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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机器：施乐帕克与计算机时代的黎明》 --- --- 第十八章~第二十六章 {#cb30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cb30”}
第十八章未来计划 {#c6d0 .graf .graf—h3 .graf-after—h3 name=“c6d0”}
在1977年那段时期，彼得·麦克劳开始担心他的公司解体。
在这之前的几年里，施乐公司也是困难重重。1975年收购SDS公司 --- --- “麦克劳干的蠢事”------造成了8440万美元的帐面损失。另外，外国公司的入侵取得了大规模的胜利，部分市场已被廉价的日本复印机所占领，而且在这方面，施乐公司也没有能与之相抗衡的产品。随后，IBM和柯达公司也瞄准了施乐公司的老主顾，纷纷向他们推销自己的新型髙速复印机。不仅如此，施乐公司还卷入了一些反托拉斯诉讼及侵权的争斗中。当这一切发展到高潮时，美国经济已陷人了一种可怕的境地，高度的通货膨胀与经济的迅速衰退已使其不堪重负，由此也产生了一个新的经济名词 --- --- “滞胀”。
施乐公司的总裁很清楚是该做些什么来制止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的时候了，否则他最好的执行官以及推销员都会流失。最终他的解决办法是举办一次规模空前的历史性会议。
20年前，乔·威尔森将他的农场赌在了一项未经测试的技术上，并最终取得了成功。而今麦克劳想要通过1977年11月举行的施乐世界会议为公司注入一针强心剂，以再现公司20年前的风采，这也是他最后的一招了。这次与会的成员名单中包括了全世界各大公司的250名高级执行官以及他们的配偶，会场设在了佛罗里达州风景优美的博卡莱顿乡村俱乐部，那里的食宿娱乐都是一流的。在麦克劳的想象中，这会使人们联想起1971年举行的那次世界会议的气氛。在那时，施乐公司的财富与傲慢都达到了颠峰状态。
到现在也不清楚是谁第一个提出建议让帕克来主持这次世界会议的。不管怎样，当麦克劳得到消息说，要在博卡莱顿向人们介绍帕克的新技术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帕克不仅得到了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而且麦克劳决定在博卡莱顿的4天会议当中，将会给帕克留一整天的时间。
在那个夏季的一天早晨，萨瑟兰邀请约翰·埃伦比去他的办公室，埃伦比曾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工作了三年，并贏得了当之无愧的声誉。
“如果你空出手来，约翰，你会怎样向人们展示你的工作呢？“萨瑟兰说，“你看，大会即将召开，施乐在世界各地的管理者都来参加，我们也在被邀请之列。”
埃伦比想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你说空出手来是什么意思？”
约翰·埃伦比是英国人，身材消瘦，髙高的额头，蓬乱的褐色头发。他有着特别的学历和工作经验。他曾在伦敦大学学习经济地理学，在伦敦经济学校任过职，接着又在IBM学习系统工程，他还同时兼任爱丁堡大学的计算机科学讲师和费伦蒂责任有限公司的计算机结构与图解顾问。他是英国计算机制造业的先驱。他与帕克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71年，当时多亏了丹·博布罗。他正好去爱丁堡看望一位朋友。在爱丁堡，博布罗向埃伦比详细描绘了帕克，等他回到美国他又把埃伦比推荐给了帕克。不久以后，埃伦比便收到一封遨请函，上面称呼他为合作伙伴。1974年9月，他受雇于杰里·埃尔金德。毫无疑问，他看准了埃伦比有将学术与实用主义完美结合的能力。
由于薪水很髙，所以他辞掉了两份兼职工作。他的生活很奢华，与他的雕塑家妻子和两个小儿子住在爱丁堡一所古老的大石头房子里。“但是这一切并不重要，“他后来说，“重要的是有机会能在帕克工作，因为那里有世界上最髙级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所以我去了，而且全家都搬了过去。”
埃伦比非常老道，他一眼就分辨出帕克的优势与缺陷所在。帕克的优势在于阿尔托计算机与以太网的研制成功。他认为它们的设计令人称绝，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杰作。但帕克的不足之处就在于泰勒的教条主义，埃伦比相信这是阻碍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发展的主要原因。他很伤心地看到一些真正有前途的项目，例如舒普的”超级画匠”和博布罗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所有这些都与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保守思想发生了冲突，所以都被搁置了起来。
“那时计算机的整体结构就像宗教战争的主战场一样，“埃伦比回忆道，“而施乐公司将这场战争推向了髙潮。“埃伦比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公司的两个竞争对手之间进行调解。
由于某种原因，这项任务还推动了阿尔托计算机的研制进程。其实阿尔托计算机早已被设计出来，但是只生产了5台原型机，因为制造计划似乎在帕洛阿尔托和埃尔塞贡多之间的什么地方卡住了。
碰巧，埃伦比在英国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使一些出现问题的工业项目正常运转起来。他干得非常出色，并且称自己为工业会诊医生。所以当他经验老到的目光转向阿尔托计算机时，就立刻意识到这将是设计者汁算机科学实验室，与制造者 SDS公司主要竞争的目标。
“SDS曾经是一个有着许多荣耀的生产性组织，“埃伦比回忆说它曾经制造出许多相当不错的计算机，有过许多出色的人才。而现在它却被一个对电子一窍不通，只懂得大肆吹嘘的复印机公司搞得一塌糊涂，所以这里一定存在着一些观念上的差异。同时在帕克内部，人们也不把SDS当回事，而且帕克从来也没有派专人去解决这些问题。阿尔托计算机就像是一个寻找妈妈的孩子一样，没有着落。”
现在由埃伦比来担任仲裁。他取得的第一个成绩就是使SDS完成了搁置已久的台式阿尔托计算机的生产。接下来，他又抽调了一些工程人员中的骨干，组建了一体化的工程与生产单位，他称其为特制项目小组。他还安排将查克·撒克时期的计算机重新设计，以使其可以有效地进行批量生产。这个小组抛弃了所有撒克式的简便生产方式。尽管这种用配件拼凑机器的方式在当时看起来效率很高，但现在证明，这正是机器出故障的原因。
“查克的做法并没有错，但是他的机器却不怎么样。“埃伦比说，“我以前曾与费伦蒂公司的设计师们接触过，他们的阿格斯（Argus）-700型计算机在运行和信息处理方面可靠程度非常之高。我想，一台动不动就死机的计算机恐怕不会是好机器。”
埃伦比的特别项目小组又开发了一个存储器错误修正系统，这与撒克为MAXC设计的系统非常相似。这个系统允许SPG使用更容易出错但比较便宜的存储器芯片，而且不会影响机器的可靠性，这就在无形中降低了生产成本。原来的阿尔托计算机几乎是不可维修的（“为了维修某个部件，你不得不把其他许多部件一同拆下。“埃伦比回忆说）。于是他命令将阿尔托的内部结构进行重新设计，以使其在打开机箱后，能够随意拆卸每一个零部件，就像现在的台式PC机一样。被称为阿尔托II的计算机不仅耐用，而且易于在小规模生产线上进行生产。正是这台计算机，它引发了一场令世人瞩目的技术革新。
1976年初，阿尔托刚走下生产线不久，埃伦比便又开始计划设计、制造阿尔托三了。这是一种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计算机，具有便于使用的文字处理系统和专业数据库系统，计划由特别项目小组负责设计，由施乐设在达拉斯、生产电动打字机和其他办公用品的”办公系统部”（Office Systems Division）负责生产。这个部门的主任是原韦伯斯特实验室的主管罗伯特·波特（Robeit Potter）。
那年7月，施乐公司的特别项目小组批准了这个计划。在经历了几个短暂而又辉煌的星期之后，为了适应市场对电子文字处理器需求的不断增加，施乐公司的官方政策也逐渐转向了阿尔托计划。埃伦比的小组被指定在1978年年中以前推出一种兼具文字处理器与打印系统的价格合理的计算机。如果这个项目能成功的话，施乐公司将会凭借这台先进的计算机在市场上击败IBM公司。
但事与愿违，鲍勃·波特（鲍勃是罗伯特的昵称）对此并不感兴趣，而且永远不会。1973年在波特接手达拉斯分部后不久，他访问了帕克。但是他和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工程师们合不来。“我去了他们那儿，但是他们不理我，“他埋怨道，“他们只对自己的事感兴趣，总以为他们比别人高一等似的。”
帕克的人认为，波特没有什么管理能力，只会讨阿奇·麦卡德尔位统计专家、但对市场营销几乎一窍不通的施乐公司新总裁 --- --- 的喜欢。他们粗鲁地打发了波特，就像对待一个无助的技术白痴一样。
在1974年，波特的小组曾经推出过一种低性能的文字处理器，却没有销路。但他还是不接受特别项目小组推荐的、施乐公司寄以厚望的阿尔托III。相反，他推出了自己的另一款新型非编程文字处理器 --- --- “施乐850”。实际上，这只是一台有一定的内存、能够处理一些简单商业信件的打字机。
在剩下来的夏季里，波特和埃伦比的计划者们发动了一场关于阿尔托计算机的生产费用对比分析的数字战争。埃伦比试图证明阿尔托计算机的批量生产费用将比”施乐850”少5000美元，而波特却永远无法达到他们所宣称的价格。
埃伦比甚至还取得了施乐公司最受尊敬的生产工程师，以及罗切斯特生产成本估算部的专家们的支持。“他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最有发言权。“他回忆说他们甚至对螺丝这种细小的零件都作了论证。经过全面的研究，他们问我将使用什么样的螺丝，然后告诉我一个螺丝将耗资多少分钱。他们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同时也证明了我是正确的。但是达拉斯方面仍然不相信。”
埃伦比开始逐渐意识到，数字问题只不过是这场战争的炮灰，而派别才是真正的核心。是施乐公司的体制，而不是费用估算或技术分歧使他们对立起来。达拉斯方面知道，如果他们被迫在他们的办公计算机生产线上加上一种全新的产品，那么他们近期的营销指标，以及今年财务定额的完成都将化为泡影。
“他们必须阻止阿尔托三，否则他们将会完不成任务，也就无法拿到奖金。“埃伦比说，“其实，阿尔托三--- --- 世界上第一台个人计算机的投产，绝对不可能给他们打字机的生产造成什么影响，而且永远不会。但是这个计划还是像大多数与数字有关的事情一样，在流言与错误的数据中夭折了。”
在保守势力的支持下，波特和他的政治同盟获得了胜利。8月18日文字处理器特别工作组在麦卡德尔及其他人的压力下屈服了。他们宣布850为施乐公司的文字处理器，而阿尔托三就不复存在了。
这条新闻在帕克引起了震动，甚至连阿伦·凯，这个经常称阿尔托计算机为”过渡精巧笔记本”的人，也认为这个决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打击再明显不过了，帕克缺少必要的魅力去吸引总部里任何人的注意。研究人员无助地看着波特和他的达拉斯生产发展部门继续制造那笨重而又过时的电动打字机，就好像帕克从来不存在一样。而在此后的三年里，波特的达拉斯分部就未曾有过一个贏利的季度。
接下来的一年里，埃伦比一直将自己埋在另一项”可行的”项目中，以消除他的失望情绪。这个项目包括重新设计斯塔克韦瑟打印机的激光器，好使它能够紧跟施乐快速复印机的发展步伐。这是一个比任何人的想象都要难以解决的问题。1977年夏，埃伦比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研制成功了一台名为”多佛”的新型打印机。
几个星期后，正当埃伦比等待接手下一个任务时，伯特·萨瑟兰把他拽进了办公室，并且告诉他一个名为”未来”（Futures Day）的计划。
事情很快就敲定下来，埃伦比在即将到来的施乐世界会议方面的工作将是完全自由的。“未来计划”是为11月10日，世界会议的第四天也就是闭幕那天准备的。帕克希望它们的展品在那天将会在各个方面盖过其他展品。埃伦比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对这份工作的感觉就像是在侵略其他国家一样。
埃伦比的野心被大大地激发了。为了准备一个两小时的多媒体舞台表演，他雇用了好莱坞的制片人、编剧。同时为了保证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能有亲身体验，他还抽调了帕克一半的计算机过来。不仅如此，他还租借了两架DC-10运输机将所有的设备运到博卡莱顿。有一天，他向曾担任企业后勤负责人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研究员查克·盖什克描绘了整个计划。而盖什克却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一直到会议结束，他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我们几乎是要把整个帕克都搬上飞机，然后再飞越整个国家。“他回忆说，“当时我想，‘天哪！我们就只有两个月的时间’。“盖什克同时还意识到，他们缺少的不仅仅是时间，而且还有同事们的一致支持。“帕克的许多人的观点也从’这恐怕是我们所能做的最伟大的事了’，转变为’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和’你们永远也不会成功’。”
幸运的是，盖什克自己选择了加入热衷于这个计划的阵营。长久以来，他一直都认为帕克大多数人的观点是：一位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应该呆在他的研究领域而不是去参加一个展示产品的计划。但是盖什克却断定，这样一来，他们就无法生产出人们想要购买的产品了。难道他们还没有从鲍勃·波特那样墨守陈规的管理者身上吸取什么教训吗？他越想就越觉得”未来计划”将是帕克最好的，也是惟一的机会来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发明了。
为了使这个计划得以实现，埃伦比挑选了帕克顶尖的工程师。除了盖什克出任后勤主管外，他还招募了蒂姆·莫特来监督产品的销售，戴夫·博格斯来掌管设备的安装，而约翰·肖克则被派往斯坦福担任联络官，协调与总部的关系。迪克·舒普和鲍勃·斯普劳尔也网络了一批埃尔塞贡多的生产工程师。他们在阿尔托Ⅱ和多佛项目的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机智给埃伦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队伍不断壮大，达到了65人。但是由于最后期限的临近，他们都陷人了近乎疯狂的工作状态。
到了10月底，他们在好莱坞的派拉蒙影视公司的摄影棚里进行了一次预演，为了达到效果，他们还邀请了一只管弦乐队来营造气氛。“会议上的面包与黄油就是我们的多媒体现场表演，“莫特说，“不管是对于他们，还是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最不寻常的是同视觉效果一样出色的、我们所展示的科技水平。”
彼得·麦克劳向来都把帕克看作是他自己的财产，而把这次世界会议则看成是他的一个私人聚会，所以他对整个计划都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兴趣。他坚持要埃伦比定期向他汇报计划的进展情况。他甚至还出席了10月底派拉蒙举办的一个时装展，至此埃伦比才转变了对这个忧心忡忡的公司总经理的看法。
一天下午，当他邀请这位总经理在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俱乐部共进午餐时，埃伦比终于得到机会向他讲述了阿尔托III夭折的全过程。研究小组与中层管理人员在文字处理系统上产生了深刻的分歧。麦克劳听得很认真，他显然是第一次听说此事。埃伦比越说越激动，还讲了一则有趣的轶事 --- --- 至少他认为很有趣 --- --- 对施乐花费大量金钱却毫无成果的产品规划做了无情的嘲讽。
他说，那是在阿尔托III与施乐850竞争期间，一天，他和他的一位朋友在办公室聊天。“约翰，“他的朋友说，“难道你真的认为你的生产计划能成功吗？”
“我当然是这么认为的。“埃伦比说。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那位朋友说，“我告诉你吧，在施乐公司，你一旦得到了某个生产计划，你就会看到立刻会有人出现，并且在你实验室的外面挖一些深不见底的大坑，接着，就会有一些卡车日夜不停地将满车的上百美元的账单倾倒在这些大坑里。到那时，你惟一能做的就是维护交通秩序了 --- --- 这就是你在施乐公司得到某个生产计划的结果。”
听完了这个讽刺故事，麦克劳突然变得很不自在。他马上转移了话题，并且不对此事发表任何意见。这使埃伦比很困惑，也不知道他到底说错了什么。
不久，埃伦比发现，最近麦克劳一直在全力应付公司这种体制的机能障碍所带来的可怕后果。近5年，施乐公司有1000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一直在研究一个代号为”摩西”的项目，即开发公司的新一代复印机。“摩西”将是施乐公司与柯达及其他主要竞争对手相抗争的先锋。但是，一直到1977年，耗资9千万美元 --- --- 比波音公司在747的设计上所花费的还要多 --- --- 施乐公司还是没能制造出一台有市场竞争力的机器。更为糟糕的是，柯达公司刚刚推出了新一代的复印机，与它相比，尚在规划中的”摩西”就已经过时了。就在与埃伦比共进午餐后没几天，也就是世界会议的前夜，麦克劳做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为痛苦的决定，彻底取消”摩西”计划。这个决定引起了整个公司的震惊。这不仅是因为”摩西”项目惊人的财务费用，而且这意味着施乐公司至少两年内无法有新产品在市场上出现了。“摩西，本来应该将我们引向希望之乡的，“一位执行官说，“但恰恰相反，我们却陷人了红海。”
“摩西”计划的崩溃所造成的痛苦仍记忆犹新，施乐世界大会已于11月7日在博卡莱顿乡村俱乐部开幕了。就像麦克劳所希望的那样，狂欢活动至少暂时驱散了晦暗的情绪。公司不惜血本让500名客人尽情享受，既有深海钓鱼之趣，又有丰盛的晚宴之乐。在一次正式的午餐会上，他们还邀请了刚刚离任的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作为主要发言人。一天晚上，他们在俱乐部的空地上竖起了一个马戏团式的帐篷，里面是一个赌场，与会的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筹码，赢家可凭筹码兑换一辆低座小型摩托车以及其他一些精美的奖品。
与此同时，埃伦比的小组像着了魔似的在为最后一天做准备，那将是完全属于帕克的一天。为了不受施乐公司的政策及人事制度的妨碍，埃伦比还保留着麦克劳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命令，一旦他受到某些固执官僚的阻碍，所有机构必须无条件地提供援助。但是埃伦比从来没有用过这封信。
“工作时，我们打破了施乐公司的常规。“埃伦比回忆说在一些事情上我们也花了本不该花的钱。说实话，这并不只包括常规事务。一些人觉得我应该在浴缸里养一只短吻鳄，于是他们就乘一艘汽艇出发了。那个驾驶员说他能够带他们去一个有短吻鳄的地方。等到了那里，两名健壮的工程师完全不顾驾驶员的反对，跳进水里，把一条短吻鳄弄上了船，然后把它带回来放进了我的浴缸。我还花钱为他们雇了一架水上飞机以备不时之需。”
施乐世界大会的最后一个晚上，埃伦比在博卡莱顿的四星级酒店”蓝沼”为整个”未来计划”小组，连卡车司机也包括在内举行了一个庆功会。每个人的激动情绪都达到了极点。聚会的场面异常热烈，甚至还吸引了一些隔着几条街正在参加晚宴的高级执行官们。他们其中的一个为了选择最短的路线回到晚宴，竟然驾着租来的林肯车从酒店的后面直接开到了博卡莱顿乡村俱乐部，结果在高尔夫球练习场上留下了两行轮胎印。
尽管经过了近一个星期的狂欢，施乐公司的客人们仍然盼望着11月10日凌晨的到来。他们渴望着好消息，但麦克劳在星期一早上的开场白却给公司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无论是在销售、设计制造，还是在决策上我们都在走下坡路，“他说道，“我们对此毫无准备，现在急需的是公司改革。“接下来的两天中，麦卡德尔与戴维·卡恩斯也都对他们自己的工作进行了低调的评价。戴维·卡恩斯以前在IBM任职，非常有进取心，不久以后，他便接替麦卡德尔成为施乐公司的总裁。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彼得·麦克劳又一次站到了讲演台上，这次他试图调动起大家的乐观情绪，并且由此带领公司进人数字时代。他的讲演充满了空洞的词句，一开始就搞得大家摸不着头脑，但是现在看来，那里面包含了当时他急迫的心情。
“信息工程，“他宣布，“仍是施乐公司的主题，这不再只是一个概念。”
帕克的转机终于来临了。
“未来计划”走上舞台的那天早晨就像是当年著名的道格拉斯·恩格尔巴茨的旧金山聚会。博卡莱顿乡村俱乐部巨大的舞厅里怪异的音乐隆隆作响，演员们与帕克的工程师们一起在台上向观众展示阿尔托计算机、以太网，甚至还有一台彩色打印机样品，它们都运转得非常良好。一位职业解说员托着长音喊道：“纸张不够用了。“这一切无不奠定了施乐公司在世界办公室自动化方面的领先地位。
观众们看到台上的人们发送、接收真正的电子邮件，用日文书写备忘录，凭借想象在阿尔托的黑白显示器上制作工程设计图；秘书们将打好的信件通过网络传送到一台激光打印机上，以及软件开发人员如何解除密码等。看了这些，如果还有人对帕克的能力有怀疑的话，那么”施乐9700”的出现一定会消除他的疑虑。这是一台每秒钟能够打印两页纸的激光打印机，它是在斯塔克韦瑟的打印机的基础上设计的，并且在未来几年的市场发展中，将会是公司固定的盈利来源。但是就连施乐9700也被一台名为”平利科”的彩色激光打印机击败了。它是由斯普劳尔和罗恩·赖德为了这次博卡莱顿集会而专门设计的。
要造成使人为之激动的效果，就要有相应的环境保障。IBM在博卡莱顿附近设有一个研究实验室，为了遮掩IBM那双无孔不入的眼睛，同时也是为了隐瞒施乐公司自己的执行官们，埃伦比雇用了他自己的保密人员。
” ‘未来’计划之所以能造成轰动的效果，“埃伦比回忆说，“不仅是因为展品所包含的内容广，而且是因为他们所有的工作都做得无懈可击，连高级管理层都感到震惊。”
表演到最后，当欢呼的人群蜂拥着去享用午餐时，有一排叉车和卡车将舞台上所有的设备转移到了一个宽敞的展示大厅里，接下来是观众亲身体验的时间了。客人们都不知道，这部分的展示差一点在它开始之前就夭折了，因为佛罗里达的空气湿度大，再加上俱乐部缺少空调设施，使得大厅里非常热，这容易使计算机脆弱的线路烧掉（阿尔托计算机在炎热的天气里总是工作不太稳定）。为了防止意外的出现，埃伦比租了一辆制冷卡车，这本来是东方航空公司为了使它在迈阿密机场的飞机免受高温之灾而雇来的。由于这辆卡车没有在公路上行驶的执照，所以还是由州警护送它到博卡莱顿的。在制冷车到达之后，博格斯和斯普劳尔两人设法用一根通风管将冷气从厨房引进到会场中心。
“所有的计算机都安然无恙，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穿着西服套装走来走去------这就是施乐公司。“埃伦比回忆说。演示会结束后，博格斯和斯普劳尔想试一试，看他们能不能用这辆制冷卡车在舞厅里进行人工造雪。他们打开开关，直到一个压缩机爆炸才结束他们的实验。“这是另一项我们不得不扣除的开销，“埃伦比说，“只不过是太贵了点。”
事故防止了，客人们和他们的妻子则受到鼓励，想与阿尔托呆多长时间就呆多长时间，以使他们能尽快地熟悉机器。他们可以在计算机上打字、画图，还可以将他们的大作传送到打印机上，或是把它存储在一个叫作”文件夹”的电子文件柜里；他们还发现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名叫”鼠标”；他们还能在计算机上将文件准备好，然后将其发往世界各地，而且不用一张打印纸。
演示大厅里的30台阿尔托计算机一直开放到深夜。埃伦比仍然记得：“许多人都从旁边走过，他们都说这东西真奇妙。“大多数在场的帕克的科学家们都抓住了这个机会，来观察那些非专业人士对他们这些难以置信的技术是如何反应的。结果多种多样，但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他们对所有的工作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早就听说帕克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地方”。埃伦比说道：“对帕克，人们还有一种看法，那就是奢华。这使得他们看轻了一些东西的真实价值。尽管有些是他们很想得到的。“不过，他们对这些神秘而又复杂的发明给他们的职业生涯所带来的影响，感到有些困惑和疑虑。
