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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机器：施乐帕克与计算机时代的黎明》 --- --- 第三章 “波特大道”旁的房子 {#7085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7085”}
1969年的5月，就是股东投票通过收购SDS的时候，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校长却已忙得筋疲力尽了。
刚刚结束的这一学年是乔治·E·佩克（George E.Pake）一生中最难过的一年。60年代对于每个学校管理人员来说都不太好过，但佩克感觉他自己的学校原本是个平静、自由的地方，可这个学期却乱到了极点：一群抗议示威的学生占领了校长办公室，有人把燃烧瓶扔进了后备军官训练队营房里，营房烧成了一堆瓦栋。整整一年佩克都在与各种各样的董事会成员作斗争，这些人，他回忆道，“都不明白为什么不向学生开枪，保护教职员工的安全。“当春季即将结束时，他说道，“我都快要累死了。“若是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佩克可能会是个理想的校长人选。他虽然肩膀不宽，看起来有点腼腆，说起话来又快又干脆，有时还有点逻辑混乱，有一种学究气，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当教职员工表示不满时，他能牢牢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坚信，公平是最重要的，没有一个大学校长能从学术角度去考虑每一个问题。在为教职员工做”仲裁”时，由于他们头脑发达但却风度不足，你必须做到不偏不倚。当一个问题其他方法都解决不了时,那么就从中间一刀切下去。
这是他从斯坦福来到圣路易斯后的几年内一直采用的技巧。当时华盛顿大学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校长，他决心要把学校在学术上建成一所一流的大学，佩克便接受他的邀请，当了一名髙级管理人员。开始，学校发生的变化还算令他满意，他认为自己为高等教育做出了一定贡献，而这在他以前当教授和实验室研究员时是不可能做到的。可是到了1969年春，轮到他当校长时，他的理想破灭了。
“我从未想过要当一名像军队指挥官那样的校长，“他说道，“我并不想当校长，我不想过那种引人注目的生活，我妻子也不喜欢。”
于是那年秋天，他又回去当教授了。到了感恩节，他刚刚又适应了教室与黑板的生活，这时他的老朋友杰克·戈德曼给他打来了电话。
“乔治戈德曼说道，“我给你找了一份工作。”
杰克·戈德曼与乔治·佩克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5年前，当时他们共同在西屋公司研究实验室（Westinghouse Research Laboratory）搞战时项目研究，戈德曼是高级研究员，佩克则是一名刚刚大学毕业的实习研究员。
战后，戈德曼仍然留在了工业界，而佩克却进了哈佛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他们在物理学家的圈子里仍然保持着联系。就在戈德曼为他的新研究中心物色主任时，他听说福特想把他原先的职位让给佩克，而佩克却拒绝了。
戈德曼猜想，佩克的这番举动可能与福特对于基础性研究不太重视有关。“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会比福特做得更好一些，“他回忆道。在芝加哥做完报告后，他便乘坐施乐新买的喷气式飞机”军刀班机”直飞圣路易斯。“我在机场与佩克见了面，并把他请上飞机，让他喝了几杯饮料，邀请他加入我们的研究中心。”
而事实并非如他所说的那么简单。他们从机场到了附近的一座饭店，在那儿戈德曼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给佩克描绘了一幅极具诱惑力的计算机研究前景。“我们在谈真正的金钱问题，乔治，“他说道，给佩克看了看实验室的发展计划，其中包括四年后将雇用300名专业人员。
佩克有点犹豫不决，不知道施乐是否能下定决心长期投资科学研究。“我在其他工业研究部门里有许多朋友，他们通常担心的是今天有钱，明天没钱，“他后来说道。“因为如果这几年效益好，那么公司就拨给你一些研究经费，效益不好就不给。“这样就浪费了大量的金钱。“科学研究必须要有长期稳定的投资，你不能有钱就给、没钱就不给。”
