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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机器：施乐帕克与计算机时代的黎明》 --- --- 第九章~第十七章 {#10cb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10cb”}

第九章难民 {#b7e4 .graf .graf—h3 .graf-after—h3 name=“b7e4”}

如果说有一个人代表着那条把帕克未来的发明家与施乐总部分开的鸿沟，那么这个人就是加里·斯塔克韦瑟（Gary Starkweather）斯塔克韦瑟是物理学专家，但他与一般人想象中的物理学家一点也不一样：身材不高，长得很结实，看起来非常友好、坦率。对于他在帕克的同事们来说，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是个”科学弃儿”，是被他原来的老板从韦伯斯特研究中心赶出来的。他们说他是叛徒，而原因就是,他认为新的激光技术可以用于复印机，而且要比普通的光源速度更快、更精确。

他不仅没有得到赞许和鼓励，反而被勒令停止继续研究激光，否则就将面临被解雇的危险。他的老板暗示说，如果他不改变研究方向、重新回到迫切需要解决的透镜和光源问题上，他在施乐的未来就会变得非常渺茫。“我们马上就要研究成功了。“他回忆说。这时他已经意识到，他现在惟一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帕克了。

在帕克，他发明了激光打印机，从而否定了施乐从帕克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挣到的谣言。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杰克·戈德曼竭尽全力使帕克不受韦伯斯特复印机思维的影响，但帕克所研制出的最赚钱的产品却是由一个来自韦伯斯特的人发明的。

然而帕克的人却不这么认为。“加里·斯塔克韦瑟已经被赶出了韦伯斯特，“阿伦·凯说道，“他是我们的人。”

加里·斯塔克韦瑟在光学方面造诣很深，但他走上这条路的原因多少有点是一时心血来潮。I960年，他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发现可以选择的职业很少。“当时我可以搞核动力研究，这在1960年是个热门专业，我还可以搞光学。我对核动力有些担心，不敢肯定如果出了问题，生命是不是不会受到威胁，因为一旦发生核事故，就一定会酿成重大的灾难。于是我便选择了光学。“这是个幸运的选择。在他进人罗切斯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不到一年，光学便成了热门专业。

在位于马利布的休斯研究实验室，西奥多·梅曼（Theodore Maiman）把电子管绕在一个红宝石柱上，红宝石柱的两端打磨得非常光滑。他发射出一束电子，使红宝石从一端发出一束波长相同的红光。从此，光学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在激光出现之前，人们对光只是进行了一些简单的研究。光学家研究光时使用的是一些透镜和反光镜，还使用三棱镜把光按波长分成几种不同的色光。但是，所有这些研究仅仅是一些初步的研究，激光的出现使光学提髙到了像做手术一样精密的程度。

由热------电灯或电弧------产生的白光包含所有的色光，这些色光波长各不相同，产生光子的步调即相位也不尽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光传播一段距离之后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散射和漫射。然而，梅曼的红宝石激光器却可以发出一束笔直的光，不受散射的影响。这种光束中，所有的光波长都相同，相位都一致。激光还可以像收音机一样加以”调谐”，可以调制到一定的亮度，使得从地球上发出的光束可以照到月球上。

光学家把这种新技术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工具。光电效应以及其他一些现象的假设现在就可以在实验室里得到验证。在罗切斯特大学，加里·斯塔克韦瑟放弃了他原来攻读的经典光学硕士学位，转而研究激光，并因在全息摄影术------以激光为基础发明的三维图像技术------方面的研究而获得了硕士学位。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他把技术带到了施乐的韦伯斯特实验室，然而老板却让他不要再像疯子一样胡说八道。

施乐公司的庞大资产都是采用光学研究成果获得的，但这时却对梅曼的发明无动于衷。斯塔克韦瑟在韦伯斯特看到，几乎每天的研究项目都毫无成果，主要就是因为他们采用的光源太微弱了。当他指出激光要比传统光源亮一万倍，尤其是当他建议把激光器用在复印机中时，他得到的却是嗤之以鼻。他的同事反驳说，激光难以控制，弄不好就会烧毁机器。带有电极、发出刺眼强光的激光器要是放在复印机中无疑就像是一颗原子弹一样分外危险。此外，这种装置还非常昂贵------一台就要2500至25000美元。

于是斯塔克韦瑟不得不自己进行试验，这样一直进行了好几年。他的直觉告诉他，如此精确的光束可以调制成携带信息的光，就像无线电波或电话线中的脉冲电流一样。可以设想用一束光传送数字信号，再将这些信号翻译成纸上的图案和文字，这样人们就可以把在机器上设计的图案显示在纸上了。

在实验室其他几位助手的帮助下，他研制出一台外形非常难看的原型机：把一台激光器装在了一台没人要的旧式复印机中。从早到晚他都在试验：用激光在一个没用的鼓轮上进行照射。最后他终于弄明白了如何扫描原始图像并进行复制。确实，他一开始试验的几张样品粗糙而模糊不清，技术还不够成熟，离要求还相差甚远，却一点也不比切斯特·卡尔林当年在他的厨房里用一台废旧机器复制出的”10—22—38阿斯托里亚”效果差。斯塔克韦瑟一直在提醒自己，从卡尔林这张简单而模糊的样品中产生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新兴工业，谁能说他的这张样品也不会产生出另一个新兴工业来呢？

然而，在他研究激光的初期，斯塔克韦瑟与卡尔林一样并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认同。“理论专家给我提了一大堆缺点他回忆说，“全都是废话。他们告诉我，激光移动速度太快，感光器根本就发挥不了作用。他们说存在着’光电导体疲劳’问题，问我’你怎么调制光束？‘他们认为激光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激光，这种东西太贵了，而且持续时间也不长，样子就像一台旧式收音机。这种玩意儿一点用也没有。如果你每英寸扫描200点，那你就需要一兆字节的数据，而你又去哪儿找一兆字节的信息呢？‘1968年这个问题可能问得还有点道理，但如果你看一看科技发展趋势的话，你就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真是太可笑了经过几年的努力，加上坚定的信念------发明家的驱动力------他用实验否定了上述所有的不同意见。他可以通过调整输入电流来调制光束，通过一组反光镜来扫描图像。尤其最使他自豪的是他否定了所谓的”光电导体疲劳”问题。这是指复印机滚筒上硒层涂料的一种假设特性，砸层涂料所带的静电在复印时必须经过光的中和。

实验室教条主义者认为，过度强烈的光照将会使中和效果深入到硒层内部，就像铁锤把一枚钉子深深地砸进了一块木头当中一样。一旦光电导体变得太”疲劳”而不能马上恢复到最初状态，那么你就会看到前几页的图像互相重叠在一起，变成了一张乱七八糟的图案。因此，理论上的这一障碍绝不能轻视。“这仅仅是一个暗示，“斯塔克韦瑟解释说，“因为以前从没有人能在几十亿分之一秒的时间内使物体曝光。”

斯塔克韦瑟的实验证明，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实验结果显示，用极强的激光照射光电导体很短的时间，与用普通光源照射较长时间，它们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缩短照射时间平衡了光束的强烈程度，砸层也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至于激光器的费用问题，斯塔克韦瑟相信激光器在将来必定会变得越来越便宜。说到底，激光是什么东西？不就是一个两端有反光镜的氖光管吗？“我心里非常肯定：这个东西非常有潜力，“他回忆起那些孤独的日日夜夜时说道，“你必须信仰非常坚定，相信这个东西能行。”

他还意识到，他可能会解决一个计算机科学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如何将数字信号转变成纸上能够看得见的东西。激光可以以足够快的速度照射感光滚筒，可以在每英寸之内打印出500个小点。“我想，能不能不再像复印机一样扫描图案，而是干脆在计算机上直接输入数据？如果我能把光束调制成与数字信号相匹配的状态，那么我就能用激光打印了。我在罗切斯特做过一些试验，但我的老板却认为这是他们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可笑的想法。他们说道：‘赶紧给我打住，否则我就把你们这帮人全部解雇。’ ”

1970年的一天，斯塔克韦瑟在罗切斯特的施乐公司办公室向乔治·怀特吐露了心声。斯塔克韦瑟抱怨说，他被”一只老虎钳给夹住”了。他感觉自己的天赋正在被白白浪费掉，更严重的是，他们正在把他在施乐的研究引向死胡同。

他相信自己能够研究出一种安全使用激光束的方法，从而给施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打印机。然而公司里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的设想。他现在不得不另想办法了。

他告诉怀特，他现在看到了一线希望。那年夏天，他在公司的业务通讯上看到公司正在兴建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

“我想当时自己肯定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电话机旁，给那里打了个电话，“他回忆说，“他们说：‘噢，我们不想调人过来，只想在西海岸招聘人才。‘我说:‘我能去你那儿跟你谈一谈我的研究项目吗？’ ”

他的一再坚持终于使他贏得了一次与乔治·佩克在加州会面的机会，但他却像《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的那个倒霉蛋一样怎么来又怎么回去了。帕克对他的研究非常欣赏，但拒绝向总部提出调动他的要求。佩克解释说，韦伯斯特的许多顶级工程师都已经调到了帕克，这使韦伯斯特非常恼火。“我们不会要求把你调到帕克来，“佩克说，“我们不想引发一场’雪崩’，但如果你能自己解决调动问题，我们这儿就要你。”

他在韦伯斯特的顶头上司不仅驳回了他的调动要求，而且似乎还对他的要求非常生气。“不要再提这件事，加里，“他说，“你永远也不会调到西海岸，你必须停止研究你的那个什么激光。”

怀特是斯塔克韦瑟上司的上司，但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件事。怀特听着斯塔克韦瑟这一长串的叙述，不禁怒火中烧。毫无疑问，韦伯斯特实验室对待斯塔克韦瑟的方式太粗暴了，而这种事情正是怀特自己的老板杰克·戈德曼决意要”铲除”的对象。怀特向斯塔克韦瑟保证将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你先别急，“怀特说道，“我需要一些时间。”

“多长时间？这个家伙威胁说，要把我们这些人全都给解雇。”

“坚持下去，“怀特答道，“如果他要是找你的岔，你就别理他。”

幸运的是，乔治·怀特是施乐为数不多的几个对斯塔克韦瑟的激光比较感兴趣的人。他曾在衣阿华大学获得过核物理学博士学位，曾亲自用激光做过实验。当时是1962年，他是斯佩利·兰德实验室的雇员，因为他在这个领域有所研究，被帕萨迪纳的一家小型公司”电子光学系统公司”(EOS)雇用。这家公司后来也被卖给了施乐。

怀特非常同情斯塔克韦瑟，还因为他自己与年轻的斯塔克韦瑟一样也曾遇到过那种眼光狭隘的人。“在EOS公司时，我们都非常了解激光，当时我们也是才加人施乐时间不长。于是，我们就把激光器与复印机组装在一起，给施乐的人演示如何用激光照射复印机滚筒。“他回忆道。怀特演示给看激光复印机模型的那个人叫约翰·德索尔。“他根本不明白这项新的科学突破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怀特回忆说，“机会就在眼前，他却视而不见。”

现在，怀特意识到命运女神再一次光临施乐公司了。德索尔已经走了，他的继任者杰克·戈德曼任命怀特为髙级产品开发部主任。作为戈德曼的”先头部队”，怀特认为他的工作有两大主要目标：一是改进现有的复印技术，以提高复印速度和清晰度；二是发明新的成像技术，以弥补原来技术的不足。

但是这两大目标要求具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韦伯斯特可以花大量的钱搞一些小家子气的研究，对复印技术作一些小的改进，“他说，“但他们永远也不会去搞什么新发明。”

让加里·斯塔克韦瑟，一个”新世界”的人，生活在”旧世界”中没有任何意义。作为一个追求创新的人，他几乎肯定要被韦伯斯特压得粉碎。“在韦伯斯特，加里的研究往好里说可能会停滞不前，因为没有人支持他研究出一台可以走向市场的产品，“怀特最后说，“往坏里说可能会中途夭折，而且如果他不愿为传统的复印机研究透镜和光源，他就可能要另谋高就了。”

于是，怀特直接找他的上司戈德曼。“斯塔克韦瑟正在搞一项惊人的研究，“怀特对他的老板说道，“但他在韦伯斯特却不能充分发挥他的专长，没有人愿意听他的，即使听也不会让他把研究进行到底。”

几乎想都没想，戈德曼就同意斯塔克韦瑟调到帕克。韦伯斯特一点道理也没有，如果他们不能让他充分发挥才能，他（戈德曼）就不会坐视他们浪费人才而不管。

1971年1月，斯塔克韦瑟调到了帕克。他是这里的第十六个成员，被分到了光学实验室，头儿是他在韦伯斯特的老同事约翰·厄尔巴克。当费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之后，他却与其他初来乍到的人一样，发现这里的研究设备极其缺乏。

他的办公室就是四面墙加一个电源插座。在韦伯斯特，每个科研项目都有雄厚的物质保障，实验室里各式设备都十分齐全，而这个地方却四壁空空，仅仅是用空心木板围成了一个一个的小隔间。斯塔克韦瑟的目光最后落到了墙上------它们的下方都有一个奇怪的长方形开口。“这是干什么的？“他问一个人。

答案非常令人扫兴。事实上，这座建筑物原先曾是个动物实验室，那些开口就是为了能让那些四条腿的动物们自由活动。每个小隔间都有一个动物的名字，比如狗屋、猫屋等等。“你的办公室原来是个鼠屋。“他们告诉他。

好在其他人也是和他一样在一张白纸上作画。斯塔克韦瑟问他的一个同事哪儿能找到研究设备，这个同事便扔给他一本破烂的科研装备目录。

“需要什么就订购什么。”

那天晚上，他一直在想，为什么要放弃韦伯斯特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而来到这个…鼠屋！回去研究复印机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好？

“我在想，你放弃了一切，却到了这座破楼里来，你真是个傻瓜！”

然而帕克的魅力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几天后他就发现情况有了转机：装修鼠屋的资金似乎正在源源不断地到位。在韦伯斯特，实验室的管理层对购置一台费用仅为2500美元的激光器还一直抱怨个不停，而这儿对他订购一台15000美元的庞然大物(加上使之冷却用的水管线路以及水泵)连眼都没人眨一下。斯塔克韦瑟没有买那种旧式复印机做实验，而是订购了一台每分钟可以复印60页的7000型复印机。机器如期交货，随机还来了一名施乐的技师，他对于在一间没装修的实验室里安装一台高级复印机大惑不解。

而要是看到斯塔克韦瑟用这台复印机干什么的话，他肯定又会大吃一惊的。

当时计算机打印机已经出现几年了，然而却没有人把它与数字信号联系起来,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打印机形体庞大而笨重，螺线管一大堆，特别像一个前苏联研究小组设想的一种电传打字机------发明这种玩意的工程师称之为”异机种系统”，即使用勉强凑和的元件组装而成的机器。从性能上来看，这种打印机速度极慢，缺少打印图形的灵活性，大部分都只能打印构成ASCII码(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的128个字符。

ASCII码是一套代表数字、英文字母和其他常用字符的编码系统，由七位二进制组成------因此就只局限于128个字符，即七位二进制所能表示的最多字符。如果你想打印什么特殊的字符，如德语中的U（上有两点）或者法语中的C（下有一撇），你就遇到了麻烦。但让计算机设计师高兴的是，七位二进制至少可以表示出大、小写字母。

斯塔克韦瑟的任务，就是要研制一台打印机，这台打印机要能在纸上打印出计算机显示器上显示出的几乎全部文字和图案。他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研制出一台能与7000型复印机相媲美、能在一秒钟内在纸上打印出复杂图像的机器。这实际上就是他在韦伯斯特几年来所一直研究的项目，只不过速度大大提高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花了11个月的时间，一直到1971年的11月。

他的设计看上去挺简单，实则不然。机器的中心有一个旋转圆盘，大小和形状与冰球差不多，周围环绕着24个镜面。当圆盘转动时，每个镜面都将激光束反射到感光器上(就像灯塔的一束光水平扫过一面墙一样------每秒扫几千次)。这样复印出来的图像肉眼看非常清晰，但事实上是由数百万个小点从感光器转印到白纸上的，其分辨率达到了每英寸500条水平线。

要使这套复杂的系统顺利工作，还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微调，把各部件组装在一起并使之协调同步，这就像让一大群小猫合唱一样困难重重；由于圆盘每分钟要转一万圈（最初的玻璃圆盘很快就被换成了铝盘），镜面旋转时产生的空气阻力相当大。此外，还必须采用由价值10000美元的压电电池驱动的偏振滤光器，将激光的扫描频率调制到每秒钟扫描5500万次。由于激光必须要与复印机的速度保持一致，斯塔克韦瑟的激光器还必须能够每秒在纸上打印出2000万个小点。

然而，最棘手的问题并不是在电学方面，而正好是在传统光学领域。斯塔克韦瑟清楚，即使镜面位置有极小的误差，扫描光线也会偏离正确的位置，就跟录音机一样，如果走带装置稍有偏移，那么录出的声音就会发颤。据他估算，要使复印出的图案清晰、美观，那么镜面在竖直方向上的偏移就不能超过一度------极小的差别，打个比方说，就是不能超过从一英里以外所看到的一枚硬币的直径。

达到这样精确程度的成品圆盘每个至少要花费10000美元------从技术上对其进行估算是可能的，而斯塔克韦瑟却对此表示怀疑。的确，当时有一种伺服光学装置能够有效地调整扫描偏差，但这种装置更贵，而且还意味着将给他的打印机又增加一个复杂而易出故障的部件。斯塔克韦瑟明白，误差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那么他设计的这台机器就不可能降低成本。

整整两个多月，他都在思考这个难题。“我坐那儿，列出了所有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问题一个接一个地都解决了，最后就剩下了一个：镜面的误差问题。”

一天，他正坐在他的光学实验室里，愁容满面。墙已经被漆成了暗黑色，光线黯淡，旁边放着感光滚筒。斯塔克韦瑟在一本白纸簿上信手乱画着，他在重温自己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一年级时学的光学基本原理：使光发生折射的传统方式是什么？当然是三棱镜。他画了一座由三棱镜组成的金字塔，一个放在另一个的上面，越往上越小，以满足所需折射的角度。他把纸拿在眼前，突然想到了旧课本上出现过的一个装置：一种中间宽、两头窄的普通柱面透镜。“我记得自己自言自语说：‘小心点儿，这个东西可能不管用，可能有点太简单了。‘我把这张纸给我的一个助手看，他说：‘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

这个方案的确太简单了，但却非常管用。斯塔克韦瑟突然想到的这个妙计是：放在圆盘与感光滚筒之间的柱面透镜可以接收太高或太低的光束，然后自动将其反射到滚筒上的正确位置，就像眼镜将物体重新聚焦到人的视网膜上一样。

“我跑到电话机旁，给埃德蒙德科学用品公司打了个电话,用我的信用卡花10美元买了一些战时剩余透镜他回忆说，“在透镜买回来之前的两天，我几乎难以人睡。一买回来，我就把透镜装了上去，心里非常有把握。“这种透镜是绝对不会坏的，因为它采用的是最简单的物理学原理；它没有可移动的部件，因此不会出故障，而且还像炸面包圈一样很容易就可以生产出来每个售价不是10000美元，而是100美元。

“镜面的位置不需要那么精确了，“斯塔克韦瑟回忆道，“差一点也没事。研制这台机器使我获得了许多新发现，但只有柱面透镜让我喊出了’尤里卡’（意为’我发现了’）！”

斯塔克韦瑟最后研制成功的打印机体积庞大而笨重，激光器、镜面、导线都放在了7000型复印机的上面，就好像一个上了年纪的贵妇人戴了一顶可笑的帽子。他给打印机取名SLOT，意为”激光扫描输出终端”。

“我本想叫它’激光扫描输出打印机’，“他说道，“但那样最后得到的首字母缩写词就不好听了，研制成SLOT仅仅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如何把数字图像转变为纸上的图案------可以说是图像转变成激光束后如何使用色粉这一问题的后一半，前一半就是如何把计算机输出的图像”翻译”成激光能够看得懂的东西。

这一半是由所谓的”研究字符发生器”（RCG）解决的。这是一种由铁片和硅片组成的机器，发明人是兰普森和一个新来的工程师罗恩·赖德（Ron Rider）。RCG高几英尺，宽19英寸，里面装有33块包含有3000条集成电路的存储器卡片，是一台超级缓冲存储器，容量之大足可以从计算机接收一个数字文件，并对其进行逐行分析，告诉打印机在什么地方打印多少点。这样，在纸上打出的图案就是由纯电子设备产生的。

今天看来，这个程序并不十分复杂，因为现在存储器非常便宜，计算机和打印机都具备足够的存储器同时处理几页文稿。当一页文稿从文字处理系统传送到打印机时，便进人了缓冲存储器，就像是旧式印刷术中把字模固定在一个长方形的框子中一样。一旦到了存储器，文稿就可以随意加以处理，可以上下颠倒，也可以环绕在一个几何图形的周围，可以加宽或变窄，也可以反方向打印。现在最普通的台式计算机也能存储十几种字库，任何一种都可以随意调用。

然而，由于当时的存储器价格非常昂贵，这些功能在1972年却没有那么简单，而且对于赖德的打印机来说，仅仅能打印行式打印机中的ASCII文本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各种字体都存储进去。这些字体都得手工绘制，然后再转变成数字信号，存储在存储器中，需要时可以随时调用，就像是一个电子货架一样。

但这就意味着工作的复杂程度提高了几十倍。ASCII字符大小都一样，而且都是方形，传统文件所需要的惟一的格式编排就是一个告诉打印机什么时候移到下一行的命令。与之相反，帕克所要求打印的字符在比例上各不相同：有的宽，有的窄，有的高，有的低；有的是罗马体，有的是斜体，有的是黑体。

最后，字符生成器还不得不与7000型复印机的快速进纸系统保持一致。对于复印机来说，速度快一点没有任何问题------你只需要把原件摆整齐就行了。而对于打印机来说，这却是个难题。从计算机里输出的文件必须轮流打印，而且与电传打字机按照严格的线性顺序打印不同的是，SLOT必须重新生成字符，以保证每页打20至30行。

最后，赖德把层出不穷的难题看作是因祸得福。“这些难题迫使你用一种更加普遍的方式来考虑打印的问题，这样得到的解决方案要更令人满意。“尽管名字叫研究字符发生器，但它却不是逐个字符地打印文件，而是按照计算机所要求的形式打印。与帕克在最初几年的研究成果类似，这个发明解决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甚至还没有一个人曾经想到过。

斯塔克韦瑟与赖德一起合作把SLOT与字符发生器合为一体，一直持续到1972年初，一个人为制造的而不是技术上的障碍使他们两个人不得不分开了。帕克70名科学家中的20多名搬到了刚从辛格公司租借的房子，这所房子建在一座小山上，被称为34号楼（因为它的地址是希尔弗尤大街3406号）。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包括赖德，都搬到了34号楼，其他人，包括斯塔克韦瑟，暂时都呆在波特大道。这一下，两个人便隔了一公里------距离太远而无法架设电话线，中间又是一条四车道的富特希尔高速公路，因而也无法铺设地下电缆。

“管理人员说：‘别着急，过一年你们就又会到一起的，’ “斯塔克韦瑟回忆说，“我说：‘好极了，但在这一年里我们该干些什么呢？’ ”

但就在赖德搬走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斯塔克韦瑟正在家中坐着,这时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立即跳上汽车，径直开到了波特大道，从楼梯井爬到了楼顶。正如他所想的那样，从他站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34号楼的楼顶。虽然电话线和电缆不能把他们两个人连起来，但激光束却能够做到这一点。

第二天他从埃德蒙德公司以每架300美元的价格订购了四架望远镜。他和赖德把两架望远镜上的目镜换成两台小功率激光器，另外两架换成光电探测器。他们在各自的楼顶上放了一台”激光望远镜”和一台光电探测器，用自己的激光器瞄准对方的探测器，这样光束数据就连在了一起。任何天气下设备的运行效果都非常好，即使有雾也没有任何影响，只是在暴风雨过后需要作一下微调，因为雨水的重量要使楼顶轻微下沉。

“开始工作时，我便先发一束光，示意他的字符发生器向我的光电探测器发送数据，之后我的探测器将会把数据传到激光器上，然后再到打印机，“斯塔克韦瑟回忆说，“毕竟，我们是在为彼特序列编码，就像用一条光做的导线传送数字信号一样。”

惟一的问题是这种仪器在夜里显得有些阴森可怕。一天早上，雾气刚散，里克·琼斯便接到帕洛阿尔托的警官来的一个电话，说前一天晚上有一个骑摩托车的人被头顶上空像幽灵一样的红色光束吓坏了，一不留神从高速公路上掉到了深沟里。不管帕克是研究什么的，由于造成了交通混乱，所以必须停止进行这种研究。

琼斯对警官说了一大堆好话，总算平息了他的怒火。他回来后把这个问题向斯塔克韦瑟说了。于是斯塔克韦瑟便把光束加粗了点，这样即使是在雾天人眼也看不到光束，但光束的宽度仍然在光电探测器的可接受范围之内，因此仍然可以重新聚焦。

“这样我们又进行了一年多的实验，直到我们也搬到了山上，“斯塔克韦瑟回忆说除了几只小鸟被红光照了一下之外，我们再也没有碰到过任何麻烦。”

斯塔克韦瑟的SLOT与赖德的字符发生器是帕克正在研究的四个完全交互式办公系统中的两个。与此同时，撒克、麦克雷特和兰普森正在研制阿尔托计算机；阿伦·凯与他的”学术研究小组”正在设计一种图形用户界面，意在使计算机变得简单实用，使用户凭直观就能轻松地使用计算机；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和戴维·博格斯（David Boggs）正在设计一种网络------以太网（Ethernet）------以把所有的这些系统都联在一起。“我们的设想是，你可以在阿尔托上创立一个文件，然后通过以太网传送到一台打印服务器（即管理打印的公用计算机），服务器将文件转换成光栅后将其打印出来。“赖德回忆道。当全部研制成功后，整个系统的首字母缩写就是EARS（耳朵），即”Ethernet-Alto-RCG-SLOT”。

这四个系统中的激光打印机是最有可能走向市场的，它是对标准复印机的直接改进。然而，要想使其真正走向市场，那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正如后来杰克·戈德曼所说的那样，就像是一场接一场的战斗。

第一次遭遇挫折是在1972年，当时EARS中的其他系统还没有全部研制完成。那年”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一个喜欢推销新技术的机构，公开声称要购买五台激光打印机，要求各公司给出价格。但这只是在”做秀”，因为利弗莫尔知道这种打印机是帕克的独家发明。

杰克·戈德曼非常想做成这笔买卖，因为这笔合同将会使帕克研制的第一件商品一举成名。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想法却被詹姆斯·奥尼尔（James O’Neill）否决了。奥尼尔原来曾是福特汽车公司的财务管理员，现在主管施乐的工程和制造部门。

戈德曼勃然大怒。“我跟他吵了起来他回忆说，“我说：‘你为什么把我的计划否决了？‘他说:‘我否决是因为我们将会受到损失。7000型打印机的可靠性达不到利弗莫尔的要求，我们到时候要派许多维修人员，在履行合同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将会损失15000美元。’ ”

戈德曼反驳说，奥尼尔想错了。帕克已经证明，采用激光器的打印机，其可靠性比原来提高了10倍，因为激光打印方式省掉了那些最容易出故障的活动部件。“在打印机的可靠性问题上，我们有许多经验他说我们在实验室已经试验打印了数百万张纸，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它。”