施乐公司的高级执行官们大部分主要负责复印机推销，出租复印机是他们收人的主要来源（其中还包括推销员的报酬）。看到他们昧缝着双眼，埃伦比几乎可以听到他们的心里在想：“如果没有人使用复印机了，那我们吃什么去？”
对于盖什克来说，最令他想不到的事就是那些高级执行官和他们的妻子的反应是如此之不同。施乐公司的执行官都是男士，他们典型的举动就是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但是，他们妻子的反应却是立刻走到计算机前说：‘我可以试试鼠标吗？‘这是因为她们中大多数的人都是秘书出身，都是计算机的使用者。但那些执行官可能一生中只按过一次复印机的按钮，因为有人为他们做那些打字、填表等日常事务。所以我们的目的是向那些对这些设备的功能没有任何概念的人推销我们的产品。”
“这件事并没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它却给我们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我们怎样才能让施乐公司了解我们的发明。”
那天晚上，临近会议结束的时候，麦克劳、卡恩斯以及一些执行官们聚集在展示大厅，就像是事先约好了似的。“他们聚集在那儿，本来有机会说’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了’ “埃伦比回忆着，“但是，他们并没有珍惜这个机会，只是说了声’谢谢’！” “本来我希望的不只是这些，“埃伦比说我们这些人之间发展了良好的友谊，这就已经非同寻常了。我们的人就像一支运动队一样，憋足了劲儿，准备大干一番。可是，我们得到的却是，‘谢谢，孩子们，战争结束了，你们可以牵上你们的马回家了’。”
就这样，怀疑的情绪几乎在演示会结束之前就蔓延开来。尽管麦克劳一再响亮地保证什么”信息工程”，但是他和卡恩斯含糊的告别提醒了埃伦比和他的小组，他们竟然天真地认为施乐公司在不久以后一定会开发他们的新技术。
埃伦比明白了，在这个困难重重而又混乱不堪的公司里，时间就是敌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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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未来不只一个 {#da28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da28”}
在”未来计划”结束之后，帕克从总部那里得到的并不都是坏消息。事实上，还带来了两个好结果。
第一个就是在第二年的1月，麦克劳带领他的9个髙级下属，其中包括阿奇·麦卡德尔、戴维·卡恩斯以及杰克·戈德曼等，来到了科约特山大道。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想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艺术与科学软件强化训练班。该软件的作者是鲍勃·泰勒，他想趁着帕克在博卡莱顿的余热，把这个软件推销给他们。
泰勒相信，914型复印机取得的独一无二的成功给施乐公司的管理层灌输了一个信条，那就是好的东西都出自硬件。他决心向他们证明这个观点是多么的陈旧。在帕克的将来，一件设备，仅仅由于更换了它的软件就可使其产生多媒体用途。一旦高级官员们发现这个设想和他们的相异------在1977年对大多数人来说虽是个革命------他们就将无视阿尔托计算机的可编程的优越性，而青睐像850一样用途狭窄的电动字处理器。
泰勒让阿伦·凯帮助他为这些来访的高级官员们设计一个能让他们亲自动手的演示软件，以取代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工程师们无聊的授课。“你可以给他们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进行实践，“他说道，“你看看该怎么做。”
凯把这项任务委派给了他的教育专家------阿黛尔·戈德伯格。最后期限与当初埃伦比面对”未来计划”时一样，为期9周。但是，这项任务的难度甚至更大。让10个自以为是的男性执行官面对着他们并不熟悉的严密的计算机程序，而且还要从中找到乐趣。但这种陌生的感觉对于这些人的作用也不可小视，甚至连杰克·戈德曼这样一位为了使帕克的技术能够被施乐公司采纳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家长式人物，当他一生中第一次接触计算机时都会认认真真地去熟悉操作。
戈德伯格考虑到这些公司高级官员们的注意力比课堂上烦躁的青少年学生也好不了多少，于是为了集中他们的注意力，她开发了一种演示程序，名为”辛基特”。这个程序里面装载了许多动画片和音乐（其中有一种音乐会在下课时响起）。这个先进的系统可以模拟现时世界的场景，这样才会更容易被那些执行官们接受。这些场景的最基本形式，是一个既有工作人员，又有顾客的普通工作场所。当然，这还可以改成一间大办公室，或是一条机械生产线，或是一个人事部门------总之一定要让这些执行官学生们觉得既熟悉又舒服。
“其实，我们是要教给他们，一个程序是由许多独立的部分构成的，但它们之间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戈德伯格回忆说他们应该给工人们分配岗位，并设定职能。这个动画片就可以让他们实际观察顾客们是如何进来，如何排队等候，以及如何接受服务的。我们教他们如何把自己的工人添加进画面，并且观察他们的表情：这个在皱眉，那个在微笑等等。然后我们再把画面组合起来，这样他们就用不着使用键盘了。他们要做的只是操纵鼠标而已。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人是不会打宇的。在那个年代，这不是他们这种人干的活。”
可是，就在帕克的高级官员们来访之前，突然出现了几个小小的差错。其中一个就是学术研究小组的成员们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程序。在一次有10名来自三搂行政办公室的中年秘书参加的现场试验中，没有一台计算机能够识别阿尔托字体。戈德伯格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改写课程，让学生们首先选择习惯字体。这种改进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这些执行官们很快地适应;二是可以使他们对”Smalltalk”界面的灵活性产生深刻的印象。（Smalltalk是施乐公司开发的一种程序设计语言。）
一个更为痛苦的危机出现在课程开始的前一个星期。
这次是特德·凯勒尔设计的”Smalltalk”复杂的存储管理系统”Ooze”出了问题。Ooze的功能是在阿尔托狭小的内存与以规则系统为基础的巨大硬盘之间进行数据传输，这就使得磁盘变成了附属品。其实，在今天虚拟存储器在台式计算机中已经算不了什么了，但是在1978年，能在这样小的计算机上完成这种系统已经是编程史上一个不小的功绩了。然而，Ooze也有它的缺点。戈德伯格给这个系统安装了太多的新资料，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时间只剩下5天了，但凯勒尔还是带来了坏消息。
“阿黛尔，Ooze的设计是错误的他说，“我们并没有计划安装这么多的东西。”
“是吗？“戈德伯格谨慎地回答道，“什么意思？”
“我们并不清楚，在授课期间它是否能继续下去。一旦它出了什么差错，我们都得有麻烦。”
“那我该怎么做？要简化课程吗？”
凯勒尔从来都不谦虚。他后来说：“再明显不过了，我应该去解决Ooze中的问题。”
戈德伯格被他这个想法搞得坐立不安。这不只是计算机程序的缺陷问题，她想，而是要改动主要的程序设计。“特德，“她说。“直觉告诉我，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特德挥了挥手。这次修改工作要重写程序中7个地方的代码，以使它的容量翻倍。原理上很简单，他后来回忆道一一他摆出一幅架势，好像他非常有把握能够找出每一个需要修改的地方似的。他盘算着，不管怎样，小组还有5天的检测时间。
他对戈德伯格说：“别担心，没问题。”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他对这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修改工作关系到整个系统的成败，而且距试运行的日期又如此之近，所以戈德伯格和她的组员们都非常紧张，并且加紧了对凯勒尔的监控。“阿黛尔、阿伦、丹·英格尔斯以及拉里·特斯勒，他们轮流陪着我，听取修改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且不断地提醒我，不成功，便成仁，“他回忆说，“这简直就是恐吓。“戈德伯格告诉他，如果该系统第一次运行成功的话，她就会继续使用它。否则，他们就会恢复使用原来的Ooze，并且削减课程安排。
一天晚上，凯勒尔终于完成了他的工作，并且向同事们展示了他修改的部分。戈德伯格松了一口气，尤其让她感到高兴的是，整个系统运行得非常好。“就好像你正在建造一栋大楼，“她后来说，“在你就快完工时，才发现基石不行，需要更换。于是你把整个建筑顶了起来，更换了基石，然后又把它放了回去。这就是凯勒尔所做的一切。这是一项非凡的工作，而且只有非凡的人才能做得出来。”
凯回忆说：“两天的强化训练课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了巩固成果，戈德伯格在进行模拟训练时，给每位公司官员的身边都安排了一位导师。有十分之九的人在铃声响起之前完成了他们的程序。其中有一位负责施乐公司生产部门的官员通过将有关数据输人计算机模型的方式，甚至还发现了他自己生产线中的缺陷。
但是，这些执行官们是否对该系统的持久价值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又是一个问题。一位导师戴安娜·梅里怀疑这些执行官对他们所看到的有着自己的理解方式------那就是非凡的管理才能来自简单而又直观的阿尔托动画游戏。
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受帕克的不拘小节的环境影响太深了。一次，杰克·戈德曼闯人了一楼的一间办公室，差一点撞倒里面正在给孩子喂奶的阿黛尔·戈德伯格。在1978年，这种粗鲁的行为在任何一家公司里都是前所未闻的。戈德曼十分尴尬地退了出去，而且他的心里永远为那一刻而感到后悔。戈德伯格德的反应则十分尖刻：“这是他应该得到的惩罚，门是关着的，他不应该没敲门就闯进来。”
对于施乐公司未来的总裁、首席执行官戴维·卡恩斯来说，给他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帕克的我行我素的文化氛围，而且它相对独立而又安宁的环境使得这种文化长久地保持了下去。“这个地方，“他后来说，“正在沿着他们自己的道路发展。“这种印象对于帕克来说并不有利，尤其是在危机之中，当卡恩斯的帮助和理解变得非常有必要之时。
“未来计划”所产生的第二个重要结果是阿尔托计算机的商业化。在杰里·埃尔金德的领导下（正是他选择了约翰·埃伦比作为他的高级助理），一个新的冒险计划被批准了。他们将按照严格的条件选择顾客群，并逐步使阿尔托计算机打入市场。
由杰克·戈德曼精心策划成立的高级系统部（ASD）简直就是研制”施乐之星”的系统发展部的翻版。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戴维·利德尔的小组正忙着调集所有的力量进人市场。高级系统部组织灵活，行动迅速，就像一艘鱼雷快艇，利用手边所能找到的所有弹药来维持对一些主要客户的吸引力。埃伦比喜欢把这种筹划方式比作诺曼底登陆，利德尔就像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利用一两次试探性的攻击来侦察海岸。利德尔含蓄地认同了这个比喻。他说：“我们与髙级系统部是战略与战术的关系。”
这个新生部门解决了帕克最为头疼的两个问题。首先，他满足了未来计划小组成员的要求，给了他们一次证明阿尔托计算机的市场竞争力的机会。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给杰里·埃尔金德一个去处。
埃尔金德最近刚刚完成一个临时任务回到帕克。可是他的回来并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他的缺席，不仅使他与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日常工作更加疏远，而且使他与泰勒两者之间的管理方式的差异更为明显了。
一直以来，因为顾及到对实验室大多数人的影响，他并不希望与泰勒进行竞争。但是他自身也有问题，他总是在技术上表现得和其他人一样在行。而泰勒却从来不如此行事，因为这会惹恼其他同事。此外，埃尔金德还不断提醒计算机实验室，他们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机构------帕克，而帕克又从属于另一个更大的实体------施乐公司。相比之下，泰勒则让人觉得计算机实验室就像是帕克与施乐公司共同围绕的一颗太阳。
“在从属问题上，鲍勃所采取的态度比我更具侵犯性。“埃尔金德后来说。“因此，在我们之间经常就此事发生争论。”
也许，他们之间最大的冲突就在于埃尔金德总是用一种恩赐的态度待人。有人也许会说，他只是在这方面不如巴特勒·兰普森或泰勒。但是，他既没有前者所具有的领袖般的魅力，又没有后者那种富有同情心的家长式作风。许多帕克的人都认为他并没有什么威信，只不过是好管闲事罢了。
“杰里在他的管理方式上有个我永远也不会喜欢的缺陷。“艾德·麦克雷特说，“他会走进我的办公室说：‘实际上，我并不认为你在做任何重要的事情。‘或是’解释一下，这是怎样与主要计划相配合的。‘这就是他的说话方式，只会让人产生厌恶感。”
麦克雷特的一些同事，如吉姆·米歇尔就不觉得有屈辱感，而是让人生气。“杰里总是说：‘就让我来扮演这个恶人的角色吧。’ “米歇尔说道，“但是，他所做的就是如此。你每次走近他时，他总是会告诉你，你的设想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去找他。我跟他说过一次：‘杰里，你这样做，只会让你成为一个令人沮丧的人。有时候你也需要含糊其词，不要老是充当恶人的角色。‘他有技术，但不如我们中任何一个人精明，我们知道这一点，他也应该知道。”
但是，如果没有一些忠实的追随者，埃尔金德的行为方式也不会在实验室内部造成两极分化。一些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成员对于埃尔金德非常适应，其中就包括丹·博布罗和沃伦·泰特尔曼。他们都是从埃尔金德的老东家博尔特公司和贝拉尼克-纽曼公司招募来的。还有彼得·多伊奇与鲍勃·梅特卡夫（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时，就已听说过埃尔金德的大名了），他们也认为他是一位好人、绅士和智者。
但是，他们这些人只是少数派。凭心而论，作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主管，杰里·埃尔金德正日益被大家所孤立。1977年，他因公去一个公司的特别工作组出差。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传出一种说法，没有他，这个实验室还是一样运转良好。麦克雷特还记得，在泰勒平安地掌管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几个月之后的一天，鲍勃·斯普劳尔走进到他的办公室。
“艾德，你注意到最近气氛有什么不对吗？“斯普劳尔问道。
“你知道，“麦克雷特回答说。“我喜欢泰勒来掌管这个地方。”
“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想。”
就像米歇尔所回忆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注意到了，实验室里有一种和以前不一样的感觉。我们都觉得很有干劲，而且我们的确很喜欢这种气氛。”
当埃尔金德的任务快要结束时，几位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工程师找到佩克，要求将埃尔金德调离实验室。泰勒对此事也非常聪明地保持低调。但是佩克相信，他知道是谁在背后捣鬼。
他回忆说：“当杰里不在的时候，泰勒真地扎下了根，并且巩固了他的地位。”
佩克所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他不得不把埃尔金德作为泰勒与其他实验室主管之间的缓冲器了。在埃尔金德离开的这段时间里，物理学家们与计算机科学家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了。泰勒也经常发表他个人的观点：在帕克，只有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工作才值得投资。这种小规模的对抗热潮彻底摧毁了佩克想在”科约特山大道”建立一个综合性多种学科基地的梦想。
佩克开始躲避泰勒，因为他无法忍受与他进行交谈。他不喜欢泰勒这种个人主义的管理方法，对”发牌人”那种野蛮的做法更是大为吃惊。总之，佩克无法认同他的观点个优秀的研究人员应该能够像他批评别人一样接受别人的批评。身着白大褂的物理学家们与光学科学家们在大楼的第一层，他们像泰勒一样也有自己的科学标准。但是他们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像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人那样，抛弃掉所有的礼仪。
一想到要与他的实验室主管成员之一的泰勒直接打交道，佩克就感到不舒服。但是，如果要是让其他的新面孔来接替埃尔金德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主管位置的话，这就会让泰勒圈子里的人觉得是一种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佩克选择了以维持现状的办法来拖延时间。他告诉实验室的成员们，他曾经许诺过要让埃尔金德回到他原来的工作岗位，他要说到做到。
但是，反对埃尔金德的呼声已使像丹·博布罗这样的忠臣感到寝食难安。这些本意善良、天真而又乐观的人们聚集了起来，他们相信博布罗一定能够找出一条让大家都满意的折中办法。于是，他安排了一些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工程师去了一趟离帕克不远的埃尔金德的住处，进行一次正式的会谈。
“我是想让事态有所缓和，“他后来回忆说，“对于我来说，杰里是位出色的管理人员，他经常提出一些非常尖锐，但又很有帮助的问题。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继续他的工作，而让鲍勃接替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后面会隐藏着这么深的权力斗争。在某些人的眼里，鲍勃在一些方面是一个听众，一个推动者，而杰里则有他自己的主见。”
博布罗很快就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把这次会面当作是一次和解的机会，而是下了驱逐令。
会谈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埃尔金德面对的都是他实验室里最有影响的人物，其中包括兰普森、撒克、米歇尔、麦克雷特、查克·盖什克，以及塞韦罗·奥恩斯坦。他们表达的意思是，麦克雷特回忆说，“你干嘛不去找点儿别的事干”？
“我敢肯定，对于我们此行的目的，他一定早就有所察觉。“米歇尔说，“所以我并不认为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埃尔金德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持冷静。他并没有发怒或是责骂我们什么，而是试着用温和态度来面对。‘我很高兴见到你们。‘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双腿在颤抖，因为他就要被推翻了，这对于他来说可是件非常痛苦的事。”
埃尔金德只是静静地听着，但是他并没有妥协。在这次会谈即将结束时，他说：“这要看佩克是怎样决定的，是他请我回到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
泰勒的作用，在这次对埃尔金德的权威的挑战中并没有得到体现。他与此次派代表团的事无关。而埃尔金德也拒绝对此事做出任何猜测。他说：“我并不清楚是不是泰勒怂恿他们来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兰普森、撒克、麦克雷特、盖什克以及奥恩斯坦又都是泰勒的心腹，赖以出谋划策的老臣。泰勒已经做了7年的副主管------尤其是在埃尔金德一年的缺席期间------他也许会想，他理所应当地应该成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合法主管，而不是事实上的主管。
博布罗猜测，泰勒最终认识到了权力的重要性。“在杰里缺席的一年里，“他说，“鲍勃了解了权位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管怎样，埃尔金德确实作为主管回到了计算机科学实验室，虽然这只是一个短暂而又令人不愉快的回忆。“很明显，鲍勃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博布罗说。为了保全面子，埃尔金德退出了。最后，当杰克·戈德曼成功地利用”未来计划”大获全胜的机会，将阿尔托计算机推向市场，以检测市场对微型计算机的接受能力的时候，埃尔金德的去向也有了着落。他被任命为高级系统部的主管，负责将阿尔托计算机打入市场。
埃尔金德以前一直对阿尔托计算机抱有怀疑态度。他还曾经否决了阿伦·凯关于制造微型计算机的建议。但是，当他第一次看到Bravo系统在阿尔托的屏幕上运行时，他的观念转变了。而那时，高级系统部还没有诞生。“当看到正在运行的阿尔托计算机和Bravo程序时，我心里想，这可真是了不起。”
泰勒团体对埃尔金德的管理方式的反感现在变得站不住脚了，他已经成为计算机界最有实力的人物之一。他的激情被阿尔托计算机巨大的商业潜力点燃了。和埃伦比一样，埃尔金德也是1976年阿尔托III与达拉斯制造的850文字处理器之争中的失败者。“和其他人一样，我非常渴望成功的那一天。”
埃尔金德的新冒险计划吸引了一批非常有才华且不满现状的人。其中有埃伦比和蒂姆·莫特，他们被总部在”未来计划”之后的冷漠态度伤透了心，现在他们充分体会到了那100多万美元的预算给他们所带来的动力。他们之中还有另外一位成员，名叫査尔斯·西蒙尼，他因为公开诋毁”施乐之星”而成了系统发展部里不受欢迎的人。但是在高级系统部，他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和全新的工作动力。他为商用阿尔托计算机专门重新设计了Bravo系统，并吸收了Gypsy界面，这就是众所周知的BravoX。
高级系统部被授权以选择销路和出租前期产品为手段来发展外部市场，埃尔金德对此非常重视。在接管了埃伦比的特殊项目小组后，他征用了他们已经开始了的项目。其中包括一个为瑞典政府拥有的电话公司生产文字处理器的项目。取而代之，瑞典政府得到的是阿尔托计算机。
卡特政府也给了高级系统部一份合约，要为它的情报办公室设计一个文件处理系统。1978年BravoX安装在了阿尔托计算机上，这使得卡特政府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个人计算机处理文件的政府。接着，参议院和众议院也纷纷效仿。“这就是政治：只有他们行动一致，才能得到资金。如果白宫试图甩开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话，那么他们将谁也得不到这笔资金。“埃伦比说。
他们还有其他一些客户，如洛杉矶的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和西雅图的波音公司总部等。另外，帕克以外的其他施乐公司各部对阿尔托计算机的需求都十分强烈，以至于埃尔金德、佩克和另一位来自罗切斯特的执行官不得不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将有限的阿尔托计算机分配给他们自己公司的职员。
埃尔金德一度因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洋洋得意。“在销售了20台阿尔托计算机之后，我们在帕洛阿尔托举办了一个庆功宴。“西蒙尼回忆道，“我做了一个精彩的演说，大意是，现在我们卖了10台，明年就会是100台，后年将会是1000台。在场的每个人都狂笑不止。”
但是，不可避免的紧急事件即将发生。当高级系统将更多的阿尔托计算机投放市场时，埃伦比遇到了强大的阻力，这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施乐公司的管理层并没有吸取教训，他们只是把高级系统部当作是”施乐之星”的挡箭牌。