戈德曼尽了最大的努力向佩克保证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提醒佩克，1944年”哈洛伊德公司”在没有一家公司愿意的情况下向切斯特·卡尔森的研究计划提供了资金支持。卡尔森当时并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他的发明具有多大的潜力，只有一张纸，上面复印着自己写的一行字：“10—22—38阿斯托里亚”------他第一次成功进行静电复印的时间和地点。当时的这个公司就是现在的施乐。在施乐向这种当时还不是十分具有潜力的技术投资了15年之后，首台914型复印机才于1959年走下生产线，从而为施乐带来了大笔收益。长期研究投资？世界上有哪家公司还能比施乐更明白其中的涵义？
“虽然如此，但我觉得公司把事情搞反了，“佩克回答道，“如果你想进入计算机领域，你就应该先征询一下研究人员的意见，看应该收购哪个公司才更合适。”
“不幸的是戈德曼说道这太晚了。”
会面结束时，佩克坚持说他非常喜欢在路易斯当大学教授的生活，但他的口气开始有些松动。在戈德曼再次登上飞机之前，他最终迫使佩克同意到罗切斯特和斯坦福与彼得·麦克劳及董事长乔·威尔逊见一下面。
“当我回去之后，我问彼得·麦克劳，他为什么想成立一个新的研究中心，“佩克后来回忆道。“我说，‘你在这里已经有一个研究静电复印机的研究中心，要想再建一个，你就必须同时建一个研究用图书馆、购买研究用的机器设备以及兴建其他相关的设施，你得花相当多的钱。把罗切斯特的这个实验室扩大一下难道不就更容易一些吗？’
“麦克劳转向我一这次谈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它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说道，‘乔治，我认为罗切斯特研究中心在静电复印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但我不敢肯定他们能完全适应一种新的、不同的技术。如果我们想引进一种新的技术，那就最好给它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
佩克完全被麦克劳和威尔逊吸引住了，他们与他仅仅见了一次面就非常愿意让他主管一个具有几百万固定资产的机构，这使他感到受宠若惊。
“我说如果你雇用我，你可能在5年之内不会得到任何回报，“他回忆道，“但如果在10年内你还没有得到任何回报，那你就是雇错了人。”
佩克明白，主管一个试图把物理学与计算机科学联系在一起的研究中心是他一生中极为难得的一次机会。比较而言，在中西部教书的诱惑力似乎就少了许多。1970年新年一过，他就打电话给杰克·戈德曼，表示愿意接受这份工作。
现在首要的工作就是选址问题了。
戈德曼的计划是把实验室设在纽黑文，可是在佩克来之前这个计划就被否决了。原因是，耶鲁大学正在遭受一种病痛的折磨：市民-学术界综合症。这种病比戈德曼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这所大学虽然以势利和谄上欺下而著称，但它对于坐落.在学校肮脏院墙之外企业的那种不友好的态度至今仍令他非常吃惊。面临着有可能得不到他所非常重视的那种学术环境，戈德曼决定寻找另外一个地方。
早先曾否决的一些地方，其中有韦伯斯特，戈德曼担心他的新实验室会受到公司总部在思想上的控制。还被否决的有普林斯顿、长岛的斯托尼布鲁克 --- --- 纽约州立大学正在那里建造一座新的校园，以及东海岸的其他一些地方,这些地方不是离施乐总部太远就是没有戈德曼所渴望有的那种名望，因为戈德曼希望把他的实验室建成一个像贝尔实验室那样有名的研究中心。
佩克把戈德曼的注意力转到了西部。60年代初期在斯坦福大学执教使他对一种新兴产业有所了解，这种产业不久便使圣克拉拉以”硅谷”而闻名。同意加盟施乐之后的几个星期，他就向戈德曼建议乘坐公司的飞机去加州旅游。戈德曼本来就是一名旅游爱好者，于是便欣然同意。不久他和佩克就从伯克利南下圣地亚哥，中途每到一个有名的大学就停下来，看看是否符合他们的标准。
但是，伯克利没有一个理想的地点适合建研究中心。在圣巴巴拉，有一个新大学校园正在从眩目的海滩上崛起，那里虽然地方很大，但却没有一个大型港口。“奥克斯纳德…太沉闷了，“佩克回忆道。“帕萨迪纳…那里的烟雾太可怕了。施乐在那儿有一个分公司叫电子光学系统公司，地方倒是挺大，可惜它与计算机技术的联系不大------它有点太工业化了。一路上，我们发现没有哪个地方能让我们十分满意。”
这正符合他的意图，因为他领戈德曼绕一圈就是让他看看而已，他的真实目标是斯坦福大学和它所在的那个充满活力的帕洛阿尔托。戈德曼开始曾因为这个地方附近没有一个施乐的分公司而把它否决掉了，但佩克让他再重新考虑一下。根据经验，他知道斯坦福大学非常想和附近众多的工业企业建立牢固的关系。当时，那里有一种健康的学术和文化气氛------这对于希望吸引那些具有天赋的专家来到这个刚刚诞生的实验室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至于戈德曼反对把研究中心建在帕洛阿尔托是因为它离施乐总部太远，佩克的回答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就算离得近意味着可以到施乐的那个分公司吃午饭，这个地方离SDS也不远。SDS在洛杉矶，从贝阿雷阿飞到那儿仅需一个小时。你可以早上从帕洛阿尔托出发，中午在SDS吃午饭，晚上正好到家吃晚饭。这难道不正好符合实验室为SDS服务的最初指导原则吗？
