为”人民计算机中心”的门店，让大众可以使用计算机。在接下来的五年中，这份报纸成了计算机爱好者和其他渴望体验计算机个人化的人群的最早、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它的发行量有8000份，上面刊印了许多有关BASIC编程语言及如何使用该语言的文章、关于各种硬件技术的讨论、书籍评论，以及对各类用户群体的建议。在1976年，从这份报纸中又独立出了一个至今仍在发行的深具影响的计算机刊物，《Dobb博士Tiny BASIC健美操和矫正期刊》（Dr. Dobb’s Journal of Tiny BASIC Calisthenics and Orthodontia），也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Dobb博士期刊》（Dr. Dobb’s Journal）。
只需看一眼《人民计算机公司报》，读者就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份计算机产业的主流刊物。成块的凸版印刷的内容、新维多利亚风格的花边、新潮的线条画，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份地下刊物，而非高科技行业的喉舌。这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全球概览》对这份报纸的影响。它的第一期就是用《全球概览》的设备印制的。之后几期又翻印了《全球概览》的全部内容。在该报的整个发行期间，其宣传和销售的书籍都是出自与《全球概览》有联系的作者之手。当鲍勃·阿尔布莱特在数年后回忆起时，他说：“《全球概览》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想传播这些想法。“通过对《全球概览》的形式、风格，有时是内容的借鉴，《人民计算机公司报》将计算机爱好者对BASIC代码的追寻和新公社主义者对实现个人和集体变革的工具的追寻直接联系了起来。例如在1975年1月，《人民计算机公司报》的编辑打算把首台爱好者可以广泛使用的计算机”牛郎星（Altair）“用做封面。他们既没有将这台机器和其他机器放在一起，也没有和技术专家放在一起，而是将它的背景设置为一片沙漠。《人民计算机公司报》的高科技”牛郎星”与《全球概览》中的背包和手锯非常相似，看起来是一种用于返土归田的工具。
如此一来，《全球概览》给工程师和计算机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他们可以把对某些信息处理形式的需求和反主流文化正当性的需求，以及新的计算机的性能结合起来。《全球概览》带来了许多思考计算机可能性的新方式，并且通过将计算机在课堂和商店等地点的使用和新公社主义的理念相结合，赋予了计算机在这些非传统地点使用的正当性。对于那些使用分时计算机以期实现点对点的公共计算的人来说，这一点尤为如此。例如，曾是计算机工程师的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既是言论自由运动的参与者，又是一名反战激进人士。他为地下刊物《伯克利芒刺报》撰稿，还参与创建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他认为，《全球概览》类似于反主流文化技术的《圣经》。因为在当时美国的主流文化中，技术就是一种”世俗宗教”；相比之下，斯图尔特·布兰德通过《全球概览》“为这种宗教、为技术教会创建了另一种教堂，并告诉技术社会的人们，他们需要学习如何使用工具”。对于那些像费尔森斯坦这样，既是专业工程师又是20世纪60年代青年运动参与者的人来说，这个宗教带给他们一种前进的方式。《全球概览》引用了费尔森斯坦的话来提醒读者：“你无需离开工业社会，但你也无需接受它的存在方式。”
在1971年夏天，费尔森斯坦加入了一资源，这里聚集了许多曾在志愿者总机组织工作的职员，和为抗议美国对柬埔寨的入侵而离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程序员。一资源的运营资金，部分来自弗雷德里克·摩尔（Fred Moore）从《全球概览》的停刊派对中带回来的几千美元。在一资源，费尔森斯坦等人试图在旧金山湾区的不同地点建立公共计算机终端，同时还着眼于创造点对点的信息交换。这一项目的成员肯·科斯塔德（Ken Colstad）在1975年一期《人民计算机公司报》中描述了该项目的目的：“这个垂直系统可以让公众利用属于他们自己的、大量未被开发的巨大的技能资源库”…”（它可以）抵消如今随处可见的分裂和孤立倾向”。而埃弗雷姆·利普金（Efrem Lipkin）在报纸的下一版”一个公共信息网络（A Public Information Network）“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类必须认识到系统是一个工具，并且掌控它…应该用（计算机）智能来指导用户、阐明并揭示其本质，并最终让用户主动控制它”（People must gain a sense of understanding of and control over the system as a tool… . [Computer] intelligence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 instructing [the user], demystifying and exposing its own nature, and ultimately giving him active control）。
构建一个点对点的信息系统的概念，以及个体需要掌控信息和信息系统的想法在新公社主义运动和新左派运动中都曾经被强调过。然而，通过计算机来实现这些想法则相对比较新颖，至少在斯坦福研究所和PARC以外的地方如此。对那些促进计算机平民化的人们来说，《全球概览》拥护的技术宗教带来了一种重要的概念架构和正当性来源。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开始设计汤姆·斯威夫特终端（Tom Swift Terminal），这是一种易于使用的独立终端，并且像收音机一样方便维修。尽管这一终端并没有完全按照费尔森斯坦的最初构想被制造出来，但这一设计最终推动了早期个人计算机”Sol”的发明。在费尔森斯坦的设想中，汤姆·斯威夫特终端是”一种能刊登在《全球概览》上的东西”。他认为，这个终端将会成为”一种《全球概览》式的处事方式”。它可能要靠美国工业中心研发的技术来完成，不过却可以为个人所用。以《全球概览》和布兰德作为榜样，汤姆·斯威夫特终端让费尔森斯坦得以意识到，自己不只是一个专业工程师，更是一个富勒式的综合设计师。
1975年，费尔森斯坦和《人民计算机公司报》的几个职员，打算协助创立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俱乐部的许多早期成员是依照一份曾问询过人民计算机中心的人员名单招募的，这份名单由弗雷德里克·摩尔编制，并把它交给了俱乐部的第一任主管戈登·弗伦奇（Gordon French）。和《人民计算机公司报》、一资源一样，家酿俱乐部也推崇信息共享、点对点式的协作，并认为信息技术是构建社会的基础。这一理念最终推动了苹果计算机公司和许多其他企业的诞生，不过，这一理念并不归家酿俱乐部爱好者独家所有，它也属于高级研究计划局和PARC的工程师。斯图尔特·布兰德像创业家一样，把这两个群体结合起来，并且《全球概览》也反映出了这两个群体主要成员的技术理念。布兰德还赋予这些理念正当性，把它们归为新公社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
尽管《全球概览》在控制论和返土归田运动之间架起了桥梁，但布兰德自己却并未对计算机过多着墨。直到1972年，他在《滚石》杂志中将20世纪50年代军事计算机研究的产物和日渐兴起的反主流文化爱好者放在一起后，这一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在《全球概览》的”停刊派对”举行后不久，《滚石》的编辑简·温纳（Jann Wenner）便委托布兰德调查旧金山湾区的计算机使用情况。布兰德在”太空大战：计算机迷的狂热生活和象征性死亡（Spacewar: Fanatic Life and Symbolic Death among the Computer Bum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wheels.org/spacewar/stone/rolling_stone.html”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一文中首次将受公司和政府资助的计算机研究和新公社主义者的构想联系起来，而这篇文章也成为最广为引用的文章之一。
正如题目所言，这篇文章重点描述了电脑游戏中的传奇 --- --- “太空大战（Spacewar）“。1972年10月，布兰德和《滚石》杂志的摄影师安妮·蕾伯维茨（Annie Liebowitz）溜进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召集了一批程序员和研究员，举行了一场”星际太空大战奥运会（Intergalactic