“高级系统部只是一个牺牲品，“埃伦比说，“我们向着顾客走去，但却在中途停了下来，这让顾客们大为光火。“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像是1944年艾森豪威尔手下被大批杀死的加拿大先头部队的一员。“他们被部署在滩头，既没有深入内陆的意思，也没有撤退的意思。如果他们允许我们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市场检测的结果将会非常出色。”
越来越多的征兆表明，系统发展部正在衰落，“施乐之星”的启动日被无限期推迟了。埃伦比又看到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市场的接受能力已经被证明，施乐公司可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制造出一种新型计算机。“我说过，如果他们想要很快地推出一种新产品的话，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了解人们对新产品的需求，因为这已经是被市场调查证明过了的。我们需要提高设计的质量，需要生产新产品，而且我们知道该怎样去做。”
1978年末，埃伦比递交了一份关于生产最新的阿尔托计算机的计划书。这种计算机将要安装BravoX系统以及系统科学实验室开发的一种办公系统软件，同时还将配备一台名为”企鹅”的黑白激光打印机。这份名为”可行性投资建议”的计划书厚达一英寸，主要目的是想强调一点：施乐公司应该对阿尔托计算机进行小规模的改进。然而，这份计划书的起草只是这场漫长征程的一部分，而且只是一小部分。埃伦比开始怀疑，他的计划书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通过施乐公司的层层关卡。幸运的是，这件事碰巧落到了一位传奇人物谢尔比·卡特的手里。
谢尔比·卡特是施乐公司的全国营销经理，他也对施乐公司拖沓的作风非常不满。他是得克萨斯人，曾在海军陆战队当过战斗机飞行员，有着一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他标榜自己为空前的、最伟大的推销员（几乎没有顾客敢不同意这一点）。他和泰勒一样，是个天才的煽动家，喜欢在人群中间施展他的才华。
“他是有名的’空中飞人’，喜欢乘短途飞机去开会。“戴维·卡恩斯说，“卡特经常在一天内乘公司的飞机前往两到三个城市去做动员工作。在纽约，他们聚集在”希厄”体育场，卡特就站在投手的位置上进行他的演说。所有在场的推销员都听人了迷，在演说结束之后，这些推销员就会带着疯狂的工作热情到处推销他们的复印机。如果有人工作成绩出色，能够达到他严格的要求的话，那么他就会在演说时赠予他一把镶有徽章的猎刀作为纪念品。对于这些推销员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比奖金更为重要。
然而到了70年代末，卡特在公司的影响明显地日益衰落。可能除了戴维·卡恩斯以外，他再也不能在众多执行官中找到忠实的听众了。卡恩斯发现，就连开会的时候，也没有人再像以前那样听他信口开河了。“当卡特说：‘对此我有一种直觉’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回应道：‘不行，我们从来不凭直觉办事。’ ”
卡特对阿尔托计算机也有一种直觉。他相信，只要有一个士气高涨的销售队伍，就能凭此计算机获取巨额利润。所以他把弗兰克·索尔 ------他的一位值得信赖的副手------安排到了高级系统部里，以便能够了解公司的最新销售计划。一天，索尔偷偷地塞给他一份埃伦比的计划书副本。卡特也曾经参与过”未来计划”的设计工作，他非常欣赏埃伦比的才华。“他浏览了一遍，感到非常激动，“埃伦比回忆说，“一天，卡特碰巧在纽约遇到了戴维·卡恩斯。他对卡恩斯说：‘嘿，约翰的小组正在忙着一些激动人心的事。别忘了，这些人在博卡莱顿为你工作过。‘卡恩斯说：‘马上给我一个副本。’ ”
就这样，这份计划书跳过了几层管理机构直接到达了决策部门。此举非常危险，虽然许多高级执行官都在私下谈论，只有拆除官僚主义的障碍，才能使施乐公司正常运转起来，但是他们对此还是持观望的态度。关于计划书已经到了卡恩斯手里的消息慢慢地传开了，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埃伦比把计划书送到总执行官那里去的，因为他不顾一切的工作作风使他在博卡莱顿贏得了”自命不凡”的名声。他只要工作起来便完全不顾别人的感觉，就像他形容他自己的一样，“一个极度惹人恼火的人”。埃尔金德甚至曾威胁要解雇他，埃伦比回忆道。
埃伦比拒绝承认是他将报告送到上面去的。但是，既然报告已经送上去了，他也就不再争辩了。同时，他也感觉到恐怕没有什么别的更好的方法能使这份计划书到达管理机构的最顶层。埃伦比对施乐公司已经厌倦了，他把这份计划书当作他在公司里的最后一击。如果不能成功，他就准备辞职，去筹建他自己的公司了。
“如果埃尔金德的老板收不到这份计划书，那么他老板的老板也无法收到。“埃伦比说，“施乐公司就是这样。”
他是正确的，埃尔金德后来说，他并不认为埃伦比的计划会在施乐公司有取得成功的机会，尤其是在”施乐之星”作为公司的指定先锋，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情况下。卡特的莽撞得罪了不少人，正如埃尔金德所预言的那样，这份计划书只会在管理层中遭到拒绝与厌恶。
但是，如果卡恩斯在背后施加一些压力的话，它仍然有成功的机会。但是他并不愿意这样做，而是把计划书交给了一位副手，让他去做例行的评估。
这位副手名叫罗伯特·温里克，他的评估是参照系统发展部和鲍勃·波特的鉴定进行的。他们吹毛求疵地找出许多缺陷，其中包括长期的费用问题。最后，温里克以一封官僚而又空洞的回信，否决了埃伦比的计划。“我们已经作出了决定，施乐公司不能采纳您的建议，“信上说，“但是，对于您的计划书中提到的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我们十分欣赏…”
“我保存了一份这封信的副本，“多年后的一天，埃伦比说，“上面写得非常有趣，如’你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正在通过正常的渠道向上反映，应该在几个星期内得以解决’。全是废话。还有’你的建议帮助我们提髙了处理问题的效率…’他们在说谎。实际上，我认为这个计划只能起到阻碍甚至破坏工作的作用。接着他们还说：‘我们相信，你仍旧会为我们在埃尔金德的市场调查行动中所遇到的困难提供支持…’我很清楚，杰里想要解雇我。”
1980年1月，大约在接到温里克回信一年后，埃伦比离开了施乐公司。他用在公司分红时得到的钱开了一家公司------格里德系统公司，并且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便携式计算机。他的生产线并不是得益于他在施乐公司的工作，而是来自于他在费伦蒂公司学到的操作平台与微处理器技术，因为施乐公司的律师们已经警告过他，不要从以前的小组中招募任何人。同其他人一样，埃伦比发现，要实现普及帕克的技术的梦想，尚待时日。
“戴维·卡恩斯在看到我的计划书之后，花了一些时间仔细研究了它的可行性。“埃伦比回忆说，“他说：‘如果我决定不采纳你的计划，你会怎么办呢？’ ”
“我说：首先我要确保我的人都能得到妥善的安置，使他们在公司里过得愉快，因为他们喜欢这家公司。但我是必须要走的，戴维，因为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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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蚕食以太网的蠕虫 {#2086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2086”}
1978年的一天早上，帕克的科学家们上班时发现，他们的阿尔托计算机都死机了。起初，这并没有引起他们的警觉。因为阿尔托计算机的死机现象非常普遍，对策也很简单，只要按一下机箱上的复位开关，计算机就可利用备份操作系统重新起动。如果你不在场，还可以通过以太网进行遥控启动。
在最初的4个小时里，甚至没有人怀疑这也许是一场大规模危机的开始。但事情很快就变得非常明显了，阿尔托计算机感染上了一种全新的病毒。它们启动正常，但是，当你离开机器，哪怕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它就又死机了。再次重新启动，一切正常，但接着又是死机。只过了一会儿，科约特山大道的3333号就陷人了一片恐慌与抗议的叫声之中。
“嘿，我的计算机怎么了？…你的也出毛病了？我一进来就发现它死机了！…我的也是！…到底怎么了？今天早晨我们进来时，一定有100台机器都瘫了。”
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人也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谈论着。“你们知道肖克和博格斯整晚都在这儿吗？”
“到底出了什么事？”
“好像和以太网有关。”
约翰·肖克与戴维·博格斯一晚上都在研究一个网络诊断程序。当帕克的紧急电话打来时，肖克差一点就睡着了。“大楼里所有的计算机都瘫痪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哦，“他心里想，“一定是蠕虫出了什么问题。”
70年代末以来，帕克的两个计算机实验室的许多工作都是在不断改进它们在最初几年辉煌时期的发明。如果说阿尔托计算机和以太网的发明是在播种，那么现在就该是收获的季节了------换句话说，就是要密切关注这些系统的表现与发展了。
约翰·肖克决定以此为论题来完成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他的计划是研究一个网络在不同的信息载量与传输下是怎样工作的。但是，仅仅观察它在正常情况下的运行状态是远远不够的，真正有意思的事莫过于不断地攻击系统，使其达到装载极限，然后再看它有什么反应。
他知道，与其他同学相比，他的主要优势是在网络理论方面。因为他每天都泡在世界上最大、最繁忙的计算机网络------以太网上。现在惟一的问题就是施乐公司能否让他公开他的所学。
这并不是什么毫无根据的担心。施乐公司当然清楚，它的财富原本就出自一些机密和所有权。在它统治的复印机市场背后，隐藏着一系列它所誓死保卫的专利权。同时，施乐公司还有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没有申请专利权的发明。他们将其锁进了一个就像可口可乐公司保存其配方一样安全的保险库里。1973年，施乐公司指派一名专职的专利律师前往帕克，并且公布了一项命令，所有技术性文章在送往专业杂志、期刊之前，都要先经过律师的审查，以避免因各种疏忽而造成的专利产品秘密的泄露。
帕克很少在期刊上发表自己的技术性文章。这些期刊被称为”蓝皮书”，因在它的封面上有蓝色的水平条纹而得名。但是绝大部分研究成果的出版都在法律部门铁腕的控制之下，所以许多有创造性的人才走进位于科约特山大道的那栋大楼之后，就很少再有消息传出。一位帕克的前任经理说，帕克是”计算机科学的黑洞”。
帕克的研究人员在身处会议之中以及其他公共场合的时候，都必须小心地遵守公司的命令。这就会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令人尴尬的事件。以太网小组的肖克、鲍勃·梅特卡夫和其他几个工程师就这样被卷入了一个尴尬境地。帕克作为ARPA网的发源地有义务帮助解决这个网络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但不幸的是，施乐公司的律师们却给以太网的工程师下了一道严格的命令，要求他们严格保守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这种无所适从的困境首先出现在1973年。当时，梅特卡夫正在斯坦福参加一个关于ARPA网的会议，会议期间经过讨论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关于不断扩增的”局域网”。这种网络与帕克的以太网类似。但是这些网络的标准经常在互相之间以及与ARPA网之间出现互不兼容的情况。问题是如何使他们之间协调一致，这样数据才能通过ARPA网在各局域网之间实现自由的传输。这对于ARPA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ARPA网才能实现它的目标，进一步扩展成为一个可以把更大更合适的各地计算机连接起来的网络------因特网。
对于别的技术人员来说，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大胆的设想。迄今为止仅有几个先进的局域网能够进人ARPA网的主网络。而对于帕克来说，这早已成了紧迫问题。在斯坦福梅特卡夫一直保持着沉默，但回到他的办公室之后，他确信不能等着ARPA解决这个问题。施乐公司早已计划利用以太网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分公司联系起来。如果这样的话，数据组将不得不在系统的外部终端之间进行传输，就好像卡车沿州际公路从加利福尼亚的生产厂一直开到纽约的汽车零售店一样。
“我们的问题比他们的要紧迫得多。“梅特卡夫向肖克吐露，“因为我们的网络比他们多，我们将不得不靠自己来建立一个因特网。”
梅特卡夫、肖克与博格斯以及哈佛大学的数学家艾德·塔夫特一起费尽心思地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们称它为”帕克通用数据包”，或者是”pup”。这个设想是将数据包装人一个能与输送网络相协调的电子信封，就像一个孩子的礼物一样，被包起来，贴上联邦快递的保险单，然后再用飞机或卡车将其送往目的地。当数据包在网络之间被传送时，可能会被套上很多个网络特有的信封。当它到达目的地时，各种各样的信封将会被剥去，只留下原始的信息供人阅读。
这一年里，帕克在许多不同的网络上对PUP进行开发和检测，帕克的工程师们已经在专业技术知识上领先ARPA网一大截了。这并不奇怪，他们有近500台主机，分布在全国各地，所以他们的网络比ARPA网大得多，也繁忙得多。而且帕克并没有像ARPA网那样受行动迟缓的官僚机构的影响。
“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从这项工作中得到报酬，并以此为生，“肖克回忆说，“而ARPA网的人则是在政府基金以及和大学签订的合约下工作的。而且根据协议由政府官员和学生来协助他们的工作，这就使他们的动作更加迟缓。我们有雄厚的财力，大量的计算机，而且没有什么可以分心的事。所以我们发展得要比他们快。”
但是当ARPA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个技术会议时，他们陷人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次会议的目的是攻克一个他们已经解决了的难题。但施乐公司的律师们对帕克的小组严加限制，他们仍然在考虑是否为以太网申请专利。“我们被告知可以前往参加会议，“肖克说，“但同时也接到命令，严禁泄露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但是，他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告诉他们在ARPA的朋友们。由于有法律监督的束缚，他们只好采取旁敲侧击的方法来启发他们。“当有人谈及一些基础部分的设计时，我们就会给他们一些提示。“肖克回忆说。“我们说：‘你们也都知道，这非常有趣，但是，如果错误的信息返回，那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如果该错误信息的备份不被移动控制器接收，而自行转回，但途中又被阻塞，那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到那时，你们该怎么办？‘等我们问完了的时候，他们惊讶地说：‘你们早已经解决这些问题了！‘而我们回答说：‘嘿，我们可从来没这么说过!’ ”
最终，他们还是设法透露了关于PUP结构的足够的信息。这也成为ARPA网的标志------TCP/IP（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的关键部分。时至今日，它就是能够让数据包在全球数据网络中自由传输的因特网。然而，帕克的贡献却未被认同。在因特网的近代史中只提及PUP激发了TCP/IP。肖克、梅特卡夫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功劳都被抹杀了。“TCP/IP的人永远都不会承认是施乐公司帮助他们促成了这一切，因为他们不记得了，“肖克说，“他们早已忘记了是我们坐在那儿，给他们解释问题，并试着点拨他们。”
尽管律师们在与ARPA合作上对研究人员与外界的接触进行了限制。但肖克认为他应该可以得到允许在自己的天地里进行他自己的计划。他小心地取得了一堆施乐公司官僚机构的临时性批准书，以确保他们知道他所进行的实验比在杂志发表一篇10页纸的科学论文危险得多。最后，抱着对自己学识的信心，他开始了在以太网上的像小孩敲鼓一样的攻击。
开始的时候，他编写了一个程序，能够从午夜12点开始10分钟内不间断地发送一些信息到以太网上。天黑之后，当实验室里所有的人都走光时，他和一个名叫乔恩·赫普的同事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给100台空闲的阿尔托计算机发送了他们设计的程序。然后等到零点10分，他们又重复做了一次，但这次，他们还搜集了关于每台计算机的数据记录，以弄清它们的信息到底有多少到达了目的地，而又有多少阻塞在系统里。在试验开始之前，肖克有一种感觉，他和他的朋友犯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错误。
不管能否取得博士学位，如果他再这样进行下去的话，一定会遭到报应的。但是他认为这不过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仅仅是让其他计算机通过以太网告诉他它们现在所处的状态。理论上这与在网上发送文件没什么两样。在帕克，这样的工作每天都要进行几十次。
几天以后，肖克编写的一个新的程序可以引导一台阿尔托计算机去访问其他空闲的计算机。但问题是帕克的阿尔托计算机从来就不闲着。当它们的主人离开后，它们仍然保持着开机状态，并且整个晚上都要运行一种检测程序，对存储器进行不间断的检测。这种检测程序，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经过一定的时间就会自动运行（就像今天的屏幕保护程序），这就防止了肖克的程序的进人，使他无法得到回应。
肖克溜达到了大厅，找到写这个检测程序的戴维·博格斯。“你可以在这种检测程序中，加些东西使计算机能够答复我，并且告诉我它的状态吗？“他问道。
博格斯耸耸肩说：“没问题，我能做得到。”
“那你能同时保证把这类数据包发过去后，它能利用我的软件重新启动吗？”
“当然可以。”
“太意外了。“肖克回忆说你可以把’你好’发送到任何一台没有人操纵的计算机上，然后说，我要把这个程序通过网络装载在你上面，当我说’开始’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网络上传输数据，接着我会记录下全部数据带回去，打印出来，制成图表，然后我的博士学位就到手了。”
只需按一下按纽，就会有50甚至100台阿尔托计算机听从指令。肖克感到一阵阵的兴奋，他说：“那种感觉就好像坐在驾驶室里操纵着’企业号’宇宙飞船一样。”
但是不久，他的想法就从与每台计算机直接进行联系改为了要引导他们之间进行联系。与其在50台计算机上装载同一程序，还不如使每台都有能力去寻找其他的计算机。
“现在不是去找50台计算机，而是两台，然后命令每一台都去找50台。再命令这50台计算机，每台再去找25台计算机。“如此持续下去，将是个天文数字。“这种事你只有在半夜睡不着时才能想得出来。“他笑着说 但这个主意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他的大脑里。一天，当他给一群同事解释这个概念时，他被一位名叫史蒂夫·韦耶的实习生打断了。
“就像是磁带蠕虫。”
“什么？”
“磁带蠕虫是出自《冲击波骑士》一书。我可以给你一本。“《冲击波骑士》是最近出版的英国科幻小说，作者是约翰·布鲁纳。这本书中的英雄主人公释放了一种无法消灭的具有自我繁殖能力的病毒------也许这就是现实生活中和小说中的第一种计算机病毒------以摧毁一个邪恶的全球网络（“它无法被杀死，直到摧毁这个网络!”）。看完韦耶给他的书，肖克有一种感觉，他设计的程序和布鲁纳的描绘有着惊人相似的地方。“尽管我们做的是两码事，但是结果却是一样的。“他回忆道。不管怎样，他还是很喜欢布鲁纳所起的名宇，只不过他把它简化成了”蠕虫”两个字。从此以后，整个大楼的人都知道了肖克这个以太网的检测程序。
肖克的目的并不是像布鲁纳所写的英雄那样，要摧毁网络，而是要使帕克散布的所有计算机能够进行一致的计算。理论上说，当蠕虫的计算需要扩展时，它可以寻找其他的计算机伙伴。“在午夜，这个程序可以启动一幢大楼的上百台计算机。“他后来写道。到了早上，使用者开始使用他们的计算机之前，蠕虫会自动退出。经过在一两台计算机里一个白天的冬眠之后，它又会在晚间重现------这个场面使肖克同时觉得它更像一个吸血鬼，而不是蠕虫。
肖克的目的是把200台具有独立处理器的阿尔托计算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具有200倍处理能力的大型集合计算机。后来他的这个集合处理器的绝妙主意终于在超级计算机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肖可同时也认识到，使用大批他人空闲的计算机意味着他必须严格控制他的程序。他赋予蠕虫利用主机寻找空闲的阿尔托计算机的能力，但是他绝对禁止它进人任何阿尔托计算机的磁盘驱动器。这是一项非常有必要的预防措施，可以避免它覆盖别人的文件，因为这会被看作是一种”极度反社会行为”。
就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他还是热衷于不断地寻找新的办法来扩展和制作蠕虫。他改进了程序，使其能够与它传播的子程序保持不断的联系，所以它不仅知道发出了多少子程序，以及它们都在做什么，而且，当带有该程序的阿尔托计算机瘫痪时，母体蜻虫甚至可以收到信号，并及时转移到其他主机上。
在《冲击波骑士》一书中，整个世界都因为磁带蠕虫的存在而变得疯狂了。约翰·布鲁纳并没有低估一个失去控制的程序带来的危害。这个时刻最终降临到了肖克和他的同事身上，他们才发现这是一个多么难以控制、多么危险的局面。这个蠕虫犯下了超出他们预见的”反社会”行为。
一天晚上，他们释放了一个小蠕虫程序在一定数量的阿尔托计算机上，用来检验一个控制功能。由于确信它是无害的，所以他们扔下正在运行的程序回家了。这时连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和在什么时候，一条程序产生了严重的变异，使他的主机瘫痪了。由于感觉到失去了一个子程序，主控制蠕虫向其他空闲的阿尔托计算机发出了信息。就这样，计算机一台接一台地死机了。因为探测不到它所适合的主机，蠕虫便”杀死”了所有它接触的计算机。仅仅几个小时，无辜的”大屠杀”传遍大楼的各个角落，造成大批计算机瘫痪，接着天就亮了。
像其他人一样，特德·凯勒尔到了办公室，发现他的计算机死机了，他又重新启动了计算机，但是不久整个大楼就像是被一个恶毒的精灵控制了一样。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机器闲下来，它并不是像往常一样进行内存的检测，而是很快就死机了。“我们无法排除故障。“他回忆说。
最后，警报传到了蠕虫研究者那里。当博格斯和肖克接到电话时，还很早，他们没睡醒。后来，他们将网络分解开，向深处探测，就像是在下水道里抓耗子一样。但是就在他们保证根除了每台阿尔托计算机里的蠕虫程序之后，死机现象却还是存在。肖克感到精疲力竭，他发现自己正在重演《冲击波骑士》一书中的情景------“工人们在大楼里跑来跑去，试图追逐蠕虫，想要在它到达其他地方之前制止它，但是一切都是徒劳的。”
这个大楼里一定存在着一个变异蠕虫的聚居地，因此他们在寻找新的计算机。最后他们终于弄清了蠕虫老巢的所在地。在三搂的行政管理部门有一打多的阿尔托计算机，而到现在，那里还没有人来上班，所有的办公室都还锁着。
这使得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杀手铜。多亏了早有防范，肖克早已给蠕虫安装了一个自毁程序，就像一个间谋头子给他的下属每人一颗自杀药丸，以备不时之需一样。他在以太网上发送了一个特殊的密码数据包，引导每条蠕虫立刻停止一切行动，等了紧张难熬的几秒钟之后，他检査了系统。
所有的蠕虫都停止了活动，这让他松了口气，这是个好消息，但还有坏消息。整个以太网都快变成了一片废墟。无法使用的阿尔托计算机散布在整栋大楼里。“这是个令人尴尬的结果。“他说。