“这个想法非常有意思戈德曼说道，他不得不向佩克妥协。3月初，佩克让他的两名助手，来自韦伯斯特研究中心的管理人员理查德·E·琼斯（Richard E. Jones）和M·弗兰克·斯夸尔斯（M.Frank Squires），乘飞机到帕洛阿尔托去找租一座合适的办公大楼。
“韦伯斯特研究中心没有一个人愿意干这种活，“里克·琼斯笑着说道，他记得他是如何成为帕克第一个雇员的。“我本来是韦伯斯特的研究和发展部主任，其他人都有孩子在罗切斯特的学校上学，而我只有一个9个月大的儿子。我妻子是罗切斯特人，当我说道，‘咱们离开罗切斯特搬到加里福尼亚去怎么样？‘她答道，‘没问题。’ “斯夸尔斯同样没有孩子拖累，他刚刚从军队退伍，于是琼斯便让他当了人事部主任。
在第一次侦察之行中，他们发现由于政府和军方削减研究投资，许多研究工业园区均无人问津。几天之内他们看了13个闲置的园区，最后选定了一个正在规划中的”斯坦福工业园区”。这是个由一层和二层楼房组成的小区，资金紧张的斯坦福大学正想把它出租给小型企业。这个小区正好坐落在校园围墙外，处在四周是果园和马场的山谷之中。小区的主要街道，“波特大道”，在小区的低矮建筑中间蜿蜒曲折地向前延伸，直至消失在一座小山之后。
大约在”波特大道”中间地段耸立着两座楼房，自从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几年前从这里搬出去之后就一直无人居住。面对街道的是一座满地灰烬的楼房，两边的窗户都没了，水泥地板上是一些笨重的实验设备。它后边是一座稍大一点的楼房，外面是一块大玻璃墙，在加州灿烂的阳光下熠熠闪光。他们跟在房产局人员的后面走了进去，只见里面的地板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和垃圾，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打扫过。空气中有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地板上散落着天花板碎片,内院中只有一棵橄榄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斯夸尔斯和琼斯注视着这凌乱的一切，几缕阳光从破碎的窗户上照了进来。这个地方需要修繕一下才能搬进来，但每看一个地方，其破败的程度就更加厉害。在这个占地总共25000平方英尺的地方,这两座楼房是他们所看到的最为宽敞的建筑。他们与房产局的人握了握手就飞回罗切斯特，开始准备搬迁工作。
5月中旬，琼斯带着妻子和小儿子作为佩克的先锋官率先返回了帕洛阿尔托。他把家暂时安顿在离小区有一两英里的一个汽车游客旅馆------“里奇·海特旅馆”，这个旅馆的所在地埃尔卡米诺在以后的十几年中将成为帕克几十位研究人员的安家之所。从房产局领到新工作区的钥匙后，他便直奔目标。正当他顺着波特大道往前走时，他注意到有一个陌生人正在从一扇窗户里往外看。
“我能帮助你吗?”琼斯问道。
“我迷路了，“这个人说道。“你知道这附近有个施乐的研究中心吗？”
“这里就是，“琼斯说道。
“是吗?”一丝怀疑的神色从陌生人的脸上浮过。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弗兰克·加利纳（Frank Galeener），刚刚从珀迪尤大学博士毕业，便被帕克中心的物理实验室聘为材料科学家。
“噢，对，我见过你的名字，“琼斯说道。“但你离正式上班还有几个星期呢！”
“不是…我路过这里想停下来看一看研究中心是什么样。“他脸上露出一丝不安的神色。
“我们还没有建好呢！“琼斯马上告诉他。“但不要着急，它肯定漂亮极了。”
“谢天谢地，“戈德曼说道。“刚才有一阵子我还以为是走错地方了呢！”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琼斯、斯夸尔斯和从韦伯斯特调过来为佩克工作的髙级秘书格洛亚·华纳（Gkiria Warner），就像是打杂女工一样，拿着从附近凯马特买来的笤帚、水桶和拖布，自己动手打扫积尘，在空地上放了一个东倒西歪的桌子和几把椅子。两天后，太平洋贝尔公司来人给装了第一部电话，韦伯斯特也派来了一辆货车，车上装了一大堆示波器和其他一些废旧设备，这些都是琼斯从韦伯斯特仓库货架上搜罗来的。到6月30日佩克来的时候，已经装修好了一些办公室和一个大图书馆。第二天，施乐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正式在”波特大道”3180号”开张”了。