Spacewar Olympics）“。长发披肩的研究生们围在一台PDP-10分时计算机周围，他们输入指令，在计算机屏幕上构设出小型三角宇宙飞船，并互相轰炸。布兰德不仅在故事中记录了这些程序指令，还描述了这些玩家的激动和喜悦。他随即将这些欢愉作为反主流文化力量的证明，太空大战游戏、计算机，以及围绕在他们周边的这股自由和协作的文化氛围都是这种力量的体现。“不管人类是否做好准备，计算机时代正在来临（Ready or not, computers are coming to the people）“，布兰德在文章开头便指出，“这是个好消息，可能是自迷幻剂被发现以来最好的消息（That’s good news, maybe the best since psychedelics）“。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是继“‘快活的恶作剧者’的迷幻剂测试（Merry Prankster Acid Tests）后最最热闹的场所”。这些太空战士在游戏中灵魂出窍，无异于是迷幻剂盛宴”迷幻之旅音乐节”中嗑药舞者的高科技版本。
在布兰德的文章中，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太空战士们成为了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先驱。不过他们并非唯一的先驱。离开不透风的地下室，布兰德将读者带到了PARC，向读者介绍了艾伦·凯及他的笔记本电脑模型动态电脑，以及互联网的始祖阿帕网。接着，他来到一资源的办公地点，向大家介绍了这个组织的创立者帕姆·哈特（Pam Hart）。布兰德认为PARC和一资源这两个机构都希望计算机脱离军事、工业和学术环境，供个人随意使用。在这个意义上，这二者都在将计算机变为工具，以继承《全球概览》的变革传统。他们还发明了一种推崇合作、以玩乐为导向的新文化。长期以来，PARC和一资源的程序员和工程师都对”黑客（hacker）“和”规划者（planner）“进行了区分，前者是为乐趣解决问题，后者则是依据定规解决问题。布兰德注意到这一区别，并将其放大至新公社主义对技术统治论的批判层面。黑客，他写道，不仅仅是”技术员”，更是”一类有装备、有语言、有个性、有理想和幽默感的新兴流动精英。这些人才用飞行器来搜寻不尽完善的前沿科技；在法外之地，规则并非法令，也非常规，而是对可能之事的更为鲜明的要求”。对布兰德而言，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和国防部资助的施乐PARC正是当时富勒刚提出的”法外之地”。黑客是全能设计师。正如网格穹顶的建造者们一样，他们利用美国”军工学”三角结构中心的资金和技术来打造一个新的、好玩的，无论是情感方面还是智力方面都令人满意的合作形式。在布兰德的报告中，规划者无时不在为官僚代言，而黑客不只是技师，更是文化革新者。计算机成了一种建立更好的社会世界的工具：“是黑客造就了星际大战，而非规划者。当人人皆可使用计算机时，黑客便成为主流。我们都是计算机狂热者，无论作为个体还是合作者都拥有更多的权力。这会增强类似…自发创造、人际互动…以及有意识交往的丰富性和严密性”。
在星际大战中，布兰德结合了有关个人计算机的两个构想并将它们与新公社主义者在技术构想中所设置的术语联系起来。布兰德表示，PARC关于用户友好型和分时的构想与一资源的政治授权和信息共同体的构想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说，这两家机构都是”快活的恶作剧者”团体的高科技版本，而计算机本身便是一种新的迷幻药。布兰德利用描述控制论的语言风格，将PARC、一资源，以及那些快活的恶作剧者比做未来科技社会的精英。他让每家机构证明出其他机构的文化正当性：在他的文章中，一资源看起来并不是一个由前嬉皮士组成的边缘团体，而是新计算机运动的核心，PARC虽然还是军工体系中的一个幼小机构，但已呈现出恶作剧者的酷劲。在”迷幻之旅音乐节”过去六年后，恶作剧者和布兰德证明他们从”爱之夏（summer of love）“活动中挺了过来，他们应被视为社会变革的先驱。
这些信息都被回馈到了参与的机构中。在一资源的员工和业余爱好者团体经常去的人民计算机中心，这篇有关”太空大战”的文章被贴在公告栏上。这篇文章也深受PARC的喜爱，当然位于纽约罗切斯特市的PARC总部除外。因为PARC的主管们讨厌文章中将他们的精英研究团队比做一群长发青年，并在随后的数年内限制了媒体对他们的采访。不过，这些年轻的程序员喜欢这篇文章：在《滚石》杂志上现身，实际上意味着他们被比做了摇滚明星。对这两个组织而言，这篇文章就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他们身为技术专家和反主流文化者的影像。他们应该能想象出，追寻计算机技术的个性化、交互化发展就是对新公社主义者社会变革之梦的追寻。在杂志里，独立程序员和工程师的个人工作成为个体和群体转型集体努力的一部分。正如《全球概览》中所言，小型信息技术一定会削弱官僚主义，并带来更完整的个体和更灵活有趣的社会世界。而在微型计算机被广泛应用之前，布兰德就帮助这些微型计算机的设计者和未来的使用者完成了对这一技术”个人化”的构想。
自给自足的终结和共同进化的崛起 {#ad94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ad94”}
到了1972年，布兰德已成为反主流文化当中新公社主义最明显的代表之一，《全球概览》也成为传播最广的刊物之一。《最后的全球概览》售出了100多万份，还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布兰德也受邀去世界各地演讲。然而，新左派（New Left）和公社主义运动（New Communalist movement）却都在开始解体消亡。1969年到1971年之间，反战示威开始转为暴力抗争。美国联邦调查局深入反战运动；激进组织”气象员（Weathermen）“也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分离出来。1970年，一群气象员的成员在曼哈顿的民居中意外引爆了一枚炸弹，数月后，国家卫队又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枪杀了四名学生。新左派解散了。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这样回忆道：“我所知道的除了焦虑就是失望…受恩赐的这代人决意重新开始人类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革命情绪被炫目却盲目的幻觉燃起。不过，现在却没有足够的活下来的人去抵抗纷至的死亡”。
新公社主义运动的成员不再能抵御呼啸的政治风潮的影响。尽管有些公社，尤其是那些有着强烈宗教倾向的公社还比较活跃，但许多也不过维持了一两年光景。例如在1970年，社会学家休·加德纳（Hugh Gardner）造访过大约30家位于乡村和城市的公社；到了1973年，当他再回到这些公社、看它们进展如何时，他发现大部分公社都倒的倒，散的散了。而布兰德去造访的那些公社也大抵这般景象。1972年，两个与旧金山联系密切的新墨西哥州的公社，东部晨星（Morning Star East）和重建现实公社（Reality Construction
Company）离开了他们借用的土地；1973年，空降城（Drop City）解散；喇嘛基金会（Lama Foundation）虽然还在运行，但是1973年时杜肯和许多创始人离开了。大部分公社由于缺乏合理的政治组织失败了。虽然空降城的自由部落主义还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新公社主义者对意识变革的强调却导致理念社区难以抵御魅力超凡的领导者，也无法抵御领导人缺失的无政府状态。而且，几乎没有一家公社可以在亲友捐赠的资金用完的情况下还能成功地自筹经费。为了生存，公社需要结构化管理和结构化的营生方式，而这些，正是许多新公社主义者希望能避免的社会生活中的制度元素。
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20世纪70年代中期，许多昔日的新公社主义者转向了新兴的”新时代（New Age）“运动，转向了小宗教的复兴。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许多寻求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生存的人发现自己又被迫回到了这种文化中，不得不直面这种文化的缺点。曾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强劲的经济势头又变得不尽人意：到1970年，失业率为6%，利率创下了新高，整个经济处在通胀和萧条当中。这导致了当时所谓的”滞涨”，迫使尼克松政府实行工资和价格管制。1973年初，通胀再度严重，同年秋天，为应对美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Yom Kippur War）中对以色列的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启动了石油禁令。到1974年春禁令解除时，石油价格大约涨到了之前价格的三倍。
1973年，尼克松政府撤回了驻守越南的最后一批美国作战部队。这场引发长达十年示威游行的战争结束了，至少对美国人来说是这样。不过，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美国年轻一辈，或者许多长辈心中危机感的消除。除了对经济和能源的担忧，美国人还面临着许多人都认为即将发生的生态灾难。在保罗·埃尔利希的《人口爆炸》（Paul Ehrlich’s The Population Bomb）（1970）、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的《封闭的循环》（The Closing Circle）（1971）和”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s）“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1972）这三本畅销书中，都预言如果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再没有实质改变，地球将会消失。1974年，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家庭主妇对《新闻周刊》的记者说：“在这个国家，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时运不济之后就会雨过天晴。可现在，时运不济之后恐怕还是不济，再之后是更加不济。（You always used to think in this country that there would be bad