有一点例外的是，蠕虫被作为有益的补充进人帕克的程序库里。肖克把这些普通的版本称为”幸存”的蠕虫。它只是寻找载机，进行自我复制，然后在计算机工作的休息期间自我毁灭。但它也有其他许多用途，例如广告牌蠕虫，它悄悄通过系统，在每台计算机上留下一小幅画，如”今日卡通”之类，并以此在每天早晨向工人致意。而闹钟蠕虫则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帕克的电话号码簿，给使用人打电话。还有巡査蠕虫，它会记录下每个晚上的内存检测结果，并提醒帕克的技术人员哪些计算机需要更换新的芯片。
肖克一直认为这些应用程序只不过是”小儿科”。在他眼里，蠕虫真正的价值在于将分散的计算机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具有特殊能力的多终端计算机体系。但是，这种平行计算法的潜力不会在短时间内被外界所接受。很快，硅晶体微处理器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来解决复杂的运算。几年后，当超级计算机进行大量的平行处理时，科学家们就会想到要再次利用这种复合处理器的。
就在肖克发表了一篇关于”蠕虫”一词的由来的文章之后，他接到了约翰·布鲁纳的一封亲笔信。看起来，大多数科幻小说的作者都隐藏有一种野心，那就是写一本能够预见未来的书。
他们的典范就是阿瑟·C·克拉克，一位多产作家，《2001年，宇宙奥德赛》的作者。他因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预测到了卫星通讯技术的发明而名声大噪。
“很显然，他们都嫉妒阿瑟·克拉克，“肖克回亿说，“布鲁纳在信中说，是他的编辑把我的文章拿给他看的。他还说，他真的很高兴地得知------就像阿瑟·克拉克一样------他预测到了未来的某个事件。“肖克简单地考虑了一下就写了回信说，他只是借用了一下磁带蠕虫的名字而已。这个概念本身是他自己的。布鲁纳并没有真正地发明蠕虫程序。
但是，他没有把这封信发出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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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硅片革命 {#61c1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61c1”}
多年以后，林恩·康韦仍然记得她第一眼看到这个引发了一场新技术革命的芯片时的情景。那是在1979年圣诞节过后的第一或第二个星期，她坐在施乐公司帕克中心二层的窗前，下面是一片被葱郁的冬青覆盖了的山谷，山谷倾斜着向佩奇米尔大街延伸，最终消失在南方。面对如此美丽的景象，她的眼睛却紧盯着一只硅片，这是刚从装配车间送来的。
关于这只硅片，有着几十个芯片设计方案，它们大多数都是帕克支持下的斯坦福大学学生的心血。他们费尽心思，在一只人手掌那么大的硅片上集成了几万个微型晶体管，而在几年前具有同样计算能力的计算机恐怕要占用一个住宅区面积大小的土地。
有一个设计方案十分出色，这并不只是因为在硅片的边缘有手工篆刻上去的题铭：“几何发动机。1979 詹姆斯·克拉克。“在其他人看来，这项技术十分简单，就像制造电子表或是计算器一样，但克拉克的设计明显要比其他人更有深度、更复杂，这一优点用肉眼都看得出来。
“克拉克的设计确实不错，“康韦心里想着，“但是谁又了解多少呢？”
克拉克所做的一切，就像后来证明的那样，成为了现代科技的基石。克拉克是在斯坦福大学几个同学的帮助下研制成功了”几何发动机”，它在将巨大的计算机元件压缩在一个集成电路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克拉克的芯片面世后，引起了计算机制图科学和艺术的彻底革命：由计算机支持的汽车、飞机的设计，仿真玩具和现代计算机游戏，以及电影《侏罗纪公园》里笨拙的恐龙------它们都出自于这个小小的芯片。
以”几何发动机”为基础，克拉克组建了硅晶图像公司（Silicon Graphics Inc.），到今天，它已发展成为拥有数十亿美元资金的大公司。但是如果没有林恩·康韦和帕克，他就不会有今天。让人感到讽刺的是，当康韦第一次建议帕克涉足集成电路设计这一先锋学科时，许多同事都怀疑是否值得这样做。
如果不是勃特·萨瑟兰决定帕克确实需要做一次大胆尝试的话，康韦的计划恐怕永远也无法实现。
萨瑟兰是在1975年离开勃兰尼克-纽曼公司后接管系统科学实验室的。勃兰尼克-纽曼公司是波士顿的一家咨询公司，它早先就为帕克推荐了杰里·埃尔金德、鲍勃·梅特卡夫、唐·博布罗以及沃伦·泰特尔曼。像这些人一样，萨瑟兰在科研方式上很有主见，并不拘泥于帕克的老一套。特别是经过在鲍勃·泰勒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工作一段时间的实践后，他深信，在封闭环境下进行的研究就像一只陷人密封牢笼的动物一样，是注定要夭折的。他羡慕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工作，但是他认为泰勒和他的一些工程师太容易产生偏见，过于武断。他想，这会剥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中必不可少的交流，只会使他们产生一种让他们自我毁灭的优越感。
“他们都是最棒、最聪明的，“克拉克说，“这是好事，但糟糕的是，他们都知道这一点。”
萨瑟兰决不允许他的系统科学实验室变得如此孤立。他采取的对策是通过不断地同外界接触，来活跃实验室的气氛。他接管系统科学实验室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送工程师蒂姆·莫特和比尔·纽曼去圣克拉拉的施乐公司复印机销售部进行”考古挖掘”，目的是想让他们学习一下，真正的办公室职员是怎样处理日常事务的。这对他们将来的设计工作大有益处。这些尝试最终造就了一个先进的自动办公系统------办公室对话系统（Office Talk），并且对后来”施乐之星”的设计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萨瑟兰还重新召回了系统科学实验室的认识科学专家斯图尔特·卡德、汤姆·莫兰和约翰·西利·布朗。他们都是研究人们究竟是在怎样使用计算机的，并且他们的研究慢慢地产生了对人类工程学的独创见解。这种见解就连J.C.R.利克莱德在1962年写的有关人类工程学的论文中都没有预见到。
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萨瑟兰的所作所为自然引起了不少非议，这些都在他把卡弗·米德召人帐下之后爆发了。
米德是加利福尼亚技术院计算科学部最受欢迎，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教授。而萨瑟兰的哥哥伊凡恰好是这个部门的主管。萨瑟兰很清楚卡弗·米德在任何时候都能勇敢地面对兰普森以及其他泰勒的死党。米德身体健壮，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留着一撮山羊胡，还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他是电机工程方面的权威，尤其在那些普通工程师不敢染指的项目上，他更自认为是个人保留的强项。不仅如此，他爱好广泛，在许多方面都有特长，其中包括胡桃的种植，等等。
当米德第一次做客帕克时，他和伊凡·萨瑟兰都被电子系统在自然体积的极端上产生的变化深深吸引了------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将一只晶体管做到最小限度而又不影响其功能，以及将一个系统做得很大、很复杂却能使它不难管理。其实这些问题的核心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更小的晶体管才能更密集地排列在集成电路的硅片上，这样才能使芯片更复杂。这二者之间的联系直到1976年勃特·萨瑟兰邀请米德到系统科学实验室来做一次技术讲座时才被其他人所理解。米德讲座的题目是”以硅片为基础的集成电路设计”，但他真正的目的是提出一种全新的计算机设计方法。
就像摩尔法则预测的那样，自从英特尔公司------与摩尔共同创建的公司------在1971年推出了它的第一个微处理器之后，集成电路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块4004芯片基本上是由许多微晶体管组成的，它们被压缩在一块火柴盒大小的空间中，但却控制了主机的功能------大约有1946个晶体管。这并不能使人们对电脑结构进行一次大的再思考；但一年以后就出现了8008型，功能增强了一倍，1974年它的功能又翻了一番。
没有理由不认为这个趋势将会很好地继续到下个世纪。在校园时，米德就曾经有过缩小晶体管、并无限地增加它的密度的想法。他相信，以MAXC和阿尔托为顶级代表的传统电脑设计原则，在彻底消失之前注定不会与这个想法靠近。这两个机器都使用集成电路控制其速度慢的外部设备，如键盘和鼠标，但那种芯片也是过去的一代产品，名叫MSI，即”中规模集成电路”。米德率先走进了研究的下一步------LSI，或叫”大规模集成电路”一-而且他还在为更远的将来打算。他和伊凡·萨瑟兰合作，开始探寻在小型化的重大飞跃中会出现的困难和可能性，而这个飞跃将把他们引向VLSI，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这是他在帕克宣扬的理念。
传统的计算机设计原理，他提醒他的听众，实际上就是数学计算。他们在布尔逻辑门系列标准中进行选择，然后让他们连续地进行二进制计算就行了。只要逻辑元件（多为晶体管）相对于它们之间的连线速度更慢而价格更贵，这种做法就行得通。这是数字计算史上的真理，但这种计算机速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逻辑元件是数据的瓶颈，当你检査系统时会发现计算机仍然按部就班地有限制地运行着------也就是说，一次只能处理一件事。
新技术将会使这一切得到改观。当硅片变得越来越小，密度却越来越大时，它上面的晶体管就要比它们之间的连线速度更快，价格更便宜。这样，连接线路就成瓶颈了。很快，限制计算机效率的最主要因素就将不再是逻辑门的序列问题，而是它们在硅片上的几何排列，以及电子在相互连接的极小途径上传输的过程中不断增加的损耗。计算机将不会一次只做一件事，而会同时处理多项事务。因此它就要在结构上摒弃以往简单的线性逻辑功能设计方法。他们还要考虑如何在逻辑功能之间最短的途径上进行传输。
传统数字技术要求设计者的思维方式与工厂的计划人员一样------这边进原料，那边直接出产品。但是，硅片”迫使你像城市规划者那样思考”，康韦后来说，“你不得不考虑街道的走向问题”。就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城市突然发现受到了交通堵塞的困扰一样，她认为，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中，“你一不小心就会走入死胡同”。幸运的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也会为你提供一条出路，现在的逻辑门电路和其他装置非常便宜，“多设计一些这样的电路根本就花不了多少钱，而一旦不够你就会吃尽苦头”。
对于那些墨守陈规的工程师们来说，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中充满了许多令人费解的理论。许多人怀疑，能否制造出米德预言中那样小的运行装置，甚至连那些对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很感兴趣的人都会暗地里怀疑，它能否取代以往的计算机组织结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人普遍认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是多余的。
兰普森说：“我们没有必要去设计芯片。“尽管英特尔公司的设计者以及其他芯片公司早就开始致力于此了。
不管怎样，帕克并不情愿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在这项模糊学科上投人更多的精力。“他们不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当回事。“一位研究人员这样认为。
但是，对于萨瑟兰实验室里的两位科学家林恩·康韦和道格拉斯·费尔贝恩来说，米德的演讲使他们受到很大启发。康韦是位杰出的高级计算机设计师，她是1972年离开IBM加人帕克的。在IBM的约克镇小庄实验室，她协助设计了一台超级计算机，在梅默雷克斯公司（Memorex），她设计的是小型计算机。但在帕克，她却没有参与阿尔托或MAXC的开发工作。相反，倒是巴特勒·兰普森的出现以及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内部思想斗争引起了她的警惕。
“我总是与巴特勒相处得不好，“她回忆说，“他对所有曾经存在的理论有着深刻而又完整的记忆，但这却使他对具有创造性的事物抱有偏见。”
像凯、特斯勒和舒普一样，康韦发现在系统科学实验室的狂热分子中气氛还是很亲切友好的。“泰勒办事有条有理，而勃特则能处理很杂乱的事。“她说，“系统科学实验室有我发挥的空间，我会为一个并不很成熟的设想而兴奋，并把它告知勃特，他也会很激动，而且或许还会告诉我什么人对我能有帮助。但是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在事情没有把握之前我是不敢提出来的，否则就会立刻遭到否决。”
她来到帕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处理一个半成型的想法------设计并制作一个传真与光学扫描相结合的系统，名叫”西埃拉”（Sierra）。其作用是高速传输图文混合文本，通过分离法将图文分开传输，用数字压缩形式传输文本，用常规的传真（速度较慢）传输剩下的图形。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使整个页面的传输速度能比以前图文同时传真更快。
幸亏经过IBM的键炼和Memorex公司的实践经验，这才使得她在18个月内就完成了这个任务。大家都对此感到很惊奇，但让他们失望的是，这个系统有两个庞大的、具有特殊用途的硬件设备，它们消耗了巨大的能量，并且散发出来的热量能够把整幢大楼都烤热。
“西埃拉”庞大笨重的身体使它无法被人接受，而与它相比并没有减少电路设计的英特尔公司新的4004芯片，则小到用拇指和食指就可以拿起来，上面还汇集了上万个微型晶体管。这给了康韦第一个启发，让她认识到电路如何被重新设计在一块小板上。这也让她看到了一种新的电脑构造方式。
米德的二号忠实信徒道格·费尔贝恩（道格是道格拉斯的昵称）是从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来到帕克的，在那里他曾经与凯和特斯勒共事。“在斯坦福大学读完硕士之后，我就去了欧洲，“他回忆说，“6个月后，我回来了。当时我并不急于找工作，但也在想，我的下一个工作是什么？接着我听说了施乐公司，于是我就想：‘如果阿伦·凯在那里，我敢打赌，我不用非得打领带才能去面试。‘结果我真的没打。”
面试是与比尔·英格利希进行的。像往常一样，英格利希如饥似渴地寻找着能帮助他和比尔·杜瓦尔完成POLOS的工程师。于是费尔贝恩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POLOS硬件终端系统，这个系统就是把显示器、键盘和鼠标连接起来。“我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连线上，一个普通的连线会使鼠标在离开手后仍然能移动。然后我发现了另一种线，它能让鼠标保持不动，但线却常常松开。最后终于在花了无数时间后找到了合适的绝缘线。“费尔贝恩说。
勃特·萨瑟兰比泰勒更愿意接受独立的项目，但是如果该项目搞不出来，他则会更加无情。1975年取消”西埃拉”和POLOS项目就是个例子。前者是因为不实用，而后者则是被阿尔托明智地取代了。几个月后，当米德再次出现的时候，他的两大王牌设计师仍然在寻找下一个项目。不知到底是他们闲极无聊，还是由于他们有制作难度较大系统方面的经验的原因，总之他们都被米德关于如何应对机器复杂性的论述所吸引。
“林恩·康韦和我，“费尔贝恩说，“都认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实在了不起。’ “他们完全沉浸在这种新技术里。费尔贝恩每星期都经常来往于帕洛阿尔托和洛杉研他父母家，这样他就可以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聆听米德讲的课了。
米德好像被帕克单纯的发明创造的气氛迷住了。多年来生活在校园中并参与了创业工作的他，认为帕克是结合了这两者特色，但却没有它们的缺点的一个独特的”混血儿”。“在帕克比在学术界有更多的事情需要集体完成，“他说，“他们看重的是完成发明创造，而不是发表学术论文。”
他发现像在英特尔这样管理严格的公司中，并没有人为推出一种产品而激动。但他在帕克却被研究工作的热情所包围，人们都干劲十足，早出晚归。米德认为自己起床已经够早了，但在他的记忆里还没有一次是第一个到达公司的情况。“我在早上6点钟来到公司，“他说，“却总发现阿伦·凯早已在那儿了。”
第二年，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帕克进行了教学交流。米德拿出他关于微电子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理论，康韦和费尔贝恩则以开发出的设计方法和工具作为与他的交换，这种工具能让工程师们在和阿尔托同样规格的工作平台上创造出空前复杂的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正向着米德预言的方向发展。原来仅被看作是在6英尺高的金属架上缠了一团杂乱的二极管和电线的系统，现在正简化成在硅晶片的银色表面上用金银丝精工制作而成的”版画”------而且这样的系统运作良好。他们正在接近模块化的目标，这样以来，原来还需要一平方码示意图的电路，现在就可以简化到一块压缩芯片上，让电脑设计者直接插进一个机器中，就像一块能让孩子们建成一座摩天大楼模型的简单的积木。
“这促使我们向着设计和制造更大、更好、更完美的机器的方向发展，“康韦说，“每个人的雄心都与日俱增。”
他们是个很嘈杂的小组，常在走廊上就大声甚至生气地争论不休，这让人们联想起那种穷追不舍的经销商们。康韦和米德的组员们个性都很强，他们时而相互合作，时而又为如何组织管理并解释一种高速发展的技术而公开争吵。“卡弗和我都被所有这些弄得疯狂不堪，“康韦回忆说，“我们常互相争执，发生冲突，对项目分歧太多，以至于它好像都不那么完全合理可行了。”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也让他们的一些同事不能接受。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仍坚持认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是一项未经检验的技术，所以一直要等到有证据证明VLSI芯片可以进行生产并投人商业市场，才能接受它。米德对这种怀疑态度已经习惯了，完全不在乎。“当时的普遍真理就是，如果你对这种事情看得很淡，它们便自然消失了。“他回忆说。早在1971年，他就曾在一篇文章中预言，微型芯片很快就会被装人所有的电话、洗衣机和汽车中。而当今技术发展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观点是对的。
但是康韦和费尔贝恩却对帕克里其他人对他们俩工作的看法越来越敏感。她感觉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并不是对他俩没有怀疑。“看上去他们并不认为我们是有原则的科学家，我们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
她的感觉是对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对他们十分怀疑。“我不喜欢林恩·康韦小组所做的事，而且我认为那将是没有结果的。“兰普森抱怨地说着。看到帕克宝贵的资源消耗在一个仍在推测之中的项目上，他十分不满。而正当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希望开始几个新项目时，施乐却又一次缩减了预算，这对计算机科学实验室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帕克，对资源的争夺是一场没有结果的竞赛，我们认为有各种好机会，有很多事可以做。“他回忆说，“我们想参与研制数据库和电子制表软件，这些是我们过去不屑于做的。我们想在用户界面、程序环境等各个方面上做许多工作。我们尽力做了，但显然，如果有更多的资源我们还能做更多的事。”
康韦开始觉得应该做些什么来应对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批评。萨瑟兰对她的工作十分推崇，但从个性上讲他并不是那种对抗性的人。如果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特别是兰普森，他控制着管理这方面的事务------仍会挑剌儿，因为他们是在前途未卜的VLSI研究上投资，那康韦还能在帕克里捱多久就很难说了。尤其是，科技的力量往往在一开始难以引起人的注意。和商业集成电路相比，VLSI的图表看起来既简单又业余，表面上缺乏专业水准，那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设计技巧是以前的集成电路设计者们从没有用过的，既新奇又陌生。
一天，当她同米德和费尔贝恩讨论起这些时，康韦认识到问题并不只是科学方面的，还有文化方面的。VLSI还没有发展到能写出课本或大学教程------她确信，只有当某种可靠的科学发展成了人们身边的事物时，大家才会认真地看待它。
“我们应该写本书，“她告诉米德说，“一本能介绍VLSI最简单也最精妙的规律，还有它的设计方法的书，这样才能使它看上去像是一种成熟的、经过检验的技术，就像已经存在了10或15年的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很正常地从课本上找到它。”
米德感到很怀疑。他们没有出版商，而且两个人通常都在两个相距500英里远的地方工作，很难凑到一起。
这你就错了，她回答说。如果不能促成她提出的这个项目，那帕克里他们身边的所有技术还有什么用？他们有运行Bravo系统的”阿尔托”计算机，有联接远程合作者的网络，还有高速激光”多佛”打印机能打出具有专业水平的手稿。
“有了所有这些，“她说，“我们就能做到，并能让书很快出炉，而且它会和标准的教科书没什么区别。”
他们在那个夏天合作完成介绍新科技的启蒙教材，这只是康韦将VLSI理念精炼和传播的一个方法。同年她还接受在麻省理工学院任客座讲师（该校在使用这本仍在完善之中的课本的第一个新章节），然后又把她的讲课大纲印发给更多不断对此感兴趣的大学讲师。到1979年中期，她又向十几个学校提供了另一个鼓励方式：如果他们能通过ARPA网把学生的设计传给帕克，帕克将安排生产芯片，包装好之后返还给学生用于实验。
那年夏天，她的鼓励办法引起了吉姆·克拉克的注意，当时他还是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学的副教授。
克拉克之前在集成电路设计上并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和技术。“他从没有在硅片方面工作过的经验，“康韦回忆说。但是他在计算机图形显示方面的专业知识与帕克大有渊源：他从犹他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当时他的论文导师是伊凡·萨瑟兰，他的研究基金来自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
不论在犹他还是在后来的斯坦福，克拉克一直在研究如何使图形显示技术突破现有硬件的限制。他在斯坦福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起1979年的一个会议时说：“我和吉姆谈话的第一天，他就指着墙上一幅飞机的图片说：‘我要让它动起来。’ ”
在鲍勃·梅特卡夫之后，帕克再没见过像他这样利用所有商业机会为其工作服务的人，他讨厌学术。“我喜欢商业的度量尺度，“他在1994年对一个采访者说，“那就是金钱。很简单，要么赚钱，要么不赚。而大学里的度量衡是政治。”
当时克拉克就明白了，VLSI所提供的计算功能其实就是提高计算机图形显示潜力的方法。那个夏天他就改投帕克旗下，进人康韦隔壁的办公室，一头扎入了对VLSI的研究中。四个月内，他研制成功了”几何发动机”芯片，这是那个夏天完全投人的成果。
也许克拉克的计划比别人强的地方就是，他的芯片满足了康韦的使VLSI可信的要求。他的设计使人们看到空前复杂的电路可以被设计得如此方便快捷，并能大量投人生产，使它在一个标准行业环境中完美地运作。这个技术最终成熟地发展起来，成为今天的摩托罗拉公司和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这些产品在世界上大多数桌面电脑上，以及很多特殊用途的电路中被广泛使用着。卡弗·米德的预言确实实现了。VLSI确荬把电话、洗衣机和汽车------以及成千上万种枯燥的工具------变成了微型电脑（克拉克的期望也实现了：硅晶图像公司（Silicon Graphics Inc.）使他成为了千万富翁）。