然而，这两个管理人员的分歧不仅仅是对技术的理解不同，还反映出两人销售观的根本冲突。奥尼尔认为，销售一种目前还没有大量生产的产品一点意义也没有；施乐连复印机都没有卖给利弗莫尔，为什么要卖给它激光打印机呢？

戈德曼反驳说，将原有复印机的改进型投放市场与引进一种全新的技术有着本质的不同，实现后者的惟一办法是满足初期客户的胃口------那些初期客户愿意在不熟悉的产品上碰碰运气，看看这种产品是不是有市场开发前景。但是戈德曼还是输了。

“将一种产品投放市场你就必须要冒一定的风险，“他后来说道,“奥尼尔不让我们签合同，他怕公司受到损失。那台打印机本来是可以让世界大吃一惊的。”

然而，整整两年激光打印机被束之高阁，这时戈德曼不得不再次从中”斡旋”------这次却相当成功------以挽救打印机即将销声匿迹的命运。

那是在1974年，施乐的产品审查委员会------其成员大多是公司的管理人员，工程师几乎一个也没有------正在讨论施乐应该将什么样的计算机打印机投放市场。当讨论进行到第十一个小时的时候，戈德曼发现委员会准备同意推出韦伯斯特实验室设计的”超级打印机”。这种打印机采用阴极射线管CRT------它比激光的亮度弱几千倍------将图像投射到光电导体上。

“一群蠢驴，他们根本不知道推出哪种产品是要由技术来决定的，“戈德曼回忆道。“超级打印机”，他争辩道,根本达不到高速打印的要求。“现在斯塔克韦瑟已经发明了激光打印机，而这帮罗切斯特的家伙却在考虑CRT，这纯粹是一种倒退。”

这次，戈德曼不仅仅是在口头上争论了。他找了一架公司的飞机，把委员会的两位主要成员------委员会副主席唐·彭德利和他的老板人事部副主任比尔·苏德斯------推上飞机直飞帕克，给他们演示激光打印机。

“这时是星期一晚上，我说：‘我们今晚去帕克，明晚赶回来正好参加星期三早晨举行的会议。‘我们终于使他们相信了激光打印机的优越性，帕克的工程师演示得非常成功，整个过程没有一点缺陷。这两个家伙边看边说：‘嗯，应该把这台机器投人市场。‘我们终于把韦伯斯特打败了。”

然而，这却是个代价极为惨重的胜利。虽然委员会同意推出激光打印机，但却驳回了戈德曼研制7000型激光复印机的要求。本应该在一年内就推出的激光打印机，委员会却决定等到施乐的下一代高速复印机9000系列推出后再将激光打印机投入市场------这又要等到三年之后。

要是真的耽搁这么长的时间，那将是十分危险的，推出激光机的计划肯定会胎死腹中。在这段时期内，这项计划三次死而复生，最后要不是一个叫杰克·路易斯的管理人员据理力争，那结果就不得而知了。路易斯是公司打印部的主管，对上司的命令视而不见。最后，9700型打印机终于在1977年投人市场，加里·斯塔克韦瑟的激光器也终于实现了它主人的心愿，成为施乐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产品。

尽管如此，对于韦伯斯特的复印机工程师们来说，激光打印机从来就是一种与其格格不人的、可怕的东西。

“几年之后我回到韦伯斯特，“斯塔克韦瑟说我碰见了原来的老板，就是那个不让我走的人。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现在还在研究激光那玩意儿吗？’ ”

“当时，激光打印机每年能给施乐赚回20亿美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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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战胜发牌人 {#d5e0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d5e0”}

克里斯·杰弗斯走进帕克的大会议室之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阿伦·凯把他小时候的朋友招进了帕克，让他当秘书兼人事部主任。凯引导他通过了严格的面试程序，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关了：在全体人员会议上向他未来的同事们作技术报告。会议室中等待杰弗斯的是大约2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都斜靠在豆袋椅上，椅子上铺着暗黄色的座垫。每周都召开的这种会议被称为”发牌人”会议，并且成了帕克的一项制度。

鲍勃·泰勒总喜欢告诉别人，他管理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风格综合了他知道的所有实验室的优点，但其整个思想体系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一个中心：他在ARPA形成的管理原则。泰勒的前任给他留下了一句格言，那就是管理研究工作的最好办法就是先选择最优秀的科学家，然后让他们自由地展开研究。ARPA需要的都是一些具有极高水平的科学家。伊凡·萨瑟兰说道：“他们的观点你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是要想改变却是十分困难的。你也许会让他们同意什么东西有意思或比较重要，但却不能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

另一方面，你可以让他们互相交流心得体会。泰勒把在ARPA定期召开的讨论会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帕克，并给它起名为”发牌人”会议。

这个名字来源于一本书《战胜发牌人》,作者是爱德华·O·索普，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他发明了一种在”二十一点”游戏中稳操胜券的方法------“战胜发牌人”法------即数一下发到手里的牌中高点数的有几张，低点数的有几张（这种确实有效的方法使谦逊的埃德·索普成了”二十一点”的专业数牌”大师”）。

泰勒自己并不是”二十一点”迷，《战胜发牌人》中让他感兴趣的是其中有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能巧妙地对付一大群训练有素的对手。在”二十一点”中，这个人就是发牌人，他在桌旁一人独挡众人的围攻。在泰勒看来，一名研究人员提出一个观点或项目之后，应该能够独自面对并回答众人的诘难。

很快，“发牌人”会议就成了一种制度固定下来，成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核心。开会时，整个实验室的所有成员都聚集在会议室里，坐在豆袋椅上（这种椅子是彼得·多伊奇和他的妻子巴巴拉在伯克利一个朋友的商店里发现的）。会议通常是在星期二举行（但有时也有变化），而且一般都是在午饭前后，持续一个小时。泰勒的下属人员全都必须参加，这也是他严格执行的惟一规定，欢迎其他实验室的人参加，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后来，随着帕克人员的不断增加，参加”发牌人”会议的人越来越多，变得难以管理，于是非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人员只有在邀请或特许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参加（凯虽然是系统科学实验室的人，却在”发牌人”会议上拥有固定”席位”）。

每次会议泰勒先讲10至12分钟的总务工作，然后就是本星期指定的”发牌人”当主角了。这时会议就有点像玩扑克牌一样，“发牌人”不仅有权规定讨论的题目，还有权规定辩论的规则。

“我想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一个人站在桌子旁，可以像沙皇一样制定辩论规则，“泰勒回忆说，“你可以宣布，‘不准打断别人的发言’，或者’可以随意插话’，或者4我只对X、Y、Z进行辩论’，或者’只有惯用右手的人可以进行辩论’。“同样，讨论的题目也没有任何限制。当然，一般讨论的内容都是对实验室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但范围包括得非常广。鲍勃·弗莱格尔（Bob Hegal），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一名图形显示专家，有一次就向他的同事们演示了如何把自行车拆开上润滑油；埃德·菲亚拉更有意思，有一次他竟向大家描述了程序规则系统与食谱是多么相像。

来自其他实验室、得到大人物支持的人可以享受很大的自由。有一次凯就告诉杰弗斯，让他在下一次”发牌人”会议上当主角。杰弗斯并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计算机专家，他曾在驻尼泊尔的和平队里呆过几年，后来又在和平队设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当一名官员。他告诉凯，自己根本不会向帕克的这些计算机界”特选子民”描述什么东西。

凯说道：“谈谈你知道的东西就行。”

“于是我就讲了一些关于尼泊尔语言和文化的社会语言学，我们讨论得相当愉快杰弗斯回忆道，“事实上，我当时一点也不紧张。”

这也是泰勒计划中的一部分。一旦进人这个实验室，你就可以不再受那些大学里经常发生的各种骚扰的影响。“你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约翰·肖克（John Shoch）说道，他是凯的实验室成员。“没有人问你，‘你他妈的到底是谁？你是干什么的’？“另一种骚扰，泰勒认为，就是那些阻碍自由交流思想的各种因素。“如果有人想搞人身攻击，而不是辩论，那么他就会发现没有人理他那一套。”

但辩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准备的。谁要是想在会上提出什么谬论并想使之得到大家的同意，那么撒克肯定会大喝一声”胡说八道”！ARPA网的元老塞韦罗·奥恩斯坦也会面带愠色地说道：“废话!”紧随其后的便是一连串愤怒的谴责：“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在说什么！""那根本不可能!""这是我所听过的最愚蠢的想法！“兰普森也会引经据典地把这个人的逻辑推理大批一通。如果这个人幸运的话（仍然坚持己见），讨论便会转向他应该如何换换脑筋。

如果”发牌人”把话题转向某个人的资格问题，那么批评就会更加无情。面对这些靠在豆袋椅上、毫不留情地对”发牌人”进行辛辣讽刺的人，即使是那些毕生都在面对满怀敌意的管理委员会、为自己深奥的研究工作辩解的科学界元老也会心慌意乱、不知所措。新来帕克的人参加完”发牌人”会议后，几乎没有人心里不感到揣惴不安。

但即使是那些经验丰富的演说家也可能遭受这种”虐待”。在一次”发牌人”会议上，发言人是卡内基-梅隆大学(CMU)的著名教授阿伦·纽厄尔（Allen Newell），在坐的六七个工程师不仅是他的朋友，而且还是他的学生。此外，他还编过计算机设计的教科书。此时，作为发言人，他的任务就是在摄像机面前解决一个棘手的程序编制问题，这样他在匹兹堡的学生们就可以一步一步跟着学习他的推理过程了。然而在最初的几步中，他无意之中犯了一个简单的、不该犯的错误。于是他的学生们在录像带上看到的便是一屋子神气活现的工程师接二连三地向心神不安的纽厄尔一再发问，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应该如何弥补自己所犯下的大错。

只有一次大家让发言人轻松过关。那是1973年初，佩克决定聘用哈罗德·霍尔（Harold Hall），一个外表慈祥的研究管理人员，曾在ARPA和福特干过，准备接替早就不想干的比尔·冈宁为系统科学实验室的主任。霍尔没有被”豁免”进行集体面试，但佩克也不想让他受这种”虐待”。

“显然泰勒被告知，他必须保证哈罗德受到礼遇，“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工程师查克·盖什克回忆道，“因此，在’发牌人’会议上，一开始并没有把哈罗德推到讲台上，而是鲍勃自己先向我们说了一通应该如何礼貌对待管理人员，因为施乐的大部分管理人员并不习惯’发牌人’会议的这套做法。”

这时吉姆·莫里斯（Jim Morris），一个从卡内基-梅隆大学调过来的、说话尖酸刻薄的人，正坐在后面。“突然，“盖什克回忆说，“莫里斯说道：‘等一会儿！我明白了，你是在告诉我们你想让我们手下留情！’ ”

但这种特殊待遇很少见。在”发牌人”会议上实行的这种毫不留情的批评来自于工程师们的那种普遍性格：一个答案要么是对，要么是错，要么是”0”，要么是”1”，除此以外再也没有第三个正确答案。大家都明白，如果大家看到你错了而不说出来，或者说你对了，或者对了一半，这反而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指出你的错误与你是谁一点关系也没有，“奧恩斯坦说道，“我们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

但并不是说这种制度毫无感情偏见。鲍勃·梅特卡夫就认为，实验室有时利用”发牌人”会议这种残忍的方式实行主观臆断。梅特卡夫是1972年来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具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证书。他说话尖刻，直言不讳，无论是谁，他都不给面子。在”发牌人”会议上，他经常发现有仗势欺人的现象发生。

“我现在有些愤世嫉俗，但事实上，如果你来自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或是麻省理工学院，或是卡内基-梅隆大学，你就可以先说说自己的项目，然后大家问你一些问题，然后就会向你表示祝贺，你就得到了一份工作，“他说，“但如果你是亚利桑那大学毕业的’笨蛋’，他们便会对你备加折磨，你根本没有希望逃过这场厄运。换句话说，如果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系主任说你水平很高，那他们就一句话也没有了。”

其他人也发现，泰勒想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树立群体意识的做法导致了一种负面影响。如果说在实验室内部没有一堵”墙”把大家隔开，那么便有一堵把实验室与外部世界分隔开的”墙”。“就像一个教派一样，“系统科学实验室的工程师林恩·康韦（Lynn Conway）说道，他曾在IBM研究过超级计算机，“我对教派并不感兴趣，它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泰勒的影响力非常大，他在幕后指挥，‘职业杀手’给他在前开道，一大群狂热的信徒跟在他的后面为他摇旗呐喊助威。”

泰勒最主要的”职业杀手”就是巴特勒·兰普森。他反应敏锐，辩技高超，从而把新思想也拒之于门外。在辩论中贏兰普森不是不可能，关键问题是，即使他的观点站不住脚，他也能多次取得胜利。即使是像阿伦·凯这样在思想的空间里经过无数考验的老手，在与思维缜密的兰普森交锋时也经常被他逼到了墙角。凯一败涂地，有时不得不先暂时撤退，重整旗鼓，然后再次发起冲锋。“第一天我根本贏不了他，“他后来说道，“第二天我才能贏他几次。他的脑子比别人要快两倍。”

兰普森智力发达，理解力很强，在别人讨论时总是爱开上几句玩笑。他的设计思想很有深度和洞察力，已经成为帕克发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遇到阻挠或反对意见时，他也可能会变得非常容易激动，非常可怕，爱发脾气，乱扔东西。有一次，沃伦·泰特尔曼就把兰普森惹火了，兰普森抓起玻璃烟灰缸就向他扔了过去。“巴特勒的脑子快得吓人，“直言不讳的泰特尔曼回忆道，“那些脑子反应速度不如他或没有他聪明的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那次巴特勒正在干一件’蠢事’，我就说：‘怎么了？是你说那是一件蠢事的呀！‘这时他就拿起一个烟灰缸向我扔了过来。“泰特尔曼回忆道。烟灰缸在他身后的墙上摔碎了，他一点事也没有，但他记住了这次教训。“他就像是实验室里的一只400磅的大猩猩，你得时刻小心。“泰特尔曼的朋友开玩笑似地给他出主意，让他以后在参加”发牌人”会议时最好戴一顶安全帽。

如果不看”发牌人”会议上激烈的智力交锋，这段时期大家彼此都不拘礼节。这个地方还保持着一种校园式的气氛，这并不奇怪，因为大部分成员都是刚刚从研究生院毕业（有的还边在帕克工作边读学位），有的还没有结婚，有的刚结婚不久，他们的社交范围大多都没有超出实验室的范围，直到多年之后，各自的家庭成员逐渐增多，他们的注意力才渐渐转移开。而现在，他们都在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整日整夜地在一起工作着。

为了松弛一下紧张的情绪，大家经常搞一些家庭野餐，里克·琼斯还组织了一个全球队，经常在帕洛阿尔托社区俱乐部联合会里搞一些比赛。在34号楼------1972年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与系统科学实验室搬到了这里------的后面有一片开阔地，上面挂了一个排球网，每天午饭后大家都在这里举行一场排球比赛。

对于日益扩大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来说，鲍勃·泰勒就像是一个社交活动指挥官。每到周末他就组织一场触身式橄榄球比赛（四分卫：鲍勃·泰勒）或者是长达几个小时的”外交”游戏。这是一种棋盘游戏，其中有谈判、结盟和背叛等需要动脑筋的东西。“那个游戏特别有意思，因为在周末整整八九个小时里你根本无事可做。“一个喜欢玩这种游戏的人回忆说。

这是泰勒个性中活泼的一面。当他在游戏中扮演”家长”的角色时，可以肯定，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他都是一个”绝对可爱的人”，这与他嘲笑工程师或在玩橄榄球时不服从裁判判决、抓住对方球员的衣服不放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甚至他的上司也嘲笑他性格上的小缺点和爱吹毛求疵的毛病。有一次在万圣节前夕，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人聚在一起联欢，有一半人都穿着和鲍勃·泰勒一样的衣服：带格的宽松长裤，蓝色上衣，圆翻领毛衣。大家都坐在餐厅里的一张大桌子旁，左手都拿着一支烟斗。

“每一个刚刚成立的机构在一开始大家都相处得非常和谐，彼此之间都有一种特殊的联系。“杰弗斯若有所思地说道。他在和平队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种现象。“在和平队是这样，在帕克也是这样，在任何刚成立的机构里都是这样。开始这段时期非常重要，每个人一开始都应该成为某个集体中的一员。”

这种工作和生活上的默契是帕克初期一些项目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就包括MAXC计算机。他们把这种非正式合作称为”汤姆·索亚式合作”。和汤姆拿着刷子和石灰水一样，你可以说明自己的观点或项目------在正式会议上还是在闲聊中提出来都可以------一些感兴趣的同事便会聚在一起，共同研究如何把设想变成现实。如果你发现了一点线索，比如说可以用微代码完成一项新的操作，那你就能找到一些编码方面的专家，大家便聚在一起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直到黑板上画满了各种与北欧如尼文一样深奧难懂的箭头和符号。如果你是在搞一个大型研究项目，者许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每一个会”使枪”的人都会”拔枪相助”。

如果谁的想法非常有道理，大家便会聚在一起连续研究上三个月到半年，直到把这项工作完成；如果没有道理，大家便会各自散去，再去寻找新的项目。正如撒克所说：“那些有意思的想法得到的是大家的共同参与和支持，结果，优秀项目层出不穷，没有意思的项目越来越少。”

正是在这种气氛中，系统科学实验室的工程师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硬件编写代码，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设计师帮助系统科学实验室设计建造原型机，普通科学实验室的物理学家也参与进来，他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材料性能和电气反应方面的远见卓识（如戴夫·比格尔森就告诉斯塔克韦瑟如何使用声波调制光束，而他这个随便提出的建议最后却应用在了世界上第一台激光打印机上）。

在某一时刻，“汤姆·索亚式合作”居然促成了一项与计算机无关的大胆创新，即所谓的”博斯阴谋”。这是一次大家在里克·琼斯的屋子里玩扑克时想出来的。当时琼斯、凯、撤克、迪克·舒普、查克·盖什克以及其他几个人正在讨论立体声扬声器的优点。凯对高级音响”博斯901”非常着迷，这种音响自带均衡器，每套售价1100美元（这是在70年代初期美元贬值之前）。他也是帕克惟一拥有这样一套音响的人，这是他用帕克的预算购买的，作为帕克研究的实时音乐音响合成器的一部分。

“你要知道，“洗牌时有一个说道，“我们完全有能力研制电子产品，而且花钱也不多。”

于是，这几个人便在34号楼专门找了个房间，把凯的音响拆开了，煞费苦心地分析其中的设计原理。他们从同一个为博斯公司提供扬声器的厂家买回了一些锥形扬声器，在琼斯的车库里用一把转向锯把刨花板切割成扬声器反射板的形状（凯连着锯了好几个小时，弄得浑身落了厚厚一层锯末，而琼斯也从此落了个耳鸣的毛病）。然后他们分工组装个负责焊接，一个负责安装扬声器，等等------就跟他们当初分工组装MAXC一样，而碰巧此时MAXC正在隔壁装有空调的屋子里工作着。最后，他们一共”生产”了40对音箱，每对仅”耗资”125美元。顾客是帕克的其他成员，他们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选择不同的面罩，否则他们根本无法看出自己买的是”赝品”，没有一个人能看得出来。

“这就是帕克的风格，“凯回忆道，“如果你不知道一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你就干脆自己做一个。”

计算机界开始逐浙意识到，在帕洛阿尔托的一个小山坡上正在发生着特殊的变化，这一部分是由于研究人员经常给来自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或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朋友送一些示范产品。帕克的雇员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些耀眼的名字。有了兰普森、凯和多伊奇本来就可以使帕克成为一个代名词，而现在帕克中心又招聘了十几个著名人物。凯喜欢说的一名话就是，全美国前100名最优秀的计算机科学家中有78名是在帕克工作。

而有时他也说58名或60名。凯的公式从来就没有一个是固定的，在数学意义上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帕克从来就没有聘用过78名计算机科学家），但在比喻意义上却是非常准确的。帕克已经成为美国优秀计算机科学家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像迪斯尼乐园对于一个7岁小孩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想象美国几乎所有的天才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已经在帕克的掌握之中了。

“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是在搞垄断。“杰克·戈德曼回忆道。一天，在一个正式午餐会上，他被麻省理工学院的院长杰罗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拦住了。“威斯纳指责我，说我使大学根本无法教授计算机科学，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优秀人才都招揽到了帕克。”

尽管对这种抱怨感到欣慰，戈德曼还是意识到，帕克成功的关键并不是在于研究人员的多少，而是在于他们有没有特殊的天赋。他发现自己都已经离不开帕克了。晚上刚乘公司的飞机到帕洛阿尔托，有时也带着他的妻子（“我惟一不想带她的原因就是我不能和我的同事们玩扑克了”），他就驱车直奔实验室，深深地陶醉在实验室的气氛之中。

“实验室总是灯火通明，十几个人围在那儿，即使是晚上九十点钟也是如此，“他回忆说，“他们大多数时间是在玩电子游戏。但你要注意，当时的电子游戏和今天的大不一样，那是一种新鲜玩意儿，这些家伙实际上是在发明新的电子游戏，是在学习如何使用计算机。”

然而，这片世外桃源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举个例子说，总部对帕克中心的态度正在恶化，因为他们惊奇地发现，帕克竟然出现在了一份令人讨厌的杂志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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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太空战 {#669a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669a”}

1972年12月初的一天，里克·琼斯和格洛丽亚·华纳驱车前往旧金山机场去接刚刚从纽约回来的乔治·佩克。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来接他的，因为每次佩克从施乐总部返回来时，总是由华纳派一辆轿车去接他。这次她改变了惯例。佩克一看到他的两位助手正在机场门口等着他，他就觉得事情有些不妙。

“出什么事了？“他问道。

“乔治，你最好看一下这个。“琼斯边说边递给他一本半月刊杂志，这是他早晨在斯坦福大学外面的报摊上买到的。佩克的目光落在了封面和它的刊名上:《滚石》（Rolling Stone）。

“这是什么？“佩克问。

“看第50页。“琼斯答道。

佩克翻到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太空战：计算机迷的狂热生活与象征性死亡》。在一些人看来，文章简直就是在信口胡绉，语言庸俗不堪，对待计算机科学的态度带有一种个人偏见，而其中的主人公就是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那些没有什么魅力的科学家。文章中说，他们整天穿着拖鞋和T恤衫，懒洋洋地到处闲逛。封面上的日期是12月7日。如果佩克发现这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那一天，他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在我们从机场往回走的路上，“琼斯回忆道，“坐在后面的乔治一路上边翻杂志嘴里边嘀咕：‘啊呀！不好…怎么会是这样！’ ”

这篇使施乐和帕克一连几个星期都备感苦恼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由施乐支付稿费的。《滚石》杂志当时已经出版5年，创刊人是从伯克利大学中途退学的詹恩·温纳（Jam Wenner），他创办这本杂志时先是小本经营，后来才逐渐打开了销路。最近他交了个好运：马克思·帕列夫斯基向他的杂志投人了大笔资金。帕列夫斯基5月就已经离开了施乐公司的董事会，作为一个喜欢反主流文化的人，他从出售SDS所得的资金中拿出一部分给了温纳，从而当上了《滚石》杂志的董事长。

此时，《滚石》早已不再是当初摇滚界那个不起眼的角色了，而是一本内容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杂志，报道不落俗套，分析鞭辟入理，但它的读者基本上还是以大学生为主，他们既喜欢听流行歌曲，又喜欢看亨特·S·汤普森（Hunter S.Thompson）的文章。

里克·琼斯在此之前从没有听说过这本杂志。那天早上，格洛丽亚·华纳敲开他的门，向他报告说旧金山的一个朋友刚刚给她打过电话，说帕克上了一本杂志。

“《滚石》到底他妈的是个什么玩意儿？“他问道。

“是一种给那些无聊人看的杂志。“她报告说。

琼斯猛吸了口气，说道：“我们最好马上看看。”

他们一起开车到大学外面的一个书摊，在那儿他们发现这本杂志被摆在了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他们还没有看完《太空战》，就明白了一场危机已经降临到了他们的头上。

经过鲍勃·泰勒的同意，作家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 --- 连几个星期都在计算机实验室里转来转去。布兰德是个对各种新技术都十分着迷的人，他最近出版了一本畅销新作：《地球概述》，这是一本不落俗套的科普读物，给他带来了相当丰厚的收益，并使他有时间能畅游圣弗朗西斯科湾的这片计算机研究园区（几年以后他将故地重游，但身份已经不再是作家，而是韦尔公司------在线计算机服务公司的先驱------的创立人）。一开始，他后来说，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的实验室有他的几个朋友，他们给他找到了帕克的比尔·英格利希。但他回忆说，事实上正是泰勒安排他进人实验室的。

《太空战》实际上是布兰德写的一篇游记，开头就极富戏剧性：几个人正在玩麻省理工学院1962年发明的交互式电子游戏”宇宙飞船与鱼雷”，其中的战斗场面异常精彩。他的这篇文章使那些喜欢计算机文化的青少年大为着迷，情节就像惊险小说里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镜头一样（“光束、棍棒、能量之矛闪耀着光芒…”），主人公是精力十足的年轻人，他们成天泡在计算机跟前，大脑在不停地飞速运转着。

这些”英雄”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就是阿伦·凯，布兰德把他描绘成一个出名的”黑客”，称他是”标准的计算机迷”：“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方程式赛车选手，那种狂热劲简直无人能比。一个真正的黑客从来都是喜欢独自一人行动。他喜欢一夜不睡地研究计算机，他对计算机是爱恨交加…他们这些人都聪明绝顶，但对传统的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文章还说：“如果你确实有水平，你就会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你随时都可以到这里来和他们讨论问题。”

他的话寓意非常深刻。他描绘的这群”黑客”都是一些”独行侠”，大多数都是大学校园里的常客，很少是保守的公司总部里的人。这些保守的公司都将他的《太空战》视为洪水猛兽。

凯这种独特的”技术浪漫主义”风格充满了布兰德的整篇文章。布兰德从心底里认为计算机就是一种工具，是一种丰富人类生活的工具，因为他风趣地称凯为”游戏大王”。

文章对泰勒的描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和他那些原来在ARPA一起工作的”哥儿们”给人的感觉好像那块地方就是他们的，好像在帕克除了工作其他什么都不值一提。他们说起话来就好像早已经成为了计算机未来的主人，早已经为计算机的未来设计好了蓝图。

布兰德把帕克的这些科学家们都描绘成了弹玻璃球游戏中的玻璃球，而泰勒正是那个”弹玻璃球的人”（目前看来这是非常正确的）。当被问到他的职位是什么时，泰勒小心翼翼地答道：“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词，你可以称我是研究计划员（a research planner)。”

但他也没有必要再说得具体一些，因为布兰德把实验室的总体研究方向形容为”小型化、个人化，把计算机放在每个想得到它的人的手里”，其中不难看出他这是在阐述谁的哲学。至于被正式任命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主任的埃尔金德，《太空战》里连提都没有提他一下，这显然是在告诉大家他一点权力也没有。

《太空战》让帕克的计算机科学家们大为高兴，尤其是那些刚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应该高兴呢？是他们与布兰德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是他们告诉了他帕克的雄伟蓝图，是他们听话地坐在一起，让《滚石》富有魅力的摄影师安妮·利博维茨（Anne Leibovitz）拍照。安妮本来是拍摄影星和歌星的，为了给他们这些未来的设计师拍照，她专门请了长假。