times followed by good times. Now maybe it’s bad times followed by hard
times followed by harder times.）”她道出了许多美国人的心声。
对斯图尔特·布兰德来说，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一个短暂的徘徊期。在停刊派对之后，布兰德将近三年没有再从事过出版业。他并未将《最后的全球概览终》的利润存之不动，而是用这笔钱成立了”要点基金会（Point Foundation）“，他和”全球”群体的许多成员，包括PARC的比尔·英格里斯（Bill English），以小额拨款的形式，给许多文化创业家无偿发放了大约80万美元的资金。“很快就会有许多私人政治家（Private Statesmen）“，1971年8月，布兰德在日记中写道：“我感觉自己也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成为之后再来鼓励其他人。（I seem to want to be one, and visualize an
instrumentality to encourage them.）”接下来几年，布兰德协助管理要点基金会，给《滚石》和《哈泼斯》（Harper’s）撰稿，还成立了一年一度的”新游戏大赛（New Games Tournament）“。在游戏中，个人和团队用泡沫橡胶做的剑进行较量，来回投掷一种橡皮地球（形似地球的软球）。1972年，他和妻子罗伊斯的婚姻破裂。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忙忙碌碌，没有明确目标，也没有重点。就此而言，和新公社主义者、新左派成员一样，他已到而立之年，却不知成年为何。他随后写道：“大部分同代人要么混沌不知所措，要么就是安定下来做一份长期工作（Most of my contemporaries were either blurred out or settling down to long-term work）”，“在外部世界，再也没有一星半点的时代故事能支撑我们了（We no longer had any remnant of a
Generational Story to sustain us from without）”。
在种种压力之下，布兰德又重新回到了《全球概览》和控制论。1974年，他出版了我们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可以看到的《全球概览终结版》（Whole Earth Epilog），将前六版《全球概览》收录其中，他还将原先的《增刊》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季刊，并担任了十年编辑，那就是《共同进化季刊》（CoEvolution Quarterly），一般称为《共同进化》。虽然新公社主义运动已销声匿迹，但《全球概览》却在延续以往风格和式样的基础上，给读者带来新的、更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物品，如山地车指南和装饰用的流苏花边指南。不过在《共同进化》中，布兰德还是明确批判了《全球概览》的新公社主义血统。他在1975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自给自足”这个想法弊大于利。仔细剖析概念，就会发现它的根本缺陷。更重要的是，它难以付诸实践。
所有尝试过完全自给自足的人都知道，与这种尝试相伴的，是乏味又令人麻木的劳动、孤独、沮丧，以及毫无利润可言的风险。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爆发…肯定有数千人去尝试，这竟然是我们启发的！
…不过，“自给自足”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方面都是坏的。它是美国人对隐私的致命狂热在森林中的扩展，极富吸引力…可它是个糟透了的谎言。经不起剖析。从有了两种生物体开始，生命就是一种共同进化，相互依靠，更加繁荣…
我们可以问自己更偏爱哪种从属关系，不过这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对布兰德和《共同进化》的读者来说，新公社主义梦的破碎、人近中年让他们进退维谷：刚批判了主流成人世界，又怎样再加入其中？就算他们知道如何回去，又怎样带着自己身上的创业家习性，以及自己拥护的小型技术和精神团体回去？20世纪60年代末期，把意识提升至建立社区的准则为向乡野地带的大规模迁移提供了正当性。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很多人又在寻找可以为重归文明社会提供正当性的意识论点。
和之前在《全球概览》中一样，在《共同进化》中，布兰德借助系统导向的生态学理论和控制论，提供了这一观点。他在第一期中解释道，杂志的名字来源于生物学的理论”共同进化”：两个物种共生进化。布兰德表示这一想法来源于他的导师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还有彼特·雷文（Peter Raven）在1965年进行的一项关于某种食肉毛虫及它们所吃的植物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一期《共同进化》重点突出了埃尔利希的一篇文章，在这篇名为”共同进化和群落生物学（Coevolution and the Biology of Communities）“的文章中，埃尔利希概述了他的概念框架。不过，布兰德却认为，共同进化不只是一种生物学理论。它是一种源于科学并继承了科学的正当性的隐喻。这种隐喻并非取决于布兰德对当代生物学的理解，反而是他对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这位前人类学家、精神病医生和生物学研究者的神秘主义控制论的理解。巴克敏斯特·富勒和诺伯特·维纳的想法主导了《全球概览》，而贝特森的控制论视点又渗透进了《共同进化》。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富勒和维纳提供了一种工具的使用的观点，这与返土归田的年轻人的迁移非常契合；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中期，贝特森所提供的”世界本身是一个系统，居民又是这个系统的潜在影响因素（the world itself as a system and of its inhabitants as potentially influential elements of that system）“的观点，又支撑着新公社主义者向美国主流社会的回归。在贝特森和布兰德观点中，曾经的反主流文化者和他们所处的这个社会，需要共同进化。
在一个层面上，转向共同进化标志着《全球概览》对系统导向的回归。而在另一个层面，它也意味着信息理论的转变，意味着信息论与新公社主义对技术统治论的批判之间的关系的转变。对于布兰德在20世纪60年代待过的那些社群来说，对USCO、曼哈顿下城区艺术群体，以及返土归田运动中的公社成员来说，控制论主要就是指诺伯特·维纳的文章。正如凯瑟琳·海勒斯（Katherine Hayles）说的那样，维纳代表了”第一代”控制论专家。这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聚集起来的专家，认为控制论是对通信和控制系统的研究，而这类系统在其本身之外就可以观察。1960年，随着海因茨·冯·福尔斯特（Heinz von Foerster）的论文集《观察系统》（Observing Systems）的出版，第二代控制论专家开始出现。冯·福尔斯特成了《全球概览》的首批订阅者，也成了斯图尔特·布兰德的朋友。他认为，观察者是其观察系统的一部分。从冯·福尔斯特的观点，以及后来许多其他控制论专家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观察者和系统密不可分。