卡弗·米德在同林恩·康韦完成了VLSI课本后，又为帕克服务了一次。他到斯坦福提醒施乐公司，压制帕克的创造性是很危险的。
这次任务的起源是他同佩克和勃特·萨瑟兰的一次交谈。“我告诉他们施乐已经处在不利境地了，“他回忆说，“因为如果 --- 个大公司无法利用发展得如此之快的技术，人们会有受挫感，于是会去自己开公司。佩克就说：‘你应该和公司总部的人谈谈这些。’ ”
米德对新科技公司，如对英特尔公司的熟悉使他的话引起了麦科洛和卡恩斯的重视。“我和这些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上午，“他说，“我告诉他们：‘你们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了。如果人们因为看不到事情的进展而离开，那就会像一枚炸弹在帕克里爆炸一样。惟一的问题是，你们要参与进来，促成事情取得进展呢，还是任其自然发展下去。’ ”
“你的建议是什么？“卡恩斯问道。
“建立风险资金，“米德建议说，“调查并找出有价值的技术，培养它。如果成功了就进行公平交易，否则它就会跑掉，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他的建议将成为20年后美国商业的标准操作程序，那时将称为”培养企业内部强人（intrapreneuring）“------即一种在公司长期形成的官僚作风管制之外培养鼓励革新的方法。然而在1979年，施乐管理层认为这个概念太费事，并没有认真地对待。那天午餐之后，卡恩斯向米德坦言，施乐的传统观念太强大了，即使是对他，对总裁和公司未来的主席而言都是一样。
“让我告诉你关于一个大公司的故事。“卡恩斯说。施乐聘用了一组工程师，让他们把刚下生产线的每台新机器都拆解开来。他们的目的是找到机器在每日运作的压力和紧张状况下很可能会突然出现的问题，研究出解决的方法，并提醒设计工程师们注意他们的错误。可是每一个新模型都会出现同样的设计错误。最后维修工程师们自己动手设计了他们自己的机器，这就是3100号模型，被推荐为可靠性和分辨率都很高的桌上型复印机，它成了施乐公司同抢占市场的日本样品竞争时最能拿得出手的样品。然而，这些没有预先计划却研究成功的工程师们非但没有得到公司的称赞和奖赏，反而大受诬蔑，说他们想插手设计过程。
“你知道吗？“卡恩斯告诉米德，“我费了很多工夫，努力让公司的其他人不伤害到这些人。”
米德摇了摇头。被内部冲突搞得如此分裂的一个公司，永远不可能接受帕克的特别礼物。他回到加利福尼亚，带回来的消息喜忧参半，那可能就是他自己曾使用过的、具有神奇影响的强大技术的未来命运。他很肯定，这些技术迟早会研究成功并为世界所用。但是他同样肯定的是，当这些技术都实现的时候，施乐公司将会忧郁地站在一旁后悔，因为这些没有他们的份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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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庞大主义”的危机 {#7fb1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7fb1”}
一天，阿伦·凯一个人坐在系统科学实验室的会议室中，他有种强烈的冲动想把Smalltalk毁掉，然后再从头开始。
有时看到他的小组屈从于软件大型化的观念，他觉得很不安。随着Smalltalk的每一次升级------现在它已经是第四个版本Smalltalk-76------他觉得它的语言已经更精确，更高级，而且也更加远离他最原始的版本，那时的系统简单得连孩童都能学。
但Smalltalk-76只是对凯梦想的简单明了的程序语言的最近一次打击。令人悲哀的是，第一次打击是孩子们给他的。他们已经拒绝学习了。
凯和阿黛尔·戈德伯格从教授儿童学习如何编程的过程中获得胜利的激动感觉已经退潮，之后他们就意识到，他们所完成的还远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目标。有十几个孩子在编程方面显示出真正的天賦和创造性，他们在未来也成为了行业的精英分子。多数儿童仍在最基础的概念中奋斗着，就好像他们是在希腊做编程工作似的。
凯意识到他在开始的时候期望过大了。不论软件界面多么清晰易懂，命令多么自然，编程对孩子们而言仍然是困难的------更不用说他在帕克努力教过的许多非专业的成年人------这只能用一到两种办法解决：通过直觉（这是极少数幸运者被赋予的天分），或被告知答案。那天，凯坐在系统科学实验室的会议室里，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当时他正对着那块白色书写板沉思，他曾经在这块书写板上写出曾困扰他的一个简单问题的编码。他忽然被震动了，因为他意识到显然只有那些沉浸在电脑技术和文化之中的人，就像他自己，才会有满脑子的想法。“我数了数这个小程序中不明显的想法，共有17个，“他回忆道，“其中一些就像建筑设计中的拱形结构一样：如果你事先不知道的话，就很难发现。”
他沮丧地发现，起初他以为是重大突破的一群未成年人，实际上只不过是工作中的”黑客”。同样令他痛苦的是，他发现，即使让最有天分的孩子保持学习进度，也需要老师和学生付出极大的努力------即使是在帕洛阿尔托这个别处无法复制的理想的大环境中。
也许他追求的那种可以自然学会的程序系统根本就是狂想。正如阿黛尔提醒他的那样：“如果只有一些孩子成功了，就很难说是成功了。”
凯不得不想想，他的这条路是不是走岔了。他曾经十分自信地认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教他编程，能让他们的思维过程永久定型。他真正的雄心是在人类接受启迪的过程中为他们打开一扇特别的窗口。然而他的实验却把他引向一个相反的结论。编程并没有教会人们如何思考------他意识到他认识很多思想狭隘的编程人员，现在他得深人地思考这个问题。而事实恰好相反：每个人固定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他或她编程的方式。
那在人类创造性的其他方面是否就不是这样呢？“许多艺术家、科学家和哲学家在他们学科之外的领域都表现得很迟钝（有人还猜测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也一样），“他后来说，“我们需要对那些美丽而危险的新事物警惕，这种事物常自称能把有趣的追求同有趣的思想结合起来。这种事物非比寻常。”
他突然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冲动，想把所有的旧工具都扔掉，从零开始。自从他第一次向”学术研究小组”吐露想法之后的四年里，很少像现在这样，做好准备从简单人手开始另一场奋斗。1976年1月，带着对新理想的憧憬，他带领全组到帕加洛度假三天，为新目标制定计划。重新充满了热情的他甚至为此选了一个主题------“烧掉我们的磁盘”，这暗指他们在”阿尔托”上保存着Smalltalk主控码的黄色大存储磁盘。
然后他发现，他们已经不愿意再盲目地追随他了。
这个发现让他十分惊愕。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努力把他们引人一个不同于阿尔托/Smalltalk的、全新的硬件和软件系统上。“没有一种生物体能够在他自己生产的垃圾中生存。“一天晚上他大声说道。要在以往，他们可能已经开始去追寻理想，对生与死的多种目的展开研究了。这次，他们认为这威胁到自己在不断发展的工作中进行的投资，于是拒绝了他。
“当阿伦说要烧掉我们的磁盘时，我们以为丹·英格尔斯早就这么做了，“戴安娜·玛利回忆道，“而丹没有那么做。那些磁盘中还有很多要重新改写的地方，所以很难将它抛弃。我们不愿意粉碎它。阿伦最后也不得不意识到这不可能。”
Smalltalk已经不再是他的系统了。他曾经是创始人，而他一旦将之交给像英格尔斯和阿黛尔·戈德伯格这样的”完成者”，那它就成了他们的个人财产。英格尔斯决心要把Smalltalk变成一个全能的编程语言，这是凯最想要的。如果换成别人，他可能还能够控制。但他斗不过丹·英格尔斯，因为此人是世界上极少几个能在专业技术水平上紧逼阿伦·凯的人。他只能放弃，眼看着这个系统不能变成他所希望的那样。
“帕加洛会议之后出现了Smalltalk-76，它比Smalltalk-72快200倍。“凯后来说，他无法不对英格尔斯修改过的编码表示赞叹，尽管这远离了他的目标。
1976年的这次度假永远地改变了凯那一组和谐的工作关系。确切地说，那不是一场灾难，他后来也这样承认。没有发生大声的口角或公开的指责。他们回到帕克时仍是朋友和同事。他回想说：“但在头四年里，那种绝对的凝聚力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可能还有人骑车到城里买啤酒，路上大家各自发表见解，可返回帕克的路上那种兴奋和回去后把从未有过的新想法付诸实践的情况就没有了。对凯而言，小组失去了平衡。“培养儿童”的想法已经过去了，更多的是每个人自己的专业和他们对现存系统的改变欲望，但对凯而言，那些都是旧东西。
凯对从马歇尔、麦克劳恩那里吸取的教训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人们一旦制造出他们的工具，他们就会回过头来”塑造我们”。如果工具用对了还好，但他并不确定Smalltalk还属不属于那种用对了的工具。呆在帕加洛的几周里，他说动了阿黛尔·戈德伯格和拉里·特斯勒，这两个人还愿意跟着他改变方向，开始重新寻求真正的简单系统。
结果，就产生了记事本（Notetaker）。
当凯1976年第一次设计出草图时，记事本十分小巧，完全可以放在使用者的膝盖上。虽然在基本概念上它就是从”阿尔托”直接转化来的，但它还是舍弃了阿尔托的硬连线和微码构造，而是使用一种微处理器，这是由英特尔和其他公司研究出来的硅集成电路新家族。在他的首张草图中还结合了一些尚未出现在市场上的革新科技------但是，他坚持说，几年之内他们都还无法应用。
很快有件事变得清晰了：在制造记事本的过程中，凯的小组愿意自己完成。找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寻求硬件协助的日子已经远去了。兰普森在实验室中掌握着技术问题的最高发言权，他对凯的新计划抱以冷淡和蔑视的态度。
“有时阿伦真不了解现实。“他后来说。记事本触犯了兰普森以研究为先的宗旨，他认为需要对前面的弯路提前做好准备，但不要太提前。记事本设计得太超前了，兰普森认为不会给帕克带来什么有用的东西。由于新的芯片的限制，这种机器被设计更小、更慢得比他们制造过的任何机器都”笨”。
“我告诉他们在目前科技的限制下，你无法造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兰普森回忆说，“你们能造出一个可以运作的小玩意，还可能可以编程。但你们不能让他做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情，因为科技太有限了。最后结果也证明我说的绝对正确。”
对凯、戈德伯格和特斯勒而言，这东西简直太精妙了。说什么”没有价值”？如果他们造出一台可以携带的计算机，虽然只有阿尔托功能的50%，或30%，或10%，那难道就”没有价值”了吗？无论如何，他的观点和迪克·舒普提前打算未来的观念相同。系统科学实验室让舒普过来躲避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对他的轻视。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会自己着手搞记事本。
然而，兰普森对这个设计不仅是怀疑，而且他根本就不愿考虑这个计划。大概在凯第一次提出一种小巧便携式机器的想法时，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就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想法。当凯对大型化表示蔑视时，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却对之十分信奉，这表现在他们对所谓的”多拉多”（Dorado）电脑的梦想中。
和记事本一样，“多拉多”也称阿尔托是它的前身。但两者的相似仅止于此。“多拉多”要成为帕克历史上制造的最有魄力的电脑。记事本有意要做得小巧便宜，而”多拉多”则做得快速、功能强大、大型而且噪音很大。记事本小得可以放进一个公文包里，而”多拉多”则大得像工业冰柜，用5个风扇散热的它还是吵得像”波音747起飞”。
多拉多作为张狂的大型化的产品，其特点可以从它的主要设计者撒克对他早期雄心的描述中看出来：“最初的想法是让它简单地沿着阿尔托的风格走下去。我把它形容成一种40个毫微秒（一毫微秒相当于十亿分之一秒译者注）的’诺瓦’系统（Nova）（也就是有个更快时钟的’诺瓦’）。“（这个40毫微秒的时钟周期就相当于一个有25兆赫速度的处理器，即每秒2500万个处理器循环。而相比之下，现在的桌面计算机速度在133到450兆赫之间------作者注）
他的计划很简单，就是造一台能让他测试新一代芯片的机器，这种芯片应该速度更快，比他在MAXC和阿尔托中使用的更可靠。但到1976年，计划终于走上正轨的时候，那些谦虚的小巧目标已经被他同事夸张的雄心压倒了。当撒克在一台运行SIL系统的阿尔托上展开”多拉多”制造的初步计划时，在阿尔托上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用的，除了SIL，即他的自动电路设计程序。当第一批”多拉多”电路板离开生产线时，成熟的帕克科技已经生产出Mesa，一种能挤开研究中心所有阿尔托的大型编程系统。
“多拉多自然比我计划的还要复杂，“撒克在多年后后悔地说，“我确实认为这是第二级系统在工作中的并存特征。你很成功地说：‘我要造出个更好一点的。‘多拉多可能会更好，但它更复杂了。它花了五年时间才投入工作，其中还有好几个错误。”
最早出现这种情况时，他还在小狼山街对面34号旧楼上的系统发展部中。那时多拉多已被指定为SDD正计划制造的一款数字复印机的心脏。这个计划中的缺陷很快就显露出来，就是撒克急于安装到他的新设计中的新型芯片，用起来实在让人头疼。他们使用了一种叫”发射机耦合逻辑电路”（ECL）的技术，确实更快了，而且比用在阿尔托中的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路（TTL）少了些故障。但是它还是功能过多，散发的热量也太大了，这就需要再装入一个附加电源带动电扇。在撒克完成他的第一次多拉多处理器设计之前，他就知道他无法将它造得便宜得能让系统发展部把它当商业产品外销了。
实验室重组了。撒克开始为”新星”造处理器，将使用旧的（但是熟悉的）TTL芯片。这个计划发展成了走霉运的”海豚”（Dolphin）。同时，“多拉多”项目回到了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他们不会受到困扰系统发展部的交货期限和商业价格的压力。兰普森后来回忆说，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每个人一开始都知道，“多拉多” “作为一个产品将完全不实用”。但如果商业市场还没有准备好花钱买它，他们是有准备的。“多拉多”将会成为最大的，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间机器。
上面派来为这个肯定打破了纪录的工程计划做监管的人是赛韦罗·奥恩斯坦。他是个严肃而又热情的人，在专业方面曾同威斯·克拉克一起研制”林克”（LINC）计算机，为勃特、贝兰尼克和纽曼的ARPA网建成第一个接口信息处理机（IMP），在其中都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奥恩斯坦的黑胡子和突出的眉骨使他具有先知者的严厉风范，但他骨子里其实包含着一种艺术家的气质。他是职业音乐家的儿子------作为哈佛大学的肄业生，他曾有过一个短暂的想法，在决定搞地质之前取得一个音乐学位。无论如何，他易激动的性格却很适合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那种不饶人的环境，在那里人们对他的大吼”废话！“和查克·撒克常用的”胡说！“都司空见惯了。虽然他是被埃尔金德重招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但他固执严格的性格却很快吸引了鲍勃·泰勒，不久，鲍勃就邀请他进入他内部的圈子，成员都是些资历丰富的老同事。
奥恩斯坦有长期从事理想化硬件项目的经验，因而他是领导”多拉多”计划最自然的人选，即使他对工作的实际评价使他的同事们对这项工程的规模感到不安。“我说这将耗费10个人两年的时间，“他回忆说，“这是其他人所说的两倍。”
一天，兰普森把他叫到一边说：“你看，赛韦罗，我知道你是正确的，但如果你告诉人们要花多长时间，他们就不会做了。你必须对他们撒谎。“奥恩斯坦火爆的回答简直可以猜得出来：“废话！“结果，他对资金的估计很正确。
制造”多拉多”将产生一个比MAXC或阿尔托更新的逻辑问题，MAXC体积更大，但并不会大批量生产，而阿尔托是大批量生产的小型机。因为”科约特山大道”没有地方设生产线，奥恩斯坦在一英里之外的汉诺威大街上租了另一个大厦，这个地方就成了有名的”车库”。
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工程师们对制造”多拉多”表现出来的病态的固执，反而刺激了研究记事本小组成员走向相反的方向。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决心通过造一个比阿尔托更大的机器来阻止”精巧笔记本”思想（即让孩子们学编程用的系统），“完成’精巧笔记本’将是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一天戈德堡这样说，“我们就做一项介于阿尔托和”精巧笔记本”之间的事吧。”
有时，她想把记事本做成让孩子们可以在学校用的电子记事本。这个主意简直聪明极了：这不仅给他们一个实验范例，也确定了机器的大小。“这一设想告诉我们，它必须很轻，能让孩子们随身携带，在课堂上记笔记，带回家再带进校园。“特斯勒认为。
“阿黛尔曾想过电子伙伴（eMate），“他是指一种校园用小型膝上苹果计算机，是几年后生产出来的，和凯最初对”动力笔记本”的描述很相似（eMate在当时的教育市场上造成轰动，但在大市场上却失败了。苹果公司在1998年财政紧缩时期停止了这型计算机的生产------作者注）。“她知道它要比eMate重一点，虽然她希望和过去不同，过去的有45磅重（折合约20公斤），超过了孩子所能承担的重量。”
1976到1978年间，“多拉多”和记事本这两个项目同时，但却反方向地前进着。“多拉多”的体形太大了，有时它的体重已经超过了”车库”对重量的控制能力。
一个技术员回忆说：“它很容易引燃一个电路板，因为电流量太大了。好几次我看简直就要着起火来了。风扇很强劲，你根本看不到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你能闻到味，你也知道有些东西不太对劲，但你说不出是哪儿。所以你必须关掉机器，拉出线板进行检查。”
一天，和同事一起工作时，他看到一绺烟从一块底板上冒了出来，于是靠上前去找火源。突然十几个电容器像燃烧弹一样发射出来，技术员倒在了地上。当机器停止运转时，他们才过去小心地查看那块有问题的底板。他们发觉，电容器安反了。他们像碰上个小定时炸弹一样，最后强大的电流还是把他们和底板炸开了。
同时，凯的小组却没有研究怎样把一条易燃的电路从机器中抽出来，而是在研究如何让电流恰到好处地通过，并且能使用最小、最轻的部件。
道格·费尔贝恩曾以硬件主设计师的身份参与过这个项目，他注意到，长期为帕克提供记忆芯片的英特尔公司刚推出一种”芯片上的处理器”8086号（这是英特尔公司X86/奔腾微处理器的前身，这是今天多数个人计算机的”心”）。在特斯勒的帮助下，他研究出一种设计------三个8086就能成为整个机器的大脑。他们订购了英特尔公司生产线上的第一块芯片，而且很快就发现这个产品中的问题，这让制造商十分惊慌。
“他们说：‘我们上周才把8086交给你们！你们怎么就已经发现问题了？’ “特斯勒回忆说。但英特尔并没有认真看待帕克这种自己动手的思想。几年前实验室就买了一台珍贵的价值百万美元的机器，名叫”Stitchweld”，它经过萨克尔的SIL程序的数字图解后，一夜间就能打印出电路板图。“后来发现，其他使用8086的用户都没有Stitchweld。其他人都要经过复杂的底板设计，所以过了几个月他们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但在施乐，我们几天之内就向他们反馈意见了。”
把所有东西都塞进一个便于携带的包里，这还是他们最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并没有想不使用帕克中特别的技术。记事本将有一个定制的7英寸（对角量）大小、并可以触摸感应的显示屏（以代替鼠标），立体扬声器和内置话筒，128000字节的主存储器，一个可充电电池和一个以太网接口。
实际上，最后这一项成了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当然，没有它完全不成问题一但帕克不会再生产不联网的计算机了，就像它不会再用电动打字机一样。但是要在记事本狭小的内部空间再装进一个标准的以太网面板------那需要80多块芯片------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一天，特斯勒穿过街道去系统发展部的34号楼，向以太网的发明者鲍勃·梅特卡夫说明了这种矛盾。
“为什么它需要那么多芯片？“他问道。
梅特卡夫耐心地向他讲解了以太网面板上的每一个芯片的作用，告诉他为什么缺一不可。特斯勒反驳说，许多电路在不影响以太网运作的情况下都可以省略。帕克的每个人都很关注系统的髙性能，他告诉梅特卡夫说，而外界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电脑设计方式。帕克也得调整一下。
特斯勒在此事上的观点就像一名异教徒。他指的是爱好者市场，这个正闹翻了天的市场。1977年4月召开的第一届西海岸计算机交易年会，吸引了海湾周围数以万计的年轻电脑迷们。
这些都是正而八经的专业人士，没用订购的工具就制造出了叫”牵牛星”和PET的计算机，而且每周末还聚在一起彼此交换捷径和软件，他们的聚会就像”自产计算机俱乐部”。
他们对计算机配件着迷，就像上一代为无线电装置所吸引一样。很多年里，对那些在帕克中学习过计算机的人而言，他们的思维方式都是奇怪的。但是作为帕克中对他们熟悉的为数极少的人之一，特斯勒已经看到，帕克需要从他们身上学很多东西。他们已经发现了几种在硬件外把功能添加进软件的方法，还发现了节省资金和空间的办法。把他们像玩玩具的孩子那样开除在外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计算机能用。
“我并不认为以太网面板上的芯片缺一不可，“他对梅特卡夫说，“这些玩PC的小子们能让他们的计算机如此便宜就是绕过了这些把戏。我们也该这样做。”
“那是他们，“梅特卡夫回答道，“我们的面板必须运行良好。”
“也许是这样，但我们的计算机光零件就值一两万美元，而他们的才卖100多美元。我们正努力造一台便宜的便携式计算机，而我们的每个面板上只容得下25个芯片。”
“那你们就用不了以太网，“梅特卡夫回答说，“你们只能等待以太网集成电路的出现，而那最少也是5年以后的事了。” “我们不能等。“特斯勒回答说。
然后他又穿过街道，开始着手证明梅特卡夫是错误的。特斯勒和费尔贝恩将以太网设计进行了压缩，就像从湿海绵中挤出水一样，他们省去了很多梅特卡夫认为可能需要的软件程序。最后结果是一个仅能带动每秒3兆位的帕克以太网的面板------但它在记事本中正好。“梅特卡夫很喜欢它，“特斯勒回忆说，“但他已经为系统发展部研究10兆位以太网，所以这和他所从事的毫无关系。”
“车库”在1978年生产出来的第一台”多拉多”受到了称赞。“多拉多是帕克造出来的惟一的真正的计算机。“参与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前期所有硬件项目的埃德·费埃拉这样评价。阿尔托在它的时代速度就很慢，而多拉多对任何现代标准而言都算髙速度的。“阿尔托机上所有的软件在多拉多上都运行得很快，我都有些跟不上了，“吉姆·莫里斯回忆说，“突然间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我成了其中的障碍。”
作为一台时间机器，多拉多相对而言并不昂贵。摩尔法则开始让人们看到它真正的效力了：这个机器单卖仅5000美金，而与之一同运来的强大的计算资源，数码设备公司的VAX-11/780三个工作台，每个在1980年都卖5000美金。
这个机器的强大能力让人对创造者们产生了怀疑，不敢相信他们造的这个东西是给个人用的。“多拉多要消耗2500瓦电力，有着和冰箱一样的体积，每分钟还需要2000立方英尺（合约609立方米·一译者注）的冷气，这让人很难想象它是台个人用机。“撤克后来说道。但毕竟，那才是时间机器的本质所在。虽然看到多拉多的威力，他仍相信5或10年间同样规模的配置也可以用在个人桌面电脑上，他是对的。