但这却让公司总部感到十分不快。施乐庞大的行政系统，其典型特点就是中央集权，没有一丝人情味。它生产的产品------复印机是以复印了多少张纸来衡量的。斯坦福的这帮管理人员整天想的是在每个办公室里都放一台复印机，而不是把计算机放到每个用户的手里。

如果帕克的这些计算机科学家们想向那些给他们发薪水的人提出挑战，那他们可就捅了马蜂窝。施乐以前曾是一个规模不大、敢闯敢拼的公司，但是长时间对复印机市场的垄断已经将公司那种勇猛精神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1972年开始对财政和销售实施严格的管理。意料之外的东西在这里根本没有容身之地，尤其是关系到公司形象的问题时更是如此。总部雇用了大批专门从事维护公司形象的人，保护公司免受这类事情的困扰。有一条规定非常明确：从总经理到最底层的服务人员，谁也不能在没有公关顾问在场的情况下对新闻界发表半句评论。联络部对新闻采访实施严密的监控，如果某家报纸或杂志报道有误，即使是某个管理人员的职位写错了，他们也要出面纠正。

然而，这个新成立的、投资几百万美元建成的研究中心居然没有经过总部同意便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而且还是登在一份不知名的摇滚乐杂志上，照片中的这些科学家居然一个个都穿着T恤和牛仔裤，还光着脚丫，懒洋洋地坐在豆袋椅上。鉴于当时所处的这个时期，再加上《滚石》的主要诱者都是年轻学生，那些高高在上的公司管理人员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帕克正在变得越来越放肆，越来越不听管束，竟然用研究经费去满足那些对计算机痴迷的小孩子的好奇心，而把正经的科学研究置之脑后。正如几年后佩克回忆时所说，《滚石》上的那篇文章公开宣称这些工程师都是聪明绝顶的计算机迷（druggies，原意是吸毒者、瘾君子），而这些正是公司总部不喜欢让别人知道的。

事实上，这篇文章中根本没有提到帕克有人在吸毒。布兰德并没有像肯·凯西一样描写一群尽干恶作剧的无聊的家伙，而仅仅是自称为社会理论家，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对新出现的技术进行了阐释。然而,对于施乐总部那些顽固不化、墨守成规的人来说，《太空战》中的文字和照片绝对就是一种放荡行为，就是嬉皮士的写照。

佩克对《太空战》大为恼火，因为他比中心的任何人都清楚，帕克在总部的地位正在发生动摇。约翰·巴丁（John Bardeen）刚刚把帕克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回来还不到一年，而帕克到现在既连一件有价值的产品还没研究出来，也没有获得像贝尔实验室那样的声誉，否则，帕克也就不必像这样时刻都担心受到排挤和打击了（而《滚石》上的这篇臭名昭著的文章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使帕克受到总部表扬的）。由于帕克远离总部，这可能会使后果的严重程度有所降低，而杰克·戈德曼却免不了要受此一难，因为他得呆在东海岸平息这场风暴。责备的声音在总部的每一个角落回响着：就是为了这帮懒洋洋的家伙，你让我们给他们比别人髙百分之二十的工资？更糟的是，总部还责备他，帕克为什么没有设立一个安全检查人员。

一开始，戈德曼面对批评辩解说，总的来看，杂志对帕克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尽管《滚石》在斯坦福总部的人看来属于异类，可对于帕克赖以选拔人才的计算机迷们来说却有着无可辩驳的吸引力。“这表现出帕克的一种文化，他们把《滚石》看作是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他后来说道，“正是那些与他们同龄、同样对计算机等新科技感兴趣的人喜欢看《滚石》上面的文章。“但他承认，他的这番辩解，并没有使”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改变主意，他们对《滚石》根本不屑一顾”。即使他辩解说《太空战》中大半篇幅讲的都是圣弗朗西斯科湾地区的其他实验室而不是帕克，而且”太空战”这种游戏在文中也很少被再次提及，这也没有用，他们根本不听他的，他们顽固地认为这篇文章在介绍帕克时所采取的方式有损施乐的尊严。

最后，戈德曼别无选择，只好做一下姿态，对帕克自由不羁的思想稍加控制。由公司的一名律师陪同，他返回了帕克，向这些工程师宣读了总部下达的”骚动取缔法令”（即提出警告），而那些胆敢允许自己的话被直接引用的人，如泰勒和凯，更是着重警告的对象。

“我记得戈德曼当时非常伤心，“戴维·索恩伯格回忆说，“帕克当时的环境非常自由，可这时大家都觉得总部已经不再信任帕克了。总部的意思非常明白：类似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够再发生，否则，帕克就要面临被关闭的危险。”

几个星期后，后果的严重性开始表现出来。自从成立以来，帕克，尤其是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一直实行的民主制度寿终正寝了：所有成员都给发了一个身份牌，并要求随时佩戴；大门口设立了安全检查站，来访者都必须保证不得泄露半句机密（很快便又加上了来访者不得向帕克”输入”自己的思想观念，与禁止来访者将机密带出实验室的原有规定”相辅相承”。但无论如何，其目的都是在于避免别人说闲话，比如说帕克盗用了別人的研究成果等等。直到本文写作之时，这项规定还在继续生效）。

施乐还对帕克与媒体、尤其是大众报纸的联系严加控制。虽然可以继续在技术杂志上发表文章，但文章必须经过公司总部的严格审查，因为他们现在意识到帕克也许会再冒出什么新花样来。

有些人试图对这些规定不予理睬。身份牌被放大成了T恤衫上的图案，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时髦，其中有一个人还把身份牌改成了皮带扣。如果保安人员看到有人在身份牌上贴了米老鼠或从一美元纸币上剪下的华盛顿总统头像，他们就当没看见一样。

但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和系统科学实验室的气氛正在发生着微妙而永久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变化是迟早要发生的，只不过是《滚石》的这篇文章使这个变化提前发生了。他们已经研制了MAXC，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人数也已达到了爆满的程度，其工作的重要性和创新性使帕克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任人评说了。他们现在必须丢掉以前的那种幼稚，把眼光放远一些才了。

然而与此同时，《太空战》却早已使帕克的神秘名闻四海。在这篇文章出版之前，中心仅仅是在计算机界小有名气。这时，阿伦·凯给斯图尔特·布兰德的那些有嬉皮士倾向的、情绪化的读者说了一通他对帕克这帮人的看法，他说他们”确实是一帮’可怕’的人，是至今为止我所认识的最有天赋和创造力的人”。

凯在1972年秋天向布兰德说这些话，似乎有点冒失，然而几个月之后，帕克又推出一台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时，这些话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在故作谦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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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撒克的赌注 {#0999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0999”}

研制”阿尔托”的攻坚战始于9月的一天。这天查克·撒克和巴特勒·兰普森来到了阿伦·凯的办公室门口。

“阿伦，“他们说道，“你现在有钱吗？”

“有啊，“他回答，“我帐上现在有23万美元。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用这笔钱给你造一台小型计算机怎么样？”

“这个主意不错，“凯答道，“可干嘛这么着急呀？”

“是这样，我们早就想造一台，“兰普森说道，“可查克刚才打赌说他可以在3个月之内设计一台出来。”

对于凯来说，这两个人的出现标志着那个漫长而难熬的夏天终于结束了。

这年一开始形势就非常喜人，凯感觉自己的设想很可能会变成现实。他已经把设想中的”精巧笔记本”改成了一种叫作”迷你笔记本”的小型计算机，其键盘、显示器和处理器都将放置在一个公文包大小的机壳内。同时，他把一些软件专家聚在一起，组成了帕克的”学术研究小组”，把构想的一种简单程序语言变成了真正的代码，还给它起了一个有特色的名字：“聊天”(Smalltalk)。“大部分程序语言的名字不外乎是’宙斯’（Zeus)，‘奥丁’（Odin，北欧神话中的主神），‘雷神’，可这些语言什么事都干不了，“他解释说，“我想’聊天’这个词非常不起眼，一旦能做什么有价值的事情，那么人们肯定会对它刮目相看的。”

凯的研究小组已经证明”聊天”具有强大的功能，可以在由比尔·英格利希的设计小组设计的视频显示器上运行计算机图形和动画程序。凯自己也在大力宣传这种新的程序语言，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举办了多次展示会，还经常拿出他自己用手绘制的一些画，画上有一些小孩子坐在风光秀丽的田野上，手里拿着精巧的”迷你笔记本”电脑，宣告大型主机时代已经结束个人电脑”时代已经来临。

1972年春，他已开始着手为下一步做准备。”聊天”中的一些基本设计思想是凯从西摩·帕珀特的LOGO教学语言中借鉴来的（但这两种语言表面上的工作原理完全不同），他非常想用帕珀特的方式对”聊天”进行一下测试。这就意味着要让小孩子------最理想的试验对象------在”迷你笔记本”上做一些简单的编程。他估计需要30台这样的小型计算机，而且还得由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一流硬件工程师来完成这项工作。

现在惟一需要做的就是说服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接受这份工作。

那年5月，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一次会议上，凯开始了宣传和鼓动。实验室的工程师们还是那样懒洋洋地坐在他前面的豆袋椅上，他便开始鼓动唇舌，大谈要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计算机。他明白这将会对显示器技术产生重要影响------帕克使用的最小的显示器也跟家庭电视机一样大，而在这座办公楼里已经有很多工程师测试过这种由数字信号控制显示屏像素的系统。他们还得花几千美元购买半导体存储器，以驱动”迷你笔记本”的髙性能显示器，但他们也都清楚存储器的价格肯定会大幅度下降。事实上，这张蓝图中几乎每件东西都会在10年后进人寻常百姓的家中。他们来到这里难道不就是为了建造功能最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吗？

“我们什么都知道，“他对听众说道，“我们非常清楚像素有多大，非常清楚至少需要达到多少像素，非常清楚需要多大的处理能力。像这种集编辑器、阅读器于一体，并可以带回家放在案头的智能终端机，我们早已具备研制的能力了。现在就让我们制造30台这样的机器吧！“他回到座位上，信心十足，就像每次发表完无可辩驳的演讲一样。

这时杰里·埃尔金德讲话了。

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埃尔金德是掌门人。没有一个大型的硬件项目，像凯所说的这个，不经过他的同意就能实施，但杰里·埃尔金德与凯就像两个不同星球上的生物一样毫无相似之处：一个是一丝不苟的工程师，一个是性情急躁的乐观主义者。埃尔金德并不是那种容易被凯的浪漫激情所欺骗的人。作为实验室的主任，他要进行严格的逻辑推理，提出严肃的问题并得到满意的回答。他并不是一个在草坪上抱着计算机玩、什么也不懂的三岁小孩，他是个难对付的”顾客”，要求极为严格、挑剔，态度生硬粗暴。他提了相当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问得都非常好。正如吉姆·米歇尔有一次所说的那样：“杰里·埃尔金德什么都懂，这反而让人有一种不安全感。”

此时此刻，他说的话让大部分在座的计算机工程师们心里都在担心：事情恐怕是没戏了。

“我来唱一下反调。“他说道。

接着，他把凯的提议批得一无是处。他指出，有关技术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尽管”迷你笔记本”小孩也能玩，可研制未来的办公系统并不是总部给帕克的任务，即使帕克有权这么做，其方向也是完全错误的。

也许凯并没有注意到,此时帕克仍然在继续研究分时系统计算机，这也正是研制MAXC的原因，MAXC毕竟还是一台小型分时系统计算机。正如凯后来回忆时所说：“他(埃尔金德)实质上就是在说,我们已经向施乐要了许多资金来研制分时系统计算机MAXC，可现在又要研制个人计算机，总部那帮人会怎么想？”

“此外，帕克整个的资源部署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埃尔金德问道，“凯的实验室正在研制一种大型办公用计算机软件，凯考虑过这两个项目会不会发生冲突。”

埃尔金德指的是POLOS，即所谓的”帕克在线办公系统”，这是比尔·英格利希的杰作，跟恩格尔巴特的那套系统类似，主要用于由商用小型计算机------ “诺瓦”型计算机组成的大型网络。他是对的，POLOS是帕克参加”信息技术比赛”的”正式选手”，这一部分是因为英格利希聪明地投人了大笔资金，订购了大量的”诺瓦”计算机，这就使施乐不得不继续投入资金，将研究进行到底。因此，这种小型多功能计算机便开始在系统科学实验室大量”繁殖”。

但凯认为POLOS与他的计划并没有什么关系。POLOS明显是一个大型系统的原型，造价髙昂，与凯所设想的家用个人电脑毫不相关，就像豪华”林肯牌城市轿车”与一般的两座位敞篷小车一样有着天壤之别。但在埃尔金德的一番轰炸之下，凯的伶牙俐齿这时也不管用了。他坐在那儿，一言不发，而埃尔金德却傲慢地称他的计划纯粹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我愤怒之极，“他后来说道，“我悄悄地走出会议室。“一走出会议室，他便经受不住打击，泪珠从眼眶里滚落下来。

几天之后，凯去系统科学实验室找到了比尔·英格利希。埃尔金德本以为英格利希与凯是争夺帕克资源的对手，但他想错了。事实上，英格利希，在凯的眼里就像是父亲一样高大，他在犹他大学搞研究时就意识到，搞研究需要资金只管向ARPA要就行了。在他们来帕克之后不久，英格利希就主动向凯介绍公司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研究预算等等。“我记得曾问过比尔，‘什么是预算’？“凯回忆英格利希给他上的第一课时说道。

现在，英格利希又主动给他这位遭受打击的同事提建议。在帕克的头头们当中，凯并不怎么受重视。从上到下，包括乔治·佩克，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早熟的孩子，工作非常努力，但需要大人对其进行一些指导。他是个有名的梦想家，因此那些官僚式的人物，比如杰里·埃尔金德，对他的想法连考虑都不考虑就给否定了。英格利希告诉凯，他那种光着脚丫子在”思想时空”里乱跑早已经不管用了，他必须学会拟定书面研究计划，制定研究预算，做笔记。一句话，要像一个严肃认真的研究人员。

凯将这些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便起草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准备研制一个集音乐、绘画和动画于一体的系统，以便教小孩子在”诺瓦”计算机上进行程序设计。他并没有放弃他非常珍视的”迷你笔记本”，只不过意识到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小规模行动才能找到那个珍贵的”圣杯”，而且这个过程可能要花上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夏天快要结束时，他获得了一笔总共23万美元的款项，用以为”诺瓦”购置”字符发生器”，即一种在高性能显示器上显示文本和简单图形的装置。他的软件专家小组正要开始为这种系统设计编程环境，这时兰普森和撒克敲响了他的门：他们又想出了一个主意。

埃尔金德，一直在走着与他的工程师不同的道路。许多计算机科学家都认为分时系统已经没有多少潜力可挖了，兰普森和撒克正在冥思苦想应该如何重新分配计算机资源，以便使各用户之间互不干扰。他们都同意凯的观点，即设计一些个人计算机，但并不是一台。这是需要钱的。帕克并不缺钱，但都分配给了各个实验室的研究小组，任何一个小组所具有的资金都不够为他们所设想的这个计划提供有力的支持。他们需要的是一种财政上的”汤姆·索亚式合作”，这样他们就可以筹集到大量资金了。

撒克和兰普森把凯看作是一个主要的投资人。首先，他所非常珍视的”精巧笔记本”，或者是”迷你笔记本”，“小笔记本”------随便你叫什么------与他们所设想的个人计算机完全吻合:兰普森设想的是一台成本为500美元、公文包大小的MAXC，而撒克设想的是一台与”诺瓦800”的处理能力相当、速度却要比之快10倍的计算机。

他们三个人的设想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台处理速度快、形体精巧、具有高分辨率显示器的计算机。“这个东西必须形体精巧，而且费用也不能太高，“兰普森说道，“小巧而简单是关键，因为研制它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个人都能买一台。“用他们已经掌握的最新技术，将市场上最新出现的电子部件作一番彻底研究之后，他们便完全可以研制出来。其结果可能不仅仅是令人惊喜的交互式功能，而将是这一领域内的一大飞跃------用凯的话说,就是”过渡精巧笔记本”。

听到他们这么说，凯几乎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可他又突然意识到他们还可能会面临一大障碍。

“杰里那儿怎么办？“他闷闷不乐地问道。埃尔金德还控制着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财务，那天他”击毙""迷你笔记本”的时候，兰普森与撒克也在场。难道他对这个新的计划就一点也不感兴趣？

“杰里现在出差去了，得几个月之后才能回来，“兰普森答道也许我在他回来之前就可以把这台机器搞出来了。”

“这么短的时间你能搞出来吗？”

“我们必须搞出来，而且还有一个原因。”

“是什么？”

然后他们就告诉他，撒克打了个赌。

“比尔·维特克是SDS的副总裁，“撒克后来回忆说，“我有一次去埃尔塞贡多的SDS办事，办什么事我记不清了。我们研制MAXC时跟SDS的人弄僵了，而且我们仅仅用了18个月就搞出了MAXC，他以为我们这是在骗他们，但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搞出来的。

“于是我就向比尔·维特克发动了攻势。我用傲慢的态度对他说道：‘你知道，如果是一台小型计算机，你们在3个月之内可以造出来吗？‘维特克说：‘噢，简直是胡说！‘我说：‘根本就不是胡说！‘最后我打赌，谁要是输了就请对方喝一瓶葡萄酒或是吃一顿饭，我记不清楚是哪个了。”

“但我记得很清楚，最后是我贏了。”

查克·撒克从1972年11月22日起开始设计”阿尔托”（Alto）。他让埃德·麦克雷特帮他设计工程方面的元件，最后在2月底之前完成了设计，赶在了最后期限之前。

原计划是要建造30台”阿尔托”，自己给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和凯的”学术研究小组”（他的种子基金用在了最初10台的投资上）。但从诞生那一刻起，“阿尔托”就引起了轰动。正如泰勒所预料的一样，交互式显示器的强大功能不言自明。“阿尔托”的显示屏就跟一张8.5x11英寸（21x27.5厘米）的纸大小差不多，图像生动、逼真。不久，实验室便决定扩大制造计划。最后，施乐决定生产2000台！

“阿尔托”在当时并不是速度最快、功能最强大的计算机，MAXC在各方面都要比它强，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帕克研制重头项目时所采用的机器。在甚至不需要全屏幕显示的情况下，“阿尔托”的运行速度都不快，处理器的主频还不到六兆赫（在文本写作的时候，普通台式个人计算机的主频至少都是四百兆赫以上），而且显示器又使其降低了百分之三十。

但”阿尔托”在其他方面贏得了人们的欢迎。对于计算机科学家们来说，他们以前不得不在午夜至凌晨这段时间工作，因为这段时间大型主机的用户少，速度才比较快，而”阿尔托”最大的优点并不在于它的速度。没有人比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工程师吉姆·莫里斯说得再好了：” ‘阿尔托’的最大优点就是：它永远是一个速度。”

其次，“阿尔托”在工程设计方面也相当出色。可以说这是撒克匆忙赶制出来的东西，因为3个月的时间使他不得不抑制住把各种功能都加进去的冲动，从而避免了出现”第二系统”的危险。当时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什么”庞大主义”。

相反，为了节省时间和费用，撒克和他的攻关小组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做法。“阿尔托”就像是一个大杂烩。他们没有设计新的存储器部件，而是巧妙地采用了本来是为MAXC设计的电路板。埃德·麦克雷特把自己为MAXC设计的硬盘控制器拿过来,拆掉几个多余的电路板，便将其直接用在了”阿尔托”上。甚至显示器也是从POLOS系统中挪用过来的，因为POLOS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完成，为其专门订购的视频显示器终端机当时还放在箱子里原封未动。

几乎在所有方面，“阿尔托”都非常精巧和简单，在最初的几个月，原型机一直供不应求，最后一些急着想买一台的工程师便干脆到帕克来自己组装。罗恩·赖德，从华盛顿大学毕业后来帕克刚几个月，“在’阿尔托’刚研制出来时就搞了一台”，实验室的一名管理人员回忆道:“我问他是怎么搞到了，他说是他自己去各个研究所，带回了一些别人欠他的部件，然后自己组装起来的。”

当然，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撒克不可能从零开始设计出一台”阿尔托”来。他跟比尔·维特克打的赌仅仅是个骗人的把戏。“阿尔托”的一些基本设计思想在计算机界早已经为人熟知，另外一些设计方法在MAXC完成之时也已经基本成形。早在1972年的夏天，撒克甚至都构想出了这种小型计算机的大概轮廓，在一份长达10页的备忘录中，他写下了一个题目：“具有微处理能力的个人计算机。”

“阿尔托”的整体设计思想来源于鲍勃·泰勒，而且名字也是他给起的（阿伦·凯一直叫它”过渡精巧笔记本”）。正如泰勒不断对他的工程师们所说的那样，分时系统成功地使计算机能同时为多名用户服务仅仅是”方程式”中的一部分：在”人-机交互式系统”方面尚未取得进展。完成这项工作将需要三个步骤：一是将计算机放在用户的手上；二是通过一台高分辨率显示器将信息直接传送到别人的眼睛里；三是将人们的计算机用一个高速网络联接在一起。

到1971年末，所有这三个步骤在技术上似乎仍然难以施行。计算机处理器和存储器价格昂贵，用户根本接受不了，尤其是当时图形显示计算机上用的显像管又要占用大量存储器。此外，与电视显像管用磷光每秒扫描屏幕几千次不同，这些显示器显示图像时，屏幕总是闪烁不定。这些缺陷使得人与机器根本不可能顺利地进行双向交流。至于当时的网络技术，不是复杂、缓慢，就是像ARPA网一样，需要安装专门研制的硬件，而成本就得好几万美元。

这时，泰勒便使出了他惯用的”伎俩”：不能用精确的工程技术语言表达他的意思就用比喻。“当时我们研制MAXC时，泰勒给查克和我讲了一大堆我们当时理解不了的东西，“兰普森笑着回忆说，“我们把他说的这些话当作了是个科学技术盲说的疯话。但两年后再看他说的那些话，他显然是想告诉我们：研制’阿尔托’。”

1972年年中，他们终于认识到存储器和处理器的价格都在迅速下降。“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存储器正在变得越来越便宜，才真正明白了’摩尔法则’，“撒克回忆说，“才明白这正是鲍勃原来一直所说的话。大家突然意识到完全可以用三分之二的处理器和四分之三的存储器来驱动显示器。从此以后什么都变得简单了，工程设计也容易了。但你也必须明白，最终机器的处理能力将会大为提高，驱动显示器并不一定需要其中的三分之二。”

撒克还面临着许多困难:设计出的这台个人计算机必须速度快而形体精巧，同时还要具备强大的功能，显示器也要能显示出清晰、生动、鲜明的图像，要有足够的灵敏度，能跟得上处理器的速度。最后，他在帕克内部找到了这些至关重要的答案。

撒克的第一个妙计就是”微并行处理”（Micropavallel processing）的概念。这个思想来源于MAXC上所采用的一种运行方式------麦克雷特将其称为”劫持”中央处理器。在计算机的设计中普遍存在着一个”瓶颈”：处理器，即大脑，与计算机的其他外围设备共享主存储器。但由于在某一时刻有一个设备能够使用，所以当其他设备在使用存储器时，处理器就不得不”闲着无事”。“比如，当磁盘使用存储器时，“撒克说道，“处理器实际上就停了下来。”

撒克的妙计就是把这个”瓶颈”从存储器转移到了处理器本身。在他的设计中，只有CPU（中央处理器），计算机最重要的元件，能够在任何时间使用主存储器。CPU负责管理所有外设------磁盘驱动器、键盘和显示器------的运行，并决定哪个外设可以使用存储器以及可以使用多长时间。

撒克分析，如果能先把计算机要执行的任务按照紧急程度排序，再一一传送至处理器，他就能使处理器充分发挥作用而不必”闲着无事”了；如果排序正确，每项任务在需要时都可以及时得到解决，不早也不晚。相对不太重要的任务可以暂停执行，为那些比较紧迫的任务让路，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处理的效率和速度，而且作为磁盘驱动器和其他设备的辅助”大脑”的电路板也可以省掉不用。“阿尔托”的CPU将担负起指挥所有设备的任务。

撒克的第二条妙计解决了如何在不增加存储器预算的情况下驱动髙性能的显示器。这可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他明白显示器的质量将决定着整个计算机的命运。

直到那时为止，研制交互式显示器可以有两种选择，但都不是十分令人满意：一种是给显示器分配很少一点存储器，这样显示器就会闪烁不定、速度缓慢；另一种是通过一个字符发生器为显示器提供后援存储器，而这就意味着增加整个系统的负担：多了一台像洗衣机一样大小的外围设备，而且还极易出毛病。

撒克苦苦思索着如何在不增加硬件的情况下将一定数量的信息传送到显示器。答案是他有一天在系统科学实验室看凯演示一个图形显示程序时突然想到的。

演示使用了由一个名叫罗杰·贝茨（Roger Bates）的工程师设计（在兰普森的帮助下）的字符发生器。这台发生器里面装有价值数千美元的存储器，与罗恩·赖德后来为SLOT设计的那台有些类似。发生器是用来存放字库的，每个字符占用一小块存储器的空间，需要时可以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帕克的大部分工程师都认为这台发生器并不能令人满意，主要是因为设计者想在POLOS的显示器上设计出一种像书页一样的界面，而这在程序编制上要比他们所预想的难得多。

凯的研究小组却不这么想。他们感兴趣的不是书页显示，而是图像显示。他们把这套系统”挪用”到了他们的图形显示和动画模拟程序上，其存储器里储存的不是打印字符，而是一些图形。结果产生了一种基本的”位映像”（bitmap）------存储器中的每个比特对应着显示器上的一个点。“打开”存储器上的一个比特，相对应的点就会显现在显示器上，“打开”组成某个图案的那些点，你就可以在显示器上看到同样的图案。

兰普森解释说：“正常情况下，在字库存储器上，与’A’ ‘B’ ‘C’ ‘D’…相对应都有一个位映像，如果字符存储器说显示一个’A’，一个’h’和一个’a’，那你就会在显示器上看到’Aha’（啊哈)。阿伦说：‘我们要自己设计一批字符，分别编为1号，2号，…一直到500号，这样字符存储器只要说显示1，然后显示2，然后显示3就行了。‘结果字库存储器就变成了一个位映像------这是在实验室开始全面研制位映像之前很早的事情了。”

凯的研究小组这时才开始研究这种显示信息的新方法是不具有潜力的（但他们早就说服撒克和兰普森有必要在”阿尔托”上装备一台高分辨率显示器）。他们最初研制出的几个程序中，一个可以在文本中插人一些大拇指一样大的图片，此外还有一个画图系统，用户可以用一支最宽达四个像素的”画笔”在屏幕上画出各种直线和曲线。

这些给撒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更让他眼睛一亮的是凯这套采用存储块的系统的工作原理。他意识到，正如凯的研究小组把字符发生器变成一个简单的位映像一样，他也可以把”阿尔托”主存储器上闲置不用的块变成一个显示器屏幕的位映像。让存储器担负双重使命便可以不必再需要另外一个字符生成器了。这需要釆用一些非常规的捷径，因为现在显示器不得不与计算机的其他设备在存储器上进行竞争。比如，当”阿尔托”把一个文本文件调到屏幕上时，为了节约空间，它便要从位映像中省略没有文本的内容，如行与行之间的空白以及四个边框。此外，数据在与显示器竞争存储器资源时，显示器总是处于下风。用户必须时刻注意一种奇怪的现象：工作时，正在编辑的文件在显示器上会逐渐收缩，就像一幕窗帘从底上卷了上来一样。原因是，当数据逐渐增加时就会占用更多的存储器资源，留给位映像的空间就少了。同样这也可以解释”阿尔托”在显示一幅全屏幕图像时所出现的坪象：运行速度极慢，这部分是因为显示图像占用了太多的处理器资源，而且还因为显示器占用了相当多的存储器资源，使得剩下的空间太小，从而使程序的执行速度大为降低。