佩克这段时间里也没闲着。他在华盛顿大学最后一学期的授课任务即将结束，现在面对的是来自数字计算机科学的挑战。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条老狗想学会一些新花样一样。“开始时我什么都看，“他说道。“我必须问周围的人什么是主要问题，但我非常担心，因为我并不是计算机专家。”
然而他认识一个自称是对这门新兴科学了如指掌的人，这个人就是鲍勃·泰勒。
佩克是在1964年与泰勒认识的，当时华盛顿大学正在为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先驱韦斯·克拉克展开一场不平凡的救援行动。克拉克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分时技术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我是这个东西永远的反对者。“他有一次对采访者说道。）分时技术，他认为,是在鼓励大学之类的机构不断追求更高级、更昂贵的计算机，这种计算机本质上对于师生的一般工作来说并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惟一的优点就是向每个用户多收费才能收回成本，不管你到底使用了多长时间。因此，计算机正在变得离人们越来越远、越来越可怕------从克拉克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倒退：“在IBM,计算机不是工具而是一种被人崇拜的东西。“克拉克发现，更麻烦的是，如果把主处理器再分成几个，就像分时系统那样，那么以显示器为基础的研究就不可能再进行了，而对这种研究伊凡·萨瑟兰以前曾在TX-2型计算机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一台分时系统计算机的用户不可能独用处理器以实现连续的屏幕显示，就像萨瑟兰一样。（克拉克允许TX-2实行分时，但仅仅是几个人轮流使用而已------你用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整个机器都是你的。）使用分时系统的用户被限制在只能通过电传打字机与机器进行交流的范围之内，因为用户打字的速度很慢，这就给系统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在敲键的间歇把注意力从一个用户转移到另一个用户。
克拉克认为，如果直接过渡到单用户计算机，即使计算机的水平暂时不会太高，计算机科学的发展速度也会提高许多倍。“他想的是如何才能不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就能研制出一台可以放在手上的计算机，“克拉克的一位助手、帕克的工程师塞韦罗·奥恩斯坦回忆道，“当时的计算机要比现在占用的空间多，但他说，‘要是能把计算机放在桌子上该多好啊！就像这样！‘当时我们中有许多人都认为分时系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从1962年开始，克拉克便为实现自己的这一理想而努力：设计制造具有传奇色彩的”林克”计算机（“INC”，即”实施室工具计算机”的缩写，与其诞生地，麻省理工学院的”林省实验室”发音相近。）“林克”在当时非常奇特，单个用户可以在桌面大小的控制面板上进行操作，但它的处理器和存储器都是放在一个像大衣柜一样大小的装置里，通常是放在旁边的小房间里。该机是专门为生物化学研究设计的，而不是一合通用计算机------这使它的体积小了许多------“林克”是第一合可以拆开来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带到别的地方，之后再组装起来的计算机。奥恩斯坦回忆道：“以前这个主意似乎从没有人想到过。”
这种计算机的魅力实在太大了，以至于全国健康研究所也对其极为感兴趣,甚至在1964年给麻省理工学院拨了史无前例的3700万美元，目的是想用”林克”建立一个校际计算机辅助生化研究的项目。钱的香味把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界泰斗也吸引了过来，而以前这种研究他们连正眼都不看一眼，但克拉克却对之非常钏爱。但是，他不喜欢自己的项目被其他学术机构所操纵。他态度非常强硬，严辞拒绝进行合作，恼羞成怒的校方被迫撤回了全部投资。
以后的几个星期，克拉克急急忙忙地四处游说，为计算机以及数十名以之为生的年轻研究人员找一个新的安居之所。华盛顿大学当时正在考虑成立一个医学院，还想搞一个数字计算机研究项目，这时它从中看到了机会，看到了扭转形势的机会。从”林肯实验室”被驱逐出去之前的一天，克拉克一抬头看到一个戴着眼镜的陌生人站在他的办公桌前。这个人就是乔治·佩克，他是经一位朋友的推荐来找克拉克的。在回圣路易斯之前，他同意让克拉克的研究小组转移到华盛顿大学，之后通过在国防部髙级研究计划局ARPA的鲍勃·特勒还能得到更多的资金。