从时间顺序上来看，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属于第一代控制论专家。1942年，在贝特森完成在南太平洋的实地调查并与同事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结婚后不久，他去纽约参加了由梅西基金会（Macy Foundation）召开的有关催眠和条件反射的讨论会议。在那儿，他遇到了沃伦·麦卡洛赫（Warren McCulloch）和阿图洛·罗森布鲁斯（Arturo Rosenblueth），听罗森布鲁斯阐述了有关反馈的概念。罗森布鲁斯后来又和诺伯特·维纳、朱利安·毕格罗（Julian Bigelow）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这个概念。史蒂夫·海姆斯（Steve Heims）指出，那时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只是关注因果关系的线性模式。尽管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已出现了循环模式，但大部分科学家还是相信因果关系的循环模式不能用数学来建模和证明，因此也不能用来研究。但是，罗森布鲁斯对因果关系的看法却是前所未有的，并且还可以用传统的数学方法来研究。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梅西基金会就组织了第一场探讨这些及其他控制论观点的会议。到1953年，这类会议共举行了10场，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等地的控制论专家与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如贝特森、米德等交流的主要场所。通过这些人，他们把控制论的观点从实验室中带到了社会领域。
接触控制论以后，贝特森此后的工作生涯都充满了控制论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中，他把控制论的原理运用到了以传播为基础的酗酒、精神分裂症和学习的理论中。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他接受了第二代控制论观点，并将其发展为一个以传播为基础的全面的生存和进化理论。1972年，他在一本名为《走向精神的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的畅销书当中，用一系列论文强调自然世界是一组相互作用的信息系统。个体既是更大一级系统的组成部分，也是它本身系统的组成部分：“个体精神不仅固有地存在于身体当中，还固有地存在于身体之外的各种途径和消息当中；并且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精神，个体精神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堪比上帝，或许就是一些人认为的’上帝’，不过它仍然固有地存在于整个互相联系的社会系统内部和地球生态学当中。“（The individual mind is immanent but not only in the body. It is immanent also in pathways and messages outside the body; and there is a larger Mind of which the individual mind is only a sub-system. This larger Mind is comparable to God and is perhaps what some people mean by ‘God,’ but it is still immanent in the total interconnected social system and planetary ecology.）贝特森解释说，人类通过控制论得以最终意识到，个体不过是”与环境相伴而生的伺服系统”。个体”精神”会以某种方式脱离身体，甚至可以脱离更大的世界的说法，不过是人类文明在工业时代，甚至前工业时代的遗物。他说，多亏了控制论专家的努力，20世纪末期的人们才能最终意识到精神是个体和环境所有的相互作用这一特征。
贝特森的固有精神理论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反主流文化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为他的理论呼应了新公社主义者对意识共享的关注。不过，与新公社主义者对集体超验体验的奉行相反，贝特森全盘否定了超验。他认为，精神存在于当下，是个体和他所处的社会、自然系统之间局部协作的一个特征。精神不能与物质世界割裂，以超验意识为基础的公社也不可能脱离物质形式的管理而生存。如此一来，贝特森的理论就让新公社主义者摒弃了显然已经失败的、与超验相关的自给自足的教条。有了贝特森的第二代控制论，他们可以把自己日益增加的与主流社会协作的需求解释为没人能够在”系统”之外生存的真理的另一种形式。此前不久的许多尝试都证明，尝试就会导致灾难。
然而，贝特森的固有精神理论也重燃了研究这一理论的那些人的救世主想法。在《走向精神的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中贝特森提出，尽管技术和社会原因可能是似乎即将发生的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但说到底还是认识论原因。他在一篇名为《意识目的对人类适应性的影响》（Effects of Conscious Purpose on Human Adaptation）的论文中指出，个体意识一直都存在于个体学习和文化变革的过程中。这些过程塑造了人类同自然世界的关系，并由此带给个体改变这个世界的机会。1972年，贝特森又说道，此时此刻，自然世界最需要的，就是保护。在上个世纪，一些”自我最大化的实体”，如公司和政府，把人类个体变成了”一种泯灭人性的生物”。贝特森认为，通过对自身与周围自然和社会系统的融合程度的认知，个体能在恢复人性的同时，更加人道地去对待整个地球。
贝特森的观点清楚地回应了新公社主义者对技术统治论的批判。和已往的公社居民一样，贝特森带来了一种替代美国官僚制毁灭性的、机械式的力量的意识。不过，他并没有呼吁建立新的社区。对贝特森而言，精神表现在所有社会和自然关系当中。为意识到这一固有的存在，用它来指导行为（并因此有可能拯救世界于生态灾难之中），个体无需加入一个新的社区；他们只需去影响自己所参与的任何地方”系统”。这样，对于满怀可以拯救世界的信念、向着森林出发的那代人来说，贝特森让他们有机会带着坚信自己是重要的完整信念回来。贝特森的认识论表明，虽然个体无法身处”系统”之外，但他可以身处其中来拯救这个系统。
整个20世纪70年代，贝特森给《共同进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影响。继1972年在《哈泼斯》杂志当中介绍贝特森之后，布兰德又在1974年把贝特森介绍给了《共同进化》的读者。在接下来的七年当中，布兰德用一系列文章及采访介绍了贝特森，程度不亚于当年他对巴克敏斯特·富勒的介绍。在布兰德眼中，贝特森是一位知识探求者、一个自学成才者、一位博学者，他有着神秘而迷人的演讲风格和孩子般的好奇心。他有关精神的理论给《共同进化》的读者带来一种将回归社会的行为正当化的方法，同时，他自己也成为了某种成年的象征。在这一点上，和富勒、麦克卢汉和维纳一样，贝特森找到了一种结合高科技和公社主义理想的方式，也找到了围绕这一交集开始一项灵活的事业的方式。此外，他还成了一个情感完整的人。1980年，因患急病，贝特森在旧金山禅宗中心（San Francisco Zen Center）离世。他的女儿玛丽·凯瑟琳（Mary Catherine），给《共同进化》写了一篇长文追忆他。文中，她赞美了父亲对儿孙的爱，并描述了他们去他病床边探望的情景。文章无处不体现着这是一个精彩人生的终结 --- --- 甚至是一个圣人生命的终结。
对于在畏惧冷战时期技术统治论和机械化成人世界中长大的那一代来说，贝特森及之前的富勒，让他们无需放弃所有情感和精神体验就可以接受控制论的高科技世界。而《共同进化》也和《全球概览》一样，成为一个讨论并结集科学、技术、神秘主义，以及正确生活方式的论坛。在《共同进化》中，读者可能会发现一篇描述古巴避难区的文章会和一篇有关邻里维护的文章，甚至和对一种可利用却被忽视的金属合金的讨论被放在一起。在其鼎盛时期，《共同进化》拥有大约3万名订阅者，其中大部分都来自北加州。它的大小比普通的铜版纸杂志稍小一些，用普通纸张印制，纸质和《全球概览》类似。它的内容长短结合，一篇冗长的文章后面会设置较短的文章和各种《全球概览》风格的评论。除了前面的专题部分，《共同进化》还延续了《全球概览》的分类，并保留了部分撰稿人。重视文本、重视手绘图、不太看重照片，全然没有广告，《共同进化》给杂志风格带来了一种”自己动手”的感觉。
《共同进化》延续了《全球概览》的朴实风格，不过，也明显瓦解了《全球概览》特有的以技术为中心的社会思潮。在《全球概览》和返土归田运动中，小型技术被描述为个体用来建设社区的工具。通过个体的努力，他们的公社和生活将会更紧密地融入到环境和主宰环境的自然力量当中。例如，网格穹顶产生于冷战时期的高端技术，但是被应用到了科罗拉多的平原上，它让公社更贴近彼此、更接近自然。这代表了后来被称为”适用技术”的一类技术，或者用”全球”系列出版物的话说，就是”软技术（soft technology）“。尽管它们源自于高科技研究和冒着浓烟的工业生产过程，但是，它们也可以为用户的个体需要，最终为地球的健康服务。