没有这些巧妙的发明，“阿尔托”的显示器就根本不可能研制成功。这种显示器的分辨率为606x808，这就意味着有50万比特需要每秒钟刷新30次（凯为他的”精巧笔记本”设想了一种100万像素的显示器，但最终也不得不放弃这种想法）。

然而，一旦”阿尔托”运行起来，连一贯抱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得不连连称奇，其中就有杰里·埃尔金德。

埃尔金德已经在秋天返回了帕克。离开帕克长达半年之久，他心里非常担心自己的威信有所下降，可他却发现这帮人在他不在的时候竟然对一个他曾表示过怀疑的项目展开了全面研究，他不禁怒火中烧。

他朝34号楼的地下车间偷看了一眼，马上就明白：一切都晚了。显然，“阿尔托”已经研制成功了。但他也想到，他给兰普森、撒克和凯提出的那些重要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们是不是要把实验室的大量人力、物力投人到一种还没有把握的项目屮去？“他问道。尽管撒克和兰普森一再向他保证，他们研制成功的这台计算机将会成为”酷”的代名词，但当他看到这台机器，尤其是用于支持显示器的存储器是如此庞大时，他的心里就更加不安了。

“我认为在没有看到这台机器开始工作之前，我无法下结论它到底有什么用，“他后来说道，“我当然不敢肯定这台机器最终会花多少钱以及我们能负担起多少。“他让兰普森以书面的形式向他提交这些问题的全部答案。

兰普森在12月19日的备忘录上，写下了如下的题目：“为什么要研制’阿尔托’ “。在仅仅三页半的篇幅里,他以精密的推理在技术和科研思想上证明了这个项目是完全可行的。他承认设计”阿尔托”的一些”最初设想”是来自于系统科学实验室的阿伦·凯，但他也认为这同时也是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全体成员所殷切盼望的结果。“阿尔托”可以执行几乎所有PDP-10(也就是MAXC)能够执行的任务，要比比尔·英格利希为POLOS系统设计的视频终端系统功能强大得多，具有更强的图形显示功能;它能够运行所有类型的办公系统软件，而且还绰绰有余；它将使昂贵的”诺瓦”计算机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兰普森指出，每台”阿尔托”成本仅为10500美元，这比MAXC平均到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每个成员身上的费用还要低一半多（首批生产的几台”阿尔托”由于加上了全部的存储器，所以成本将近18000美元。然而，在对最初设计进行调整、增加了工作效率，而且产量也大幅增加之后，费用便降到了12000美元）。兰普森相信”阿尔托”的价格肯定不会太高，帕克肯定能够给实验室的每个人都买一台。

“如果我们所设想的那种又便宜又强大的个人计算机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话，“他最后说，“我们就应该能用’阿尔托’来证明这种设想的正确性。如果不成立，我们能找出原因。”

到了4月，第一台原型机就可以交付使用了。撒克和麦克雷特一起制定了优先级，一共有16个基本任务共同竞争处理器资源。这就需要判断完成毎个任务所需的时间以及各种任务的相对重要性。比如，在磁盘和存储器之间传送数据就非常关键，因为存储器中要是没有数据，其他任务也就不能执行，因此磁盘操作的优先级就较高一些。接下来就是显示器（实际上是三个任务是刷新水平扫描；二是刷新垂直扫描；三是将显示数据放人或取出存储器），因为这里要是有什么耽搁的话，屏幕的反应速度就会大大下降。再接下来就是监视本地网络（以太网，当时正由鲍勃·梅特卡夫与戴维·博格斯进行研制）和运行”阿尔托”的基本程序。

撒克和麦克雷特对于他们的这套任务转换模式非常满意，于是便准备申请专利，可这时他们却尴尬地发现早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告诉他们这个坏消息的是韦斯·克拉克，他当时是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高级顾问，是在一次例行性巡视中得知他们要申请专利的。于是，他出现在了”阿尔托”工作室。

” ‘阿尔托’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嘛，“他面无表情地说道，“你能用几句话说明一下它与TX-2计算机，尤其是它的任务结构的关系吗？”

撒克与麦克雷特都不太了解克拉克那台已经有13年历史的老古董，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心中大惑不解。

“嗯，啊，嗯，啊，“麦克雷特结结巴巴地说，“不太清楚。”

“嗯，我这里正好有几份关于TX-2的文件，我可以留给你们，“克拉克说道，“过一段时间我可能还会回来听你们的回答。”

那天晚上，他们把那几份文件”熟读”了一遍，他们震惊了：克拉克的TX-2采用了与”阿尔托”完全一样的任务优先级模式。

第二天，克拉克又来了。两位工程师对于事先没有看这些文件感到后悔不迭。

“韦斯麦克雷特说道，“我惟一能说的便是我现在只有初中生的水平。”

前两台”阿尔托”原型机在34号楼的地下工作室诞生了。它们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全身”一丝不挂”，“两眼”什么也看不见，就像刚孵出的小鸡一样，弱小不堪、无依无靠，而原因就是硬件研制得太快，驱动它的软件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研制出来，它的基本程序必须从”诺瓦”里传送过来。

然而，当屏幕亮起来时，它强大的功能便显现出来了。在它雪亮的背景上，鲜明地显示着黑色的字母、数字和各种符号，这使在场的每个人都激动万分。没有人怀疑”阿尔托”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没有人能忘记第一眼看到”阿尔托”时的那种欣喜之情。

“就像看到一个婴儿在向你招手一样，“约翰·肖克回忆说，“它招着小手，好像在说：‘我来到了世上！我来到了世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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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鲍勃兄弟”研制以太网 {#c4ca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c4ca”}

戴维·博格斯经常去一个地下实验室，在那儿把为POLOS系统新订购的诺瓦计算机进行拆散、组装和测试。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遇到了一个长着长胡子的陌生人。

那个陌生人身材魁梧、体格健壮，手里提着一卷黄色的同轴电视电缆走进地下实验室，就像一个提着一卷消防水管的消防员。他侧身走过一堆木头和几块木板，那是”博斯阴谋”的成员用来组装”博斯901”音响的。他背着一卷有1000英尺长的电缆走上了工作台，将一个示波器和一个脉冲发生器放在了台上，开始用烙铁笨抽地进行焊接。

博格斯疑惑地看着他。“我知道他在做什么，“后来他说，“他是想在电缆上发射脉冲，以观察通过示波器的输出信号。“他也看出来，这个人的一系列动作就像是一个从未碰马鞍的骑手，他在焊接方面并不是个高手。

相反，博格斯从小就是一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他是在华盛顿特区长大的，上大学期间，他就会使用一些电子设备维修NBC的电视发射器。他走上前向这位陌生人伸出了援助之手。这是他第一次和鲍勃·梅特卡夫合作，但并不是最后一次。在以后的两年中，他们形影不离、共同合作，以至于帕克的人都称他俩”鲍勃兄弟”。

很少有人会认为他俩是合适的搭档。梅特卡夫毕业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具有电子工程、商业和应用数学学位；而博格斯却是一位文质彬彬、性格内向、态度严肃的人，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仅仅取得了学士学位。梅特卡夫喜欢发表自己的观点，喜欢与人辩论，一旦与人争论起来，他就不会善罢甘休；而博格斯却是一个沉默保守的人，说话速度很慢，小心谨慎，而且说话时喜欢看着天上或者地下，好像对别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在认真分析。

他们的人生志向也各不相同。梅特卡夫是个喜欢冒险和投机的人（他最终离开帕克，自己投资几百万美元开了一家网络公司）。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 ‘风险投资’这个词就是我第一次从梅特卡夫那儿听说的。“但博格斯却经常对别人说，他愿意搞一辈子纯研究性工作。

总之，他俩除了都喜欢”布鲁克斯兄弟公司”生产的一种衬衫以外，其余毫无相似之处，然而即使是衬衫，博格斯喜欢的是黄色，而梅特卡夫喜欢的却是蓝色。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帕克中最奇特的一种关系，也是最富有成果的一种关系，他们之间的和谐程度让人不可思议。通过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合作，他们发明出了一种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互相交流的新方式，即著名的数字化用户网络------以太网（Ethernet）。

由于天生的傲慢和坦率，梅特卡夫于1972年6月带着沉重的耻辱来到了帕克，因为哈佛大学最终没有通过他的博士论文。

这次奇耻大辱使他永远地离开了哈佛大学，从而使他与哈佛之间不融洽的关系告一段落。梅特卡夫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电子工程和商业专业双学士学位。他认为，作为一个研究院，哈佛大学永远也比不上麻省理工学院。若干年后，他苦涩地回忆说：“这可能有些奇怪，我讨厌哈佛大学。在麻省理工学院，你可以搞一些实验，而在哈佛大学却不是这样。在麻省理工学院，你必须通过实践来学习，因为你是一名工程师，而在哈佛大学，他们希望你成为一名科学家，科学家永远也不会’做’什么事情而毁掉自己的名誉。”

在他刚开始为ARPA网做兼职工作时，对他来说，上面所说的区别就更为明显了。作为一名刚人学的、充满热情的研究生，他希望能在PDP-10计算机和接口信息处理机（IMP）之间建立一个接口，以此帮助哈佛大学进入网络系统。信息处理机是一台独立的机器，每一个节点都要经过它才能进人主网络。这不是什么尖端技术，他只是想把他为麻省理工学院研制的装置复制一份给哈佛大学，然而哈佛却拒绝了他。

他后来回忆说：“他们说，‘你只是一名研究生，我们希望让BBN公司来做这件事。‘BBN公司曾经将一份工作分配给一个名叫本·巴克的兼职员工，而他其实也只是哈佛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就跟我一样。”

但是，如果不是因为遭受冷遇而使他对哈佛大学彻底失望的话，他也不会对ARPA网迅速而疯狂地着迷。当时，梅特卡夫和鲍勃·泰勒都在考虑能否采用直接数字联接的方式将计算机联在一起。但是，他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采用的方法更加倾向于硬件------他对把几台计算机联接在一起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如何真正实现在节点之间传送比特。于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寻找一种新方法便成了他毕生的目标。

完成在哈佛大学的学业之后，他继续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兼职工作，研究ARPA网的联接问题。直到1972年，当他准备攻读博士学位时,他就被ARPA网的管理机构选中作为一名”护理员”------技术护理人员，就是保证接口信息处理机能够到达他们在全国的新用户，确保用户能够正确地联接和退出。然而，正是这个工作使他一举成名。后来他回忆说：“因为ARPA网非常有名，而且资金是由ARPA提供的，所以我也就出了名。“那年春天，他不断接到各种用人单位的邀请，最终竟有9个用人单位邀请他前去加盟，其中就包括BBN、道格·恩格尔巴特公司和一些非常著名的大学。毫不奇怪，其中最好的职位就是帕克的杰里·埃尔金德和鲍勃·泰勒给他提供的。这份工作不仅可以得到丰厚的薪水（19000美元，超过其他人的几千美元），工作环境优越，不必担任什么教学工作，没有讨厌的任期，没有学生，还可以和巴特勒·兰普森、阿伦·凯、查克·撒克这些人一起工作。

梅特卡夫与妻子一起回到了坎布里奇，继续完成他的学业------在学位评审委员会面前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他认为很容易就可以通过答辩，因为他的论文研究的是网络如何传递独立数字化分组包内的数据，这是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在接口信息处理机线路上埋头苦干研究出来的。然而，结果却使他感到有些意外。他走进评审委员会的办公室进行口头答辩后，当场得到了答复：委员会认为他的论文缺少”足够的理论依据”。他在论文中讨论的是物理系统，这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研究也许还有些价值，但现在他是在哈佛大学进行科学研究。换句话说，他应该先在论文中加上一些带有希腊字母的公式，然后再进行答辩。

梅特卡夫对这次失败感到非常震惊。他知道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不是他的论文缺少”足够的理论依据”，而是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实验，而没有为哈佛大学的教授端茶倒水，而他们又碰巧是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本来鲍勃·梅特卡夫早就对哈佛大学厌恶之极，这正是他得到的”报应”。“我的论文导师根本就不该这样做，“他后来回忆说，“但因为我没有与他合作，所以他也就不愿与我合作。”

但无论如何，愤怒也不能使他立即摆脱窘境。他本打算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到帕克工作，那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现在他却一无所获。于是，他忧心忡忡地给泰勒打电话，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他。

梅特卡夫回忆说:“他连犹豫都没有犹豫一下，便说，‘到这儿继续完成你的论文就行了。‘这让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鲍勃·梅特卡夫的个性给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增加了一道新的风景。他是个喜欢挫伤别人锐气的人，一旦要是哪个聪明的同事在他面前逞能，他就会立刻对其进行”打击”。比如要是有人在他面前吹嘘在两三个小时内就编制完成了一套复杂的程序，梅特卡夫便会说道：“是吗？那你昨天晚上为什么在实验室坐了10个小时？”

25年之后，他回忆道:“其实，我说的那些话并不太合适，那种话太刺耳了。”

他最喜欢攻击的一个目标就是査克·撒克。

很难判断是什么原因使他与查克·撤克之间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是由于两个人都有点自负，因为他们俩都是自尊心极强的人，就像”一山容不得二虎”一样。梅特卡夫后来说：“也许只是双方的性格不一样吧。我有博士学位，而他没有；他是世界级的处理器专家，而我不是；我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他也不是。所以，我不买他的帐，他也不买我的帐，但并不是说他不是好人,他是个好人，但我们就是和不来。”

一些人甚至认为，两个人之间的敌意可能仅仅是梅特卡夫的想象，因为撒克从来就没表现出多么怨恨他的样子。其实，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实际情况，他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连泰勒都意识到，梅特卡夫和撒克之间的关系呈”阳性”，而梅特卡夫与博格斯之间的关系呈”阴性”。泰勒后来说，撒克和梅特卡夫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一级矛盾”。

他说：“一级矛盾就是两个人意见不合，但谁也不能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二级矛盾是双方能够进行充分的交流，即使是在意见不合的情况下，双方也能在一起工作一级矛盾具有毁灭性，世界上的大部分骚乱、国际危机以及人为的灾难都是由一级矛盾引起的”。撒克与梅特卡夫永远不能降到二级矛盾的水平，他们始终是敌人。

梅特卡夫认为，他到了帕克以后才几天，撒克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敌意，因为梅特卡夫指出MAXC计算机的存储器有问题，而这时撒克早已宣布整台机器研制成功。这就是所谓的”破坏者”（Monger）事件。梅特卡夫到帕克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MAXC计算机与ARPA网联接起来。就他的经验而说，这应该不成问题，可是不知为什么，MAXC让他苦不堪言。每当他试图进行联接时，可恨的机器就死机。他反复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最终确定问题是出在MAXC上。他认为，MAXC的存储器存在着缺陷。

作为MAXC计算机的主要设计者，撒克根本听不进梅特卡夫的话。当初进行安装时，他没有使用错误修正和存储器诊断安全保障系统。他被请到地下实验室，MAXC正在装有空调的房间里工作着，他对机器进行了测试之后认为，一切运转正常。

他宣布：“机器非常可靠。”

“于是，查克就走了，“梅特卡夫说，“他坚持认为MAXC是正常的，问题在于我，他一开始就没把我的话放在心里。”

于是，梅特卡夫便自己对机器进行测试，并将其称为”破坏者”（Mimger），以此作为对撒克的一种嘲弄。这个单词是由”mung”派生而来的，意为”完全破坏摔”（Mash Untill No Good），即对计算机文件进行恶意的、大规模的和永久性的破坏。梅特卡夫的非破坏性”破坏者”测试只是简单地向MAXC的存储器里输入一些随机比特流，然后再将它们读出来，如结果发生哪怕是一个比特的变化，程序就会敲响电传打印机上的小铃，并记下误差。梅特卡夫启动了”破坏者”，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等多长时间，简直就是在几秒钟之内，打印机的小铃就像消防警笛一样响声大作。

这就足以证明MAXC的存储器有问题，而这个地方却是所有人，包括撒克都没有想到的地方。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MAXC计算机实际上拥有两个进人存储器的端口，一个通过中央处理器，另一个通过磁盘控制器。撒克的测试程序是从机器内部开始运作的，它仅仅通过了状况良好的中央处理器端口，但是，当梅特卡夫要将ARPA网与MAXC计算机联接在一起时，程序是从外部磁盘开始运作的，而此处的存储器端口是坏的。梅特卡夫回忆说：“我的程序发现了MAXC存在问题，撒克永远也不会原谅我。”

泰勒后来说：“我确信梅特卡夫至今都在误解撒克，撒克希望把故障找出来，因为他希望把故障排除掉。另一方面,撒克的同事并没有反复在他面前提及梅特卡夫是如何的兴奋。梅特卡夫甚至用橡皮刻了一个图章，上面引用了电影《爱情故事》里的一句话：‘你这个人从来就不可靠。’ ”

许多年之后，梅特卡夫说：“我经常把这句话印在我所写的备忘录上面，撒克非常讨厌这句话。可怜的撒克！”

最后，MAXC计算机终于与ARPA网联接在了一起，梅特卡夫随即又开始迎接另一个挑战，而正是这个挑战使他和博格斯走到了一起。这项研究就是要找到一条简便而可靠的方法将帕克的阿尔托计算机相互联接起来。局域网是交互式处理所必不可少的，泰勒认为，他研究的不是单个人和单个计算机之间的共生，而是一种能使许多人和机器连成一体的网络。

不幸的是，当时还没有一种网络结构能够符合帕克的特殊要求。ARPA网规模太大，需要太多的额外硬件才能使计算机在独立的局域网上联接起来，况且，费用也极为昂贵。IBM和其他一些计算机生产厂家已经开发出他们自己的专利网络系统，但这些系统是为他们自己的机器专门研制的，很难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机器。POLOS系统的研究人员非常清楚这些弱点，因为他们不得不对由”数据通用公司”提供的一种网络技术进行改造才能使之用于诺瓦微型计算机。该公司提供的这种网络最大容量是15台计算机。POLOS系统研究小组为了使网络的容量增加一倍而使用了大量的电缆和硬件。梅特卡夫回忆说：“我们可以把29台诺瓦计算机连在一起，但那是极限。要使29台诺瓦计算机成功地联接起来，就需要有28根电缆和60个连接器。如果这些设备中的一个部分出了问题，整个网络就会崩溃。“在帕克的地下实验室，这些连在一起的电缆简直就像一个”兔子窗”内。

很明显，这种网络泰勒是不会接受的。他想要建立一个能将几百台阿尔托计算机连在一起的系统。他的其他设想也同样很有逻辑性和说服力。网络的成本不能太高------不能超过计算机费用的5%；为了提高可靠性，它必须简单易行，不能安装任何复杂的新硬件;它必须容易扩展，不能像POLOS系统那样，每增加一台计算机，就要将整个网络打开一次，在”兔子窝”再加上一条新线路；它必须快捷，因为它要向加里·斯塔克韦瑟发明的激光打印机输送文件，要能跟得上打印机的速度。

当梅特卡夫刚来帕克时，他就发现几个网络研制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但还没有一个计划能使他感到满意。其中一个就是ARPA网的局域版本（但要比ARPA网快1000倍），是由査理·西蒙尼设计的。西蒙尼给他的设计取了个绰号：“SIG网”，意为”西蒙尼发明的极品网络”（Simonny’s Infinitely Glorious Network）。梅特卡夫把这个网络的特点研究了一个星期之后便将其否定了，认为对于局域网来说，它的移动部件过于繁多。

于是，他开始把目光转向其他网络，这时，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1克的阿尔托计划大约在1972年底就已完成，但留下了一个空白，即需要安装一个网络控制器，如果梅特卡夫研制不出这样的控制器，那这个任务就会交给其他人来完成------这不仅是对他网络权威的挑战，也是对他自信心的一次严重打击。

这时，沉闷的局面被打破了，他突然想起了几个月之前曾经想到过的一个概念。6月份时，他曾因ARPA网事务去华盛顿，他住在朋友史蒂夫·克罗克家的客厅里，他的朋友是ARPA网的程序管理员。那天晚上，他随手从书架上拿起一卷厚厚的论文资料。为了摆脱”生理性失眠”的困扰，他随便翻了翻，作者是夏威夷大学的一名教授，名字叫诺曼·艾布拉姆森（Norman Abramson）。

艾布拉姆森的论文是讲ALOHA网的。ALOHA网是一种无线电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夏威夷群岛上的计算机可以互相交换信息。ALOHA网从某一点来讲可以说是源于ARPA网，它是通过空气来传播独立的数字化分组包的。与电话线相比，空气是一种被动的传播媒介，这种特性使系统变得非常简单。艾布拉姆森进一步介绍了这个网络是如何采用一种巧妙的方法解决了两个或更多的工作站同时发送信息所带来的干扰问题。当他们从接收台听不到回执信号时，就暗示着他们的信息已安全到达，等一段时间后他们再发信息，于是信息就不会再次冲突了。梅特卡夫也认为，对于局域网来说，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特点，因为网络范围内的计算机可能会同时在同一线路上发送信息。

ALOHA网的主要局限就是容量有限。论文指出，线路的实际负荷能力只能达到其容量的17%，超过这一限度，线路上的信号就会出现一些不连续的、含混不清的乱码。

梅特卡夫从克罗克的沙发床上坐了起来，自言自语道：“这不可能。“他注意到艾布拉姆森的数据并不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当时的ALOHA网只连接了7台电脑------而只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而且还用错了理论。他意识到艾布拉姆森所做的两种假设都缺乏依据，这两种假设是：第一，用户的数量是无限的；第二，每名用户在回执停止后还盲目发送信息。梅特卡夫认为：“这些假设是完全不能让人接受的。”

实际上，ALOHA网的终端机数目一般来说都是无限的，可以是30、40或者100，而且，如果系统没有做出反应，用户一般来说就会停止发送信息。据梅特卡夫计算，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负荷达到了容量的90%，系统仍然可以保持稳定。

ALOHA网具有廉价、简单、容量大的特点。回到帕克以后，他意识到ALOHA网正好具备实验室正在研制的那种局域网的优点。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便开始将ALOHA网进行改进，以适应帕克中心对高强度和高性能网络的需要。他没有采用中央控制计算机，因为每台阿尔托计算机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数据传送速度。他设计了一个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每个工作站一旦听到干扰便立即停止传送信息。此外，他没有采用无线电来传送信息，他的方案是用一种物理线路把阿尔托计算机连接在一起。

而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媒介必须是不活跃的。梅特卡夫明白，如果像电话线一样在线路中加入电流以帮助传送信息的话，那么线路就容易出现差错，线路的电压将是最容易导致系统崩溃的因素。他认为采用一种被动传播媒介来传送信息将可能会更合理，就像以前曾被认为是光的传播媒介、充满整个宇宙的”发光以太”一样。

1973午5月22日，他给帕克的专利律师起草了第一篇描述这个概念的备忘录,题目是：“以太网”（The ETHER Network)。此后不久，他第一次遇到了戴维·博格斯。

这时，博格斯也来到了帕克------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是由阿伦·凯招聘来的。

跟所有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的研究生一样，博格斯每星期必须在他们系最大的报告厅听一次大约一小时的报告。这些报告的主讲人都是工业界的著名人物，但每次都让他感到昏昏欲睡。报告的目的是向学生们介绍工程技术上的重大进展，但大部分都乏味之极。

这样一直持续到1972年的圣诞节前夕，这时凯来到斯坦福大学给他们做报告。他用通俗的语言给他们讲施乐公司下属的一个研究中心正在研制计算机的情况，而这个研究中心就在他们学校旁边的一条街上。然后，他把他和同事们研制的MAXC部件拿了出来。博格斯的眼睛一亮，随即坐直了身子。高性能计算机正是他的研究专业。他明白，无论哪家公司能从零开始制造出一台类似PDP-10的计算机，那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当演讲在5点钟结束、大家都可以退场时，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凯的面前，向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凯本来就一直在四处挖掘有潜力的人才，这时他发现了博格斯，认为博格斯就是他们需要的那种特殊人才。当时，POLOS研究小组每周都要购进两三批诺瓦计算机，他们正需要一个人将它们组装起来。于是他就把博格斯的简历交给了比尔·英格利希。在斯坦福的最后一年，博格斯从凯那里得到了一份兼职工作。博格斯的工作是护理测试台。测试台是个铁台子，放在34号搂内的地下实验室里，台子里面是性能良好的诺瓦计算机，外壳已被拆除，各部分部件也很容易拆开来，万一机器出现故障,可以随时更换。一天，正是在那里他看到鲍勃·梅特卡夫拖着一卷黄色的电缆线走了进来。

梅特卡夫已经在一系列论文里勾画出一个以太网的框架，其中也吸取了撒克和兰普森的许多观点------“发明一种实时网络，以传输比特和信息。“后来博格斯回忆说。但是，当时他们对各个部件在实际情况中能否像他们在论文中设计的那样协调运作还没有把握。最关键的问题就在电缆上------被动以太本身。梅特卡夫认为，电子脉冲在沿着导线流动时会被削弱或分散，距离越长，削弱的程度越深，接收器接收到发来数据的难度也越大。当他和博格斯将测试部件焊在一起的时候，他解释说这正是将脉冲从电缆上一端发射出去、然后再从另一端进行观察的原因。

他说：“我想知道情况到底有多么糟糕。”

自那天以后，他们俩有两个月没见面，直到有天下午梅特卡夫再次出现在实验室里，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很小的硬件，希望用它将POLOS系统的诺瓦计算机与ARPA网联接起来。

“我可以在你的平台上进行冒烟测试吗？“他问博格斯。

他们花了一两个星期，每天用几个小时对电路进行测试。对一个复杂的电子设备进行一次测试几乎和一次焊接一样费力。梅特卡夫对他的伙伴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是个计算机奇才，能熟练运用示波器。然而有趣的是，他在POLOS系统的工作中并没有得到重用。于是，他俩一起出现在比尔·英格利希的办公室门口。博格斯说：“梅特卡夫希望我和他一起工作一段时间，你认为可以吗？”

在得到英格利希的同意后，他俩就一起走进梅特卡夫的办公室，梅特卡夫拿出一叠厚厚的资料，上面记录了发明以太网的全过程，这些资料是他为施乐公司的专利部申请专利准备的。他说：“看看这个。”

博格斯诃忆说：“在以后的12个月里，我天天都和梅特卡夫世界：在一起工作。”

他们累了就睡，醒了就工作，就像赌场里的赌徒一样没有了时间观念。梅特卡夫回忆：“以太网主板上的芯片没有我俩不知道的，我编的微代码没有博格斯不知道的。整个工作都是我们一起完成的。在整个夏天，博格斯是作为一名全时薪水雇员工作的，一直干到学校开学以后，甚至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也暂时放在了一边，直到9年以后，他才获得博士学位。”

梅特卡夫再一次将博士论文提交给哈佛大学，论文中谈了许多关于ALOHA网的理论研究。1973年6月份，他的这篇题目为”信息包传输”的论文最终获得了通过。

作为一个工作系统，以太网与帕克的其他发明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它的设计并不要求完美。梅特卡夫称这个网络是一个”可以出错”的系统------也就是说，计算机在接收信息时允许系统有一定的误差，这就可以保证系统在遇到一些小的信号干扰或出现故障时不会崩溃。