佩克和特勒在这次事件中合作得非常愉快。佩克对特勒在计算机界关系广泛、拨款涉及到数百万美元习以为常印象很深（严格来讲，特勒当时还是伊万·萨瑟兰的副手）。特勒认为佩克是实用主义管理人员，能避开官僚主义的干扰支持一个他非常看重的计划和研究人员。他们在以后的几年中将既是同事又是对手，这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当ARPA向韦斯·克拉克伸出援救之手时，计算机研究领域还是一片空白，于是特勒便开始运用他的关系网涉足计算机领域。在ARPA，他向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研究生学位投人了资金，有些研究领域也是他出资才兴建起来的，其中就有计算机图形显示,这是在犹他大学开展的一项研究。当时曾带领”神怪”研究小组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造分时系统SDS 940型计算机的戴夫·埃文斯个虔诚的摩门教徒------打电话告诉特勒，他的母校邀请他回盐湖城开展一项计算机研究。他问，ARPA出资进行研究怎么样？
计算机图形显示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大部分计算机没有一种可视显示器。如果埃文斯愿意在犹他大学开展这样的研究，特勒将会全力支持，因为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研究能够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而独立发展。但其中的风险要比一般人所能想到的要大得多。特勒出资进行研究，一部分是作为个人试验，一部分是出于对老朋友的支持，而这项研究计划最终却成为世界计算机图形显示研究领域内的航标。
然而，泰勒最辉煌的业绩不是这个大学研究项目，而是ARPA网，当今因特网的雏形，它花费了他几乎全部的心血。
泰勒最初的全国范围计算机网络模型来自于他对分时系统的思索。当时分时系统促使人们成立一种全国计算机用户协会。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都在寻找同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些人开始互相认识、了解，互相分享有关的信息，互相请教一些问题，‘怎么使用这个东西？在哪儿能找到它？’ “泰勒回忆道，“计算机成了一种促进形成相互交流机制的媒介物，这真是太棒了！”
然而，离那种理想境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个相互交流的小团体像是一个氏族公社，彼此之间经常不明白对方的意思，甚至互相敌视。他们的计算机设计各异，这使许多人不能相互交流。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就像同一种鸟各自在大海的各个岛屿上独立进化一样。泰勒思考着如何才能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怎样才能使每个”岛屿”上的”居民”随意进出其他”岛屿”，就像是都生活在一块”大陆”上一样。
这种思想在ARPA网中得到了体现，这其中还有利克莱德的贡献，因为他在以前曾经提出过用主机组成”星系际网”的概念。然而他在ARPA工作的时候,这个概念仍然处于理论水平阶段，要想使小型分时系统各自独立运转非常困难，更不用说使彼此之间协调一致了。但是泰勒判断，现在的技术发展水平已经具备了把概念变成现实的能力，但他也没有欺骗自己:建造这样的系统将意味着要克服相当大的困难。另一方面，ARPA的保护伞下有数百名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的天才科学家和工程师。
1996年2月的一天，泰勒敲响了ARPA的局长办公室的门。局长是出生于奥地利的物理学家査尔斯·赫茨菲尔德，对这个连接全国分时用户的数字网络知之甚少。要是在其他地方，可能就会需要找一大堆材料和文件来证明这个计划是否合理，审议有关的费用是否合适，而等到能拨款实施的时候,就很可能是下个世纪了。而在ARPA却不是这样。“我没为ARPA网提过什么正式的建议，“他后来回忆道，“我就是决定要建一个网络，这个网络能把各地的计算机用户连接在一起，这样两个相隔遥远的用户就连在了一起，好像是在同一个局域网内一样。”
在认真听了一会儿之后，赫茨菲尔德打断了泰勒断断续续的介绍。他很长时间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他年轻助手的理论研究，因此对他的意思非常明白。他现在只是需要问一个问题。
“要建成这个网络得花多少钱?”