不过，在《共同进化》中，这种以工具为基础、回归自然的技术观却开始遇到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技术不仅是建设新社区的工具，还是社区本身的主人。这个观点部分来自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研究。虽然贝特森明确抨击了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的机械论观点，他对精神的理解还带有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但是他有关世界是一组相互联系的信息系统的理念却明显附和了冷战时期世界就是计算机的镜像的观点。在1975年，这一计算机比喻开始依附于一种特别的技术：空间站。同年秋天，布兰德为读者带来了杰拉德·奥尼尔（Gerard O’Neill），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1969年，奥尼尔和他的学生开始设想一个位于太空的大规模移民区。由太阳提供动力，漂浮在月球丰富的矿藏附近，与各种小行星擦肩而过，奥尼尔预计，到2000年，这个想象中的太空移民区将可以容纳100万人口。它由两个六英里长的同轴柱体反方向旋转来产生重力，那里将会有一个真正的伊甸园存在。每个居民都会有5英亩土地，人类和动植物可以和谐共存。插图画家唐·诺曼（Don Norman）经常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在他一幅广为流传的画作当中，太空移民区的内部与旧金山有着惊人的相似：色彩斑斓、一尘不染、树木葱郁、溪流环绕。只有从天空的穹顶和地面的些许弧度中才能看出这个移民区所依赖的技术痕迹。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奥尼尔的想法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要点基金会的一笔捐赠。不过在1975年秋，《共同进化》对奥尼尔研究的详细介绍，却在”全球”社区中激起了有关人类和技术应以何种方式共同进化的激烈讨论。奥尼尔的观点引发了许多人给编辑写信抱怨，于是布兰德从他广泛的交际圈和广大读者群中广邀人们为下一期杂志撰写对这个太空移民区的意见。在1976年秋天的《共同进化》中，将近200个回复及信件，占据了杂志75页的版面，这标志着反主流文化中对技术方法的不同观点的分裂。一方面，许多”全球”刊物的定期投稿者还是保持着对”小而美”技术观的热爱。评论家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就此大做文章，他写道：“1975年秋的这一期杂志，呈现了一种可能极具毁灭性的分裂，它存在于我所理解的’共同进化’和能源说客会毫不犹豫地承认的’进步’之间。“在贝里看来，奥尼尔的项目不过是大企业和大政府的无用功罢了。这是个”道德安全阀”，他写道，“无非又是一个由精英专家操纵的’新边疆’“。贝里和赞成软技术的人遭到了持”在一个封闭的技术系统内生存”这样观点的人的排斥。要知道，贝里是肯塔基州的一个小农场主，农场主是要靠地吃饭的，不能离开土地。
另一方面，《共同进化》的许多读者近来都面临着乡村生活的严酷现实和自己的公社实验的失败。对这些读者而言，至少在幻想中能有机会住在一个六英里长的机器里，给他们带来一种重现新公社主义梦想的方法。“我认为太空移民的主要问题是宗教问题”，格尔尼·诺曼（Gurney Norman）写道，他希望太空移民区可以成为嬉皮士的大教堂：
我希望印第安人土狼神话和太空移民之间的关系直接明了。我想要移民区的建筑能激发而不是阻挠民俗生活、乡村音乐和古老宗教…我希望这儿将是尼尔·卡萨迪（Neal Cassady）、尼姆洛德·沃克曼（Nimrod Workman）和梅尔·哈格阿德（Merle Haggard）的乐土…在我深深的脑海中，我反对所有这些太空事物。但是在我心里，如果他们即将修建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我想去。无论如何，我都想去天堂。
按照斯图尔特·布兰德的说法，外太空可以成为读者”通往自我解放的路，或至少是一种隐喻”（“asa path, or at least a metaphor, for their own liberation.”）。这是一个从未有人占据和居住的”自由空间”。缺少氧气和缺少重力与其说是困难，倒不如说是机遇。航天人员开拓定居空间的方式，正是十年前他们一直抵制的公社占据有形土地的方式。一旦公社解体，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机会也随之消散，那么太空移民将是新公社主义者的第二次机会。布兰德回忆说，毕竟，太空是一个”法外之地，庞大浩渺，国家无法管控”。
若干年之后，太空移民之论争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它在《共同进化》中的频繁出现，却标志着新公社主义理念和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对读者而言，太空移民区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原型。可以让曾经的新公社主义者把对公共家园的渴望变成对相同规模的大型技术的向往，而这种技术曾是他们试图削弱的冷战时期技术统治的特征。对共享超验意识的幻想被由技术武装的没有冲突的协作之梦代替。用不了十年，这些幻想就会在赛博空间和电子边疆的语言描述中重现，并且同时促进公众对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认识。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些幻想却标志着新公社主义运动的最终失败。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成立的公社，几乎全部都一去不返了。无论是拥护软技术的《共同进化》读者，还是那些梦想遨游太空的人都发现，他们的社会技术愿景并没有坚持过10年。到了1979年，太空移民区已变成一个煞费苦心的幻想，不过软技术运动却留下了一批更广为流传的遗产。到20世纪70年代末，连城里的美国人都开始试着节能和废物利用。尽管这场运动中的许多环保理念保留了下来，但是，对小型技术会带领用户去往一个乌托邦公社的期望，早已从公众视野中消逝了。
软件、黑客，以及反主流文化的回归 {#b7bd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b7bd”}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的公社社员发现自己面临着人到中年的境况和一个已然改变的政治形势。罗纳德·里根，这位方下巴、刻板的前任加州州长当选总统，并做出了重现美国当年军事和经济辉煌的承诺。一个新时代应运而生。在《共同进化》中，这一变化相当明显。杂志继续刊登有关生态学的文章和对一些自愿简单化、家庭疗法这类书籍的评论。不过也涵盖了介绍如何购买共同基金、如何找工作、如何管理补助金的书籍。1980年，园艺工具公司”史密斯和霍肯（Smith & Hawken）“的共同创始人、要点基金会的前董事会成员保罗·霍肯（Paul Hawken），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小企业和”新”经济的文章，成为该杂志史上最受欢迎的系列文章之一。20世纪60年代末，布兰德和《全球概览》的首批读者开始着手建设一个新的美国；仅仅十余年之后，其中大部分人，就带着不同程度的成功回归主流社会，试图去适应主流社会的生活。
1980年，布兰德试着对《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回归基本…现在大多是向前、向上。“布兰德不再说自己是为大社会实验服务，相反，他说：“我是一个小生意人，面临着任何小企业家都会面临的问题。”（“I’m a small-business man who is hit with the same kind of problems that face any small entrepreneur.”）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反主流文化的失败感一直悬在空中。“我们是’当今的一代’，因为我们当时认为不会有将来”（“We were the ‘now generation’ because we figured there would be no then,”），布兰德对《新闻周刊》的记者说。
我们完完全全地相信世界末日会到来，天空坍塌，人口爆炸，人类受饿，可是我们还在继续。到了1973年，能源危机终于爆发时，我们说，“哈，就是现在，世界的尽头”。结果证明，我们再一次错了。
我们这些法外之徒全都变成了有责任感的市民，其中一个（杰里·布朗）甚至当上了加州州长。我们被视为文化向导，但我们也是被宠坏了的孩子。你能想出比成天嗑药云里雾里相互碰撞更无聊的事情吗？
当布兰德还在为反主流文化的失败扼腕叹息时，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受他启发的工程师和程序员们却在享受非凡的成就。保罗·科鲁兹说，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个人计算机的两次发展。第一次大约是在1972年到1977年之间，伴随着各种新型界面的出现、计算机爱好者团体的发展，包括苹果和微软等新公司为大众开发微型计算机和软件的努力，微型计算机技术开始兴起。第二次发展是在1977年到1985年之间，大批微型计算机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全国的办公场所。这些计算机带有PARC的技术印记，而苹果电脑及其营销活动，则至少带有旧金山湾区爱好者的文化印记。到1983年1月，微型计算机已经无处不在，对日常生活产生了无比深刻的影响，为此，《时代》杂志把计算机称为”年度机器”。