同时，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编程人员也投人了曾被阿尔托的速度和内存限制的工作当中。多伊奇、泰特尔曼和其他几个人已经列出一张”需要表”，上面列出了他们希望一个理想的编程系统应该具有的特点。让他们高兴的是，多拉多的功能已经把这些全部包括在一个系统中，他们称之为”雪松”（Cedar）。
“雪松”综合了Mesa和Smalltalk中最好的特点。它具有Mesa的工业实力和清晰的特点，能使一个人编写的程序被其他人理解和详细说明，而不必放弃Smalltalk的图形多样化和其他优秀特点，比如”无用单元收集”------这是一种日用功能，它能通过自动清除程序不再需要的数据，更有效地利用存储空间。
多拉多在功能上有很大的提高，但它也存在几个大的缺陷。一个是，在办公室中它无法同人共存。它对电力的强大需求使它本身发出的热量就像个烧烤炉，于是风扇就会发出难以想象的噪音。为了使这个机器能在办公室中尽量安静，设计者试图把它放人一个很大的、绰号叫”运输兵员装甲车”的箱子里。但塞在里面的隔音材料只是使系统更热，于是风扇工作强度更大，噪音和热量也跟着变得更大，然后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它们在办公室里是个有效的加热器，在其中工作的人只需要、也是不得不穿着内衣工作。“帕克的一个技术员查尔斯·索辛斯基回忆说。最后他们偶然发现了解决方法：把所有的多拉多从办公室里搬出去，将每20台机器放在单独一间空调很棒的房间，再用电线将它们与每个办公室的终端机、键盘和鼠标相连。
但这些技术问题也无法解决这个迅速而强健的机器的猛烈需求。
“人们会说，‘我能在一个小时内完成的工作，在阿尔托上要花一整天。’ “索辛斯基回忆说。当几台阿尔托原型机，绰号叫”比尔博”和”甘达尔夫”，第一次出现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商店中时，帕克还没有更多的计算机供应出来。即使在全面生产开始后，“车库”也才能在一年中产出不超过10台或15台多拉多，1982年总共才有30台。一些年轻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在幸运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之外工作的人，只能重温过去分时享用的日子了。“能长时间地拥有多拉多十分困难，“戴安娜·梅里回忆说，“当我们编写Smalltalk-80时，我不得不在晚上很晚来，因为只有那样才能有一台机器工作。”
几乎在多拉多时代的同时，第一台记事本原型完成了。凯立刻宣称这是一个胜利。它用它那种短小精悍的特点弥补了在功能方面比多拉多不足的地方。
记事本采用了Smalltalk-76的压缩版，并称采取了独特的外形设计，而这一点被6年后第一代所谓的”手提”计算机不知羞耻地剽窃了。合上电脑时，它就像个丰满的塑料公文包。打开计算机的方式很特别，轻轻弹开弹簧，就像打开一个裂了的鸡蛋。屏幕和磁盘驱动器安装在较大的一个板块上，当盒子平放在桌上时就可以直接面对使用者。键盘是另一个较小板块上的一部分，两个板块通过软电缆相连。
合上后，记事本就成为一个整体，可以携带，虽然得费点劲。提的时候用一个内置把手，它会紧拉着塑料包。为避免包破裂使价值10000美元的零件掉在地上，特斯勒和费尔贝恩还制作了一个滚轮小车，刚好可以在客机座位下来回推动。一天，费尔贝恩把原型机带到罗切斯特做演示，在飞行途中电池出了毛病，于是他成了在飞机上操作个人计算机的第一个人------第一个在35000英尺的高空上通过电子方式工作的人。
多拉多和记事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由帕克的第一批科学家生产出来的最后一件主要的产品。在1978至1982年间，多拉多几乎完全替代了阿尔托，成为帕克内部的通用电脑，并且外面的顾客也多次对它表示出兴趣。但是施乐公司也从来没有批准过像”车库”这样低产量的生产线。到1983年，一系列戏剧化的事件让设计组脱离了”多拉多”，从而使它成为一个技术孤儿。
“学术研究小组”生产出10个记事本，并努力让施乐对其产品感兴趣，这些努力像往常一样都是徒劳的。特斯勒在一年里最好的季节中都在国内飞来飞去，向各部门领导展示他的样机。
但无论帕克以前对斯坦福或罗切斯特有过什么样的影响力，现在都已经明显减弱了施乐决策者们做过各种各样的许诺特斯勒说，“说什么’我们将会买2000台，跟弗吉尼亚的这个领导谈谈，然后再和康涅狄格州的领导谈’，一年之后，我已经准备放弃了。”
在最后一台记事本生产出来后不久，阿伦·凯宣布他要休个长假，这是早就说好的。而对凯而言，这个项目给他带来的愉快感觉已经过去，都让位给了熟悉的失望感。记事本太像过去他用来演示”精巧笔记本”时用的旧纸板模型了。但他不安静的本性使得他去寻找记事本哪里做得还不够标准，而不是看它离标准有多接近。他对创造出一个新机器表现出来的外在的兴奋掩盖了他真正的失落，因为机器在重量和大小方面的折中方案还是”把它最初设计的使用对象排除在外了”------也就是指孩子们。
南加利福尼亚在招手致意。他有了个新的女友，邦妮·麦克伯德，她住在洛杉矶，在她研究一个写计算机奇才的电影剧本时遇见了他。经过好莱坞决策者们无数次拙劣的修改，这个电影剧本终于在1982年被搬上银幕，名叫《粒子》（Tron），那时凯和麦克伯德已经结婚两年了。“我们常说，我们的婚姻比电影中的还要精彩。“他说。他宣布要暂时搬到洛杉矶，去上风琴课。他再也没有回帕克。
在他离开后，阿黛尔·戈德伯格接管了小组。选择她很合逻辑，后来在她的带领下小组完成了Smalltalk的下一个版本------Smalltalk-80，这就是很好的证明。几年之后，她又和另一组的成员戴夫·罗伯森一起，编写了权威的Snalltalk教科书。
但”学术研究小组”没有了凯之后就变样了，凯是它思想的源泉。“他的离开就像把我们的心给挖出来似的，“玛利回忆说，
“他离开后不久，我们又在帕加洛聚了一次。我记得那次很伤感，那是第一次阿伦没参加的帕加洛聚会。我们十分想念他。他的离开真的成了许多方面、许多好项目的终结点。”
剩下的人又坚持了几年，完成了旧项目。一些人去寻求新的挑战了。拉里·特斯勒已经厌倦了让施乐对记事本感兴趣的徒劳请求，正在等待一个信息，告诉他什么时候离开、去哪里，他就会立刻离开。
1979年的一天，这个信息出现了，当时一个正在创造中的硅谷传奇路过了帕克的前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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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史蒂夫·乔布斯参观帕克 {#189f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189f”}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史蒂夫·P·乔布斯。
苹果计算机公司的这个合伙人在参观帕克的时候，偷学到一个后来得以造就苹果公司著名的”麦金塔”计算机（Macintosh）的点子。“麦金塔”是苹果公司在个人计算机方面创造的一个传奇，其中充满了戏剧化。这个点子创造了两个公司的神话，就是施乐公司和苹果公司。如果有人想找到它具有的重要性的证据，那么他只需知道这样的事实就可以了：至今为止，所有回忆这段历史情节的人，都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描述它，人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两个完全一样的记忆版本。
对为帕克记录历史的人来讲，这是个特别的难题。帕克历史上的任何事件中，还没有一个出现过如此多互相矛盾的证词。有关乔布斯的来访和之后发生的事情已经被描述得天花乱坠，
连帕克原来的一些科学家都搞不清楚，这些事件究竟是他们自己在场经历的，还是后来才听说的。有些问题还在帕克的工程师和苹果公司的参观人员当中产生了分歧：当时究竟是谁引导了哪个部分的参观？总共在哪几个地方进行了哪几项参观？乔布斯和他带的人看到”阿尔托”或”多拉多”计算机了吗？史蒂夫·乔布斯看到帕克的技术时是感觉绝望，还是对一个这么大的公司生产出来的东西产生了怀疑，因而身不由己地去第一线参观？造成这些各不相同的说辞的部分原因是那次七拼八凑的参观过程。代表多数人意见的拉里·特斯勒说：“没有人了解全过程，因为当时没有人全程都在现场。”
其实有个人一直在场，那就是阿黛尔·戈德伯格。尽管如此，她还是赞成拉里·特斯勒的看法，认为几乎没人能搞清楚那次参观最终的真相。想到乔布斯的参观，她就会联想到盲人摸象的故事，每个人摸到同一只动物身体上的不同部分，得出的结论自然就各不相同。她说：“有这么多的人都关注着这只’大象’，这对我而言太不可思议了。这使我十分震惊，有时我不得不鼓励自己：‘我是对的！因为我是当时惟一一直在场的人！’ ”
这些矛盾的说法不是因为帕克，而是因为苹果公司的神话造成的。有人说乔布斯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帕克见到了无价之宝，其实只是想说明乔布斯独到的敏锐眼光和施乐的迟钝而已。有人这样写道：“你听说过空中抢劫，还有火车大盗，而最漂亮的一招其实要算苹果公司在光天化日下对施乐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洗劫了。“此人这样写的目的可能并不在于确切的事实，而是想给苹果公司再添加一些英雄色彩罢了。
然而，我们还是能推翻以前所有的陈述，再重新创造一个从未被讲过的故事。首先来解决几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一共进行了两个不同的参观，并不是一个。其中第二个参观涉及了所有最机密的部分。那是在1979年12月。他们看到的计算机毫无疑问是”阿尔托”，主要引导参观的人是戈德伯格、特斯勒、丹·英格尔斯和戴安娜·梅里。史蒂夫·乔布斯起初对帕克可能会让他参观什么重要部位感到怀疑，但敏锐的他后来也承认，在帕克他看到了三个令他折服的新发明。但第一项实在是太让人眼花缭乱了，甚至已经掩盖了第二项和第三项发明的重要性。
但最重要的一点正如一些人描述的那样，史蒂夫·乔布斯的这次参观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也不是苹果公司撞了好运气。苹果公司的工程师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了这一刻的来临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到达帕克时他们已经完全准备好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并对回答进行剖析。这次著名的”乔布斯参观”的种子，其实早在8个月之前就精心地播下了。
那是1979年4月2日，在西好莱坞”日落大道号办公大楼里进行的一次会议上，当时的主办者是施乐发展公司，这是一个不很依靠其斯坦福总部、相当独立的、特别的小公司。
史蒂夫·乔布斯，这个精明的企业家，当时正在同大公司施乐谈生意。他知道施乐有意为苹果公司投资，而苹果公司不久就要面向大众出售股票。乔布斯很愿意施乐加人，而他的交换条件是施乐的技术一-究竟是什么技术，连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和施乐的市场。
这是施乐发展公司（XDC）的头儿们习惯了的推销方法。XDC原是为了对小的科技公司进行战略性投资而组建的，但它却成了一个颇有才华可也让人厌烦的总裁亚伯拉罕·扎里姆个人的游戏场。如同马克思·帕列夫斯基的加盟一样，施乐公司通过并购其公司的方法得到了亚伯拉罕·扎里姆。他的电子光学系统公司（EOS）研究的是前沿的光学科技，包括激光。当施乐于1962年买下EOS时，乔·威尔逊曾预言10年内公司的大部分利润将来自于这样的新科技。这一预言并未实现，而这项并购却使扎里姆成为施乐最大的一个股东，一直到7年后帕列夫斯基将股份移走，这一状况才告终结。扎里姆耗费财力想把EOS卖给政府，却无果而终，这使施乐认识到应该让扎里姆尽快地忙于某一事业上，而方法就是创建一个企业让他负责。然后，XDC就诞生了。
扎里姆虽然犯过错，但在把实验室中的技术推向市场这个艰难的过程上他却很有经验，他以前正是这样把EOS变成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目标的。1979年，当他发现同样的情景发生在帕克时，他便决心一探究竟。他想把技术交给一个年轻、急需技术、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公司个不会总在犹豫一项新发明是否能与其传统的生产线相适应，而是立刻着手干的公司（当然要付给施乐使用费），比如说苹果公司。
这个想法并不是完全不合理的。苹果公司正在日益强壮。这个公司是乔布斯和他的高中同学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在著名的硅谷创建的，它已经成功地对生产线进行改进，使它从生产沃兹尼亚克的小型个人计算机发展到生产功能更多的产品------“苹果Ⅱ”。这种机型对电脑爱好者而言十分独特，它已经组装好，有一个键盘（但还需要一个单独的监视器）。就在乔布斯出现在扎里姆公司之前不久，苹果公司已开始将”苹果Ⅱ”与”电子表格软件包”（VisiCalc），一个以财务电子制表功能闻名的独特的软件程序，一起捆绑销售。仅这个受人喜爱的应用程序就足以把”苹果Ⅱ”变成商人们必备的工具。
1978年，苹果公司还不足40名雇员，但它已经是个体私营资本家这个小团体中一个很吃香的投资项目了。1979年夏天，公司筹资700万美元，这通常是一个公司面向大众出售股票之前直接销售债券的最后机会，16个买家中有的还是全国最知名的机构投资者。如果不是乔布斯的一个顾问在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最终赢得了胜利的话，施乐差不多就被拒之门外了。
这个顾问就是杰夫·拉斯金，他是为了协助苹果公司设计”苹果Ⅱ”而进人公司的一个有才华的计算机工程师兼艺术家。拉斯金得知苹果公司之所以对大公司不感兴趣，是因为沃兹尼亚克在惠普公司做工程师的那段经历，当时他提出的一个关于个人计算机计划的建议遭到了老板的拒绝。这件事”从那以后一直对他们有影响，“拉斯金回忆道，“乔布斯不断地对我，还有身边其他人说，像施乐这样的大公司做不出什么让人感兴趣的事。”
但拉斯金有几个朋友在帕克工作。一个受邀参观的机会让他在”科约特山大道”那里的施乐公司看到，一些令人瞠目的新科技已初具规模。就在资金筹集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争取到乔布斯的支持。当施乐要求加人时，乔布斯提出了他的条件：如果可以参观帕克，他将以每股10块半美元的价钱卖出公司的股票10万股。XDC同意交付105万美元，由此在高科技历史上最不可能的事 ------联盟------就此形成了。
如果史蒂夫·乔布斯一直对大公司心存不信任的话，其实多数帕克工程师对苹果电脑几乎就没什么印象。这些工程师都是从事过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型计算机计划项目的博士;而苹果公司里的工程师们只是一群”顽童”而已。当时的”个人计算机”是爱好者的工具，是有着如”牵牛星”或PET这样的怪名字的奇妙玩意，它的组合给人带来许多惊奇，能让人数个小时一直盯着那个表示输出的闪烁的红色光标。真是开玩笑，闪烁的光标已经随着50年代”旋风”计算机的出现而消失了，已经快变成古文物了。施乐那里普遍的观点是，苹果计算机的顾客都在浪费时间，他们既不敏锐，又不受教育，他们的机器也只是玩具而已。
这就是从未见过史蒂夫·乔布斯的那些人的反应，而那些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印象也并不太好。
这个时期的乔布斯把破旧衣服都当作宝贝。他永远都穿着蓝色牛仔，蓄着好像永远都不长的黑胡须，薄薄的嘴唇紧闭着，却露出一种像知道某个秘密一样的傻笑。从他20岁一事无成的时候起，他就暴露无遗地表现出一种骄傲狂妄和目中无人。
乔布斯对自己的看法和判断十分坚定，决不妥协。他的同事们称他这是”歪曲现实”。他就那样生活在自己的观点之中，好像活着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他的粗鲁有时让人无法忍受，但他却能让人以为他比实际年龄大，这就是他能使XDC经验丰富的投资者们专心听他讲如何组建苹果公司的办法。这些条件，再加上他年仅24岁就已经是一个公司的主席，足以使他身价髙达7000万美元。
一小撮帕克的工程师，比如拉里·特斯勒，虽然对苹果公司的顾客或乔布斯的个性有看法，但还是看到了这些小机器的前景。特斯勒并没有无视年轻”黑客”的存在，相反，他也走进了这个世界。一两年中他参加了几个类似”自产计算机俱乐部”聚会的文化活动，在那里使用”牵牛星”计算机的爱好者们聚在一起交换小软件或有关经验。他对苹果公司并不陌生，还认识那里的一个女职员。“1978年她曾约我参加他们公司的一个野餐会，那时只有30个雇员，“特斯勒回忆说，“那是在水杉城的’水世界’里，当时所有的人加上孩子才坐满四张野餐桌。”
特斯勒认为帕克的正统遮蔽了这种不同的文化样式，而且他也明白其中的原因。苹果公司和它的产品比如PET，不是正规大学的产物，而帕克公司的产品则是。苹果公司的产品是产生于一种处理器方面完全不同的科技，即所谓的”单片计算机”，是由英特尔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研发的（苹果公司一直是依照摩托罗拉的芯片进行设计的，而后来出现的IBM公司的兼容机则是以英特尔公司的芯片为基础做的）。特斯勒认为帕克可以，应该说不得不向小字辈学习。如果帕克不改变态度的话，他觉得，公司日后会后悔的。
特斯勒的观点在施乐流传开来，1979年的一天，哈罗德·霍尔把特斯勒叫到他的办公室参加一个秘密会议。进去之后，特斯勒发现参加的人不多，其中有比尔·冈宁和罗伊·拉尔，后者是亚伯拉罕·扎里姆派出去密切注意乔布斯的公司职员。他们解释说，这次开会是想就如何进人个人计算机市场征求意见，而他们听说特斯勒可能会有好的建议。
“你看，“拉尔透露道，“我们对苹果投了资。”
“我说：‘太好了，’ “特斯勒回忆道，“拉尔和冈宁解释说，施乐不会简单地造计算机去竞争，因为成本结构太高，‘做个纸夹就要花3000美元。‘他们的难处我同意。”
然后，他们告诉特斯勒，他们的计划是让苹果公司为施乐造电脑。
特斯勒想知道是如何安排的，拉尔回答说：“我们也不知道，但对方的条件是要看看施乐帕克的情况。他们并不是很需要钱，因为很多人想投资，但他们让我们投资了。”
特斯勒这种想让苹果公司参观的想法使他在帕克成为少数分子，对系统科学实验室而言尤其如此，因为那里的Smalltalk语言软件的大多数情况还处于对外高度保密状态。
实验室里分裂出了对立阵营，对于施乐可能最终主动把自己的技术公诸于世这个问题，其成员大多都在想该如何看待它。特斯勒认为没有理由不让苹果公司看到他们所有的技术，阿黛尔·戈德伯格还抱着能够自己将Smalltalk以施乐的旗号推向市场的愿望------或者至少施乐能够让他们对辛苦多年的工作成果保留一些控制权。她坚定地认为，把帕克的智力财产泄露给一个能够理解，甚至于能够对其进行商业开发的工程师团队，将是个致命的错误。“我希望能达成协议，“特斯勒说，“而阿黛尔则想杀掉他们。“（作者注：戈德伯格在个人通信中还是坚持认为，特斯勒把她描述成特别反对施乐和苹果公司达成协议，那是不对的，因为她一直到乔布斯来参观的前夕才了解到两个公司之间的安排。）
并不是说特斯勒想让Smalltalk广为人知，而戈德伯格就希望恪守秘密。问题是应该让谁、在何种情形下看到这些技术，这个问题更加复杂。比方说戈德伯格，就乐于将Smalltalk展示给公司的合法客户，这些人已经准备好出资支持进一步的研究。
一年前，又有单位对Smalltalk表现出兴趣，特斯勒和戈德伯格对向其展示并没有不同意见。这个单位就是中央情报局（CIA）。施乐的特别信息系统部主要为联邦政府制定程序，在该部门的主办下，CIA派出一队工程师到了帕克。
戈德伯格看到CIA对她的工作表现出兴趣，她十分满意。她把这个机构看作是同施乐以往一样的那种参观过Smalltalk后通常就会出资的客户，而且他们的参观代表看上去”特别有趣和有创造力”。CIA对Smalltalk和”精巧笔记本”系统表现出明显的好奇，这只能让施乐觉得自己的技术以及其创造者们更加地可靠------她后来说，CIA来参观帕克的人需要能下命令并进行信息交流的东西，这和”精巧笔记本”的功能完全吻合。
但相反的是，观念开放的特斯勒把CIA的来访看作是一种宣传的机会。他们参观的那天，他穿着双排扣上衣、戴着墨镜、头戴一顶软帽前来上班。一整天他都逡巡在帕克的物资供应处和会议室，冷眼看着那些访客，这让他的同事们感到很好笑。
特斯勒认为苹果公司的不同之处是它不会把Smalltalk用在不好的用途上，戈德伯格则认为苹果公司会成为施乐的一个竞争者而不是一个客户。无论如何，争论开始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乔布斯参观什么、参观多少并不是由帕克来决定的。工程师们可以决定如何准备这次参观，但施乐总部一旦决定某种方式，那就得这样进行下去。
乔布斯后来称，12月初的一天当他带队抵达时，并没有对可能在帕克看到什么存有幻想。他说：“我想那是一个有趣的下午，但我对将要看到的东西一点概念都没有。”
他所看到的东西已经被”学术研究小组”缩减成简单的随便看看、讲讲的过程，乔布斯看到了”阿尔托”计算机、鼠标、Bravo系统和几个计算机结构语言（CSL）软件，以及有限的几个无关紧要的Smalltalk绘图应用软件。
“当时的参观很简单，也就是’这是文字处理器，那是绘图笔’一类的介绍。“戈德伯格几年后回忆道，“没有什么危害，没有问题。他们看到的，每个人也都看到了，他们与我们所说的话大家也都听见了。没什么不好的。”
乔布斯离开了，显然对这次”过滤”了的参观很满意。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很多信息并没有向他们开放。两天后他带着随行人员返回了，准备第二次参观。令人迷茫的是，霍尔把他们领进了一个会议室，希望更好地了解他们希望学到什么。戈德伯格还没有来上班，于是”学习研究小组”的特斯勒和戴安娜·梅里坐了进来。交谈进行得很困难。乔布斯坐立不安，而苹果公司讲求实际的总裁迈克·斯科特却在同霍尔展开一轮髙层会谈。
“这种不着边际的谈话进行了大约四到五分钟，而对乔布斯而言就像过了三生三世。“特斯勒回忆道。突然，活跃的乔布斯大发雷霆。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喊道：“别废话了！保守这些秘密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们不坦诚相见的话，永远也别想做成任何事。“他又面向斯科特命令道，“斯科特，告诉他们我们想要什么！”
斯科特看上去十分恼怒，好像他知道现在什么也阻止不了乔布斯发作。他做了一个深呼吸，但就在他要张嘴之前又被乔布斯打断了：“我们得告诉他们’莉萨’的事！”
苹果公司的人像被打击了似的，而乔布斯大叫道：“告诉我为什么不能说！这些人以为我们要制造施乐的计算机，可那得花上万美元。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想让他们帮我们做’莉萨’！”
帕克的人都听呆了。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莉萨”这个名字，甚至连拉尔看上去也很困惑。最后终于有人问道：“什么是’莉萨’？”
一阵难熬的沉默之后，苹果公司的一个工程师犹豫地说：“‘莉萨’是我们设计的一种带有点阵图屏幕和简单使用者界面的办公室计算机。我们想，你们的一些技术可能会让它更好用。”
特斯勒听呆了，并不是因为他女儿的名字也是莉萨。显然，苹果公司的这个计划进行得十分保密，连罗伊·拉尔都大吃了一惊。“这次会议完全超出了拉尔预料的范围。“他略带调侃地回忆着。特斯勒也知道，苹果公司是对的：他们还没有看到的Smalltalk界面，的确能使计算机更好用。他甚至对苹果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感到有点高兴。为何不让他们看看Smalltalk？如果施乐不打算让个人计算机上市，为什么要让”学术研究小组”所有的劳动成果白白浪费呢？
当这出戏还没演完的时候，阿黛尔·戈德伯格来上班了，因为她得知史蒂夫·乔布斯又回来了。她既不感觉好笑，也不认为有趣，而是十分生气。
“我来上班的时候看到史蒂夫·乔布斯和’莉萨’设计小组的全部成员都在会议室，大约有10个人。没有事先告知我们，他们两天后又回来了。然后哈罗德·霍尔和罗伊·拉尔出来在走廊里告诉我，我将领他们进行第二次参观。”
“阿黛尔，你看，这可并不是个好差事。“他说。他提醒她帕克可能要让乔布斯看到比上次多的内容。帕克将Smalltalk的参观分为两个级别------保密级（这是给公司要员和其他特别指定的大人物们准备的）和非保密级。“告诉特斯勒，只给他们简要介绍一般非保密级的，“他说，“就这些也会让他大开眼界，而且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没能看到的保密部分。”
戈德伯格的怒气得到了稍微的平息。她承认，如果参观是依照霍尔所说的进行，那危害就会很少------她指的是”如果”。但是谁能知道苹果公司那些精明的工程师们在下一次的参观中还会发现什么，他们还会坚持要求再开放多少？她内心深处对苹果公司第一次就得逞感到很失落，她同样也责怪霍尔和拉尔缺少技术上的敏锐感，怪他们没有意识到让苹果放开参观的危险------尤其是让他们的专业编程者参观。