以太网的基本运作程序就像是在一个拥挤的图书馆里、以一种最有效但也很粗鲁的方式------大喊大叫来找一个你认识的人。以太------即联接阿尔托计算机的同轴电缆------通常是不活跃的。当一台机器准备发送信息时，便会向以太网发出唤醒信号，警示其他机器将要传送数据了。之后它便发出一个包括目的地地址(即阿尔托计算机的数字身份牌，也就是信息的目的地)的信息包、它自己的地址、信息本身以及一串确认符，即”检验和”(checksum)。接收站将检查目的地地址，确认信息是否是发给自己的，如果是，他们便将把整个信息包存人存储器，如果不是，就返回”睡眠”状态。

同时，发送台将密切注视它们的信息包是否与其他机器发出的信息包发生了碰撞。如果发现有干扰，它就立即停止发送，间隔一段时间再发。这样重复15次之后，机器便会停止发送。

与撒克的”庞大主义”相反，梅特卡夫通过对系统的简化，只保留了具有主要功能的一些部件，从而将这些复杂的电子元件都安装在了一块电路板上。最初的以太网电路板甚至都没有自己的计时器，在执行同时发送的职能时只能靠阿尔托计算机内部的时钟。

甚至在设计即将接近尾声时，博格斯坚持要增加一个他认为是非常关键的装置------“检验和”，它是一个小程序，发送台通过它能够确定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是否被改变。

梅特卡夫说：“好的，戴维，如果你在主板上能找到安装空间，你就可以加上。”

这使博格斯很为难，简直就是对他的讽刺。一个”检验和”系统至少需要8个集成电路，即芯片。他们的主板总共有60个芯片的位置，但是59个已经被启用。这时他发现，在主板边缘还有足够的空间安装芯片，而等他把芯片安装完成之后，主板上仅剩不到1毫米的空间，有些芯片简直就是挂在主板的边缘上，就像难民抓住一只拥挤的救生船一样，但是，以太网终于有了”检验和”。

拥有了这个装置，梅特卡夫和博格斯的发明可以说是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快捷和完美了。系统要增加一台新的机器或节点是很容易的事，不需要中断服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可完成：先在同轴电缆上打一个小孔，然后再用一种简单的有线电视元件”杰罗德锤”（Jerrold tap）将分支电缆针头一样的尾部插入同轴电缆(此法是戴维·利德尔提出来也。他是POLOS系统小组的一名工程师，经常跟梅特卡夫一起打篮球)。这个网络可以无限扩展，而且操作简便。

但是，阿尔托计算机的首批用户却犹豫不决，迟迟不愿加人以太网，因为首批机器的网络联接要花费500美元，许多帕克的工程师都不愿入网。人们后来发现，以太网只是在计算机之间传递文件方面比较有用，这种功能其实是很不必要的，因为阿尔托电脑装备了可拆除的磁盘，可以很容易从一台机器转到另一台机器。梅特卡夫回忆说：“以太网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灭亡的危险。”

1975年，随着SLOT，即斯塔克韦瑟发明的激光打印机的出现，一切都在一夜间发生了变化。被称为”EARS”------以太网、阿尔托计算机、KCG和SLOT------的联合系统的功能非常强大。现在，如果你写一篇备忘录、一封信或是一篇论文，你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得到专业质量的打印稿。利德尔后来以一种讽刺的口吻说：“在那之前，你的文章只有在报刊上发表出来，你才能看到这些美观的文字，而现在即使是完全没用的东西，打印出来都很美。”

直到”EARS”启动后不久，梅特卡夫才意识到他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了帕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谁不小心拆除了一块硬件，使以太网突然关闭，他就会发现”我的同事一个接一个地问我，网络为什么关闭了”。

这一年还发生了两件更重要的事情。3月31日，梅特卡夫以他自己、博格斯、撒克和兰普森的名义为以太网申请了专利，他们几个都为以太网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两年后，专利批了下来（给了施乐公司）。

第二件事是梅特卡夫辞职。他已经在帕克工作了三年，和他预料中的差不多长，工业界的大公司都在邀请他前去加盟。他回忆说：“我一直在想是离开帕克，还是留下来。“在做出决定以前，他和老板杰里·埃尔金德谈了一次话。

“怎样才能使你留下来呢？“埃尔金德问。

梅特卡夫回忆道：“我说：‘杰里，如果我留下来，我得花多长时间才能坐上你的位子？‘埃尔金德说:‘现在你是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将来是高级研究人员,再将来就是顾问人员…’杰里·埃尔金德比我大20岁，他是在告诉我，我得要用20年的时间才能得到他的那个位子。我告诉他我不愿意等那么长时间。”

但无论如何，他必须做出决定。花旗银行设在洛杉矶的一个公司向他发出了邀请，花旗银行当时正在计划将他们的电子转帐系统安装到新型计算机上。“这份工作可以使我的工资提高30%，可以使我拥有一间能观赏卡塔利娜岛风景的办公室，我还可以住在洛杉矶，这些在当时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所以我离开了。”

梅特卡夫的离去就像圣安第斯山的断层上发出的一声巨响，惊醒了帕克的研究人员。这并不是因为他是帕克成立5年多来第一位离开的高级计算机专家，更重要的是，他的辞职向他们表明：正当他们在这座研究天堂里潜心钻研之时，他们已经把自己封闭在舒适的研究机构里了，而外面却已经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正在向他们招手。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梅特卡夫又回来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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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所见即所得 {#2ab1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2ab1”}

这是一个三张黄色稿纸和三个人如何创造出一个”产业”的故事。

这个”产业”就是排版系统。今天，有了这个系统，非专业人员就可以出版报纸、杂志和书籍，而成千上方的专业人员------作者、编辑和出版商------就可以又快又省力地处理复杂的排版问题。

这三张黄色稿纸是巴特勒·兰普森的，上面写满了各种函数和表达式，这是他为阿尔托计算机设计文本编辑器套文字处理软件------时写的东西。那三个人分别是查尔斯·西蒙尼、拉里·特斯勒（Lany Tesler）和蒂姆·莫特（Tim Mott）。一天，西蒙尼看到了兰普森的那三张稿纸，就询问他那些函数的意义，而后两个人则受命帮助施乐公司寻找一套使文字编辑更简洁、更省时的解决方案。

他们这个三人小组最后取得了成功，正像兰普森后来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是帕克历史上最成功的合作开发小组之一”。这个小组为阿尔托计算机设计出了关键性的应用程序，这一应用程序以其独特的价值在人们的思维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并且，它还向帕克之外的普通用户展示了个人计算机完全可以提髙他们的生活质量。

他们把研制成功的软件称为”布拉沃”（Bmvo）和”吉普赛”（Gypsy）。他们开发这些软件花费了3年多的时间，而一开始事情很简单：西蒙尼伸手去拿兰普森的那三张黄色稿纸，问他：“我能看一看吗？”

西蒙尼有一头长长的棕发，一双深邃的蓝眼睛，看起来与雅克·路易斯·戴维所画的”年轻的拿破仑”有几分神似。其实，二者的相似之处还不仅仅是像貌。与拿破仑一样，西蒙尼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总是充满着自信，喜欢指出别人的错误。另外，他们二人成名时都是外国的移民：拿破仑从贫瘠的地中海科西嘉岛加人了法国革命军，西蒙尼则从60年代共产主义铁幕统治下的匈牙利飘洋过海到了美国。

西蒙尼原来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位电子工程学教授的长子，他15岁时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前苏联制造的乌拉尔n型计算机是当时匈牙利5台计算机中的一台。西蒙尼回忆说：“那台计算机的所有操作都是通过仪表板进行的，它确实像15年后的个人计算机，因为只有你和机器，再没有第三个人。”

乌拉尔计算机可能是五六十年代所有科幻影片中计算机的原型。它的体积要占一间房间，由数千个闪烁着橙光的真空管驱动。操作人员的仪表板就像一台老式出纳机的面板------六排数目繁多的开关，右边是输人键。西蒙尼回忆说：“所有一切都令人感到刺激，因为它时常发出巨大的声音，每次我打开开关时，它都会发出刺耳的声响。每次我关上开关时,所有的键也会立刻发出’嗵’的一声巨响。”

安装在布达佩斯一所工程学院的这台乌拉尔计算机性能很差，每次运行时至少会有一支真空管烧掉，惟一的补救方法就是不能让它停机。因此在所有工作人员下班后，必须有人整夜看守这一庞然大物。西蒙尼通过他父亲的关系谋到了这一差事。在学院一名教师的帮助下，加上数不清的夜晚与计算机为伴，西蒙尼很快就学会了运用Octal系统编程（Octal系统是乌拉尔计算机8位编程系统）。西蒙尼编的第一个程序是一个”魔方填充”游戏，即方格中所有行和列的数字加起来等于相同的数。许多年后，西蒙尼依然记得他当时一连几个小时在机器上敲击按键设计魔方，第二天清晨回家时”头痛得要命，手里还拿着一大摞打印纸”。

大约一年后，西蒙尼在布达佩斯一次交易会上遇见的一位丹麦计算机技师给他找了一份工作。那年他才16岁，当时匈牙利军方以招其人伍为名，阻止西蒙尼获得临时签证离开匈牙利。西蒙尼解释说：“我的理由是我还未到应征入伍的年龄，因此他们不能招我人伍，而且我如果进入大学的话便可批准获得缓役。因此，我要求进校学习，并对军方说如果你们不让我去丹麦，我将人校学习，你们也不能招我人伍，如果你们让我走，我一年后就回来，那时你们就可以招我人伍了。”

当然，他是不会再回到匈牙利的。那时是1966年，匈牙利人对于1956年革命失败的痛楚还记忆犹新。西蒙尼回忆说：“当我抵达丹麦时，让我震惊的是，丹麦的房屋上看不到一个弹孔。“而在匈牙利，他父亲因西蒙尼不履行服兵役的义务而被开除公职，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他说：“父亲背上了一大堆政治问题，那是非常严重的。当时我们面临的情况是，要么我在痛苦中生活，要么父亲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父母同意了我的意见，他们执意让我离开匈牙利，大约一年以后，西蒙尼离开丹麦到达美国。因为那时家境还不至于危险到申请政治避难的地步，因此美国当局只给他发了学生签证，而这种签证是不允许就业的。西蒙尼说：“于是我就对当局说，由于处境困难，我不得不找份工作，因为我身无分文。“后来，他在伯克利计算机公司（BCC）找到了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兰普森和泰勒。

伯克利计算机公司倒闭后，西蒙尼与梅尔·皮尔托又找了份工作------主管美国航空航天局阿弥斯研究中心的伊利亚克IV型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这个项目是要设计一台超级计算机，也有人称是计算机中的越战泥潭，因为尽管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伊利亚克却没有研制成功。西蒙尼也同意这一说法，但并不是说这个项目就一点价值也没有。因为，第一，这个项目使他对计算机的结构有了了解；第二，由于这是政府出资进行研究的项目，从而使他避免被驱逐出境。有一年1月份，他离开美国去西德呆了几天------在那里他与分别了七八年的父亲重逢，他父亲当时正在汉堡做演讲。兴奋之余，西蒙尼不仅忘了在寒冷的冬季穿大衣，而且还忘记了美国的一条法律：持有学生签证的人离开美国后再入境时就必须重新申请签证。

西蒙尼说：“于是，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4点钟，我跑到美国大使馆对他们说：‘喂，我乘坐的飞机一小时后就要起飞，你们能给我一张签证吗？‘他们看了我一眼，说不行。我赶紧给皮尔托打电话，很快事情就有了转机。星期六大使馆开了，给我的签证盖了章。”

自从参与了乌拉尔计算机的紧张研制工作之后，西蒙尼就迷上了计算机编程。在1972年加入帕克时，西蒙尼完成了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论题是”大编程”。大编程的意思就是程序开发小组负责人用一种抽象的语言为一个软件草拟一份详尽的蓝图，然后把它交给助手为这个软件进行编码。这个方案给那些聪明的程序员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而其他人只需进行编码就行了，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编程人员的工作效率。实际上，西蒙尼是在给程序员进行”编程”。

他招募了两名斯坦福大学的在校生帮他进行第一次实验，他称之为”阿尔法”（Alpha）。正当他开始准备进行第二次实政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来到了兰普森的办公室，看到了那三张黄色稿纸。

他问:“这是什么？”

兰普森回答说：“我们需要为阿尔托计算机研制一个文本编辑器，现在还没有人做这项工作，所以我想把它研制出来。”

兰普森在这里撒了个小谎。阿尔托计算机不仅仅需要文本编辑器，还需要很多东西。阿尔托已经摆在那里将近一年，“甜饼妖怪”的吸引力也在日益下降。兰普森后来回忆说：“有些人根本就没有看到阿尔托的巨大潜力，我们想让人们看到它的优点，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软件，阿尔托就是一堆废铁。在研制成功后一年左右，阿尔托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因为它没有安装任何软件。“兰普森的解决方案就在那三张黄色稿纸上。

西蒙尼非常：感兴趣地看着兰普森的方程式，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程序员，事实上，他已经是一名出色的程序员了，在研制伊利亚克时就已经学会了编程，但他也意识到仅仅成为一名出色的程序员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找出其中隐藏着的问题”。

这个文本编辑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艰巨的难题。在图形显示屏上编辑文本乍看起来挺简单，但是背后却隐藏着许多尚未发现的问题。

西蒙尼后来说：“我想，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我可以看到整部整部的书在你面前’流动’，那就是虚拟图书。回想起来，这个概念似乎非常清晰，可实际上这种东西当时还没有出现。但我突然明白，文字处理系统将来会大有用处。我决定把它研制出来，因为它的前景太诱人了。“既然这是西蒙尼为获得博士学位而做的第二次实验，他便按字母顺序把它称之为”布拉沃”（Bravo，B的代称；Alpha即阿尔法是A的代称）。

兰普森的功绩不仅在于他的那三张稿纸，他对Bravo的贡献还影响了帕克十多项计划。兰普森在对字处理软件规划出一个基本框架后，便放手让西蒙尼去做大量重要的工作，而他自己则当幕后指导者和支持者。

“巴特勒的贡献在于构想，“西蒙尼后来说我的贡献在于和他的意见不谋而合。当然遇到问题时我们便一起商量解决。”

兰普森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通过采用”块映像”（piecetable）把整个文件储存在存储器之中。“块映像”首先是由一名叫杰伊·摩尔的程序员研制成功的，它在处理文本时，并不是把文本中的每一个字母或字符都当成是存储器的一个位，而是把文件当成一些块来进行处理。举个例子，如果在一个文件的中间插入一个句子，该文件就由一块分成了三块，即A、B、C，其中B是插人的句子，A是该句之前的文字，C是该句之后的文字。虽然在显示屏上文本是连续的，可在存储器上却不一定。计算机只需记住一个位映像图------块映像------这样计算机就可以找到所储存的数据，从而按照正确的顺序将文本显示或打印出来。

显而易见的是，将一个文件分成几块来处理要比分别处理每个字符要简单得多。就如同把一打鸡蛋装在篮子里带回家，要比一个一个拿在手里带回家方便得多一样，块映像可以给计算机节省大量的资源。即使作者将一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互换了位置，文本仍然原地未动，只是块映像发生了变化，这样系统就会知道文本块不应按A-B-C、而应按C-B-A的顺序读出来。

使内存中的比特移动最小化有助于使用者创建更复杂的文件------只要文本块固定不动，为什么不能把它变得复杂一些呢？西蒙尼在改进”Bravo”时研究出了如何给各种字体、空白和页数进行编码的方法，最后将”Bravo”改进成为可在阿尔托计算机的位映像显示屏上显示出与打印效果几乎一样的文体文件。用户可以在显示屏上看到下划线、粗体、斜体以及各种不同字体和大小的文字------这一功能用喜剧演员弗利普·威尔逊扮演的人物杰拉尔丁所说的话来说就是：“所见即所得”（What You See Is Wliat You Get，或WYSIWYG，读作”wizzy-wig”）。

西蒙尼的预见是正确的：阿尔托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一套功能强大、灵活方便的文字处理软件。Bmvo回答了个人计算机能干什么这个问题：它提髙了每一位用户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

“毫无疑问，Bravo是一套令人着迷的软件，“西蒙尼回忆说，“一天到晚都有人跑到帕克来写各种材料，比如信件、新闻稿件、PTA报告，什么都有。如果你想看一看阿尔托能干什么，你看看Bravo就行了。“帕克中使用阿尔托计算机的人发现他们在外面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们的朋友都求他们帮忙把博士论文输人计算机，然后敲一个按键就能通过激光打印机打印出一份漂亮的论文出来。

但是，Bravo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无论怎么看，它都像是一套为工程师编写的软件：命令过于复杂，不容易学而且容易混淆。尽管”所见即所得”是个奇迹，但屏幕图像看起来太单调，对于普通用户而言界面不太友好。批评家嘲笑显示屏就像玻璃电传打宇机，并没有把阿尔托强大的图形处理能力发挥出来。要想使Bravo被帕克以外的普通用户和科学家接受，它就必须具有一个友好的用户界面，使程序和命令菜单易于为普通用户所理解。

兰普森和西蒙尼设计界面时这种敷衍了事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们认为应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程序的功能上，而不是让它看上去有多漂亮。兰普森回忆说：“我们在研制Bravo时就已经下定决心不在用户界面上花费太多的时间，我们认为那样难度太大，而且我们精力也有限。”

幸运的是，在系统科学实验室的地下室里，另外两个人正在从相反的方向研究文本编辑器问题。拉里·特斯勒和蒂姆·莫特正在设计这样的用户界面。他们所没有的就是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研制的文字处理程序。

自从拉里·特斯勒从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调到帕克后，他就觉得与这个实验室有点格格不人。他的主要工作是为POLOS（帕克在线办公系统）编写软件。POLOS是比尔·英格利希的一项计划，即利用帕克的人才优势，重建恩格尔巴特的交互式多媒体系统。这一工作是由英格利希从恩格尔巴特那里搜罗过来的工程师们负责，他们正以极大的热情努力工作着。

让特斯勒感觉自己是局外人是因为他与其他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POLOS实在是太荒唐了。

拉里·特斯勒从没有在恩格尔巴特手下干过，POLOS的复杂性让他晕头转向。POLOS系统要求使用者学会一大堆令人头痛的命令和包括鼠标、键盘在内的按键组合，其中还有一种古怪的装置：“键盘组”。“键盘组”是一个有五个杠杆的打字台，和你在法庭上看到的带记机差不多，按不同的组合就能表示出字母表中的每一个字母以及许多特殊命令。但特斯勒想象不出有谁愿意使用如此复杂的设备。

POLOS还有两个功能让特斯勒感到很生气。第一个是分时性。POLOS是基于一个过时的原理设计的，即计算机的造价高，因此不得不共享资源。POLOS的具体设计是将一组诺瓦计算机通过电缆连接在每个办公室的显示终端上。每个用户都分配到一台诺瓦计算机，在没有规定要处理的工作------打一封信或进行工程研究时，诺瓦微机可以作为一台”个人计算机”使用。但没有人真正拥有一台机器，在工作量大的时候,你必须等诺瓦空闲下来时才能处理其他事务。

特斯勒非常讨厌分时计算机这个概念，这源于他15岁在纽约精英学校------布朗克斯科学高中时发生的一件事。简而言之,他因为按错了开关而被该校的计算机中心开除。

那是1960年，特斯勒获准在周末无计划任务时使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台IBM650。IBM650的体积有三个背靠背的大厨柜那么大，它最奇特的性能就是它的存储设备个由皮带驱动的磁鼓。在机上操作时有一条非常严格的规定 ------如果系统断电，操作者必须等待至少15分钟才能再次开机，以确保磁鼓完全停止运转。

一天，特斯勒一个人独自在计算机中心，他按错了开关，把机器关了。“出于本能，我紧接着又按了一下开关。“特斯勒后来说。

皮带立即像手枪子弹一样发出”乒”的一声，断了。结果不得不请IBM来人修理，由于维修费用巨大，特斯勒被叫到了系主任办公室。

“他让我以后不要再使用他们的计算机，“特斯勒回忆说，“就是那一天，我决心有一天我要拥有自己的计算机，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再对我说那样的话。从那以后，我做每一个决定时都要考虑考虑：这会有助于我拥有自己的计算机吗？”

特斯勒反对POLOS的第二个原因是它的用户界面让人难以接受。这违背了另一条个人计算机定律，即程序员的主要任务是使计算机让门外汉都会使用。在特斯勒加入帕克时，他已为普通用户编写了好几个意在把计算机变成手头工具的程序，其中的一个可以对简单的文件进行打印和排版，他称之为”Pub”（意为”酒吧”），并且通过邮购销售。

特斯勒本以为，在帕克这个世界交互式研究中心，每个人都与他有相同的目标，但是他被分到了POLOS小组，而POLOS所研制的东西却使用户更加难以使用。

特斯勒回忆说：“他们不得不承认，用户需要几个星期才能记住组合键，几个月才能熟练掌握。因此，如果要熟练掌握计算机，就必须经过6个月的培训。从根本上说，我的意图是一个系统用户应该只需要一周就可以掌握。”

特斯勒的同事并不在意他的话，并且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了他。

特斯勒说：“他们非常讨厌我，认为我是在给他们找麻烦，是个唱反调的人，认为我削弱了公司的士气。”

最后，比尔·英格利希把特斯勒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说：“拉里，我们给你找了一个新工作。”

正当特斯勒在帕克抱怨POLOS时，一名帕克的来访者使POLOS寿终正寝了。蒂莫西·莫特(蒂姆是蒂莫西的昵称)作为施乐设在波士顿的分公司吉恩公司的特使来到了帕克。吉恩公司是一家出版教科书的公司。

吉恩公司的老板是达尔文·牛顿，今年60岁，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企业家。早些时候，他发现施乐公司将吉恩的部分收人用在了公司的科学研究上，而据他所知，施乐并没给吉恩引进什么先进的技术。因此,他来到了帕克，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份关于POLOS的简短备忘录。回去之后他想，像POLOS这样的系统可能会有助于减轻文稿编辑的繁重工作，从而可以帮助吉恩公司出版装帧精美的书籍。

但牛顿不清楚他的这一想法是否可以付诸实施，他对编辑了如指掌，可对计算机却一窍不通。终于有一天蒂姆·莫特出现了，他要求进行求职面试。

莫特是一个英国移民，曾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得过计算机学士学位。曼彻斯特大学的计算机学院比帕洛阿尔托更加久负盛名，因为在1948年，世界第一台基于阿伦·图林提出的概念所设计的电子程序存储计算机就是在曼彻斯特大学诞生的。莫特在完成他的研究后，离开曼彻斯特大学到了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在那里，他教了两三年数学，并帮助该学院组建了计算机系。后来他去了波士顿，进入一所商学院学习。莫特之所以来牛顿的公司求职，是因为他得知吉恩公司有一些兼职工作，这样他就可以在假期里赚些钱，以解决生活拮据的问题。

当牛顿得知这位坐在他面前的人就是计算机专家时，他忙不迭地想抓住这个机会把POLOS应用在书籍出版上。莫特发现自己得到的并不是什么兼职工作，因为牛顿派他去帕洛阿尔托把POLOS这个编辑系统带回来。

作为一名英国人、一个陌生人，莫特在西海岸的头几天里被弄得焦头烂额。

莫特回忆说：“我听说过帕克，但只是从斯图亚特·布兰德所写的文章上知道的。我真的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步入计算机科学研究的主流社会。“莫特发现，在帕克所有问题都是从个人计算机的概念出发，而不是什么批处理或分时系统，这太有意思了。事实上，帕克正在研究的东西不久就会实现商业化。

但莫特还发现帕克的研究偏离了正确轨道，因为POLOS小组并没有花时间考虑普通用户能用这套系统干什么，结果搞得系统复杂难懂，让人无所适从。英格利希和他的软件主管比尔·杜瓦尔把恩格尔巴特的”结构文本”系统原封不动地复制了过来,在这个系统中，文件的每一行和每一段都有指向其他相关文本的参照指针，便于用户查找相关内容。莫特认为这对于分析计算机程序或查找信息来说非常方便。“但对于文稿编辑来说就不太实用了，更不用说版面编排和图形处理了。“跟特斯勒一样，莫特也不会让吉恩公司的编辑或秘书或其他普通用户去学习使用POLOS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

POLOS在实际应用中的不完善使莫特陷人了真正的两难境地。本来他的任务是为吉恩公司调查和改进POLOS系统，可经过6个星期在帕洛阿尔托的调查，他实际上已经让自己失了业。“我给老板的报告实际上是一份辞职报告，报告中说你根本就使用不了这套软件。“他回忆说。

幸运的是，在递交这份报告之前，莫特碰巧在鲍勃·泰勒的办公室里呆了一会，此时他心事重重。

泰勒抽了一口烟，问道:“你不会想离开这里吧?”

莫特回答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这套系统并不适合出版业。”

泰勒说：“那就留下来帮我们研究研究什么样的软件才适合吉恩公司吧！这也正是我们帕克的工作。”

泰勒的建议并不完全令人失望。当时，POLOS和阿尔托计算机都在朝同一个目标迈进------使计算机与用户实现互动。泰勒认为这两套系统在经费和人员方面肯定会进行激烈竞争，而且肯定会”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止泰勒一人，甚至连与这两个系统毫不相干的局外人士也都认为，当硝烟散尽时，一个肯定会被另一个打败。毫无疑问，泰勒将会竭尽全力确保阿尔托计算机获胜。

在1974年，就在泰勒与莫特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两套系统的竞争就已经使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与系统科学实验室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兰普森和他的同事都认为POLOS早就过时了。

“事实上，这比古老的分时系统更糟，“兰普森后来回忆说，“你必须使所有的部件时刻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这一点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那个时候就更别提了。”

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发起了一场意在打倒POLOS的战争。如果泰勒从伯克利计算机公司招来的雇员们对于破坏来自恩格尔巴特实验室雇员的计划感到羞愧，他们也不会表露出来，因为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个人感情是不能掺杂其中的。无论怎么说，英格利希和他的手下现在是另一个实验室的人了。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开会时从不让外人知道会议的具体内容，他们要确保阿尔托的优势地位。

兰普森回忆说：“我们说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并且公开表明了我们的想法。我们认为他们是不对的，投入其中的人力物力肯定是一种浪费，而事实也正是这样。”

同样，POLOS的捍卫者们也是精神抖擞，宣称计算机科学实验室计划将价值2万美元的机器配发给每个人是极大的浪费,而且维修起来也相当麻烦。

当时大家还不知道的是POLOS已经陷人了困境------原因正与兰普森所说的相同：这一系统过于复杂，根本就不可能为广大用户所接受，而且，POLOS小组也无法使这个复杂的网络运作起来，这是那些拥护POLOS的人所无法回避的。

恩格尔巴特实验室前工程师斯莫基·华莱士承认说：“我们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复杂的系统。“与阿尔托-以太网这样的组合系统相反，如果一个部件出现了故障，那整个系统就会停止工作。沃伦斯回忆说：“它可以一下子工作3个月，然后突然死机半天，我们也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然而，在”甜饼妖怪”出现在撒克的显示屏上一年多后，还很难说这两个系统哪个能最终取得胜利。毕竟，POLOS也给人们提供了不少好东西，其中就包括具有恩格尔巴特发明的NIS多媒体，而此时阿尔托还在为自己寻找存在的理由。

泰勒迫不及待地想让蒂姆·莫特马上投入工作。他知道莫特需要一个能够代替POLOS的工具，很明显这个工具就是阿尔托。当泰勒问系统科学实验室的人谁在出版系统方面比较精通以便与莫特合作时，比尔·英格利希突然想起拉里·特斯勒曾研制过”Pub”，于是立即把特斯勒叫了进来，给他介绍分配给他的新任务。

特斯勒问道：“让我干什么?”