从1972年开始，布兰德就几乎没有做过任何与计算机相关的事情。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之前的文化经验、他的网络技能，以及《全球概览》的名望使得他再次成为计算机行业和当时已日薄西山的反主流文化之间的中间人。十年之前，布兰德为工程师和程序员带来了反主流文化的荣誉，如今，计算机行业投桃报李。1983年，布兰德的出版商，也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旧金山艺术圈认识的朋友约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提议布兰德编制一本《全球软件概览》（Whole Earth Software Catalog）。它将对计算机起到之前《全球概览》对反主流文化起到的作用：发现并推荐最好的”工具”。对布洛克曼和布兰德来说，时机到了。在此之前一年，布洛克曼购置了IBM个人电脑，开始为软件商和传统书籍的作者做代理，赚了很多钱。后来在《连线》杂志的报道中，他称，仅1983年一年，他的客户就卖出了价值约2000万美元的书籍，其中大部分都是和计算机相关的。
而布兰德，则在不久之前受聘加入了一个名为”管理和战略研究学校”（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Strategic Studies）的在线教育项目，这个项目由加州拉荷拉的”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Western Behavioral Sciences Institute）赞助。该项目采用”电子信息交换系统（Electronic Information Exchange System，简称EIES）“，并给布兰德配备了一台带有调制解调器的”Kaypro II”计算机来使用这个系统。这个项目的学生来自商业、学术领域及政府部门；项目成员则有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气候学家沃尔特·奥尔·罗伯茨（Walter Orr Roberts），以及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布兰德被聘请讲授”良性社会类型（Benign Social Genres）“课程，内容为理解类似”嗜酒者互戒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和其他布兰德认为有良性社会影响的团体的组织结构。
而真正让布兰德兴奋不已的，却是这个计算机会议系统本身。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大部分商业会议系统，如”CompuServe”和”the Source”，都专注于为客户提供可下载的信息。而EIES则是强调人机对话。EIES由穆锐·特罗夫（Murray Turoff）于1975年创立。特罗夫曾为政府官员，在60年代试用过在线小组决议过程，EIES提供了包括工业、学界和政府代表在内的一系列私人会议。每月支付75美元外加电话费，用户就可以登录他们喜欢的会议，并讨论任何感兴趣的话题。布兰德认为，EIES明显正是他所处的编辑世界的技术延伸。他解释道，全球系列刊物依赖于”能使用键盘的所有人；电子工具使得先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加简单”。布兰德尤其欣赏这个系统提供的及时回馈的能力。1983年，布兰德在《共同进化》中告诉读者：“EIES、让我着迷的计算机会议、我所参加的会议，还有Kaypro计算机，都让我印象深刻。精神上，就像是学着驾驶一辆大概1924年产的福特T型车，绝对是件大事，虽然每开五英里轮胎就瘪一次，但这是奇异的经历。对话处理技术正是我耗尽半生所等待的东西。”
不久，约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就劝使Doubleday出版社以130万美元的价格优先收购了《全球软件概览》的出版权。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个杂志是失败的。和最开始的《全球概览》一样，这本书预计至少一年发行一次，并辅之以季刊来补充更新。然而，Doubleday所支付的所有资金却仅支撑了两期杂志（《全球软件概览》）和三期季评［《全球软件评论》（Whole Earth Software View）］。首先，在这场狂欢派对里，他们来得太晚了。1984年秋天，第一期《软件概览》出版时，市面上就遍布专门评论软件的刊物。其次，它的成本非常高：熟知计算机的作者要求获取更高的报酬，而之前，《共同进化》的大部分职员每小时的薪资是10美元。并且，与最初的《全球概览》不同，《软件概览》大部分是印在铜版纸上。更重要的是，它的形式是以印刷为基础，生产过程相对较慢，完全跟不上新的软件书刊出版的速度。布兰德说，在他所参与的所有文化活动中，“那是我觉得最不合拍的时候”。
尽管在商业上失败了，但是《软件概览》却成功地把技术记者和技术开发者介绍给了全球社区，并成功地把全球圈子的集体目光吸引到了电子领域。布兰德并没有重新设置办公地点，而是把《全球软件概览》的制作过程及他聘请的计算机行业的记者带到了《共同进化》的办公地点。就这样，新兴的个人计算机文化和存在已久的所有反主流文化每天都在这里交汇。《全球软件评论》的编辑理查德·道尔顿（Richard Dalton），是一位给《信息周刊》（Information Week）撰写专栏的计算机领域的资深作者，同时还是许多财富500强公司的信息技术顾问。《全球软件评论》的总编辑马修·麦克鲁尔（Matthew McClure）是之前《全球概览》的首席排版员，当时他刚回到旧金山湾区，他在公社住了十年，回来时一文不名。
除了《共同进化》的办公室，布兰德和后来成为《共同进化》编辑的阿特·克莱纳（Art Kleiner）还创造了另一个文化交流点，一个在线系统。他们用EIES创建了一个私人会议，全国各地的软件评论员可以通过这个会议将他们的作品提交给《全球概览》。《连线》杂志后来的执行主编凯文·凯利就是其中之一。凯利在亚洲徒步旅行了许多年。他的父亲是《时代》杂志的一名主管，在工作中运用了系统分析技术，受其父亲的影响，他对控制论产生了兴趣。在中东的旅途中，他还经历了一次宗教皈依体验，成为了一名重生的基督徒。在1980年开始作为《共同进化》的自由撰稿人之前，他住在雅典、乔治亚州，自由撰写旅游文章，编辑他创办的《行走》（Walking Journal）杂志，并且还在一个流行病学实验室工作，来支持他的写作。
阿特·克莱纳（Art Kleiner）邀请他加入EIES中的”软件会议”。在听说马上会有一个软件行业集会后，凯利便决定去参加，以期能遇到斯图尔特·布兰德。在会议中，凯利向布兰德提议了一个创办《全球概览精华》（Essential Whole Earth Catelog）的主张，由他来任编辑。布兰德不置可否。他欣赏凯利的《行走》杂志（Walking Journal），也喜欢凯利对《全球概览》的供稿，但是他无法从软件项目中脱身。不过，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布兰德让阿特·克莱纳接替了理查德·道尔顿（Richard Dalton）在《全球软件评论》的编辑工作，登录到EIES，用电子邮件通知凯利接替克莱纳在《共同进化》的编辑工作。当凯利飞奔到布兰德面前，拨弄着自己的长须答应并讨论这一工作时，布兰德开始紧张了起来：“我意识到自己雇了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来管理我的科学杂志。“而凯利，这位《全球概览》的忠实读者则笑了，他后来回忆道：“这是我唯一想做的工作。“他立刻回到乔治亚州，辞职、出售公司，然后搬到了索萨利托（Sausalito），在离布兰德的船屋几条船远的地方也租了个船屋。
1985年，《全球软件概览》停刊，《全球软件评论》和《共同进化》合并成为《全球评论》（Whole Earth Review）。那时，在把”全球”思想和”全球”群体融入到新兴的网络计算机世界的路上，布兰德已经迈出了重要的几步。布兰德踏足于这两个世界，通过《全球软件概览》和《共同进化》共享办公室这一离线方式，以及EIES这一在线方式，亲自将这两个社区结合了起来。着眼于《全球概览》曾经体现出的协同作用的特征，他创造出了对话的网络可以在离线和在线两个世界之间自由穿梭的条件。布兰德再一次把自己和全球刊物置身于多重社群交汇处、置身于残留的反主流文化社群和方兴未艾的技术社群之间，并提出一个二者可以合作的设想。他还让这些社群参与到同步对话中，通过电子、面对面和印刷等媒介。尽管《全球软件概览》失败了，但它促成的对话类型，以及这些对话所处的多媒体形式，都会成为”全球”群体对今后影响的重要特征。
《全球软件概览》创造的新网络也是如此。在1984年中期，布兰德和《共同进化》的员工，以及《全球软件概览》接触到了个人计算机运动中的核心成员：黑客，一起举办了一个让黑客相互认识的论坛：第一届”黑客大会（Hackers’ Conference）“。在此过程中，他们把黑客及其关注的事情放在了全球社区的中心。那一年，几个自称计算机黑客的人和阿特·克莱纳、凯文·凯利一起工作，而另一些则帮助《全球软件概览》构思创意。但是，黑客作为一个群体而引起布兰德的注意，却是在《全球概览》的一位读者、旧金山湾区的一个自由职业者史蒂夫·莱维（Steven Levy）完成他的《黑客：计算机革命的英雄》（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一书之后。在书中，莱维认为黑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中。至少在学校开始教授大学生计算机课程的十年前，这一术语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形式。按照莱维的说法，“黑客行为（hack）“是”一种是为了实现某种建设性目标而进行的项目或打造的产品，在从过程中，充斥着无限的欢愉”。1959年，第一批计算机黑客出现在麻省理工学院。这群大学生围聚在一台大型TX-0计算机周围，这台大型计算机最初为国防研究而造后又被捐给了麻省理工学院。数年间，来自剑桥地区的许多青少年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也加入其中，他们开始用数字设备公司捐赠的一套计算机来工作。到1966年，大部分年轻程序员都聚在了科技广场大楼（Technology Square）的九层、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工作，而这里离诺伯特·维纳曾经的放射性实验室仅有两个街区之遥。