“我认为恐怕需要大约100万美元，而且仅仅是初步建成。”
“我批准了。“赫茨菲尔德说道。
几年后，泰勒回忆这次因特网诞生的会面时说道：“那次会谈仅仅花了20分钟。”
事实上，要想实现这个计划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他的项目管理人候选人，29岁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劳伦斯·G·罗伯茨，不愿离开他在林肯实验室稳定而且有学术前途的职位，泰勒再三以各种手法加以引诱都未得逞。七八个月之后,泰勒不顾一切地想打破这个僵局。
“我们是不是还在为林肯实验室提供51%的资金？“他问赫茨菲尔德。赫氏说是的。泰勒让赫氏给林肯实验室的主任打个电话，“告诉他让罗伯茨到这儿来符合林肯实验和ARPA双方的利益”。两个星期后，罗伯茨接受了泰勒交给他的工作，这份工作最终使他在计算机神殿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因特网的奠基工程师。泰勒后来得意洋洋地说道:“是我让罗伯茨出的名！”
但是到了1969年，鲍勃·泰勒感觉天都快要蹋下来了。他在ARPA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呆了4年多，其中3年是在当主任。他每年3000万美元的预算已经成为美国计算机研究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但是研究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这其中的催化剂就是越南战争。
1967年，战争波及到了ARPA的非军事部门，并且影响到了泰勒本人。白宫约翰逊政府在后勤上遇到了麻烦,向他们求援。问题不是出在物资或部队部署上，而是在信息上:越战指挥部好
象是陷入了信息的泥潭。“从越南前线传到白宫的报告在许多方面都不一致，如有多少敌军阵亡，有金少物资被敌方截获，手上还有多少弹药等等，各种各样的报告全都来了泰勒回忆道，“陆军有一套报告系统，海军有一套，海军陆战队也有一套。”
因此，这种报告系统产生荒谬之极的结果也就毫不奇怪了，比如对敌军伤亡情况的估计超过了北越的总人口，报告所称的截获敌方白糖的数量达到了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三。“这简直太可笑了。白官不得已求助于国防部长以澄清所有的一切，国防部长又求助于ARPA，因为ARPA是一个类似快速反应的机构。ARPA的局长让我亲自去一趟越南，看看没有什么计算机技术能使结果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一致，即使不正确也行。”
泰勒与他的助手巴里·韦斯勒以及陆、海、空军在五角大楼的三名代表去了几趟战区。那里的情况比他所预想的要严重得多，军方简直快要被各种信息淹没了，情报进来了就再也没人管了。执行战斗任务归来的飞行员先汇报执行任务的情况，然后将其输人穿孔卡，接着副驾驶汇报情况，并将其记录下来。但是，没人对这些情况加以整理，只是往角落里一堆了事，没有人愿意花点时间考虑一下应该如何整理以及为什么要整理这些情报。
泰勒向一些问题严重的地方派了几个技术小组解决这种混乱状态，有的还遇到了抵制。有几次一些基地指挥官拒绝让ARPA的非军事人员接触有关的情况。这时，泰勒作为一名政府委派的一星上将，就不得不动用职权强行下令了。
泰勒和他的科学家们勉强解决了军方的麻烦。他们给美军设在空军基地的指挥部安装了一台主机，让它充当所有情报的储存场所。“这样白宫就只能得到一份报告了，“泰勒说道，“情报是否变得更加准确我不知道，但至少是具有一致性了。”
但这次经历使他对自己在五角大楼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感到不安。“我第一次到越南时，我在想，‘嗯，我们是在为这些受压迫的人做一些好事,我们到这儿是来结束这种混乱状态的。‘但第二次、第三次越南之行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国家的内战，我不想掺和进去，同时也希望我的国家也别牵扯进去。”