英格利希说：“你要给吉恩公司设计一套出版系统。”

就在莫特和特斯勒开始并肩工作之时，帕克就已经编写了几种原型文字处理软件，但几乎没有一个能在阿尔托计算机上顺利运行------不是速度太慢，就是操作太复杂。其中的一个例外就是Bravo，它运行速度快，功能强大，与阿尔托计算机的适配性也很好。

然而，莫特和特斯勒与许多人一样，都认为Biavo虽然具有相当多的优点，但仍然隐含着一些重要缺陷。跟POLOS一 样，这些缺陷大部分都与用户界面有关，如按键、命令和提示信息，这些都是与计算机进行交流的工具。

首先，Bravo的用户界面太模式化，即敲击一个键所得到的结果要看程序是处于命令状态还是文本状态。操作者必须要时刻记住系统是处于何种模式。例如当处于文本状态时，系统就像一台打字机：按”d”键就显示字母”d”。而要是处于命令状态时，按键产生的就不是文本字符了，而是命令------例如按”d”键，就表示删除一个选定的文本块。

用户界面中的模式具有如此严重的缺陷有时是很滑稽的。举个例子说，如果一个用户不小心在命令状态而非文本状态键人edit（编辑）一词，那么键入”e”就选定了整个文件，键人”d”就删除了选定的部分，键入”i”就表示插入即将键人的一个字符…这时用户就会发现他的整个文件都被一个字母”t”所代替了。

特斯勒和莫特认为，为了能让普通用户接受，模式必须取消。他们认为，Bravo的用户界面对POLOS繁琐的命令进行了相当多的改进，但这还远远不够。它的模式已经简单化了，但还是模式，就像特斯勒所说，“Bmvo是个危险的文本编辑器”。

像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研制的所有软件一样，Bravo在外观上极其难看。尽管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所有成员对它的”所见即所得”功能甚为满意，但它并没有充分利用位映像显示屏的图形功能，即因为各种字体在显示屏上还仍然是文体形式。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设计者们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复杂的图形会降低系统的运行速度。但是由于系统科学实验室的工程师们认为计算机应该易于为普通用户使用，他们把各种各样的图形处理功能都加了进去，估摸着四五十年后计算机的速度也许就会提高到支持这套软件的水平。

于是，特斯勒和莫特便开始研制一个没有模式的用户界面，以便使Bravo更易于使用。由于受到莫特继女在万圣节所戴面具的启发，他们把这一程序命名为”吉普赛”(Gypsy)。

他们所做的第一步是帕克从未干过的：研究非专业人员如何使用计算机。

调査是在吉恩公司进行的。莫特把阿尔托的显示器、键盘和鼠标带到那儿组装起来，邀请编辑们坐在机器面前，让他们想象在线编辑的情形，并说一说他们想干什么事情。

“他们有些怀疑，“莫特回忆说，“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希望能模拟在纸上进行编辑。“他们甚至按照他们经常使用的工具术语描述了这一过程，这也是现在传统文字处理系统把一段文字移到别处称为”剪切”和”粘贴”的原因------因为吉恩公司的编辑们在纸上整理文稿时使用的就是剪刀和胶水。

正当莫特回波士顿研究普通用户如何使用计算机的时候，特斯勒正在研究用户界面的可视化。他的雄心是要在用户界面上建立图标和菜单，通过鼠标点击图标和菜单就可以执行机器的各种功能和命令。他曾一度遇到了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原先遇到的困难:复杂图形使阿尔托的处理速度大为降低。

1975年，经过一年的努力，Gypsy终于研制成功了。莫特带了几台阿尔托计算机和一台高速”多佛”激光打印机前往吉恩公司，把它们都连接到一台照像排版机。专业编辑们这是第一次在显示屏上进行文本处理。

Gypsy在各个方面都尽可能地满足了吉恩公司的日常工作需要。这套系统为文件设置了不同的版本和模式，并将其以列表的形式展示出来。编辑只要通过滚动菜单点击所需要的版本，就可以打开（这是鼠标的首次应用，恩格尔巴特的系统和Brav。都是用鼠标在文本中进行光标定位的）。

莫特回忆说：“吉恩公司的员工都觉得在显示屏上编辑文稿可以大大提高工作的质量和速度。”

在帕克，Bravo和Gypsy如同两个加重的法码把成功的天平倒向了阿尔托计算机。西蒙尼、特斯勒和莫特已经证明阿尔托计算机可以支持交互式办公系统，并可以大大提高办公的效率和质量。阿尔托计算机的成功把POLOS打人了冷宫。凯的一个工程师特德·凯勒尔说：“在POLOS能够运行之前它就已经过时了。“凯勒尔的话一语中的，最后的结果正是这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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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杂牌军 {#d879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d879”}

尽管Bmvo和Gypsy看上去很”酷”、让用户非常着迷，但也只是使用了阿尔托巨大功能的一小部分。虽然阿尔托并不是第一台小到可以由单个人使用的机器------在此之前”林克”（UNC）就已经研制成功了一但它却是第一台专门设计的多用途”个人计算机”：个性化并可按用户要求进行调整。计算机已经不再是一台要人去适应它的机器了，而是一台可以满足用户各种需求的机器。

阿尔托的新主人们就像大众”甲壳虫”轿车的司机一样把他们的计算机赋予了人格化，给它们涂上了鲜艳的颜色，并且还举行了隆重的洗礼命名仪式。凯给他第一台所谓的”过渡精巧笔记本”起名为”比尔博”（Bilbo，是英国作家J.R.R.托尔金小说中的神奇人物）。负责大规模生产阿尔托计划的约翰·埃伦比则给自己的阿尔托命名为”格桑达”（Gzunda），图形界面研究员迪克·舒普却将他的计算机与一个彩色视频终端连接起来，从而出现了第一台彩色计算机监视器。

因为阿尔托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阿尔托与打印机之间以及与其他设备，如视频显示器和键盘等之间，都可以由以太网连接起来，这样阿尔托就揭开了帕克发展创新的序幕。撒克设计了第一种用户应用程序 种被称为”SIL”（即简明画家）的程序，它可以自动设计计算机电路，可以将图表直接转译到打印面板上。

由帕特里克·布德莱尔研制的”作图”（Draw）和由威廉·纽曼研制的”马卡普”（Markup)可以弥补伊凡·萨瑟兰的”画图本”(Sketchpad)的缺陷，能够使用户将手工绘制的图形直接放到位映像屏幕上去(当然，萨瑟兰的程序只能单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TX-2上运行，而以上两个程序则可以在任何一台阿尔托上运行)。还有一些程序可以创作音乐和动画片，可以给文本文件编排格式，还可以协助程序员编写程序。

当时，广泛普及的以太网大大推动了电子邮件的广泛应用，并导致了”桂冠”（Laurel）的出现。Laurel是一种能够简化创作、阅读和发送电子邮件的程序（其后来的版本被称为Haixly）。这是向泰勒的梦想------把计算机当作一种交流的工具迈出的一大步。撒克回忆说：“当时除了帕克之外，其他地方的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是不能相互进行交流的。”

他们在帕克的计算机上不停地传送和交换着信息，简直就像今天因特网上的网虫们羡慕的”聊天室”。在阿尔托网络，施乐公司的成员开创了最早的在线俱乐部，玩起了最早的网络计算机游戏，甚至与他们的合作伙伴不必天天见面就完成了合作研究项目。研究室主管沃伦·泰特尔曼回忆说：“在帕克，我收到了第一份广告宣传品、第一份工作任命书以及第一份电子讣告。“他曾经外出一个星期，回来后发现他的电子信箱里塞满了600多条信息。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在将来，计算机的功能不是取决于它的硬件，而是取决于标准化、商业化以及适应性极强的软件。巴特勒·兰普森是最早预言这些可能性的人物之一。1972年，甚至在阿尔托出现之前，在IBM个人电脑及其硬件和软件工业出现前10多年，他就在一本专业出版物中对计算机的前景提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上百万的人将会编写一些重要的软件，成千上百的人将会销售这些软件。当然，市场将会比现在大得多，而且种类也会更加丰富，就像现在纸张比加法机更为普遍一样。几乎每个使用铅笔的人都使用计算机，虽然大多数人不会去编那些软件，但几乎每个人都是某种软件的潜在用户…如此巨大的市场就要求具有大量的销售渠道，书店、报摊、杂志预订以及邮购这些方式似乎都可以进行经销。”

在帕克，很少有人像阿伦·凯那样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阿尔托的研究工作上。这似乎是他一生中苦苦等待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像所有自学的人一样，凯的脑子里一旦出现了一种想法，他就会迫不及待地奔向这个目标。他是一个无可比拟的理论阐述者，一个天生的能够留心观察事物的能工巧匠。在理智而孤独地过了几十年后，凯将自己的天资又重新投人到自己所钟情的计算机事业中，并常常在那些邀请他的学校里做报告，因此吸引了许多追随者。这使他的声望在刹那间与耶稣的门徒不相上下。

如果你从凯的门口经过而感觉不到有一种吸引你的力量，那是不可能的。也许他的得力助手是这样被他吸引来的。丹·英格尔斯有一次为了帮助乔治·怀特组装SDS生产的西格马3型计算机而来到了帕克，西格马3是怀特为研究语言识别系统而购置的。

“我的办公室隔着走廊和阿伦的办公室相对。我越来越觉得我对隔着走廊听到的东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超过了我对自己工作的兴趣。我所听到的那些谈话全都是有关计算机科学的，这正是我所感兴趣的。有一天，我走过去对他说：‘你到底在干什么？‘于是他讲了个人计算机的发展前景，讲了一个人如何通过一种新的语言而使大量的重要工作变得简单。”

在”思想时空”里漫游着的阿伦·凯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英格尔斯赶紧完成了给怀特干的工作，随后便在帕克找到了一个全职工作。凯告诉英格尔斯自己正在研制一种新的计算机语言，他说这番话并不是在白日做梦。他脑子里所想的也许将成为他一生中第一个壮举，而且非常有希挚获得成功。而事实上，丹·英格尔斯正是他实现这一理想所需要的人。

到了1973年年中，凯的”学术研究小组”达到了8个人。由于他们的专业和证书五花八门，所以鲍勃·泰勒半开玩笑地把他们称作是”杂牌军”。

英格尔斯还带来了他的朋友特德·凯勒尔，他也是来帮助乔治·怀特研究语言识别项目的，但是他发现”思想时空”更有吸引力。戴安娜·梅里的经历却是非常偶然的。她是一个衣阿华州的移民，几乎没有受过编程训练，原来是普通科学实验室主任格拉尔德·卢科夫斯基和约翰·厄尔巴克的秘书。

然而，从一开始梅里就被泰勒的工作和其他计算机人员所带有的神秘色彩迷住了，一有时间她就到帕克去看一看。最后，泰勒把她调了过来并让她当杰里·埃尔金德的助手。

办公室里有一台复杂的电动打字机，可以通过一套复杂的按键组合进行一些简单的文本格式编排。除了梅里，没有人愿意使用这台糟糕透顶的机器。有一天，凯碰见了她。

“你可以编程序！“凯惊叫起来。

“当然。“梅里回答。

凯对这位秘书从物理实验室里学来的娴熟技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她进行了几小时的基本训练，随后就把她分配到了自己的小组。

接下来就是阿黛尔·戈德伯格，她原是密歇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教育技术专家，长着一头红发，脑袋像涡轮发动机一样转得极快。此外还有特斯勒，他在完成Gypsy的研制工作后就来到了凯的学术研究小组。还有克里斯·杰弗斯，他是凯童年时的朋友。还有一些实习生和放假的学生，他们都被凯吸引到了这里。

凯非常喜欢他那些有电子技术研究经验的人，而这些人大多都没有博士学位，对此他反驳道：“博士论文就是你让三个教授签名的一个东西。“(这是伊凡·萨瑟兰的话，他也是凯的小组成员)他并不在乎他的小组成员有没有博士学位------虽然他雇用了相当多在学术上有才华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是他非常注意他们对问题的见解。

凯也像泰勒一样，坚信实验室的成功要靠大家目标一致、共同努力，但是他下决心要避免泰勒的那种军事化管理倾向。学术研允小组的信条来源于凯的思想，就跟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信条来源于泰勒或兰普森的思想一样，但实验室的气氛跟军营不一样，而更像是一个非正式晚会，所有客人恰巧都与主人一样喜欢喝同一种酒。

帕克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产生过像凯的研究小组那样的狂热。“那是一个很诱人的地方，“梅里回忆道，“我总是在那里呆到很晚。人们总是有无穷无尽的好主意和令人刺激的新想法，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将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学术研究小组也是帕克中最团结的地方。梅里说：“我对这个小组有一种美妙的感觉，真正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互相促进、互相支持。“凯每年都让他的成员们去圣克鲁斯南面的帕加罗达尼斯海滨放松一下，从帕洛阿尔托开车到那儿只需要两小时。他们可以花上三到四天的时间到处游览，工作压力也就随之烟消云散。然后在凯和杰弗斯的推动下，小组成员中的音乐爱好者便开始举办自己的音乐会(“我们演奏得并不出色，但我们热情很高。“在音乐会上演奏单簧管的戈德伯袼回忆说)------其中英格尔斯演奏长笛，梅里吹小号，她自从高中毕业后就几乎没有摸过小号。“曾经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并不关心新成员是否懂计算机科学，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低音小提琴手。“她说道。

凯回忆道，甚至于在回来后，成员们也会花大量的时间”打网球、骑自行车、喝啤酒、吃中国菜，还滔滔不绝地谈论’精巧笔记本’及其促进人类知识发展和给人类文明带来所需思维方式的潜力”。

小组的结构虽然有些松散，但每一个人都知道小组的核心是谁，那就是阿伦·凯和丹·英格尔斯。然而，他们是帕克中的另外一种合作关系，就像梅特卡夫和博格斯、兰普森和多伊奇一样令人难以置信却具有超乎寻常的神奇力量。众所周知，凯的思想总是超出现实技术的两倍，但是很少有人愿意从中找出那部分实用的东西来。正如兰普森回忆的那样：“阿伦会过来说，我想做x和y。当你问他如何才能行得通时，你就会发现那根本行不通。于是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我们就会说：‘不，我们不想那么干。’ ”

但英格尔斯在这方面是一个天生的能手，他能够在”思想时空”里挑出那些切实可行的东西，并且使其得以实行。甚至在第一台阿尔托设计和建造之前，英格尔斯已经开始着手研制一些软件了。当阿尔托诞生时，他就已经研制成功了计算机科学中的经典之作：Smalltalk（聊天）。

Smalltalk使凯的声誉超过了英格尔斯，但凯永远也不会忘记是谁把它从思想变成了现实。

他后来说：“如果不是丹·英格尔斯，永远没有人会知道我。”

凯经常声称他的灵感总是在洗浴时产生的。34号楼的地下室里就有一个很方便的浴室，但他在工作的黄金时间从来没有使用过------他从早晨4点一直工作到8点，这时小组的其他人才陆续到来。

一天早上，凯从地下室出来时遇到了凯勒尔和英格尔斯，他们正在谈论程序语言应该如何设计才能具有强大的功能。灵光一闪，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

“我神气活现地宣称，你们用一张纸就可以编出世界上功能最强大的语言。他们说道：‘说说看是为什么。’ ”

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深信程序语言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一个程序，而且是思维过程的蓝图，是计算机和程序员的软件。在凯见到第一台计算机时，他就明白一个庞大体系的特点必须是简单明了，只有这样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功能。

对于凯来说，编写一个只有一页纸的程序有两个主要优点：一是可以尽现程序的精华，二是符合他的思想理念。通过一眼就能看懂语言结构的方法，凯向人们展示了所有单独的要素是怎样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的。

早在几年前，为了力求简单明了，凯对他在空军所从事的特殊研究中的编程和计算机思想进行了重新思考。凯勒尔和英格尔斯提出的不同意见迫使凯坐下来把自己的思想在纸上重新整理出来。

传统的程序语言是将数据和过程区分开来的；程序员定义数据变量，比如说3和4，然后调用过程”+“，结果便是”7”。

这表面看来似乎很简单，但凯对这类语言结构感到不满意的是：当数据变得复杂、计算增多时，即使结果仍然是”7”，程序也会变得极其复杂。

当变量定义的是具体的事物而不是数字时，这些系统也会出问题，比如人名”John”（约翰）和”Mary”（玛丽），如果用”+“去计算，计算机肯定会由于陷入混乱而死机(单词怎么能相加呢)。

实际上，你得将”John”和”Mary”定义为数宇的形式，这样系统就可以把两者相加，结果便是------“John，Mary”。

凯的目标是研制一种语言，使程序员可以通过简单的途径得到简单的结果，不管内在的计算有多复杂，他将这种方法称为”隐藏细节”。毕竟，你并不需要明白电视机的工作原理，只要能打开并找到喜欢的节目就行了------将一个简单的结果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何必一定要弄懂数据通过计算机在屏幕上显示的整个细节过程呢？

他的解决办法是发明一种全新的计算机编程方法，这种方法并不是基于数据和计算过程,而是所谓的”对象”，即编码的离散模数。“对象”可以看成一个像电视机一样的”黑匣子”，可以将数据和作用于数据的计算程序相结合，通过接受到的”信息”运作，就像是在遥控器上按一下开关按钮就向电视机发出”开”的信息一样。在凯设计的系统中，向对象”3”发出”+4”的信息，对象就明白这是个简单的加法，从而得出结果”7”。

起初，这似乎有些复杂，但与传统的程序语言相比，当数据和计算变得越来越复杂时，对象法编程就变得相对简单了，原因在于隐含计算总是隐藏在对象之后，并不需要程序员进行明确的实际操作。例如，只需向对象”John”发出”+Mary”的信息，它就知道”+“在此时只表示一件事：那就是在自己后面加上一个”，Maiy”。

尽管凯的这种”对象法编程”借助了几种著名的程序语言和计算机系统，他的体系一开始还是让传统的训练有素的程序员感到有些迷惑不解，就像一个人使用常规的英语单词但完全崭新的句法规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语言一样，每个单词看起来都很熟悉。但是，直到掌握了新的句法规则后读者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

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程序员沃伦·泰特尔曼是Lisp语言专家，也是凯的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一开始觉得Smalltalk非常令人费解。“人们习惯于根据指示和命令来看待程序，如果这样你就会觉得Smalltalk难以理解。你见到它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嗯，我明白，可工作是在哪里完成的呢？”

凯的小组成员对能否简单明了地定义一种语言抱怀疑态度。凯经过8天的努力（每天都是从早晨4点到8点），他终于为这个新的语言设计好了一张蓝图，并且还起了一个很平常的名字：Smalltalk。Smalltalk非常短小，一张纸就够了，但运行较慢，因为它需要计算机进行繁琐的计算，但它相当灵活。

因为任何事物都可以定义为”对象”，无论是数字、单词、表格还是图片，Smalltalk都可以在计算机显示器上将其显示出来，这在阿尔托问世之前就已成定局了。学术研究小组在装备有庞大而笨重的发生器的诺瓦计算机上测试了他们尚处于雏形的系统。阿尔托研制成功后，小组又给Smalltalk增加了图形处理功能，这就加快了它的运行速度。

事实上，凯非常想急于得到阿尔托，甚至等不及第一批配有印刷电路板的成品走下设在埃尔塞贡多的生产线，就要了6台使用缆线电路的原型机，放置在34号楼的地下室里。他想，这些机器虽然操作时易出问题，而且保养比较困难，但价钱便宜，还可以早一点使用。凯还订购了存储容量只有9.6万字节的第一批阿尔托计算机，同时还有一块容量为2.5兆字节的磁盘（相比之下，今天的家用和办公用PC机内存至少有32兆或64兆，磁盘容量也至少有4G至8G）。

在这种配置情况下，Smalltalk运行得很慢，因为光全屏显示器就占用了6.4万宇节的存储器，几乎没给核心程序留下多少空间。等到凯意识到使用过于经济的机器却要达到理想的效果

是不可能的时候，阿尔托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轰动而暂时脱销。

而一旦凯给机器配置了足够的存储器后，Smalltalk便没有让它的设计者们失望。当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工程师们正忙于设计给文本文件编排格式的软件时，这帮”杂牌军”却把阿尔托的图形显示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学术研究小组中研制的典型程序并不是黑白文本，而是色彩绚丽、栩栩如生的像片和图片。“对象就是意味着多媒体文件。“凯说道。

结果，小组研制的程序对艺术家来说却是一大好事。一个叫鲍勃·舒尔的小组成员在撤克的帮助下编制了一个音乐合成软件，并将其装在阿尔托中。这样，机器就可以同时发出12种实时声音，这对于阿尔托这样规模的计算机来说是一项惊人的功能。

随后在1975年秋，尽管特德·凯勒尔本人并不精于音乐，他还是研制成功了一个叫”Twang”的新软件。这是音乐合成软件的直观接口，可以在阿尔托计算机上进行创作、编辑和演奏音乐。Twang采用了非传统的乐谱，这一点不比寻常，因为它实际上可以进行实时创作。以前所有的计算机音乐程序，包括由约翰·乔恩宁在斯坦福大学开发的”调频”（FM）在内，都得进行编辑，这就意味着为了制作一个五分钟的爵士乐乐段，就得进行数小时的编程和调试。如果使用Twang，以上环节就没必要了，它可以同时使用8种声音、并以快到几乎是用手指去敲击钢琴琴键的速度来创编一个音乐段。

正当梅里、英格尔斯、凯勒尔、特斯勒及其他一些人准备给阿尔托加挂Smalltalk工具软件时，凯决定实现他最初的诺言：将Smalltalk变成一种十分筒单的语言，连孩子们都能使用。1973年夏，凯和阿黛尔·戈德伯格招集了一群青少年音乐迷，开始教他们编程。这不久就使凯与帕克的管理人员产生了分歧。

这些孩子不是一般的青少年。戈德伯格先从离斯坦福大学约一公里的”乔丹路中学”（都是中上层人士的孩子）找了一些七年级学生，这些孩子乘公共汽车或骑车、爬山来到34号楼，然后被护送到一间配备有许多台阿尔托计算机的地下室里。

戈德伯格给这些计算机装上Smalltalk软件并称之为”一个叫乔的盒子”。这个方盒是从西摩·帕珀特的LOGO教学语言中使用的乌龟直接派生而来的。孩子们通过简单的指令就可以把这个方盒显示在屏幕上，使它直立起来，让它变大或缩小、甚至消失。如果把命令按顺序组织起来，就可以获得初级动画效果。

这种语言颇具启发性。虽然这些孩子们大多数都来自有一定声誉的知识分子家庭，但他们仍然为成年人能创造出如此美妙的东西而惊讶不已。

这些科学家有的已经成了家，但很少有十几岁的孩子，他们觉得和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呆在一起令自己大开眼界，因为这些孩子很快就掌握了编程的基本知识。戈尔丁是一名擅长数学的优等生，但从未进行过计算机编程。一个周末，她带着戈德伯格指示的线索回到了家，回来时交给戈德伯格一个具有多种形式菜单的绘图程序。另外两个大一点的学生发明了能编写音乐乐谱和绘制电路图的程序，这就是Twang和SIL的初级版本。

几学期后，凯决定扩大自己的实验。乔丹路中学的程序协调员为帕克的研究人员安排了一间房子，凯决定在房子里装上一台阿尔托。然而，从帕克拿走一台阿尔托是违反施乐公司有关规定的。凯决定不让公司的管理人员知道这件事。一天深夜，他和阿黛尔·戈德伯格开着阿黛尔的客货两用车来到了34号楼的装载月台。

“这是违反公司规定的。“阿黛尔神情紧张地问道。凯说不要紧张，后果由他负责。

当然，阿尔托出现在帕洛阿尔托的一所公共学校是不可能不让人知道的，结果乔治·佩克大为震怒。

佩克正因为意识到凯对研究中心的作用才对他总是一忍再忍。“简直是反了，“佩克说道，“你根本管不了他。“甚至在”太空战”事件之后，施乐总部对未授权便向报界发表评论加紧了限制，凯仍然不时地接受记者采访，这让施乐总部大为不满。一次，加利福尼亚的杂志《新西方》（New West）引用佩克的话说，施乐公司”根本就不懂计算机，那些管理人员对我的研究更是一片茫然”。于是，杰克·戈德曼不得不再次向施乐公司保证，“阿伦·凯博士在其研究领域里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只是在应付媒体时有些太直率了。”（“这是一篇不怎么出名的文章，显然作者对于抨击大公司劲头十足。“他补充道。）

佩克曾经希望任命哈罗德·霍尔为系统科学实验室的主任或许能控制住凯。毕竟，霍尔有5个孩子，其中4个还是男孩。佩克后来说：“我想，他是一个好父亲的形象，也许能管住阿伦。“但霍尔也没能管住他。就在1975年伯特·萨瑟兰继任系统科学实验室主任之后不久，“乔丹丑闻”爆发了，凯再次犯了大错。

戈德曼把凯和杰弗斯狠狠训了一顿。佩克在旁边看着，戈德曼痛斥他们违反了施乐公司的保密规定，向外界泄露了专利软件的秘密。

“真该死，这件事确实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凯回忆说，“戈德曼把我和杰弗斯骂得体无完肤。“但戈德曼把火发泄够了之后，又让他们继续进行实验。正如凯后来回忆说，戈德曼转向佩克说道：“让他们继续干!”