“我们从来都没有向另外一个公司的工程师队伍仔细讲解过自己的程序，“她后来说，“而且当时没有人向我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而，正像她所担心的那样，向苹果公司开放非保密级的内容还远远不够。霍尔刚刚踏进办公室，他的电话就响了。电话是总部斯坦福直接打来的，打电话的人是怒气冲冲的比尔·苏德斯，施乐公司商业计划组组长。苏德斯生硬地通知霍尔，乔布斯想看什么，就得让他看什么，包括Smalltalk所有的信息。“你得向乔布斯先生介绍保密级的情况！“他咆哮着说。
霍尔十分地困惑。比尔·苏德斯在软件和编程方面比他懂的还少，比尔不可能了解帕克拥有自己的技术具有多大意义。霍尔只能猜测，乔布斯在某个地方参观时发现自己受骗了------可能是特斯勒或研究组中其他的人很不明智地泄露了情况，让乔布斯看出来他的参观级别不高------也或许是罗伊·拉尔透露了什么。也许拉尔直接向阿伯拉罕·扎雷姆抱怨了，而后者恰恰是在康涅狄格州向大人物发火并使帕克自动投降的那个人。不管过程如何，这件事确实发生了，而且来势迅猛。霍尔很奇怪，不知道苹果公司到底影响到了施乐公司的哪一层领导。
然而，如果不是老老实实听从公司里上级的指示，霍尔依然什么也不是，不论公司上下有多少趋炎附势的白痴。重要的是，他回忆道，苏德斯说”权威是不会错的，而且他用的是军事化命令的语言。那简直就像1943年接受训练时我听到的，‘你，去捡烟头！’ ”
于是，他很亲善地告诉接待参观人员，他们得给予乔布斯和他带来的工程师最高级全面的待遇。戈德伯格懵了，她最可怕的噩梦开始了：对苹果公司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的共识就要被破坏了。她怒气冲天、泪流满面地向霍尔吼道：“简直是疯了！这是我听到的最愚蠢的事！”
那只是个开始。霍尔和拉尔陪她到霍尔的办公室想劝她平静下来，可实在是太困难了。戈德伯格估计，他们花了大约有3个小时。
“最后我对哈罗德说：‘你正在犯一个真正的大错误。’ “她回想道而他说：‘有些东西公司甚至还没来得及考虑该怎么用，而你却正在把它丢掉。而且你必须命令我去这么做，因为我并不是自愿的。’ ”
玛利和特斯勒试图干扰乔布斯，让他看一些平常的东西，这时，阿黛尔·戈德伯格突然回来了。玛利回忆道：“我记得她当时还梳着小辫，脸红红的。她手里拿着一张有Smalltalk的黄色磁盘。”
参观展示开始了。大家都屏气凝神地在看对Smalltalk全面详尽的讲解演示。那其中有戈德伯格编写的教育应用软件，有特斯勒的软件研发工具，梅里也演示了她的”活字盘编辑器”，这是个可爱的程序，其中装入了动画功能，使用者可以把文本和图片放在一个文件中。几乎在每一个程序中都有一些以前在任何研究模型中都看不到的新功能，更不用说在商业系统中了。
“Smalltalk中的东西太多了，“特斯勒说，“你可以再看它30次，而每次都会有新的发现。”
有趣的是------或者对戈德伯格而言不祥的是------苹果公司的工程师们专注的程度。比尔·阿特金森，一个不久将在”麦金塔”机上打上他个人标签的出色的编程者，参观时眼睛死盯着屏幕，仿佛是被什么磁石吸住了似的。他站得离特斯勒很近，特斯勒在演示时都能感觉到他脖子后面阿特金森的呼吸。
阿特金森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他的问题都十分有针对性，刚看到屏幕是不可能想到的。“特斯勒回想着，“后来才知道，他们读过了我们所有的材料，参观只是提醒了他们想从我们这儿问什么。但我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问对了所有的问题，而且他们能理解所有的答案。我觉得很明显的一点是，他们比施乐更加深刻地了解我们。”
由于有了精神上的鼓励，“学术研究小组”开始对他们的课题有好感了。他们甚至在纵容对方常使用一些小伎俩。在一个参观点上，乔布斯看到一个文本以一种正常的方式在屏幕上一行一行地滚动，他评论道：“如果能平滑地滚动，像纸那样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地走，就更好了。”
让英格尔斯敲键盘就像让一支新奥尔良的爵士乐队演奏”莱姆豪斯蓝调”一样。他在一个窗口点击着鼠标，显示出几行Smalltalk的编码，再做一些小改动，然后返回文本。快极了！现在滚动继续了。
苹果公司的工程师们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在任何其他的系统中，编程者必须得重新编写编码，并对程序的大块部分、甚至是全部进行修改。这个过程可能要花上几个小时。而有了面向目标的模块性特征，在Smalltalk里做这样一个普通的改动就只需要改动不超过20行，这在一两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那基本上是瞬时修改。“英格尔斯回忆道。当然，作为Smalltalk的发明者之一，他能够自然而然地进行修改。他承认说：“我们对这个系统从头到尾都十分了解。”
“他们大吃了一惊，“特斯勒肯定地说，“乔布斯挥舞着他的手臂说着：‘这个公司为什么不把它推向市场？这是怎么回事？我真不明白！‘同时其他人却不理会他的吵闹，而是集中精力在他们参观的有限时间里努力学到更多的东西。”
在关于研发”莉萨”和”麦金塔”机的故事中这样写着，史蒂夫·乔布斯看到帕克眩目的技术后受到很大冲击，他直接返回苹果公司总部，撕掉了花费一年功夫制定的关于”莉萨”使用者界面的计划。乔布斯自己形容他返回办公室时像个”语无伦次的疯子”，坚持要把”莉萨”重新配置，还要复制”阿尔托”机上的活动显示功能。“那时像是受到什么启示似的，“他说，“10分钟内我想起了看到的图形使用者界面，我就知道有一天所有的计算机都会这样运作，这一点十分明显。”
这一点的确发生了，但并没有那么快。而Smalltalk的基本版面和功能------也可以说是其外观和感觉------则确实反映在了”莉萨”和”麦金塔”机上。
“莉萨”的设计师多数师从于近邻的惠普公司，他们已经设计出一种图形使用界面，但这个版本同”阿尔托”相比过于呆板。比方说，它没有Smalltalk那种活动的重叠窗口，一次只能显示一种应用程序，并且会占据整个屏幕。
“莉萨”起初也并不怎么用鼠标，这是苹果公司内部争论的一个热点。原来”莉萨”界面上主要的指示设备是一个”自定义功能键”，用的时候屏幕上会出现一个包括一系列可选命令的菜单。打个比方，如果正在使用一个文本编辑程序，它将会提供”插入”和”删除”两种选择，使用者通过用键盘按键移动屏幕上的箭头来选择功能，然后按”回车”键来实施命令。虽然有鼠标，但很少用，使用完全是随意的。
比尔·阿特金森，这个由于在参观中注意力高度集中而让特斯勒难以忘怀的人，曾经耗费数月想研制出一个活动性更强的界面。但是，他碰到好几个无法解决的程序问题，包括如何在屏幕上一个不规则区域上编写文本------比如在从另一个窗口下拉出来的窗口的一个角落。当然，这个问题丹·英格尔斯很早以前就利用BitBlt解决了（但没有公开）。阿特金森后来认为，当时他在”阿尔托”计算机上看到重叠的窗口意义非常，不仅是对一个问题的解决，更加增强了他的信心。随后他就通过自己的方法解决了同样的问题，但正如他后来所说：“那次旋风般的参观给他留下一种这样的感觉，知道某个问题能解决，本身就能促使他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次参观同时也使他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在”鼠标之争”中贏得胜利。阿特金森认为每一台”莉萨”机上的设备都需要标准化，而不能随意配置，只有这样苹果公司才能保证其软件开发人员所使用的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参观帕克之后，他再也没有和史蒂夫·乔布斯或其他任何人产生过争执。有人说阿特金森对帕克的参观具有重要意义，他对此一直很不满。“事后我认为我宁愿我们从没有去参观过，“他说，“那一个半小时抹杀了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做的那一切都只是原始的研究而已。”
另一方面，阿特金森在Smalltalk中发现了几个缺点，他决定加以解决。一个缺点是它运行得太慢了，这是”阿尔托”机的内存和它的语言”编译”结构造成的，这使得中央处理器的负担过重，超过了它的一般承载能力。“这个系统的功能被某些缺点削弱了，“他说，“对一个商业应用程序而言它不够快。字符总是一个一个地出现在屏幕上，就像一个慢得令人难以忍受的调制解调器。”
乔布斯已经完全沉迷于眼前的用户界面，以至于没有注意到参观中遇到的另外两个现象：编程------这是Smalltalk精华所在------以及联网技术。当乔布斯他们参观的时候，帕克有大约200台”阿尔托”计算机连接在以太网（Ethernet）上，而他们并没有留意。“莉萨”和最初的”麦金塔”机都没有配置网络端口（当有人问到如何通过插入软盘使”麦金塔”机联网时，乔布斯大吼道：“我有他妈的网络！“------这个故事广为人知）。
也许，帕克对”莉萨”和”麦金塔”最重要的影响是精神上的。“莉萨”的设计者们在设计宣言中这样说：” ‘莉萨’必须是使用起来有趣的，它不是一个因为工作需要或老板要求而使用的系统。必须考虑到使用者和机器之间的互动关系，使用’莉萨’应该是有益的，应该能使工作更加丰富多彩。”
相对于帕克对苹果公司的影响，苹果公司对帕克技术人员产生的影响也许更长久，也更明显。他们虽然诋毁过乔布斯和他的顾客，但他对他们的工作显示出来的热情就像霹雳一样击中了他们。这明白地告诉他们，他们为创造一个与众不同的施乐而关在自己的世界中所做出的努力会受到外面世界的欢迎。史蒂夫·乔布斯不仅打开了帕克思想观念上的闸门，还引发了一场”出埃及记”。
最先出走的是拉里·特斯勒等人。在乔布斯来之前的那个夏天，特斯勒在欧洲旅行。在法国的一个农村，他停下来让占卜师算卦。“她是个有趣的法国老妇人，说了一大堆的预言，而后来所有预言都实现了。也许那些都是自己实现的预言。她说我会在一年内离开我的工作，而我的确在11个月后离开了。当时我不相信她的话，我还说：‘但我有个很棒的工作…’但也许当时我已经做好出走的准备了。”
1980年初，乔布斯向施乐申请在”莉萨”机上使用Smalltalk的特许权，出人意料的是，施乐对自己的技术十分骄傲，拒绝了他的要求（公司撤出其在苹果公司的股权，因而错过了计算机公司市值大幅飚升的机会）。于是，乔布斯又转而向Smalltalk的研发人员之一特斯勒提出了要求。
想到那个神秘的预言，特斯勒在4月接受了新工作。他将领导”莉萨”用户界面研究小组，并协助”麦金塔”机做设计，最后他升职为苹果公司科技组长。他等待的时刻到来了，帕克的精英政治开始显得过时。
“我记得有一次对鲍勃·泰勒说：‘我去参加过这种计算机迷的聚会，和苹果公司的人谈到了个人计算机。那儿有许多高明人士，他们在个人计算机领域将会走在帕克前面，施乐就是用再好的人也跟不上他们。’ ”
“而泰勒边吸烟斗边说：‘不，这种事不会发生的，因为我们这儿有最高明的人才。我相信只要你有最好的人，你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
“我说：‘鲍勃，我在外面遇到的人在这方面都很棒，绝对没错，但要知道其中也有不为帕克工作的人。他们确实存在，而且外面这样的人足够把工作做得很好。’ ”
“他说：‘如果你发现有和这里一样聪明的人，就告诉我是谁，我们会雇佣他们！’ ”
“我只告诉他：‘那行不通。’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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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超级诺瓦 {#eff7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eff7”}
其实，在史蒂夫·乔布斯来参观之前帕克就面临着非改革不可的形势了。最初发生问题是在1978年5月，公司在旧金山举行年会之后不久。那是个星期五，当施乐公司的代表团已经返回东部时，乔治·佩克接到杰克·戈德曼打来的一个电话。
相对于两人的职业生涯而言，这个电话的意义和8年前的那次差不多一样重大，那时戈德曼给佩克一个机会，让他管理一个新的特别研究中心。但现在的杰克·戈德曼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作为佩克的良师益友，他已经不再对某个强大的工业具有发号施令的权利，而他似乎也变得脾气暴躁、让人害怕了。
“乔治，“他说，“周一你得到康涅狄格州来，我要和你谈谈，他们要把研究实验室从我这儿抢走。”
只要杰克·戈德曼还在彼德·麦克劳的保护伞下辛苦工作，他就努力同施乐的企业文化和官僚作风作斗争并试图贏得自己应得的东西，尤其是早期由于把所有施乐的研究工作都集中在他手上和帕克的组建而引起的关键性冲突。但是随着70年代慢慢过去，施乐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戈德曼和公司主席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他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弱。当年麦克劳把戈德曼从福特公司请过来重新振兴施乐的研究工作时，他也请来了一批财经专家将公司的不良收支结构进行现代化改革。慢慢地，他们越管越多。
而事实证明，他们领导得很糟，但却想一直管下去。公司总裁阿奇·麦卡德尔是个对数字很感兴趣的人，他对数字的热情和古代的数字占卜师不相上下。他和被他聘来的吉姆·奥尼尔都是来自福特公司，吉姆还曾经是他的上司，领导着信息技术组。很快他们就和另外三个来自福特公司的人聚到了一起，在施乐公司最高管理层中结成一派。1978年初戈德曼还是公司董事会的一员，但已经不再向彼德·麦克劳直接汇报了，并且还被公司从领导层上降了三级。
他并没有很好地对待这次”降级”，同时对麦卡德尔和奥尼尔所带来的不同的管理风格也很不满。当他看到有的新人想阻止施乐滑坡的努力毫无效果，反而被调离领导岗位时，他就变得更加暴躁起来。杰克·戈德曼的光环开始慢慢褪色，他的一个忠臣回忆说：“不仅如此，在一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他更是态度粗暴，这种情况在施乐的高级领导层出现过多次。”
从某种程度讲，这种评论对新的领导而言并不公平。他们只是进了一家错误的公司，站在了错误的位置上。施乐需要从根本上接受新科技，使它的生产线得以复苏。但是他们却想用时髦的新式管理理论和手指缝里挤出来的那点钱，把这些疲惫的复印机身上最后一滴血都榨干。如果危机仅仅始于施乐的自满及其糟糕的经济制度的话，那他们的结构重组和节约开支的策略也许还能有效。但事实是，苦难越来越深了。
也许最能说明技术人员和财政管理人员之间冲突的就是迈伦·特里伯斯短暂而又痛苦的职业生涯了。1972年戈德曼推荐迈伦来做研究工程部的高级副主任，但1974年末他就被奥尼尔赶走了。特里伯斯是个脾气暴躁又喜怒无常的人，原来是商业部的官员。据戈德曼证实，他也是”那个国家最杰出的工程师之一。他是个很难相处的人，人们同天才打交道时常会这样，但他绝对是个出色的工程师”。
特里伯斯到罗切斯特几周后就发现，施乐的领导们并不把公司看成是制造复印机的公司，他们更愿意它是造钱的公司。只要是产生利润的产品，具体是什么就无关紧要了。对他们而言，不论是生产汽车、钢材还是鞋子，管理起来都没什么两样。“他们把施乐当成了钱罐，他们的组织管理也是围绕着这个概念进行，“特里伯斯说施乐高层的人们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科技。”
结果，施乐的技术和设计都变得粗糙马虎了。顾客对公司的抱怨和投诉汹涌而来，但仍没有一个可行的系统使产品得到改进。针对这种危险的情况，特里伯斯强制执行了一个严格规定。他要求施乐复印机中的每一个部件，包括最小的弹簧，都要像飞机引擎的部件一样准确，这样修理人员和工程师只需要翻翻书就能找到故障位置。“我意识到，“他说，“我们必须取得人们的信任。”
在高级领导中，几乎就他一个人对帕克十分着迷。他定期去那里参观，回来后就催着奥尼尔向市场推出激光打印机，以取代又慢又吵的IBM打印机，这个可怕的机器不久就为高科技计算机打印让路了。在特里伯斯的秘书得到了一台”阿尔托”计算机后，他带着毫不掩饰的兴趣对她工作习惯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当他们把它带走检查其磨损情况时她会又哭又叫，真的在哭，“他说，“我自己想到：‘这是发生大事儿了。’ ”
不幸的是，特里伯斯长期在政府和学术界的工作并没有让他学会如何在一个公司的行政机构圈中生存。他根本就不会娇惯下属或者强颜欢笑忍受一个白痴，对保护自己人的必要性也毫不知觉。即使仰慕他的才智的下属也会讨厌他粗暴和教条的态度。而他的管理层同僚们十分讨厌他那种毫不客气的髙兴，因为他用自己高人一等的技术见地得意地揶揄别人。他们嗅到了他对公司机制不敏感的气息，就像狮子围着一只瘸腿的羚羊。
他最终还是结束了这种夹在两个上下级，奥尼尔和一个叫罗伯特·斯帕洛西诺的工程部经理之间的痛苦状况。斯帕洛西诺曾经在国内竞争硝烟最重的地方 ------通用汽车公司，磨炼过他的”公司混战技术”。在那里，如果在对付”克莱斯勒”公司时，“庞蒂五克”车型与”别克”车型（二者均是通用生产的）更胜一筹，那设计前者的人员便会获得嘉奖。开始奥尼尔让他做特里伯斯的下属，但过了几个月就忽略了特里伯斯，让这个年轻人担负起更多的职责。
“他们密谋要除掉我，“特里伯斯回忆道，“我从未在公司里干过。我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领导岗位上我看到许多不能再愚蠢的事情在进行着。其他人有MBA（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而我没有，他们用自己的语言交谈，我明显就是个局外人。我和这个派系努力地斗争着，直到我的一些好朋友来对我说：‘梅伦，你看起来就像在地狱，早上7点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7点，整天围着一群想干掉你的人。你得从那儿出来，否则一年之内你就没命了。’ ”
特里伯斯1974年辞职后到麻省理工学院做教师，这使戈德曼少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同盟。他成了与福特经济派做斗争的少数，于是他用咒骂来作为缺少人手的补偿方式。领导圈里的吹毛求疵令他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当戈德曼批评让”一个不懂摩尔法则和软件的会计师领导工程部”的想法时，奥尼尔和斯帕洛西诺也在抱怨他那来自帕克的不成熟又滞销的模型。
但戈德曼也并不总是了解自己在做什么。即使他最亲近的盟友也意识到，他对产品开发经济学几乎不怎么知道，这可是”研发”（R&D）不可缺少的另一半内容。
“杰克不懂得如何把聪明人的聪明主意用在真正的产品上，使它能真正地进入市场。“乔治·怀特，他的研究管理组成员之一这样认为。而且有奥尼尔和斯帕洛西诺在继续控制所有的市场和工程部门，戈德曼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有效地将研究成果推向市场，哪怕仅仅是探探市场行情也不行。他们在福特常问的一个问题------“你的人没多少有车，是吧，杰克？“现在由于带上了个人恶意的色彩而变得更加恶毒。而戈德曼只能无奈地看着他心爱的事业------向劳伦斯-利弗摩尔实验室出售的激光打印机”阿尔托”-三的行销策略------成为政治冲突的牺牲品。
奥尼尔的主要后台，阿奇·麦卡德尔1977年辞去了施乐总裁的职位，到哈维斯特国际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去做总经理。戈德曼认为这样他也许可以比对手占优势，然而相反，冲突变得更加激烈了。私下秘密争斗已经够坏的了，当戈德曼和奥尼尔在领导会议或董事会上面对面时，他们更是针锋相对，咬牙切齿，使会议室充满火药味。麦克劳和被任命为麦卡德尔总裁继任者的戴维·卡恩斯”对这种不断公开的不和状况有点困窘”，乔治·佩克回忆说，“公司对这事很不耐烦”。
1978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股东年会上戈德曼又大大表现了一番，他邀请与会者去”科约特山大道”参观了”帕洛阿尔托”，他的大本营。但这成了他最后的辉煌。在他们回到斯坦福的第一天，他接到戴维·卡恩斯的命令。新总裁通知他，研究工作需要同工程和制造工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因此，他正在将该部门由公司级重组为工程部门级，也就是说，被安排在吉姆·奥尼尔和鲍勃·斯帕洛西诺的手下。公平地讲，卡恩斯也许并不完全明白他这个命令的历史意义：自从切斯特·卡尔森和约翰·德索尔时代以来，研究工作在施乐公司的组织结构中从未被降到这么低的级别。
戈德曼最初的反应是愤怒。他认为新总裁是个新手，不明了技术的重要性，也不明白高级研究人员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其实是在明白这一重要意义之前就胡乱地在公司进行重组。他直接闯进麦克劳的办公室发脾气，当场威胁要辞职。“我拍打他的桌子，“他回忆道，“说：‘你不能做这种蠢事！’ ”
麦克劳用尽所有方法，想努力让戈德曼平静下来，但是他还是无法废除卡恩斯的命令。重新恢复平静之后，戈德曼实际地审视了他所处的现状，意识到他的确被击败了。他面前的敌对力量已经不仅是戴维·卡恩斯了，这场斗争也并不再是个人的了。施乐上演了一场政治剧，技术和研究成了被利用品。
现在他有了个新的目标：让他心爱的研究实验室------他仅剩的财产------摆脱敌人的魔爪。“研究组织的独立性使你能吸引别人，“他后来解释说，“而且如果把它放在奥尼尔这样的人手中，它就一天也活不下去。“他明白，如果要阻止这种事的发生，他就得拿起手中的剑。星期五，他给乔治·佩克打电话，想让乔治把从他手中丢下的研究事业捡起来------做研究主管。
佩克深深地同情他的老板。“如果我是杰克，我也会震惊的。因为他们事先一点通知都没有，就把我的三个实验室拿走了。“他后来说（戈德曼管辖了包括帕克、韦布斯特和多伦多城外的三个实验室）。在戈德曼的催促下，他周末飞到了康涅狄格。“周一早我们一起用了早餐，他说：‘乔治，这是罗切斯特的工程师想控制帕克的数码科技而演出的一场戏。‘他暗示他已经输掉了这一轮。他还说，要想保留我们研究中的一流的技术，惟一的办法就是我同意来管理这三个实验室。”
佩克发现计划中有几点缺陷。首先，这个工作还没有交给他，而他也不知道能不能交给他。第二，他觉得他在奥尼尔和斯帕洛西诺手下工作也不会比戈德曼舒服。最后一点，他很在乎他的健康。1974年他曾经接受了一个为期一年的任命，到总部斯坦福任职。而那里，公司政治的压力使他本来就不稳定的血压飚升，他差点中风。这迫使他在任期结束之前就提前回家了。对于在何种情况下他会接受戈德曼的这个工作，他并不很清楚，但他清楚的是，如果要回到斯坦福的话，他就不干。
戈德曼想用施乐面临的威胁来打消佩克所有的疑虑。他向他引见了卡恩斯，佩克忠实地向他传达了戈德曼迫切的信息。“我告诉戴维：‘杰克和我都认为，如果你让奥尼尔和斯帕洛西诺管理实验室的话，搞研究的科学家们就会放弃这艘将下沉的船。我们为这个研究组织如此拼命地工作，而它却可能是个可怕的悲剧。’ “他提出要接手做研究主管------条件是他能在帕洛阿尔托进行工作。“我答应你，不论什么时候你想见我，我就会搭飞机过来。“佩克说。
卡恩斯说他会好好考虑，并且会让佩克知道结果。佩克离开了卡恩斯的办公室，当时他心里想的和1970年鲍勃·泰勒离开时想的一样，以为事情不会有结果了。相反，他的要求在斯坦福获得广泛的赞同，而且总部的人认为佩克是个人品极佳的科学家，是个十足的绅士。他保卫着自己的位置，但从不像杰克·戈德曼那样把它变成自己个人的堡垒。而且，佩克对能在帕克创造出高科技感到很满足。“他不像杰克那样为改变世界或施乐公司而固定一个目标，“乔治·怀特经过观察发现，“他并不向其他领域的’专家’挑战，比如市场部或财经部门。总之，他一点也不盛气凌人。”
两周后，卡恩斯打电话说，欢迎他回到公司领导层。
即使他呆在帕洛阿尔托，佩克的新职责仍使他无法再继续担任帕克的总经理。在替代他的后选人中，有个叫鲍勃·斯宾拉德的人比较出色。此人和蔼可亲，出生于纽约，是个电子工程师，在戈德曼手下工作之前在马克思·帕列夫斯基的科学数据系统公司就职。当时他是系统开发部的经理，该部正在制造”诺瓦”计算机。
斯宾拉德似乎具有佩克所欣赏的研究管理者所有的优点，他在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个政府核研究中心等处获得了科学和研究方面的证书。
他在领导数字计算机研究方面是个老手，曾在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DS）软件部任经理，还在系统发展部（SDD）管理过大规模的工程队伍。
最好的一点是，斯宾拉德在两边都很吃香。他曾经在公司特别工作组同帕克和SDS的人共事过（包括使施乐公司从计算机市场上脱身的”奥德赛”计划），而且经常和奥尼尔面对面地打交道。“戈德曼过去常常在自己不能去的时候派我去和他谈话，因为他们在交战。“他回忆道。
但是没有人能预料到，斯宾拉德最大的问题不是吉姆·奥尼尔，而是乔治·佩克。