莱维写道，与布兰德在1972年为《滚石》写的文章一致，人工智能实验室里有两类人：规划者和黑客。规划者通常在思想上精于理论，认为计算机是可以用来生成或模拟信息的工具。而黑客则是关注计算机系统本身，观察这些系统可以做什么。于是在实验室中，文化冲突产生了。那些资金充沛、职业规划有条理，却不一定精通电脑程序的理论派研究生，厌恶黑客对计算机时代的断言及他们自由散漫的风格。例如时年14岁的、成天在实验室里晃荡的戴维·西尔弗（David Silver），他解决了昆虫机器人设计中的一个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他回忆说，他的工作”让（人工智能实验室中的理论家们）发疯…因为这个孩子就那么胡乱鼓捣了几个星期，计算机就开始处理他们之前努力研究的相当难的问题…他们空谈一切，而我只是撸起袖子去做…这类事情在黑客工作中太常见了。我既不是从理论方面也不是从工程学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只是从一个好玩的出发点来处理事情”。
按照莱维的说法，这一观点表现出了连续两代创新者的工作特征。第一代由20世纪70年代的”硬件黑客”组成。他们围聚在旧金山湾区内外，包括苹果公司的年轻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还包括早期的个人计算机倡导者，如李·费尔森斯坦、鲍勃·阿尔布莱特和程序员泰德·纳尔逊（Ted Nelson）。纳尔逊曾在《全球概览》的大体的基础上编写过一册《计算机解放：现在你可以也必须了解计算机》（Computer Lib: You Can and Must Understand Computers Now）。莱维认为，对这一代来说，计算机是一种政治叛逆。计算机一直以来可能都是大型的、中心化的，并被组织化的专家管理，可能一直都用于组织越南战争，但是这代人会把它们用在新的地方。而紧随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黑客之后的第二代，则对反主流文化所知甚少。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年轻的游戏黑客”。他们使用着上一代人费尽苦心创造出的微型计算机长大，却赋予了这些计算机一个新用途：玩乐。这一代人在”吃豆人（PacMan）“游戏的制造商雅达利（Atari）的影子下工作；不过与雅达利这家在计算设计者中因为等级制组织而臭名昭著的公司不同，他们还致力于在自己的组织中维持一个开放的管理结构。根据莱维所说，他们的设计师将会是半独立、富有创新精神的个体”黑客”，而非”枯燥乏味的工蜂”。
莱维认为，尽管他们未曾谋面，但是这三代成员却都共同遵守着一个包含六条价值观的”黑客准则”：
计算机及所有有助于了解世界本质的事物应该完全开放、不受任何限制。任何事情都应该亲自尝试。
所有信息都应该是免费（或自由）的…
不信任权威，提倡去中心化…
评判黑客水平的标准应该是其技术能力，而非学历、年龄、种族甚至地位这类虚伪的标准…
你可以用计算机创造艺术和美…
计算机能让生活更美好。
莱维表明，在信息共享让所有人受益时，这个准则应运而生。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黑客彼此共享所有他们创造的程序。事实上，成为黑客精英的一个普遍的方式就是选取一个程序，改进而后再利用。这样的改进无疑让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所有人获益。而信息共享也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黑客和数字设备公司、Bolt、Baranek和Newman等地方公司之间关系的特征，这些公司在个人计算机行业和互联网发展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例如，当黑客需要一种特殊的子程序来创造一个地方版的太空大战时，他只需开车去数字设备公司拿就可以；同样，当数字设备公司的销售人员想给潜在客户炫耀他们的计算机时，只需从黑客那儿拷贝一份”太空大战”来演示即可。正如莱维所说，麻省理工学院和数据设备公司有一个”简单的协议”，因为”正确的答案就是确保所有好的程序能得到全面的应用，因为信息是自由的，并且只有加速流动才可以使世界进步”。
这一准则也与《全球概览》奉行的价值观保持了高度一致。先让个体”生活更美好”，接着再创造美和艺术，（first by changing the individual’s “life for the better” and, second, by creating art and beauty.）黑客准则和《全球概览》一样，都表明使用工具可以改变世界。根据《全球概览》一贯的系统思维，黑客准则也把工具当做原型：计算机是一个受规则约束的系统，可以作为世界的模型；研究计算机就是学习有关整个世界的知识。和《全球概览》相同，黑客准则表明，工作应该以一种分权的方式来进行，并且应该以个体从机构获得的能力而非证书来评判一个人的工作和权威性。最后，黑客准则强调，对机器和信息的使用应该是完整的。和本应该在返土归田运动的公社中循环流动、维系彼此的神秘主义能量一样，信息也应该在黑客群体中间自由流动，在让他们成为个体、获得解放的同时，又让这些志趣相投的人凝聚在一起。
黑客准则让布兰德和凯文·凯利对黑客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看到莱维的书后不久，布兰德和凯利就与黑客群体的成员取得了联系，其中包括李·费尔森斯坦、软件开发者比尔·布吉（Bill Budge）、苹果麦金塔开发团队的重要成员安迪·赫兹菲尔德（Andy Hertzfeld），还有博德邦软件公司（Broderbund Software Inc.）的创始人兼总裁道格·卡尔斯顿（Doug Carlston）。1984年11月，这些人在位于马林岬（Marin Headlands）的前军事基地克朗凯堡（Fort Cronkhite）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周末会议，会场从旧金山穿过金门大桥就可到达。他们邀请了大概400名自称黑客的人，每人支付90美元加入到”全球”团队中，还邀请了大概20名来自主流媒体的记者来参加。
在一个层面上，这次会议是一个网络体系的精彩呈现。在全球网络体系的成员莱维向布兰德和凯利提到这个具有潜在影响力的新社群之后，他们就开始和这个社群接触，并像创业家一样扩展和丰富了他们自己的网络体系。借用社会学家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的理论，在布兰德和凯利等人反主流文化的大型网络体系中，存在着一种”结构洞（structural hole）“，布兰德和凯利为这种结构洞和主导计算机和软件行业关键部门生产的各种网络体系之间架起了桥梁。当然，是史蒂夫·莱维和阿特·克莱纳等全球员工最先迈出了这一步，阿特·克莱纳曾和李·费尔森斯坦等黑客探讨过《全球软件概览》的发展方向。不过现在，是布兰德和凯利等人在建立这些联系，并在这两个社群之间开通了一条更宽广的路。事实证明，当他们创办《全球软件概览》和《全球软件评论》时，这次扩展仅仅起到了短期作用。而在另一个层面，组织这次会议是一次深层次的文化探索。正如凯利日后回忆说，他和布兰德希望看看黑客到底是不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文化的先行者（a precursor to a larger culture）“。他说他们特别想”亲眼见证或者让这个团体亲自阐明黑客准则到底是什么（witness or have the group articulate what the hacker ethic was）“。布兰德和凯利的目的在于通过这次会议，弄清楚黑客是否能肩负起20世纪80年代文化先锋的使命，这可是推崇返土归田和生态学的那帮人在过去十年一直期望的事情。
事实上，这次会议最后来了大概150名黑客。其中有许多杰出的人才，如苹果公司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泰德·纳尔逊，免费软件的先驱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还有泰德·德拉浦（Ted Draper），其中泰德·德拉浦又被称为”嘎吱船长（Captain Crunch）“，因为他在一盒谷类早餐中发现了一个玩具口哨，而这只口哨发出的声音恰好能让他免费使用所有电话系统。一些黑客在家中独立做兼职工作；一些则代表不同的机构，如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莲花公司（Lotus Development），以及各种软件开发商。大部分人都来认识其他同类。会议提供食物、计算机、视听设备及住宿，当然还有一系列定期交流。