从1973年到1974年，阿尔托的强大功能和潜力使学术研究小组变成了一个”计算机黑客美梦成真”的创造天堂。英格尔斯回忆说：“我们出去吃午餐、喝啤酒，说：‘这样或那样做不是好极了吗？‘之后我们便返回帕克，用一两个小时把事情搞好。然后我们便把研制出来的样品拿出来向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老朋友们炫耀一番。”

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与系统科学实验室的合作关系是相互补充的，这主要是因为凯的这些杂牌军在研究阿尔托的功能时与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所采用的方法完全不同。对于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来说，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够使阿尔托迅速传送数据，而对于学术研究小组来说，问题则是如何以最引人注目的动态方式来显示出同样的数据。

“我们的任务就是让阿尔托做它应该做的事，“凯勒尔回忆说，“就是让它适合孩子，让它具有强大的功能。而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则更关注那些长期需要计算机科学解决的问题，在用户界面上并没有多少创新。我们知道我们设计不了他们那样的硬件，但我们可以设计出更加吸引人的用户界面。”

他们像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一样共同创作和排练。这天，凯突然出现在梅里和凯勒尔面前，打断了他们的工作。他说显示屏在物理概念上是有些小，但从图形界面的灵活性来看就显得非常大了。既然这样，用户为什么不能在起草一篇备忘录的同时用鼠标和绘图程序在屏幕上绘图呢？

不幸的是，阿尔托的屏幕长仅11英寸，宽仅8.5英寸，只有一张纸那么大，而这种局限性却直接导致了计算机屏幕的另一个重大发明------窗口重叠。

这个发明的基本思想是把屏幕当作一个桌面来看待。凯认为办公人员在遇到文件太多而空间太小的问题时便把文件摞起来，而计算机也可以模拟这个过程将图像堆叠在屏幕上------通过这种方式，用户可以同时打开许多文件和窗口，可以随时打开最重要的文件并把它放到其他文件的上面。

他们虽然知道如何在屏幕上打开多个窗口，但是移动这些窗口或将一个调到上面来却给处理器提出了极大的要求。这时阿尔托只知道以一种方式”提出抗议”，那就是运行速度像蜗牛一样慢。

几个星期凯一直在研究如何解决窗口重叠的难题。小组有个惯例：当一个人在某个编程问题上碰到难题解决不了时就可以交给别人来处理。这是”烫手的土豆”：他会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个土豆走进另一个人的办公室，把”土豆”丢进这个人的怀里。凯觉得窗口重叠这个难题无法解决，于是便在1974年的秋天把这个”烫手的土豆”丢到了英格尔斯的怀里，而英格尔斯居然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解决的办法是以一种巧妙的编码形式出现的，英格尔斯称之为”BitBlt”，是”位边界块转换”（bit boundary block transfer）的缩写，发音为”bitblt”。BitBlt是一种一次操作就可以将位映像的整个矩形或方块从一个位置转换到另一位置的方法，它使得系统避免了繁琐的寻找替换过程，从而省掉了使位映像程序运行缓慢的大部分计算。这样一来，显示器上的图形变化就更快了。

就像车轮或哥特式拱门这些伟大的发明一样，BitBlt也具有与这些发明同样的特点，它们都推动了人类文明和科技的发展。文本能以闪电般的速度卷上或卷下，或横过屏幕，这在计算机史上还是第一次。你可以画一个正方形，并在其中加入一些奇形怪状的图案,然后将它推过屏幕直到它消失在另一侧；或是将屏幕的某一部分复制、保留，并在它原来的位置上显示一个新的图案，这就是窗口重叠的关键，因为暂时被隐藏起来的一部分屏幕(例如，一个窗口隐在另一个下面)现在能被迅速地调回，就好像将半隐藏在一堆纸下的一张纸拉出，并拿到上面一样。

2月，凯的小组通知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人他们将做窗口重叠的演示。他们为这次演示所做的准备不亚于演员们为在百老汇拍一个镜头所做的准备工作。演示时，泰勒的工程师们充当了一群苛刻的观众。

当那一时刻到来时，英格尔斯在一台阿尔托前坐好，在座的还有兰普森、撒克、多伊奇和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其他成员，以及一些从其他实验室来的工程师。英格尔斯先设置了一些窗口，并装人了不同的程序：一个窗口是图片，一个是Smalltalk的一段编码，另一个是一大段文体。光标在屏幕上轻松地来回移动着，一会儿停在这儿划一条线，一会儿又在那儿加一个短语。“我们只是继续着我们的表演，没有去想我们正做着一件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英格尔斯正沉浸在这种剪切-粘贴的编辑工作中，这时他听到了一声呼叫：“嗨！”

英格尔斯停了下来，只见彼得·多伊奇站起来，指着屏幕说：“你做得真是太棒了！”

这时，英格尔斯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编辑时，他本能地按下了鼠标中间的键，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个小长方块，上面列出了几条命令。英格尔斯选择了”删除”并松开了按键，小方块便随即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已经选定的将要删除的文本），这就是他们称之为”弹出式菜单”的功能(pop-up)，即今天的视窗或麦金塔电脑上一种常见功能的雏形。英格尔斯回忆道：“它一闪即逝，那真是辉煌的一刻,所有的过程在半秒钟内就完成了。”

一刹那间，菜单出现在屏幕上，随后又消失了。所有观众不但见识了BitBlt的功能，还明白了它在一般用户世界中的实际用途。“那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在走出去时还处于恍惚之中。“斯莫基·华莱士回忆道，他是从恩格尔巴特实验室被聘来帮助设计一个商业办公系统的。他立即认识到自己刚才所看到的将是他推向市场的产品不可缺少的技术。第二天他来到英格尔斯的办公室，说道：“请把一切有关BitBlt的情况都告诉我。”

帕克研制的用户界面及其窗口重叠、鼠标按键和弹出式菜单开创了计算机历史的新纪元。25年后，虽然科学技术时刻都在更新换代，但这种用户界面仍然是数百万台家庭和办公用计算机上应用的窗口界面无可争议的鼻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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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弃儿 {#fd63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fd63”}

迪克·舒普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会骑着自行车上到那座树木丛生的小山上，来到34号楼前，不下车，就在车上用脚支开主要人口的门，然后骑进去，一直穿过一条窄窄的大厅走廊，自行车轮胎轻轻地碾过破旧的地毯，发出轻柔的沙沙声，那声音就像清风拂过灌木丛发出的声响。最后他将车骑到图形实验室旁边的一个停车处。

如果他在那间屋子里的工作困难少一些就好了，但是事情却不是这样：迪克·舒普已经发明了一项技术，这项技术将会使影像科学迈人一个新的领域，而且他对此项技术充满了激情。

这台机器被称作”超级画匠”（Superpaint），它对于帕克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来说是一项富有远见的发明，在历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切都是因为它以一种”色彩”的方式来进行”思考”。

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雄心壮志会使一个才华横溢的发明家变成一个弃儿------就像斯塔克韦瑟被赶出韦伯斯特那样。这个说法表面上看似乎荒诞不经，但这样的事情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了帕克研究中心。

舒普并不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进入帕克的，恰洽相反，谁也不能比迪克·舒普更像是一个计算机科学家。他从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就被伯克利计算机公司聘用。后来伯克利计算机公司倒闭时又被鲍動·泰勒选中，成为研究小组的精英之一。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这个小圈子里，这无疑像”五月花号”一样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你也许只知道他在学术上具有非凡的才能，但对于他的其他方面并不十分了解。

“迪克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的朋友阿尔维·雷·史密斯说道，“他是一个执糊的人，非常固执，对政治也不感兴趣，然而我认为这也正是他能保持自己个性的原因。”

如果泰勒知道舒普是如此固执，就不会在一开始就给他如此大的自由度了。舒普刚加盟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之后不久，泰勒就欢迎他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讨论他想要做的事情。舒普不像他的同事多伊奇和撒克一样目标明确，相反，在他自己看来尚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最后，泰勒不得不一字一顿地对他说：“为什么你不花点时间考虑一下要做什么呢？“他认为锲而不舍的、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将会通过努力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交互式计算机目标。在大约一个月时间里，他决定在计算机图形显示领域里进行研究。

从表面上看，舒普的选择跟泰勒的想法差不多。毕竟，泰勒已经同意承担设在犹他州的第一个计算机图形”英才中心”的费用，并且雇用了这个中心的两名毕业生------鲍勃·弗莱格尔和吉姆·柯里作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首批新成员。舒普对视频技术的热爱可以追溯到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高中时代，那时他就在周末为他的邻居们修理电视机。

他知道，这项研究除了可将视频光栅显示到交互式计算机上之外，还可以引起许多在其他研究领域中的人们的兴趣。例如，人们将会需要一种方法把相当于一帧图像的数据一次性地存在存储器中。这种技术就叫侦缓冲存储器(frame buffer)。舒普提出来的就是没人见过的、最大的、最具灵活性的峨缓冲存储器。

简而言之，一个帧缓冲存储器就是一个装满了许多存储器的盒子。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格栅,在这个格栅里面存储器按照一种视频喊数分布，这样一个或更多的存储位就会实时对应每一个”像素”或”图形单元”。激活某一特定图形的帧缓冲，这个图形就会显示到屏幕上。如果将这样一个帧缓冲连接到计算机上，你就可以按照你所设计的任何计算程式安排那些相同的位，这样就得到了相应的图形。

在弗莱格尔、柯里和一个法国图形专家帕特里克·波德莱尔的协助下，舒普花了一年的时间设计和组装了他的存储器。第一个”超级画匠”原型机于1973年4月10日在34号楼内试运行，这仅仅是阿尔托在舒普办公室下面的地下室里研制成功几天之后的事情。

当”甜饼妖怪”从阿尔托屏幕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让帕克的工程师高兴得不得了之时，迪克·舒普正独自一人坐在一台黑白摄像机前，手里举着一张标志卡。系统已经把他脸部和卡片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录到了帧缓冲存储器当中，并且通过比特的传递将他们存储到了传统意义上的计算机磁盘上。（他在1998年说：“它一直保存到现在。”）

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已经增加了各种各样的视频输入方式，包括电视实况、录像带和视盘，同时也增加了一些能够允许他改变那些从突光屏上”捕捉”下来的图像的功能。“超级画匠”的完成是人们研制的第一台可以完全视频兼容的帧缓冲存储器。除了他的同事们在地下室里组装的那台计算机外，它还有着深远的影响。阿尔托适合放在桌子底下，而”超级画匠”却要占用两个5英尺高、每个都能装下33个存储卡的柜子。它那将近250万比特的存储器（其半导体芯片价值约10万美元）意味着在分辨率为640x480像素的视频帧上每一个像素都能有8比特的存储量。这个系统需要两个独立的显示器：一个用来改动图像，另外一个显示”电子画笔”菜单，以改变颜色或图形。“它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硬件组合。“舒普带着洋洋自得的表情回忆道。

“超级画匠”是一个有着独特灵敏性和适应性的图形工具，它能从录像带、光盘或直接从电视屏幕上将像峨”捕捉”下来，并且可以改变它的颜色，使其翻转、沿着屏幕裁切，甚至将其制成动画。这样做的关键就在于每一个像素占有的8比特的比率，这个比率能允许使用者将每一个点调整到256色素的任何一个明暗对比值。你可以从一段录像带上，比如说，《星际之旅》（Star Trek）上取下一幅像帧，就像在一块空白帆布上描摹一条线一样将它压到帧缓冲存储器上。通过将像素的明暗配合设定到一个新的位置上，你就可以将斯波克（Spock）的头发染成绿色。

然而，舒普对于颜色和视频技术的幻想使他超越了泰勒所设定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主要研究范围。舒普也曾像其他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成员一样，参加过MAXC的研究，但是在这个实验室的其他成员将注意力转到阿尔托的项目上之后，他陷人了困境。此时，泰勒对他的研究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

“鲍勃认为整个实验室都应该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舒普回忆说。他独自进行的研究工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客气地说，“超级画匠”的基本功能将永远也不会符合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建立的”未来办公室”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研究怎样运用数字比特来创造图像的技术------这是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在将”甜饼妖怪""画”到阿尔托的屏幕上的时候就已经制定好了的。对于他的同事而言，舒普是在向后转，是从视频音响开始，将它们分解成数字信号。但是，一个办公系统又能用这项技术来做些什么呢？

“隔壁房间的每一个人都对文稿感兴趣，“舒普回忆说，“而文稿就是白纸黑字，因为他们认为处理色彩是另外一回事。”

1973年底至1974年初，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正竭尽全力开发阿尔托，他们身上的压力也慢慢增大了，这时舒普和他们的紧张关系也随之加剧了，而这种紧张关系最终没有走向破裂是因为这种分歧缺少催化剂，还处在酝酿发酵之中。之后，就像是计划好的一样，一个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人加人了帕克中心。

阿尔维·雷·史密斯可以称得上是70年代最典型的逃避社会的人。他是新墨西哥州人，在放弃他那份有前途的学术工作，开着一辆福特都灵牌轿车周游全国、寻找抽象艺术的灵感之前，他曾是纽约大学的计算机教授。他和舒普第一次见面是在几年前，那时史密斯是一个研制大型并联计算机工程在数学领域的专家，正组建一个模拟计算机小组。有人建议他和舒普联系一下，他的关于计算机存储装置的论文正好研究的是这个领域。

他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这份友谊是以他们对超越常规的共同幻想为基础的。“迪克总是愿意讨论除科学以外的所有事情，“史密斯回忆说，“音乐、美术、美学等领域各种各样超越常规的事情。“当史密斯在1974年突然放弃他的教授生涯、到加利福尼亚去作画的时候，他到老朋友迪克家过夜是非常自然的。

那时帕克中心正处于一个酝酿创新过程的巔峰时期，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出色的技术诞生。这些技术都需要向那些有空闲时间的人们展示一下。现在阿尔维·雷·史密斯来了，他既好奇又有大量的时间。第二天早晨，舒普开着车去研究中心的时候，对未来的憧憬使得他相当激动。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个他知道有能力使”超级画匠”成功的人，这台机器在史密斯面前犹如两眼之间的一道闪电打动了史密斯。

“他进门后就完全被它迷住了。“舒普回忆说，“他对它简直着迷极了。“在以后的几个日日夜夜里，这位完全沉迷于此的艺术家几乎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实验室一个或两个小时以上。“我意识到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来加利福尼亚的原因，“史密斯回忆说，“你可以看到它的未来将是什么样。”

那些在画布上涂抹、耗费时间的传统绘画技术突然之间看起来就像是毫无生气的老古董，史密斯由此产生了要在舒普的计算机工程上大干一场的欲望。舒普对史密斯的这种想法表示非常欢迎，他正需要一个像史密斯这样的人来弥补他自己在艺术上的不足（“我只是一个视觉思想者，但从来不是一个视觉艺术家。“他说）。为了使史密斯在帕克中心谋得一份正式职位，舒普曾想说明史密斯的艺术天赋和他在科学上的可靠信誉以使他成为惟一可以帮助开发”超级画匠”全部潜能的合格人选，就像一位试飞员能够将一架新战机推向大气层的边缘一样。

在那些掌握财权的上层人物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利可图。从来没有人想过给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艺术家提供一份帕克雇员的薪水，更不用说是像阿尔维·雷·史密斯这样四处流浪的嬉皮士。但在帕克中心，所有人都有一种钻规定空子的智慧。在人事部门拒绝以一个临时性工作人员或是合同工的身份雇用史密斯之后，阿伦·凯想出了一个能够使他实际上像一件”家具”一样进人大楼的主意------让他当一名服务员。“我才不在乎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史密斯说，“我并不想要什么头衔、薪水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我只是想研究这个机器。”

很快史密斯就成了34号楼的固定成员。如果说迪克·舒普是一个混进来的持不同意见者，那么阿尔维·雷·史密斯就是一个难以被说服的人。他长着宽大的肩膀，穿着花哨的衬衫，蓄着浓密、长长的黑发和一撮浓浓的嬉皮士样式的黑胡须，还瓮声瓮气地向每一个愿意或不愿意倾听的人宣传”超级画匠”的神奇功能。

从一开始，泰勒就对史密斯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因而时刻防备着他，也许这缘于史密斯对自己超凡远见的吹嘘，这使泰勒认为这是对他的个人挑战，或者是因为史密斯在进入帕克的第一天就像要向他的特权挑战。

一天，史密斯正在视频实验室修改”超级画匠”，这时泰勒进来走到了史密斯身后。很明显，他想让这个新来的人明白，这台机器已经被认定要从正式的研究计划中剔除出去。他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看着史密斯不停地调试色彩设置装置，然后问他：“难道你没有发现这台机器很难调试、简直不能使用吗？”

史密斯转过身，看着他，被他的这种想法震惊了。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就好像是在问一个画家挥动他的画笔是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我没有发现它有多么难控制，“他极不耐烦地回答他说，“难道你不喜欢它吗？这台机器太具有革命意义了。”

泰勒嘟嘟嚷嚷地走了，因为有人竟然在他自己的实验室里告诉他什么东西具不具有革命意义，这让他感到十分不快。此前他从来没有这么沮丧过，这个打击让他难以接受。

这次交锋也使史密斯感到非常失落。“从那天起他说,“我就意识到我的朋友舒普正处于四面包围之中。”

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工程师看待每个问题时都以一个问题为标准来衡量，那就是：“这样能使我们更加接近目标吗？“他们已经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开发施乐公司的”未来办公室”系统上，任何改变他们注意力或目标的事情都将会被抛弃或清除。在他们看来，那些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们凭侥幸和运气获得的成功纯粹是一种物质和精神上的浪费。

舒普认为，既懂艺术又精通科学的人将会给”超级画匠”带来一场革命，而史密斯没有辜负舒普对他的信任，他的主要改进是在用户调节屏幕颜色的方式。作为一名工程师，舒普研制的系统具有其他工程师所喜爱的特点：控制部件由一系列”滑动杠杆”组成，这些杠杆只能调节图像红、绿、蓝的深浅，缺少必要的精密度，就像是让作曲家们在没有升半音号和降半音号的情况下作曲一样。

“艺术家们可不会这么想。“史密斯提醒他说。

后来他解释说：“迪克能得到他想要的任何色彩，但他只是以怎样从红、绿、蓝三色中调出粉色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想在老式电视机上仅仅用三原色按钮调出肉色来是多么复杂的事情啊！史密斯意识到要使这套系统在直觉上对艺术家们有用就要有一套附加的控制方式。“如果我给你对色彩明暗、深浅的控制方式，你就会知道把红色调淡一些，这样就会得到粉色。“他把这套新的控制方式称为”色彩、饱和度，对比度”，并且将这套系统命名为”色彩-饱和度-对比度转换器”（类似史密斯的这种分类法至今仍在为大多数影视动画制作系统所沿用）。

但是史密斯对”超级画匠”的投入使它看上去仅仅是长发披肩的嬉皮士们的玩具，这就加快了舒普和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里其他同事们之间的分化速度。史密斯每次都独占这台机器好几个小时，将视频图像转换成错综复杂的抽象图表。他会采取一种颜色测试方式，通过已编定好程序的256色对比值将其分段安排，这样它就可以像是一条被放在千变万化背景之中的变色龙的皮肤那样改变颜色。“我曾找到一张女友的脸部相片，在上面做了一些调试，将它从中间分成两半，再对折，然后再从中间分开，这样它就成了脸部图像的四分之一，这让人很难辨认出来，但是它还有原来照片上的一些东西。”

今天，这种图像处理方式已经非常普遍，已成为电视特技效果的基本要素，但是在1974年却从来没有人见过这种技术。很快，史密斯召集他在旧金山的那些颇有争议的朋友参加”超级画匠”的展示会，结果这个展示会变成了整夜的”超级画匠”爵士乐即席演奏会。一位来自衣阿华州的叫作弗里茨·费希尔的画家曾经被舒普和史密斯邀请到帕克研究中心做一个关于他的工作的讲座。参观完”超级画匠”后，他就回家收拾好行包来到帕洛阿尔托，报名进了斯坦福大学，并且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里找到了一份值夜更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白天上课，晚上以实验室为家。“我们第二天早上一来，就发现了有关这台机器的一个阐述详尽的设计方案，“舒普说，“我们都知道弗里茨在这上面花了不少功夫。”

但是在帕克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当中，除了一小部分热心的、对实验上瘾的成员之外，其他人对此反响并不是很大。（“这是一条分界线，“史密斯后来幽默地说，“你看看那些人就知道他们是不是对实验上瘾的人。如果他们整夜整夜地工作并乐此不疲，那他们就很可能是在享受像服用了兴奋剂一样的乐趣。“）史密斯从他在彩色图形实验室的角度记录着每一个人对”超级画匠”的看法。这间实验室是一间窄长的屋子，地势非常好，是34号楼的交通枢纽------由于可以从7个门进人其中，来来往往的人就没有停止过。

“这里有我们从事显示器开发工作的成员，他们都是非常棒的人，“他回忆道，“大多数人都会停下来看一看，但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径直走过去，从来不看上一眼。对此我总是疑惑不解，问自己，这些家伙怎么了？”

毫不奇怪，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里，定下对”超级画匠”置之不理的规矩的人是巴特勒·兰普森，他的想法是建立在一种独特的实用主义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不以跳跃的方式从事研究工作，这些跳跃常常会带来一些难以接受的危险，从而导致人们的工作步入死胡同。他喜欢通过一系列小的、可以衡量的步骤来达到遥不可及的目标。大幅度的跳跃需要勇气和信心，而可衡量的步骤却需要科学知识和一个好的管理者。

“我记得我曾经和巴特勒谈过我对人工智能的设想，结果让我沮丧万分，“丹·博布罗说，他是一位由杰里·埃尔金德招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著名计算机语言专家，“他说：‘但你怎么能进行目标收益在两年以后的工作呢？‘巴特勒认为，选择研究项目就是要选择那些能在两年之内就能让你知道是成功或是失败的项目。他总是选择那些能够逐渐增值的项目，我从不记得他选择过哪些长远目标。”

巴特勒的反对理由中，有一条就是没有人认为彩色图形显示技术有增值的潜力。“当时我们负担不起彩色图形显示研究的费用，因为我们负担不起用于驱动彩色帧缓冲存储器的费用，“许多年之后，他还这样坚持说，“我认为在直到它变得相当容易之前，你不应该去研究它，否则将会分散大量的精力。”

舒普承认，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当时的彩色图形显示技术的确非常昂贵，但是，这种技术和存储器一样，在5年或10年之后就会变得非常便宜，为什么不能把它当作是”时间机器”的另外一个部分呢？

兰普森另外一个反对”超级画匠”的理由是：他想不出色彩除了在装饰办公室的窗子方面有点作用之外，还能对办公室的其他方面有什么作用。他反驳说，“超级画匠”的作用太微乎其微了，可能要等到它不仅仅是便宜而且是免费的时候才能为人们所认识。

舒普反驳说，“超级画匠”的作用不仅仅是提髙未来办公室的工作效率。“我看到了更广阔的前景，是以像素为基础的成像。“他后来回忆说。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让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其他成员认识到视频、颜色和动画不仅仅可以用于制作星期六早晨播出的卡通片和迪斯尼电影，而且还是一种新型的计算机绘图技术。

然而，由于兰普森对泰勒和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其他成员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注定是一项徒劳无益的工作。可舒普越是觉得他自己受排挤，他就越坚持走自己的路。“我们试图将迪克拉回到主流研究当中，但迪克自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而事实却不是这么回事。“兰普森回忆说。至于泰勒，他已经认为舒普是这个他召集起来的、追求共同目标的群体中的一位不受欢迎的隐士,与参加阿尔托计划的初衷背道而驰，舒普对这个项目连理都不理。实验室的同事发现与舒普在一起工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泰勒经常抱怨说，舒普还经常将”超级画匠”的试用版向外人演示。

就像舒普理解的那样，一旦鲍勃·泰勒对你不感兴趣，就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舒普曾经做过几次不情愿的、敷衍了事的挽回局面的尝试。在阿尔托调试成功运行之后，他给一台阿尔托配上了彩色显示器，但是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大多数工程师都对它漠不关心。随着时间一年又一年地流逝，大家对舒普的评价越来越不好。“迪克，“曾经有一个人说，“你马上就要找一个新的归宿了。”

有一天，泰勒走进视频图像实验室，发现在舒普的仪器上面贴着一张”未经许可、不得擅动”的纸条，这让泰勒心中十分不快，他下定决心要让迪克·舒普看看到底是谁真正拥有这些仪器。1974年底的一天，在舒普出去办事的时候，泰勒开了”第一枪”。

事情是由一个洛杉矶公众电视台KCEF制作的、名为”超级影视”的先锋派艺术电视节目引起的。史密斯和舒普在”超级画匠”上的工作已经引起了帕克以外的人们的广泛注意，这部分缘于史密斯的一盘录像带，这是他从自己最出色的作品中剪辑而成的、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艺术家聚会上播放的名为”数字影视”(Vidbits)的录像带。在演示之后，KCEF便让他们为”超级影视”提供彩色循环效果技术。他们非常认真地坚持要制作人把荣誉归于施乐公司，认为这样做他们的母公司就会感到荣幸了。

恰恰相反，泰勒在节目播出以后冲到视频图像实验室，拉着史密斯大叫：“施乐公司要让他们的标志从录像带上的每一个片断上消失，就是现在！”

史密斯就在实验室里给他播放录像带上的每一个片断------录像带有几英里长 ------泰勒整个下午都坐在史密斯身边。史密斯播放着每一卷录像带，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数字影视”的每一个拷贝，按”消除”键来抹掉每一个载有施乐公司名称或商标的像帧。舒普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只是一笑了事，但他和史密斯都知道，糟糕的事情可能还在后面呢。

几个星期之后史密斯被解雇了。这个消息是从杰里·埃尔金德那里传出来的。他是史密斯名义上的上司，但在此之前从未和他说过话。“我们已决定不再搞彩色视频研究，“他说，“这个项目现在已经结束了。”

史密斯惊呆了。“你们疯了，“他怒气冲冲地喊道，“这个项目马上就要研制成功了，我不相信你们会结束这项研究工作。”

“的确是这样，“埃尔金德语气平静地说，“这是中心共同作出的决定。”

史密斯别无选择，只好离开了帕克。带着对”超级画匠”的梦想，他驱车去了犹他州，想在那儿的大学里安装一个顿缓冲存储器继续进行研究，但没能如愿。这时，一家私立纽约科技研究所向他发出了邀请，请他前去从事影像节目研究。后来这个研究所转到了乔治·卢卡斯的卢卡斯电影公司旗下，再后来它独立了出来，更名为”匹克萨”（Pixar）。正是这个工作室后来制作了动画片《玩具总动员》（Toy Story）和《虫的一生》（A Bug’s Life）。

此时，舒普在帕克研究中心里成为了惟一的”弃儿”。一天早上，在他去实验室的路上，他被一个同情他的同事叫住了，告诉他：“你知道吗，实验室正在开会讨论你的问题呢！”

舒普冲进了泰勒的办公室，打断了关于要拆卸他的影像仪器并将这些仪器分配给其他项目的讨论。所有人都默不作声，很明显是不欢迎他的到来。“我下楼去了实验室，在那里等着。“舒普回忆说。过了一会，结果出来了，他的实验室要让给别人，他要收拾好他的录像设备和磁带将它们上交给帕克的影视工作人员，他们将用这些东西编辑一份行政会议的磁带档案资料。

舒普被驱逐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之后，却得到了系统科学实验室的大力挽留，他们让他到凯的小组继续进行研究，并允许他重新组装他的大部分仪器。

但是，帕克研究中心的计算机人员却从来没有真正将彩色研究作为他们不可或缺的任务之一。几年之后，舒普知道施乐公司将不会再支持他的视频图形方面的研究，于是他便离开了帕克研究中心。在成立了自己的曙光系统公司（Aurom Systans）后，他将自己的发明发展成第一台能制作动画电视天气预报和视频标识的商用系统。

最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在1983年，那一年，国家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因”超级画匠”在视频技术方面公认的先锋作用，将”埃米奖”的技术奖项共同颁给了迪克·舒普和施乐公司。舒普去了纽约，在那里，他和他遨请来的阿尔维·雷·史密斯以及一个由施乐公司总部派来代表公司领奖的不知名的工作人员一起坐在了贵宾席上。电影学院具有先见之明，事先准备了两个埃米奖金像，舒普把奖给他的带回了家，另外一个则被那位工作人员带回到了斯坦福，后来便被公司的档案所湮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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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施乐之星” {#0332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0332”}

“我所了解的一件事就是你从来不曾像这次一样介人一种新的形势。“哈罗德·霍尔在1975年的一天对戴维·利德尔说，“我需要一些人来帮助我。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干呢？”

有霍尔那感人肺腑的邀请，戴维·利德尔不经再次邀请他就加入到霍尔的部门，他的加人是在需增加一个要将帕克研究中心的技术转化为施乐公司的实际产品的新的部门之前。当然，他知道已经被指定为这个部门的主管的霍尔现在非常小心谨慎。很少有迹象表明总部能理解他所负责的这个部门要完成的工作规模，并且他从来都没有做出过任何保证。

利德尔和霍尔都欣赏一种亲近而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机遇是非常引人注意的。霍尔不仅需要利德尔帮助帕克研究中心使其技术商品化，而且还需要他将帕克的零散的部件组装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大量杂乱无章的零件中设计一套完整的、崭新的生产线。