使他更加感到沮丧的是，战争使ARPA的资金严重不足。在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局里的非军事人员努力使该局不受军方内部不和的干扰，但随着战争在不停地消耗金钱，计划局不得不为争取拨款而开始斗争。到60年代末，五角大楼将ARPA的年度预算削减到了60年代中期水平的一半。
此外，计划局在政治上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麻烦。有人传说五角大楼的任何机构都可以从事纯用设施的研究，这引起了全国范围的疑虑。作为一个防卫性措施，ARPA开始摆脱民用方面的纠缠，有意识地使自己变成五角大楼的一个机构------这也正符合外界对ARPA的错误印象。当计算机技术工程师埃伯哈特·雷克廷在1967年继任赫茨菲尔德为局长时，他向国会的议员保证他将把ARPA的研究目标转到”用于作战”的方面------即主要是满足军方目的的研究项目。1969年军事拨款法案的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使这种转变正式确定下来，规定五角大楼此后只给明显具有军事意图的项目拨款。好象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修正案把计划局的名字ARPA也改成了DARPA,即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
泰勒对于这种削弱政府科学研究的举动感到非常担心。“我在ARPA的大部分时间里所进行的研究项目都是对科学水平有极大促进作用的，“他回忆道，“我们早就决定不搞那些眼界狭窄的东西，可是一且你以作战任务为出发点来确定研究项目，你就会把眼光限制在了一个狭窄的范围内。”
他觉得现在应该是离开ARPA的时候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呆的时间要比他的两位前任加在一起的时间都长。ARPA网是在拉里·罗伯茨坚定的眼光注视下完成的。9月份，该网络的第一批节点”------加州大学洛杉肌分校、斯坦福研究所、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以及犹他大学------开始运行。泰勒接受了戴夫·埃文斯的邀请，帮助犹他大学进行没有明确范围的研究工作协调。1969年末，他永远地离开了华盛顿，来到了盐湖城，直到一年后乔治·佩克来找他时，他还在那里。
“有传闻说他在犹他大学过得并不十分快乐。“佩克回忆道。泰勒的朋友们也都这么认为。他建议取消一些研究计划，把另一些合并在一起，这引起了校方的”不满”。显然，戴夫·埃文斯帮他离开华盛顿是帮了他一个大忙，可泰勒到了这里却仍是度日如年。
佩克邀请泰勒到帕洛阿尔托的目的是要利用他的能力，而不是让他在这里工作，但也不排除后者的可能性。有个最紧迫的管理问题他解决不了：寻找计算机领域内的优秀研究人员。列一张全美国计算机研究项目清单------同样又包括伯克利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是一回事，对其中的每个天才科学家进行鉴定或者说知道哪些项目能够成功、哪些项目将走入死胡同，又是另外一回事。佩克意识到泰勒在以前的五年中干的就是这个活。
几天后，泰勒被人从波特大道带到了佩克的办公室。屋内除了佩克还有两个人------人事部主任弗兰克·斯夸尔斯和比尔·冈宁，一个快乐、谦逊的工程师，在模拟和数字电子领域有20年的工作经验，已经被任命为帕克中心系统科学实验室的主任。