总的来说，这些对话可分为两大主题：对黑客准则的界定和对计算机行业中新兴商业形式的描述。两大主题自然相互融合。在成果和过程共享让所有人受益时，莱维对黑客准则做出了描述，这一准则在表面上贯穿于所有参与者的职业中。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支撑计算机和软件发展的资金来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布兰德指出信息产品中产生了经济悖论，这很快就成了一个世人所知的构想。“一方面”，他说，“由于信息非常有价值，所以它应该昂贵。恰到好处的信息能改变你的生活。而另一方面，信息想要免费，因为获取信息的成本一直都在降低。因此，这两点在相互对抗”。
在会议中，黑客就应对这一困境的不同方法进行了讨论。一些人认为源代码必须永远免费开放，例如麻省理工学院早期著名的黑客理查德·格林布莱特（Richard Greenblatt）。而另一些人，如游戏设计师罗伯特·伍德海德（Robert Woodhead）则认为，把用来制作计算机游戏等产品的电子工具送人，他们乐意之至，但是，他们绝不会把游戏拱手相让。伍德海德解释说：“产品中有我的灵魂”，“我不愿任何人玩弄它”。在讨论中，鲍勃·华莱士（Bob Wallace）说，他已经把他的文本编辑器PC-WRITE定义为共享软件来销售（用户免费获得共享软件，如需文档和获得技术支持，则要购买）；而安德鲁·弗洛吉尔曼则表示，他的通讯项目PC-TALK是一款免费软件（用户自愿支付一小笔费用来使用该软件）。而包括麦金塔的设计师比尔·安特金生（Bill Atkinson）在内的其他人则是维护公司特权，他们认为不能强迫任何人公开软件的核心代码。
辩论异常激烈。因为根据黑客准则，共享代码等某些商业实践能让自己的黑客身份得到证明。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在由莱维主持、持续了一整个早上的”黑客准则之未来”论坛中，参与者开始关注黑客个性的其他特点，并开始改变他们在免费发布信息产品问题上的立场。例如，与会者一致认为，黑客致力于从事计算机工作，他们把阻碍自己使用计算机的人看做官僚主义者，而非合法的权威。从总体上看，他们一致认为，尽管信息免费传播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想法，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它也只能是一个理想而已。如果他们不同意黑客正确的商业行为，那他们可能会同意作为一名黑客本身就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而在这里，能成为受邀参加黑客大会的人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李·费尔森斯坦解释说：“这一点点文化认同极为重要。“大众媒体将黑客描述为一类痴迷于机器、反社会的，极有可能犯罪的不合群的人。而聚在克朗凯堡灰泥粉饰的大厅里，则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并非如此。李·费尔森斯坦说他感受到了权力：“别避讳黑客这个词。不要让别人定义你是谁。无需抱歉：我们就是黑客。只有我们才能定义黑客是什么…除此之外别无他人。“（Don’t avoid the word Hackers. Don’t let somebody else define you. No apologies: we’re hackers. We define what a hacker is … nobody else.）
最后，对于哪个才是应对软件行业新挑战的正确方法，他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不过，他们开始借鉴《全球概览》的理念来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在黑客大会上，布兰德和同事给计算机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地点，让他们基于黑客的想法来发展和维系一个集体身份，并在这个身份下弄明白新兴的经济形式的含义。这有助于恢复黑客在大众心中的形象，不过也明确地把”全球”的群体和”全球”的精神，与计算机世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事实上，所有关于这次大会的新闻报道都和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在《字节》杂志（Byte magazine）中的评论相似：“所有参加者立即发现，有关计算机黑客是孤立个体的陈辞滥调都不是真实的。“（Anyone attending would instantly have realized that the stereotype of computer hackers as isolated individuals is nowhere near accurate.）不过，在这些类似的报道当中，也有一些提到了其他主题。有几篇报道引用或改述了泰德·纳尔逊的”这是计算机精英的伍德斯托克！“（This is the Woodstock of the computer elite!），有一篇把斯图尔特·布兰德列为”个人计算机’革命’的杰出人物”之一。还有一篇把布兰德描述为”黑客的长期支持者”。而不经意间，这些受邀记者已经开始把伍德斯托克的反主流文化演出、布兰德等反主流文化参与者和在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惠普等文化中心机构的内部边缘出现的行业和工作方式交织在了一起。黑客，不仅仅是极度个人化、极富创造性的工程师；他们也是文化反叛者。
莱维主持的”黑客准则论坛”（Hacker Ethic forum）的文字记录被收录到《全球评论》中，布兰德为其作序，在序言中他大赞黑客是集技术、经济和文化三者于一体的先锋：
我觉得黑客…是继美国宪法制定者之后最有趣、最高效的一群知识分子。就我所知，致力于解放技术并获得成功的，除他们之外别无他人。他们不仅以此来反对美国大公司普遍存在的冷漠，他们的成功也使美国大公司最终采用了他们的方式。在用计算机重新构造个体所处的信息时代的同时，黑客还力挽狂澜，拯救了美国经济。现在是广大消费者在创造高科技，而不仅仅是高科技改变消费者…20世纪60年代亚文化中最温和的亚文化，现在则最具创意、最有力量，并且最具怀疑权力。
当然，布兰德的大部分解释都是真实的。一些黑客，最出名的恐怕要数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的确遇到了冷漠的公司（对他们而言是惠普）。在局部层面，如果只是从整夜编程的时间来看，人工智能实验室早期的一些黑客也的确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巨型中央处理器摆脱”规划者”的束缚做出了努力。然而，与全球刊物的历史相较，布兰德对几代计算机工程师历史的评论则多少有几分夸大，并不如”全球”本身对反主流文化的关注及其思想发展轨迹所体现出的历史真实。不管怎样，难道不是《全球概览》开始从公司和政府的环境中将技术解放出来的吗？难道不是《全球概览》倡导正确的工具、恰当的使用有助于社会变革，甚至还有可能通过使经济”个性化”来拯救”大众”经济的吗？
然而，布兰德并不是在简单地按其喜好来改写历史。一些更微妙的事情在发生着。他把通常分散在各地的社群聚到了一个屋檐下，事实上是让他们去表达。正如莱维表明的那样，这个社群从最开始就分享了有关准则的事情，但是它也有对新工作环境、新电子技术的担忧。布兰德和受邀的记者对这些担忧的解释是建立在旧有的象征性基础之上的。即，他们认为，黑客面临的这些具体问题从广义上来看与反主流文化的宽泛主题相关，具体来看，则与”全球”群体相关。他们并没有明确表达出所有受邀黑客的一致想法，因为他们把从各种论坛中听到的声音和这些论坛的组织原则，以及这些论坛中体现出的集体体验融合在了一起。在黑客大会上，布兰德和他的同事把个体对这三代黑客的理解转换成了一种在《全球概览》的故土、根据”全球”准则，由”全球”群体组织的共享体验。在后来的报道中，与会者的担忧和这次会议蕴含的文化 --- --- “全球”文化 --- --- 融合在一起。而斯图尔特·布兰德，不是那些黑客，成了这一融合文化的代言人。
在此过程中，新公社主义者对技术统治的批判，也变成了用来把计算机技术和协作模式正当化的工具，而这些正是在军工学界的交叉研究中产生的。早在1972年，布兰德就说过，计算机将会成为一种新的LSD，一种能用于打开眼界变革社会的工具。在1984年的美国橄榄球超级杯赛期间，苹果公司就以一种类似的理念推出了麦金塔电脑。其鼠标和显示器最初都是由国防部赞助的研究机构设计出来的，但是在广告中，一个身着运动服的曼妙金发女郎奔跑在剧场的走廊中，穿过一排又一排身穿灰色西装的工人，抡起锤头砸向了屏幕里的”老大哥”。接着，广告中传出一个声音：“幸好有麦金塔，1984年才不会是《1984年》中的那样。“这则广告表明，就像车中”快活的恶作剧者”一样，苹果公司的执行者给美国人带来了一种新技术，只要拥有它，就可以获得自由。
到1984年，新公社主义运动消失了。不过，主要多亏了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创业和他构建的网络，新公社主义的理念得以留存下来。至少在出版界，《全球概览》的”长期猎人”，试图在法外之地定居的文化先锋，成了黑客。手握自己行业的电子工具，他把工作地点 --- --- 地下室和后勤办公室变成了新的、协作型的社区，一个他和同伴可以实现社会变革的地方。在新公社主义者的世界里，有他们珍爱的小型工具、小组成员间强烈的友情，最重要的是，还有他们将会改变世界的信念，这个世界似乎又获得了重生。不过这一次，新世界不是建在森林里，也不是建在开阔的平原上，而是在办公室中，在计算机旁。
（ 特纳. 数字乌托邦[M].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