“这就是它了。“利德尔回忆说我看着所有这些非常酷的装置逐渐完工，但是我却没有看着它们是怎样进入市场的。这儿有许多零部件堆在这里，我的想法就是坐下来想它们的组装结构------就像你总想在一种研究装置中要做的那样，这些事情都是在某种独立的状态下完成的，进一步说这项工作是在帕克研究中心一种临渴掘井的状态下完成的。同时，我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我不去做的话，他们很有可能指定那些并不是真的为帕克研究中心和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着想的人去做这些事情。”

在这个羽翼未丰的部门把它的第一个主要产品推向市场之前已经有五年时间过去了。就像霍尔害怕的那样，它有可能会在第一次”清洗”中被裁掉，但是利德尔却使它生存了下来。当系统发展部完成了它的艰苦工作并将富有传奇色彩的”施乐之星”推向市场的时候，利德尔成为了主管这个部门的人。

系统发展部使其下属的施乐公司将这个品牌的名字扩展到了复印机以外的领域，并且进人了一个办公仪器新品种的发展领域。在这个市场中，曾经像那些除去外部辅助设施的计算机领域那样被IBM主宰着，极易受到竞争的威胁。施乐实际上已开始同这个蓝色巨人在文字处理器、传真机和电子印刷机等一系列的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些产品都挂着施乐备受推崇的牌子，但是这些产品最多只能算得上是先进的而不是超一流的产品。

1974年，一个总部特别委员会认为在制造用于出售给那些能付得起昂贵的费用和长期使用的大公司更加先进的办公系统方面有潜力可挖。这个委员会建议为这个市场成立一个新的部门。乔治·佩克和杰克·戈德曼认识到这是他们把帕克的技术转化为商品的最好的机会，他们努力使这个部门置于一个懂得这方面知识的人的领导之下。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在这方面成功了。新的系统发展部简称SDD，并不负责向戈德曼报告情况，而是向一个新的福特财政官库纳德·克诺斯克汇报。他在韦伯斯特的办公室里监督着施乐公司的产品开发，但是在1975年的1月1日，哈罗德·霍尔被提名来执行这项任务，他在施乐公司里的时间就这样花在了帕克研究中心里。

在二战前，霍尔曾被当作一位核物理学家来培养。但是自从从事这份职业以来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相反，他一直梦想着从事一份长期的专门研究管理的职业。在1972年加盟帕克研究中心之前，他曾经与利维莫尔武器实验室（当时在爱德华·泰勒的领导之下）、ARPA、福特公司的航空核电子部以及辛格公司的高技术部联系过。后来，在与那么多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工作了许多年以后，他养成了一种自我埋没的个性。

作为一个南达科他州人，他从一个在大萧条时期极度贫困的农场起家，变成了非常典型、有个人魅力的公司行政官员和一位在战时和战后从事核武器研究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因其他人的权力斗争而被赶下辛格公司副总裁的位置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曾经打电话给他在福特公司的老同事杰克·戈德曼以谋求一份工作。戈德曼将他送进了帕克研究中心，因为他认为他将会是乔治·佩克非常完美的陪衬。他在接下来的10年中也确实像一个忠实的副官一样，由始至终地为佩克服务。

佩克开始安排霍尔在比尔·冈宁领导的系统科学实验室。比尔·冈宁极力要求回到试验研究领域中去。作为系统科学实验室的主管，霍尔迫使自己熟悉那些由阿伦·凯和阿黛尔·戈德伯格在实验室里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他开玩笑说，这份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凯的支出报告上签字。

他体格健壮，满头银发，思想开放,过着一种惬意的生活，他的5个孩子在帕洛阿尔托这个智力激荡的环境中长大成人。他看上去不是一个有对施乐公司内任何地位在他之上的人构成威胁的野心的人。他对他的新任命特别感激的事情，就是伴随这份任命还有一个副总裁的头衔------这是自从他失去了在辛格公司的那个头衔之后一直非常想要得到的一个头衔。

尽管如此，霍尔发现他和他的新老板在怎样看待系统发展部的研究任务上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态度。唐·伦诺科斯是另外一个前麦克纳马拉集团的成员------是曾经帮助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重组福特公司的管理层中年轻而又才华横溢的专家小组成员之一（当他们的老板当上小肯尼迪政府的国防部长时，他们也想在五角大楼做同样的尝试，只是收效极微）。他是一个友善、直率的财经专家，但是在先进的复杂性生产发展的面前不知所措。在霍尔参加系统发展不要将整个新一代办公信息系统推向市场的讨论的时候，伦诺科斯认为这项任务只不过是将一些重新启用的部分混合和搭配在一起。在霍尔向韦伯斯特报告他第一次与伦诺科斯会谈情况的那一天，他们的观念差异变得非常明显。霍尔满心希望能给他100人或更多人数的工作班子，但是他却被指定领导一个由在埃尔塞贡多的前系统发展部的6个工程师组成的一支弱旅，同时还有4个空职位可以由他任意指定。

带着沮丧的情绪，他回到了帕洛阿尔托，但他仍开足马力工作着。他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戴维·利德尔的。“和我一起干吧，“他说，“你能够从你们曾经在帕克所做的工作中组成最好的队伍。”

对于利德尔来说，霍尔的邀请是一种解脱。施乐最近要求他开展一项茬韦伯斯特从事的显示器研究。即使这是一次晋升的机会，他还是认为这项工作没有什么意思。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衬厌回到东部，再加上他认为自己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而在韦伯斯特的那些人却绝对不是。最后一条，他已经厌倦了显示技术，这曾是他在密执安大学里的研究领域。

在系统发展部的工作为他解决了这一切烦恼。因此当霍尔为他那本来就不太富裕的花名册招募了罗斯·西蒙尼和杰克·撒克以填满他剩余的三个空格的时候，利德尔已经投入到规划新部门发展蓝图的工作当中了。

“罗纳德是一个聪明的家伙，所以他能够意识到那些技术最适合我们。“利德尔回忆说，“但是只有靠我才能对它们做出评估。我有许多点子，和帕克的许多人讨论这些想法，并且能让许多不同的家伙来审视它。”

他称之为”办公室信息系统结构”的文件，正式定下来了。他和他的同事们所设想的”办公一体化”的办公室信息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将会为一个工作人员提供一个个人工作间（前面装有高品质的有数字比特制图显示的显示屏），同时还装备有打印和存储文件的公用机器或是服务器。所有这些都是由一个能以每秒钟传送10兆比特的以太网来连接------这是帕克研究中心的以太网的传输速率的三倍多------并且有帕克的最先进的操作系统和软件来支持。这是帕克研究中心在其转人第一个商业产品的头5年的杰作。简而言之，正如利德尔所说的那样，“它是阿尔托之子”。

从那时起到1981年4月公开推出8010办公系统------“施乐之星”为止，这个基本蓝图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施乐之星”是一件在工程技术上的超级杰作，并且可能是空前的、最完美的办公室一体化计算机系统。利德尔计划在发展阶段用5年的时间，但是他也必须使这套系统最少在未来10年中建立一套工业标准。

尽管如此，这项激励着施乐之星的设计者的想法是系统发展部门在未来几年保持稳定发展的几件事情之一。在成立系统发展部的5个月之后，唐·伦诺科斯辞职了，取而代之的是鲍勃·斯帕拉瑞诺，一位从通用汽车公司来的具有坚实的工程学知识的经济主管。斯帕拉瑞诺一来就不喜欢霍尔。在一个月之后，霍尔非常震惊地发现他那令他恐惧的想法竟然迅速地实现了，他被解雇了（他回到了佩克的班子里）。在接下来的3年半的时间里，系统发展部换了三个头，没有一个能坚持几个月的，直到最后，在1978年，这份领头羊的任务落在了利德尔的身上，尽管他在某种程度上于所有的混乱当中保持一种低姿态。就像梅特卡夫一度在施乐公司内开玩笑说的那样：“在施乐公司中，曾经有一段时间最危险的工作就是当戴维·利德尔的老板。”

同时，系统发展部很快就突破了博诺基斯对它的规模限制。这个曾在1981年将”施乐之星”推向世界的部门------并且为施乐广泛的产品提供了一套基本的系统技术------不再是一个10个人的小作坊了，而是一个在帕洛阿尔托拥有180名工程技术人员，同时在埃尔萨贡多还有100名工程师的巨型组织了。作为帕克研究中心的技术商品化的产出部门，这个部门同时也有了一种髙举施乐公司大旗的、春风得意的感觉。这部分缘于它对”施乐之星”尽心尽力的、先进的设计。它的使用对象并不是那些文秘人员或是职员，而是他们的老板,这些人都是高级行政官员和专业人士。这个目标助长了当时的市场专家们的怀疑主义情绪，但确实预示着个人电脑作为办公设备的革新（这个目标同时也使得”施乐之星”的设计者们使用户尽可能地以鼠标为主。一份施乐公司在1981年的开发升级手册上就曾写道，“施乐之星”是专门为那些只有一点或完全没有打字技巧的专业商业人士所设计的）。

系统发展部的负责人非常清楚施乐公司总部期望它在产品发展计划中占有的比重应减少一些。尽管如此，别人仍然害怕在这个部门完全揭开它的产品的全部性能的面纱过程中，施乐公司会在粗心大意之间错过无数个虽然小，但仍然有发展前途的机遇。

因此，系统发展部的管理层做出了虽然不太常见，但是非常急切的努力，即用陈述分阶段的、相对较小的市场调査的办法来引起总部的注意。例如，在1976年任这个部门主管的前任系统发展部执行官罗伯特·斯平拉德曾经试图劝说技术部的负责人吉姆·奥尼尔面向办公室职员市场推出一种规模较小的、造价低廉的阿尔托系统。

奥尼尔回答他说，施乐对攻占他所认为的遥远的”滩头堡”不感兴趣。他反驳说，让人在技术领先的位置上占有一席之地会使我们更保险一些。施乐会等待时机，并且在最后以一种大规模的集中攻击的方式超过它们。“如果我们现在就推出产品，那么我们就会后悔过早地宣布了我们的意图，“他对斯平纳德说，“当我们取得前期胜利之后，别人会向我们看齐，并且以一种技术更好的、更能够占领市场的产品参与进来。届时我们就会输掉这场战斗。”

斯平纳德说：“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只进行少量研究，然后再发展,这样我们会输掉所有的战斗。除了全面开发以外，那个时代的施乐公司就再也无事可做了。”

在系统发展部成立大约一年之后，戴维·利德尔将鲍勃·梅特卡夫找回到帕洛阿尔托。他发现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梅特卡夫对他的新雇主越来越不喜欢，他的新雇主是花旗银行（Citibank）的一家子公司，这家公司掌管着这个银行业巨人在洛杉矶的一家计算机中心的电子基金的调动。

7个月之后，他成功地把日趋老化的定制卡片阅读器转移到运行交互式软件的数字化程序处理机上。不幸的是，他发现他和同事之间的交流比与机器交流更加困难。“曾经有人向我许诺6个月之后我会被任命为副总裁。“他回忆说。但是当他要求这家公司兑现它所做出的承诺之时，他的老板借口他还不到30岁而否决了。“他说，‘我不能这样做，因为你太年轻了。这样会造成混乱的。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我说，‘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件大事。’ ”

利德尔和梅特卡夫的友谊是以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为基础的。他们都高大结实，昂首阔步，毫不在意到处晃来晃去。作为前大学的运动员，他们在运动赛场上奋力拚搏并且相互竞争。梅特卡夫经常在他所擅长的项目------兵乓球上击败利德尔，但是利德尔，这位60年代中期密执安大学篮球代表队的队员，在篮球场上打得他落花流水。

有一次，曾经是篮球队队员的利德尔以决定性的比分贏了梅特卡夫。后者作为一个刚刚离婚的单身汉在洛杉矶过着一种相当奢华的生活，他曾经弄到两张洛杉肌湖人队比赛的第一排座位票，在那儿，他们伸伸脚尖就可以够得到边线。他邀请了利德尔，利德尔经常吹嘘说在密执安大学的时候曾和湖人队的后卫加西·拉塞尔一起打过球。

“我们会说，对，对，你那时在密执安大学，而拉塞尔也曾在那里，对，千真万确。“梅特卡夫回忆说。这次，他和利德尔在湖人队刚刚热完身之后坐在了他们在湖人队的主场麦迪逊花园广场的第一排座位上。加西·拉塞尔径直走向戴维·利德尔，这时梅特卡夫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走了过来，说了一些令人激动的话。‘你现在怎么样，利德尔，我的朋友，好久不见了。‘然后他叫来了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好像是卡瑞姆·阿卜杜·贾巴尔，对他说，‘过来看看我的朋友戴维，我曾经向你提到过的那位。‘哦，从那以后，我相信戴维·利德尔不是在撒谎了，因为他没有明显地表示出他对和加西·拉塞尔之间的关系感到兴奋的样子。”

在梅特卡夫由于被任命为副总裁一事没有实现而从花旗银行辞职的时候，利德尔准备利用这次他受挫折的机会召他回来。梅特卡夫，这个曾经在帕克由于成为第一个出走的、知名的研究者而引起人们敬畏的人，现在又成为第一个回来的人（虽然从技术上说他是回到系统发展部而不是帕克）。梅特卡夫的薪水也因他再次回到施乐而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梅特卡夫的新工作最主要的就是研究从每秒钟处理3到10亿兆比特的升级，以及系统发展部难以应付的产品计划，但是他还希望像签约的管理者查克·撒克一样管理”施乐之星”最主要的部件------中央处理器。

1976年6月在他审视他的新职责的时候，梅特卡夫发现整个项目已经脱离了正轨。从结构上讲，系统发展部是一团乱麻。这个部门有两个总部,一个是在帕洛阿尔托，另外一个是在埃尔塞贡多，这个总部掌握着许多被原系统发展部遗弃的设备。这种局面给利德尔和罗德纳等直接上司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是个相距500英里、相互憎恨的组织部门------在北方的分支是由帕克的嫡系组成，而在南方的部门则是由那些重新被雇用的、原有的系统发展部的雇员组成。它们之间从来没有可以共享的电子邮件或网络文件，只有系统发展部的人事经理们为了调停这两个部门之间的矛盾而乘飞机永不停息地在空中飞来飞去。

这种地区之间的不和仅仅是令人头痛的事情之一。几乎从第一天起，在项目研制上的分歧就显现出来。建造计划宏伟的”施乐之星”是一件”比任何人的想象都长的工程，并且它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难”。鲍勃·贝尔莱维尔回忆说。接着一个主要的困境出现了：撒克的绰号为”海豚”的处理器的设计不能使任何一个人满意。它几乎在每一方面都显示着不良的特征------太大、太满、太热、太昂贵------就好像是撒克，这个追求完美的最小化主义者，不可理喻地屈从于那些最大化主义者的虚张声势的恐吓。

然而，大部分的谴责都归咎于那些投机主义者本身。系统发展部的雄心壮志是将两项相互分开的技术调和在一起。这两项技术一个是办公自动化，它包栝可编程的文宇处理和网络工程；另一个是髙品质的数字复印机和快速激光打印机。要设计出单一的、能控制其中任何一项任务的处理器是切实可行的，但是要将它们放在一起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一设想虽然从表面上看是简单的事情，但是在实际中却是不可能实现的。

“撒克终止了这个两项任务都不可能完成得很好的机器的研究工作，“他的朋友巴特勒·兰普森描述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都满足这两个条件。‘但是相反,他承担起了这项任务，设计了这个对于办公自动化来说是又大又笨的家伙，这个家伙还没有能力进行图像处理，这是一个失败产品。”

不管怎么说，撒克是在用最先进的设备进行他的研究工作，因为这套新系统的组成部分的处理速度要比阿尔托系统要快上许多，这或许要以指数来计算------以太网在速度上要快三倍，这意味着问题只是在体积上。他的设计计划是使用最初的阿尔托处理器，将它扩大规模，但这实际上需要一种全新的组织结构。

“阿尔托是一个各种技术的完美组合体，“贝克·莱维尔说，”它建造得非常及时，它吸取了许多观点，并且将它们汇集在一台机器当中，这台机器的功能前所未有地强大，且造价低廉。但是现在显示系统更强大、更快，并且以太网也更大更快，再加上磁盘也是更大更快。这样事情的复杂程度发展很快，撒克就这样撞到了墙上。”

中央处理器不能跟上繁忙而紧张的其他部件，加大了这套系统其他部分的负担。人们不能确定处理器会及时完成一项任务以便再次处理下一项任务数据比特将会以很高的速度从磁盘流人，例如，这时的计算机就像是一个试图要击回一台马力强劲的发球机发出的每一个网球的运动员一样，有可能不能够做到适时的接收数据。在这种状况下，系统会崩溃。

撤克感觉到已陷入僵局之中。“你可以交替地改变每件产品的成本、品质表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它们推向市场。“他解释道，“但是如果你想要将这三者都结合起来，你会发现你已陷人一个无法进展的设计空间之中，这就是发生在’海豚’上面的事情。为了削减成本，我们大幅度地降低了它的品质表现。它始终比阿尔托快，并且用了许多阿尔托所不具备的东西，如虚拟内存和缓冲，但是它的缺点就是造价昂贵。”

就在他想要维持一个极度令人紧张的计划的时候，梅特卡夫不断地用工作进展的强烈要求攻击他，这些压力使他处于精疲力尽的边缘。“我们小组大约有15个人，其中一半在帕洛阿尔托，一半在埃尔塞贡多，“撒克回忆说我经常一星期花上两天时间去埃尔塞贡多，那样使我心力焦痒。”

在很大的程度上，梅特卡夫正在承受着从上面压下来的同样的紧张压力。“在施乐公司有这样一个班子，他们从康涅狄格州来检査我们在干什么，“他回忆说，“我的工作就是在这些杂种之前给他们看看这些工作成绩。我正在干一项非常有趣的工作。我会说，‘还记得我上次吿诉你们它进展得如何顺利吗？但是它现在不能这样工作了。这里面有不可预见的问题。‘这一幕将永远上演下去。”

系统发展部可选择的机会不多。如果撒克不将这个工作进展下去整项工程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是一个王牌处理器的设计者，并且他的知识直接来自帕克研究中心，但是他们只能将他推得这么远，因为从技术上说，他不是系统发展部的雇员，而是一个签约人，是借调过来的。

“戴维不会向撒克直接地猛烈进攻，说，‘他妈的，我解雇你。’ “贝尔莱维尔回忆说，在一个令人郁闷的工作人员会议上，“他们都为撒克是否会受到强烈的抨击而担心，因为他是系统发展部研究硬件的人。就在这时，梅特卡夫开玩笑说，‘你们这些人都意想不到的是我正在等待时机，酝酿感情’ ”。

在克服了这些困难之后，撒克的小组最终”产”出了”海豚”。它就像每个人害怕的那样问题成堆，因为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即使是在设计上做了许多的协调，但它还是让人们觉得它太大、太慢和太昂贵了。撒克感到精疲力竭和灰心沮丧，他终于回到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里去了，在那里他又可以从残酷无情的商业期限的压力下解脱出来，再一次在这里宽松的氛围下工作了。就像是在进行交易一样，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给利德尔的部门的好处不只是一项，这使巴特勒·兰普森的协调就像是希腊悲剧里的、在紧要关头突然出现而扭转局面的神仙一样。

就在撒克还在为”海豚”的设计而努力奋斗之时，兰普森就意识到系统发展部在硬件开发方面的努力已经撞墙了。撒克、梅特卡夫和利德尔都是他的朋友，他几乎嗅到了他们的恐慌情绪。“我给他们瞎出了一些主意，并且我注意到’海豚’在几个方面不是令人满意的。但是他们都对此表示否定。我决定要回到阿尔托的立足之本上来，给它一个转机。“这就是典型的帕克处理方式（并且是典型的兰普森的办事方式）------以主动的方式对那些不经意间出现的无法回答的问题作出回答。

对于他来说，要设计一件代用处理器的任务就像是一个爵士乐歌手在操纵一个萨克斯一样容易。原材料就是以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以及曾经由国家半导体公司宣布的一种新型的整合线路的问世。这种芯片实际上并未投人生产，所以他将他的整个工作建立在这种芯片的书面计划书上。但在他意识到”海豚”处理器和阿尔托一样，不能用它们本身内置的时钟来保持时间的时候，能够让他克服那些使撒克处于困境的因素的苗头出现了。

这种所谓的”异步结构”在以前从未能成为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撒克要重新将”海豚”安装到新型机器里的原因。简而言之，“海豚”和阿尔托在用它们的运行程序来设置时钟周期的指令数字上有许多不同。越复杂的程序就越需要比简单的程序有更多的指令。因此系统只能猜想在什么时候处理器能够为那些性能较差的外设部件服务，不管这些部件是不是使用以太网收发机或是磁盘管理器。由于阿尔托的处理器速度将使这些功能操级的速度加快，因此从来没有失败过。但是不管怎么说，给”海豚”一个加速命令的非正式的指令将不会被执行。

兰普森的”同步设计”有所不同。他通过处理器和时钟周围的内存输入固定的指令数字，这就使他能够将所有的外设部件与处理器同步运行，同时免去了检测在什么时候处理输入的信息的工作。随着每一件事都是以同一个时钟为准，一个相当小的数据容量就可以放在缓冲器当中了------这缓解了”海豚”在设计上的臃肿。

贝尔莱维尔和其他人一眼就看出兰普森在7张排列整齐的黄纸上勾勒出来的新产品设计方案比”海豚”的运行速度更快、更有效和运行温度更低。在做了几处小小的改动之后，他们将它重新命名为”蒲公英”（在这个时期，大多数由施乐的帕洛阿尔托的工程师们设计出来的机器都是以字母D来冠名的，以表示数字化的意思，这些都被放李一起命名为”D型机器”），并且把它放在”海豚”的位置之上作为”施乐之星”的”心脏”。一个最主要的障碍被排除了。

“施乐之星”的改进工作还是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将使它的未来有很大的改观，因为当”施乐之星”被设计成办公室专业人员的个人天堂，特别是它是用能够买得到的、最好的技术原件组装起来的时候，注定它会在市场上把那些其他的新机器打个措手不及。这些新机器比它的功能更简单，而且是使用那些能够得到的最低廉的芯片快速组装而成的，它们的技术含量如此之低，以至于它们对”施乐之星”而言就好像是滑轮鞋同梅塞德斯-奔驰相比一样。

“施乐之星”宣称它的功能在其推出后20年内仍是无可比拟的。然而它就像以往的那些曾经推向市场的机器一样，以它辉煌的归隐而告终。

到1975年，在帕克成立5周年之日，乔治·佩克的预言成为了现实：这个中心从它原有的基础之上发展了起来。它拥有200名员工，分布在伯特维夫到希尔维尔的三个地点，在希尔维尔租用了两幢大楼。在3月份，杰克·戈德曼最初的建立一个基础研究的圣殿的梦想，伴随着帕克公司在科埃尔希尔路（Coyote Hill Road）333号、34号楼的街正对面、一幢价值1千万美元的永久性总部的开张而实现了。

这幢新建筑来之不易。它的破土动工被推迟了两年多，直到1973年8月才进行（戈德曼和其他的高层领导人将镀银的架子带回家去留作纪念），这是由于一个地方保护组织发现了斯坦福大学，这块土地的拥有者，违法将这块地进行第二次划分而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这个所谓的格林·福特希尔委员会起诉了斯坦福大学，要冻结这块地上的所有开发项目，直到施乐公司极力想让这里的建设项目进行下去，并从中调停，事情才有了一个了结。

作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施乐公司和斯坦福大学协议加强对建设的控制。帕克大楼不超过20万平方英尺（实际上第一期工程只达到12万平方英尺），并且要处于大多数在主要道路上驾车的人的视线之外。斯坦福则保证永远不开发周围的几块土地（这些土地有着极大的获利潜质）。

这幢大楼由盖欧·奥巴塔设计，他因对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迷人的设计而出名。帕克大厦是一幢长方形的水泥建筑，上面点缀着空中花园。这幢大楼沿着山脚呈阶梯状一级一级地下来，像是一块倒置的蛋糕一样。这样来访者就能直接进人三楼，这一层是行政部门。从这里下到二楼，里面是计算机和系统科学实验室，一楼是综合和光学实验室。这幢大楼底部是工作人员入口。令人满意的是这里配备有自行车棚。为了满足瑞克-琼斯尽职尽责地从这幢大楼未来的使用者那里征集过来的意见，奥巴塔慷慨地将帕克大厦的北电梯前面设计为落地玻璃墙，使大楼里面能”享受”充足的阳光，并且用许多开放门廊来装饰它，体现自然与科技以及使二者保持协调的设计理念。

在科埃尔希尔路的这栋大楼的完工，标志着帕克研究中心在公共形象上的一个里程碑的建立。地方上的报纸刊载了对帕克的恭维的采访，办公室的远景（“而在帕洛阿尔托的施乐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甚至还用不上复印机呢…”）以及有关将新科学与旧科学相混合的乐观谈话的报道。因工程耗资巨大导致破产而不能完成的”麦克克劳夫建筑”从1969年它被转手的时候起，就已经在法律上无效了。它曾经在一个特别小组的监控之下（杰里·埃尔金德1972年曾经在这样的一个小组工作过），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一种可以阻止赤字上涨的办法。相反，施乐管理层想重新将这个公司组成三个功能部门------销售与市场开发部、工程技术与制造部和战略与计划部------并且用在它们之间分配几笔计算机业务的办法来使这些损失隐藏在平衡表中。作为这项计划的一部分，施乐公司于1972年作为一个整体解散了系统发展部。

但这个策略未能掩盖住施乐公司在计算机开发上的损失，任何一个比农夫髙明的人都会用把粪肥撤到更广的土地上的方法来消除它的痕迹。在1975年初，施乐公司拙劣的办法破坏了华尔街金融家的最后信心。它的股票从1972年全年每股最高达179美元的价格跌到了50美元。在公司内部有个传说，公司追求资金增长的总裁阿齐·麦克卡戴尔在斯坦福总部的办公室里对麦克克劳夫说，是到了完全放弃计算机业务的时候了。于是，麦克克劳夫召集他最后的计算机小组开了一个会，其目的就是找到一个将系统发展部剩下来的东西削减下来的最好办法，这也许是它为什么以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奥德赛”命名的原因。

瑞格顿·加里是奥德赛小组的成员之一，他曾经尝试为挽回对他原有部门进行裁减的决定做了最后的努力。”我提出了一个提议，将我们的目标削减到我们原来的基于科学和即时计算的客户上，而不是在商业领域与IBM竞争。“他回忆说，“而且我取得了进展。”

与之相反，奥德赛的结论是既不保留也不以任何价格出售计算机领域的业务。施乐公司为了掩饰其在这项失败的领域中的损失，又拿出了一笔4480万美元的销账资金。这是公司在15年前推出9W型复印机以来的第一次年度亏损。

除了那些现在已经在帕洛阿尔托庄严的山坡宫殿里找到一席之地的研究者们以外，在系统发展部的错误投资之中已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如果当初施乐公司听从了数字技术将会是计算机未来发展的关键的忠告的话，它就会依靠这些人发展它的未来。

在利德尔上任的那一天，霍尔写信提醒他注意他的三位前任任职时间分别只有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因此他预言利德尔任职期限将会是48个月。4年之后，在即将任职期满之日，利德尔将他的便条的复印件寄了回去，同时附上一份他的辞职书。“哈里德他写道你的预言太正确了。”

（迈克尔·希尔奇克. 时间机器:施乐帕克与计算机时代的黎明:Xerox Parc and the dawn ot the computer age[M]. 华夏出版社, 200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