“他们让我坐下，佩克说道，‘我们收购了一个计算机公司。’ “泰勒回忆道，“我说，‘噢，那样情况就不太妙了，你们收购的公司并不理想。‘我告诉他们SDS公司对交互式计算机并不十分感兴趣。“他不卑不亢地继续说道，他认为SDS和马克思·帕列夫斯基已经误入歧途。他与这位未来计算机巨头（当时是施乐公司的一个部门主任）的遭遇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佩克在一旁认真地听着，泰勒便描绘出一幅未来的图景:那时使用交互式计算机的全国范围网络将会大大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佩克，作为其中的一个，对于他对SDS刻薄的批评毫不感到奇怪，因为他已经在埃尔塞贡多遇到过许多人，他们基本上都同意泰勒的看法。至于泰勒对于个人计算机的看法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房间里没有人把鲍勃·泰勒看作是一位高深的理论家，他的高谈阔论只能使他们的心里感到不以为然。“我们对他感兴趣不是因为他为未来的个人计算机描绘出了多么美好的图景，“斯夸尔斯回忆道,“而是因为他认识许多人------这就意味着全美国所有优秀的计算机专家。”
当会谈结束时，他们觉得太需要这个人了。而泰勒却满以为他的坦白进言会使他们大失所望。“我边走边想，‘我和他们有点格格不人。’ “他说道。因此，当佩克几天后从盐湖城打电话来时，泰勒倍感意外。
“我想让你来帮助建立计算机实验室。“他说。
佩克的话意思十分明白，但双方都有一种奇怪的矛盾心理。泰勒明白帕克中心计算机实验室主任有名无实，而且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处理类似公司业务的问题，而不是直接主管研究方面的事情。他认为这种工作不在自己的能力之内，也不愿去学。然而幸运的是，佩克对此还不清楚。
佩克告诉泰勒说，他的工作就是为实验室招揽人才------包括他自己的老板。泰勒的职位将是副主任，但佩克还得耐心地告诉他，即使是副主任他都没有资格证书，因此在正式上任前他必须拿出真本事来才行。
“我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没有副主任的研究资格证书，’ “佩克回忆道，“我对他说的是：‘鲍勃，我觉得如果你想当副主任的话，你就需要具备一些真正的研究资格证书。为什么不到我们的实验室来当副主任呢？你可以帮我找一名合适的主任，再进行一项科学研究，那样你就可以拿到所需要的资格证书了。’ ”
当然，他的意思是说，泰勒缺少一张受人尊敬的博士学位证书。在佩克的眼里，科研人员的研究是建立在300多年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而博士学位才是具备真正创造性和才学的证明。但是，这在初具规模的计算机科学领域内却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它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为自己奠定学术基础的。此外，佩克的观点对于泰勒的独特能力也不适用，因为泰勒是一个鼓动研究天才的专家，这种能力永远也不可能从大学的学位中获得。在以后的几年中，佩克这种荒谬而未说出口的想法使双方的关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也使他对于泰勒的看法带有了一种偏见,而这又加深了泰勒对于那些有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的敌意，他认为普通科学实验室的这些人把帕克一半的资金都给糟蹋了，他决心证明他的这帮杂牌军比其他任何具备资格证书的物理学家都做得好，而且不会放过任何接受挑战的机会。
然而在这个时候，泰勒发现他能够与自己亲自挑选的人最终实现他梦寐以求的计算机梦想，于是他决定对佩克的这种恩赐态度不予理睬。他和他的这帮天才在其他大学里见惯了这种官僚式的偏见，他要求佩克讲清楚的就是他对施乐的”未来办公室”计划，包括网络和交互式计算机这一问题，是怎么理解的。
到帕洛阿尔托接受新任务之后不久，泰勒就找到了一种更为直接的表达自己想法的方式。有一天，当他正要走出办公楼大厅时，他注意到佩克的秘书格洛丽亚·华纳有意在炫耀她的一台IBM制造的新打字机。这种打字机在当时是最为精巧和流行的办公用品。泰勒走上前去，用手拍了拍打字机说道：
“你知道吗？我们马上就会让这个东西过时。”
（迈克尔·希尔奇克. 时间机器:施乐帕克与计算机时代的黎明:Xerox Parc and the dawn ot the computer age[M]. 华夏出版社, 200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