在他就任经理大约一年后，也就是1978年7月1日，帕克针对研究资源出现的内战开始向更坏的情况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导火索竟然是公司批准了自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最有意义的扩编。这也产生了一个新技术项目，硅晶集成电路。新的实验室将利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技术，把林恩·康韦、道格·费尔贝恩以及卡弗·米德所做的工作再向前推动几步，在一个实验性的装配生产线上制造设备。这并不是个事业。它意味着几百万美元的资本支出，还要招募一批全新的专业人员。这对佩克而言尤其是个令他满意的胜利，因为这对他意味着帕克能在他的专业------固态物理学方面进行边缘科学研究。
然而，这个集成电路（IC）实验室在小狼山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而被看作是跟他们抢占工资和工作的竞争对手。计算机结构语言（CSL）也被用来反对VLSI，说它是对其他制造集成电路公司的不必要的重复工作。
“施乐没有对集成电路研究的策略性需要，“巴特勒·兰普森辩称，“你完全可以把它买下来：这就是反对它的症结所在。花那么多钱不仅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而且还会让你受到伤害，因为你在公司里努力做的事，公司外的人做得更好，结果你的部件都比别人的差。另外，我认为很明显的是，如果我们把这笔钱花在雇佣更多的计算机研究人员上，我们能获得更多好处。”
在如何最好地平衡帕克的资源这个问题上，集成电路实验室给斯宾拉德提出了一个新的难题。几乎从一开始他就从泰勒的脸上发现，他在向新老板表示他知道该怎么做。泰勒回忆说：“我想知道有没有别人向斯宾拉德提供资料，让他决定该如何分配帕克的资源。我就对他说：‘你认为帕克的资源分配实现了公司的最佳效益吗？‘他说：‘不。‘然后我说：‘确实如此。’ ”
斯宾拉德也认为计算机技术给了施乐很大打击，尤其在帕克。但他不同意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以损害系统科学实验室为代价接受预算的最大部分，因为他对萨瑟兰做系统科学实验室领头人时进行的几个项目很感兴趣。“其中一些计划正开始接触到用户界面和社会系统这些重点，“斯宾拉德回忆说，“办公室应用系统方面的研究以及e-mail的道德规范问题。有些没有研究出来，有些研究出来了，但我认为这很重要。泰勒的实验室仅仅研究自然科学、一些毫不含糊的结论、可以计量的实验和通讯的可靠性等，但它并没有进入真正重要的领域：你究竟该怎么应用这些研究？”
无论如何，他还是同意泰勒总的看法，就是物理实验室已经建得够多了。实际上自从帕克成立时，物理实验室在佩克心中就被认为它是鲍勃·泰勒的政治砝码，而斯宾拉德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在1980年3月迈出了一步，而这一步标志着他成为了泰勒的傀儡，也许这样说不太公平。这是佩克在为他的5年计划做准备，他计划在照顾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包括系统科学实验室）的前提下重新分配预算，还要减少普通科学实验室（GSL）的支出。
“我想，如果我在进行一场和为零的游戏------也就是说如果帕克的预算总体保持不变------我将会在某些领域逐步进行削减他说这不会很突然，但一部分人可能会受到伤害。我要改变现状。”
斯宾拉德的计划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侵害到帕克和施乐的传统观念。施乐的企业文化中，预算总是像一个负担一样，被组织的每个细胞平均分配的。如果提出削减10%；那么公司的每一个部门和分部都要削减10%，不论它对公司贡献不大还是很大。“我也许是第一个不提倡在削减问题上实行平等主义的人，“斯宾拉德回忆道，“我有偏见，我认为管理人员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分清哪些部门重要，哪些部门不重要。”
但在帕克内部，人们发现很难分辨斯宾拉德的偏见和鲍勃·泰勒的偏见。“斯宾拉德屈服于泰勒持续不断的压力。“哈罗德·霍尔如此判断。佩克也同意：“我理解泰勒在两个实验室之间运用政治手段取得了完全的优势，斯宾拉德也赞同他的做法。“重新分配计划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佩克视如珍宝、而泰勒却讨厌的实验室中的物理学家，这更加重了人们的那种印象。佩克10年来一直在泰勒的吹毛求疵中保护着普通科学实验室。他不会坐视它现在被人欺负。
佩克发现形势更加紧迫了，因为他对斯宾拉德的全盘表现越来越怀疑。几个月来他听到许多研究中心内部对泰勒野心的抱怨------如果斯宾拉德把泰勒管得紧些，这些怨言也许就不会传到他这儿。而且，他相信斯宾拉德是故意在招聘新的集成电路实验室组长这件事上拖拖拉拉，而且就根本没有开始着手。
3月21日佩克把霍尔叫到他的办公室，很痛苦地表明他对所谓的”真正愚蠢的决定”的担心。
“也许我可以把中心一分为二，“他告诉霍尔，“那也许能解决问题。”
具体地说，他要把帕克分成两个独立的研究中心，很明显是要孤立泰勒。一个是”科学中心”，其中包括系统科学实验室、GSL和新的IC实验室，由霍尔领导。斯宾拉德将保留对”科学中心”的管理权，但仅限于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和光学实验室（OSL）。
霍尔同意返回线式管理。在佩克提出的最初几个小时里，这个变化就成了正式的决定。“我想当这一切发生时我如果是个科学家，我会对这一切毫不理解，“佩克后来承认，“因为突然之间所有人都从内部消息得知，帕克现在变成两个帕克了。”
实际上，帕克的毎个人都认为，安排两个研究中心在同一栋楼里------有的还在同一层------长远来看是无法维持的。但是佩克找不到其他办法解决泰勒的野心和IC实验室无法继续这两个问题。而一向达观的斯宾拉德则顺从地接受了被拒绝的事实。但他却明显地受到了磨炼，一年之内，他又被重新调回公司领导层任职。
同时，霍尔承担起为集成电路实验室招聘组长的任务。几个月后他确信已经找到了这个人：一个堪萨斯大学的物理学家，名叫威廉·斯潘塞。
斯潘塞的学历证明并不十分纯正------在从堪萨斯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前他在物理教育方面取得了学士学位------但到了56岁他才因为在贝尔实验室、桑地亚和劳伦斯一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的管理而使他的专业工作扬名。虽然斯潘塞是霍尔挑选的第三候选人（另外两个拒绝了他），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觉得他的这个发现很好。他认为，领导IC实验室对斯潘塞而言只是个开始。如他像佩克报告的那样：“当他适合大角色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但我不禁要想，我聘请来的不仅是我的继任者，也是你的接班人。”
同时，外部世界的压力在帕克内部感觉越来越强烈。“帕克的惟一问题是个物理法则问题，“查尔斯·西蒙尼认为，“一颗最终会亮的星星必然要爆炸。”
西蒙尼在1980年开始感觉到这颗即将产生的超新星。那年秋天的一天，当他在斯坦福总部的走廊里来回徘徊时发现，他已经确定了这个模糊的预感。然而周围生活的丰富和思想的贫乏形成对比，这使他的设想难以成真。他觉得他更像一个漫无目的的游客，并不像来应征面试成为公司管理人员的一个职员。
西蒙尼此行是被杰里·埃尔金德诱骗而来的，后者感觉高级系统部（ASD）已经对其年轻的部属失去了吸引力。他很对。向外界展示”阿尔托”计算机给西蒙尼带来的刺激感已渐渐淡化。随着”BravoX”的即将完成，他很迷茫，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尤其是在没有迹象表明施乐将依照ASD的市场调查进行大规模商品销售计划的情况下。
当一个朋友向他展示了运行电子表格软件包（VisiCalc）的”苹果Ⅱ”计算机时，他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了。电子制表程序对他而言既新鲜又能力非凡。把数字或公式打进一个格子里，然后把这些格子连起来，那么一个格子中的答案可能就是另一个格子里的公式的一个部分。这样任何人都可以任意列出无限多组的数字。这对商人和工程师尤其具有使用价值，他们常常会在这里或那里改变个数字，做”如果…那么…”的分析，电子表格就会自动计算出无数种不同的变化情况。毫无疑问，几个月内，VisiCalc就使”苹果II”成了引起轰动的商用机。
形成对比的是，帕克的资金流动毫无限制，每人能感觉到需要考虑”如果…那么…”这样问题的预算，电子制表甚至都没在这些世界上最好的软件工程师的脑海中出现过。西蒙尼感觉更沮丧的是，VisiCalc简单、自然、快速，这是他和同事们在过去10年的工作中努力追求的所有目标。
“这极大地提醒我了，它真棒，“他回忆道，“他们在苹果Ⅱ上运行软件用的办法比在阿尔托上直接得多，也简便得多。”
和拉里·特斯勒一样，西蒙尼也发现低档计算技术很有威力。在他看到苹果II运行VisiCalc之前，他也是把爱好者的机器当作笑料，认为它十分平常。现在，他从其中看到了帕克错过的一个美好的未来。
西蒙尼请他以前SDD的领导鲍勃·梅特卡夫为他指明新世界的道路，梅特卡夫自己创业做了老板，公司名叫”3Com公司”，制造以太网设备，总部在圣克拉拉，在帕洛阿尔托南面几英里处。
梅特卡夫对他在帕克和SDD的老同事说他更喜欢做个先驱（“我是一个走出来但还没有死的人。“他自己认为）。他邀请西蒙尼吃午餐，在用开胃品时他递给西蒙尼一份名单，名单上有10个他认为有可能将计算机工业推向辉煌未来的年轻企业家，他们可能会好好利用西蒙尼的才干。名单上的第一个人被梅特卡夫描述为”狂人”，在西蒙尼眼中他有种不一般的吸引力。此人名叫比尔·盖茨，有了他西蒙尼不会再选其他人了。
这次午餐几周后，西蒙尼偶然看到一台”阿尔托”在波音公司西雅图总部安装，这可是一个提供ASD机器运输的重要客户。在城里的最后一个下午，他顺道拜访了盖茨的小公司。微软大约30名员工在贝利文旧国家银行大楼上占了8层的一半，公司刚好穿过西雅图的华盛顿湖。
带着有关工作的文件，西蒙尼轻松自信地走进了819套房。他原以为梅特卡夫已经打电话通过气了，幸亏他有此误解。实际上，他是个不速之客。当时比尔·盖茨正穿戴整齐地同一个日本制造公司代表团会谈，因此西蒙尼被带到了盖茨在哈佛的朋友史蒂夫·鲍尔默的办公室。和盖茨不同，鲍尔默一直在哈佛呆到毕业，然后他签约来到微软成为一个主管销售的狂人，一个很有活力的团队领导者。
“我表现得极为自信，“西蒙尼回忆道，“我的文件做得很好，鲍尔默对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话一点也不为过。几分钟后，鲍尔默从椅子上跳起来惊呼着：“比尔必须看看这个！“他把盖茨从会议中拽了出来，缠着他非让他把文件看一遍。直到西蒙尼该乘飞机回家的时候，盖茨将他送到了机场。
“我们一起走向门口，走进车中。“西蒙尼说，“就是当时当地决定了我们整个的未来。太奇妙了。比尔好像有22岁，但看起来就像17岁大。我当时32岁。从他身上释放出来的能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5分钟的谈话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未来20年的情况。”
但首先，他必须解决斯坦福的公司工作问题。西蒙尼同意会回到东部做考察，但对埃尔金德更多的是出于礼貌，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原因。他到贝利文的这次参观已经让他知道，在施乐以外的世界中存在着无限多的机会，都比斯坦福的那些”技术性烂工作”强。“我不是不高兴去，我想那将是一次很好的旅程。虽然我知道那里根本没有我的机会。”
要不是他犹豫不决的话，在他同公司决策者面试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在斯坦福，总部大楼上的侧楼就是专门为这六个高级领导设置的。他们像在政治局那样坐着，前面有两排秘书。在我和未来的老板谈话时，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对此他自己也没有发觉。他知道他想听听技术上的一些建议，他也很清楚他想知道这些，可他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意义。并不是我没有回答他，而是他根本没有问对问题。”
和微软一比就很清楚了。“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夕阳工业和一个朝阳工业。这就像走入墓地或者刚刚出生。我能闻到这种气息并感知到它。你能看到微软能将事情做得快100倍，我一点也没夸张。从那时起，6年后我们公司就在市值上赶上了施乐。”
在年底前，西蒙尼又去了两次贝利文，并把盖茨带到帕克参观了一次，让他看”阿尔托”计算机。自从盖茨表现出让微软进军应用领域的兴趣以来，西蒙尼就催他制定出开发每一个市场的策略：文字处理、电子表格、电子邮件、甚至语音识别------所有帕克开始研究的和它没有研究到的。幸亏他准备了”BravoX”的材料，并把它打印到了存取窗口。盖茨能读这个程序，同时还可以吸收其潜在的东西，并以多种字体和形式将可能罗列出来。西蒙尼后来说，这就是他成为”帕克病毒的载体核糖核酸”的方式。
平安夜，盖茨通过”联邦快递”给西蒙尼寄去了一封聘用书。2月前，他已经是微软公司高级产品开发部的经理了。之后不久，盖茨问他：“你看到’象棋机’了吗？”
西蒙尼摆摆手说：“比尔，我真的很失望。我想做些正经生意。这些用来对弈的计算机只是一时的时髦罢了，赚不到钱。我们应该做应用软件这些正而八经的东西。”
盖茨摇摇头说：“查尔斯，你不懂。“他把西蒙尼领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打开门让他看到两个工程师正在忙活一台计算机。这种机器几个月后就将永远改变办公计算机市场，并让施乐看到他们错过了什么。
“就是它，“盖茨说，“IBM公司正在制造一款个人计算机，绰号就叫’象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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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固步自封 {#97a5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97a5”}
系统开发部（即SDD，它已经不再是个小部门了）终于可以将任何产品推向市场，这也是”诺瓦”综合系统设计的一个胜利，对一些内部的雇员而言简直是个奇迹。
“诺瓦”项目复杂，经历波折，加上SDD内部的紧张人际关系、施乐一直以来的犹豫不定和许多其他的困难使很多工程师在项目尚未成功之前就退出了。撒克回到了帕克，西蒙尼离开后和杰里·埃尔金德一起卖”阿尔托”，鲍勃·梅特卡夫1979年退出，去寻求自己当企业家的机会。
即使是这个机器的代号，也表明SDD想吸引施乐管理层的注意。这个名字是鲍勃·斯宾拉德起的，他希望这个项目能在戴夫·卡伯特森眼中更加耀眼，因为SDD当时向此人报告情况。
“卡伯特森是个帆船爱好者，“戴维·利德尔回忆说，“于是斯宾拉德决定用帆船级别名称来为它命名。“在考虑了”闪电”和”太阳鱼”后，他们决定用”诺瓦”，据利德尔观察，这”是个相当不错的帆船，对办公应用而言也是个耐用的名字”。
SDD内外的工程师都不断地对这个部门的工作提出质疑。在帕克，许多计算机工程师都认为”诺瓦”是施乐想用来改变其日渐衰败的垄断状况的工具。80年代中期，巴特勒·兰普森对他在SDD的朋友预测说，他们永远也不会造出一件产品。“他们用的是从街边雇的一批人，编写的系统有100万行编码，“他说，“整个工作要花4年，而且依我的经验，凡具有这些特点的项目都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从不会有成果。我预测这个项目不行，他们一台也卖不掉的。”
他错了。1981年4月27日，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计算机贸易会展上，SDD正式将”诺瓦”作为施乐的8010信息系统介绍给公众。
这个产品具有独特的17英寸位映像显示屏和图形数据操作界面，当时就造成了轰动。它每小时的全面展示”使过道上人满为患，“查尔斯·厄比回忆说。厄比原来是英格巴特公司的工程师，也是SDD从帕克以外招来的第一批雇员之一。
让厄比特别高兴的是，他看到有位特别访客来过好几次，这就是拉里·特斯勒，当时在苹果公司”莉萨”设计组。“他们观看每一个展示，然后到一个角落讨论所见所得。“他回忆说。
“诺瓦”的成功向顽固的戴维·利德尔做出了证明，戴维曾试图让他们用长期的漠然甚至是敌对情绪来针对斯坦福总部。一年又一年，SDD从被踢出公司组织编制表，到归属信息技术组，再到归属施乐商业系统，一直到鲍勃·贝尔维尔说”我们不再注意我们处在什么位置了”。
1979年这个部门终于像只到岸的鲸鱼一样到达办公产品部的门口。这是个达拉斯的组织，原来是由让人讨厌的鲍勃·勃特主管。但在勃特随他的后台阿奇·麦卡德尔去了哈维斯特国际公司后，该部门就归一个很火的企业家管理。
唐·马萨罗是在施乐收购了舒加特联合公司后加入的，那是个磁盘驱动器公司，他是创办人之一。他粗鲁无礼而且傲慢，喜欢冒险，让人讨厌却很有说服力，给人感觉简直就像回到了谢尔比·卡特的光辉岁月。他选择了华纳公司卡通形象中的”走鹃”作为自己部门的象征，用这个对施乐的”小狼”表示不屑。“我并没有耗费一生中的20年光阴在施乐公司一层层地向上爬，时刻遵守游戏规则，“他告诉一个记者说，“我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当戴夫·利德尔飞到达拉斯给他看”新兴”软件时，他兴奋极了。“我说：‘妈呀，科技真是难以置信，我们要让它开进市场！’ ”
SDD疲惫的工程师们需要这样的谈话甩掉他们的麻搏。马萨罗是他们在施乐遇到的第一个表现出完全的商业敏锐力的主管领导。他决定迅速，行为敏捷，比其他所有领导都有自信。他的战鼓在激励着人们------“我想我们手里有另外一个’914’。“他对《商业周刊》骄傲地说着------让人们加倍鼓劲推出”诺瓦”。
马萨罗同时还在施乐对待帕克技术的问题上付出了很多理性思考，这是帕克技术所急需的，因为它们一直受着束缚，没有人认真考虑如何最好地利用它们。比方说，公司一直以来都坚持将”以太网”保密，为的是选择时机把这个网络以公司所有的身份推向市场。
“那么施乐公司如何自己使用同轴电缆赚钱？“利德尔嘲讽地问过这个问题。他和马萨罗、梅特卡夫提出了一个应变的办法。如果其他电子公司能被说服使用”以太网”作为一个行业标准配置，那施乐公司就能从外围设备市场中获利，而外围设备已经是其生产线的一部分了，如激光打印机。这个办法还可能打破IBM公司在网络设备市场上的束缚力，此公司通过推广其较差的”令牌环形网”保持着这种约束力，因为用户一旦安装这个系统，就不得不使用IBM的外围设备。
这个想法最终在斯坦福取得了胜利，1979年马萨罗和利德尔获准在英特尔和DEC的协助下，将”以太网”从一个实验性系统转变成一个可行的商业系统，然后再进行推广。1980年，新出版的工业规格说明为施乐-英特尔-DEC共同的”以太网”制定了标准。施乐的自由许可规定允许任何公司在一次性支付1000美元许可费、并许诺执行所定标准的前提下，可以制造”以太网”卡、电缆、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外围设备，这使”以太网”成为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地方网络化技术。
唐·马萨罗对SDD工作投注的热情得到了回报------那就是无限的产品供应。在他带领下进行的”诺瓦”工作平台建设是一项令人惊奇的成就。这个机器装在一个矮胖的米色箱子里，就像它的前辈”阿尔托”，在桌下还安装了角轮可以让它滑行，它的包装方式以前从没有人见过，也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是一款商用办公机。其配置包括一个位图屏幕（一种”无声的蓝色”，这是当时施乐广告中的形容），一个鼠标（“一个电子指向设备”），窗式显示和”所见即所得”的文本样式。它的一系列功能中包括文本处理、绘图，第一个完整的”帮助”系统以及电子邮件。
至今该系统最显著的特色还是它的图形操作使用界面，这是一种通过位图屏幕得以同使用者交流的时髦的显示方式。这样安排图标和文件夹是根据”诺瓦”设计者们所谓的”桌面比喻”创建的，现在人们对它的熟悉程度让人觉得它已经永远是计算机操作的一部分了。但在”诺瓦”上先期执行的一些功能在大约20年后才在市场上露面。文本、图表和图形都可以在同一个文件上编辑（而相比之下，今天的”综合”软件中，输入一个文本文件中的图形是不能更改的，必须在原始图形文件中改动后再重新输人文本中才行）。“诺瓦”可以使用多种语言，快速提供字体选择和键盘配置，不论俄语、法语、西班牙语、瑞典语都可以通过使用”虚拟键盘”写入------屏幕上会出现一个模拟键盘，使用者可以从中找到任何一种所需语言的字母。1982年又增加了6000个日本汉字的内部词库。最终诺瓦”几乎能够用任何一种现代语言书写文件，从阿拉伯语、孟加拉语到阿姆哈拉语和柬埔寨语。
正如它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使用者看到的屏幕就像一个桌面。代表文件的拇指大小的图标排列在屏幕的一边，表示外围设备的------打印机、文件服务器还有电子邮箱------图标排在另一边。可以将显示图形进行毫无限制的个人化处理，不论是整齐还是杂乱，强迫性地组织到一起还是混乱无序，按字母顺序还是随意排列，都完全依照使用者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这些图标本身都经过多次修改和改善，能让使用者很快就认出是代表文件页（右上角有个显眼的书页摺角的标志）、文件夹、时钟还是垃圾管。幸好系统中有面向目标软件，“诺瓦”用户只需简单地点击相关图标就可以启动应用程序;计算机会自动”知道”一个文本文件需要打开文件编辑系统，或一个图片需要图片编辑程序。没有任何其他的系统能在一般命令的连贯性上与”诺瓦”相比。
“诺瓦”是帕克机器人性化的体现。秘书不用了解使用计算机的程序和编码，只要知道用自动伺服器在IBM电动打印机上工作就可以。要改变字体，或者页边距，或者行距，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要点击一两下键盘，或点几下鼠标。看着屏幕上的图标或文件的移动和更改，用户就完全可以清楚计算机正在进行着什么工作。这决不是偶然的：“当一切计算机系统都在屏幕上可见时”，戴维·史密斯，“诺瓦”界面的一个设计者写道，“显示就成为现实。目标和行动完全可以通过其效果显示，使人清楚明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许多都是在施乐的市场专家的阻挠下完成的，这些专家在一些琐碎事情上乱出主意，让研究进程延缓了几个月。厄比常想起一次针对鼠标和一个来自达拉斯的叫作罗恩·约翰逊的市场人员发生的令人难受的冲突。
“他第一次使用鼠标的经历很糟糕------显然，他用的是个很脏的鼠标，运动不太灵活，“厄比说，“所以两年间他一直反对我们使用它，而我们就把所有的时间花在用户研究和实验上，就为了向他证明鼠标是个好东西。我们至少耗费了施乐价值100万美元的资源，证明它比一个光标按健或可触摸屏幕要好得多，他用的就是那些东西。最后，我们在一个会议上向他展示了所有的发现------而他却仍不喜欢鼠标！”
“我很少大发雷霆，那天就是其中一次。我从椅子中站起来，站在他面前冲他吼着说：你是多蠢的一个白痴。我叫嚷说，‘我们就要用鼠标，该死！‘然后就走了出去。之后他再也没向我们抱怨过。”
如果”诺瓦”的表现像它第一次给人留下的印象那么眩目，施乐也许就建立并占据办公计算机这块阵地，这可是从吉姆·奥尼尔到戴维·利德尔的数十名高层行政领导所渴望的。
但是，它很快就失去了光华。
使用者发现的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的速度。这个精细的系统运作起来就像是糖浆”。它的一位设计者也这样承认。“蒲公英”处理器明显比撒克的”海豚”改进了许多，但它还是不如外部运行的”Mesa”编码，这个有100多万行的编码十分耐用。“制造’诺瓦’软件，就是要用尽宇宙中的所有计算机运作资源。“SDD的一个工程师斯莫基·华莱士这样打趣道。
另一个障碍是它的费用。“诺瓦”工作平台登陆市场时零售价格是16595美元。这也许给人感觉它是面对高要求的工程师市场的设备，但它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大多商家用来给秘书或办公室人员装备的基本设备。而且，大家不可能只买一个”诺瓦”工作平台，就像人们不会只吃一片炸土豆片一样。要使安装配置具有意义，就需要2~10个平台，外加一个高速激光打印机，并用”以太网”将它们全部联结起来。这样，每个用户的最少花费就增加到3万美元，而整个系统的价钱要25万美元或者更多。有专家预测，如果施乐公司不对顾客正确使用”诺瓦”进行再培训，并把价格降低，“诺瓦”就卖不出去。“这是个好产品，“一个人这样说是对80年代后期而言。”
“诺瓦”推出刚几个月，就显得像个市场运作的大错误了。它成了一个老故事：工程师们造出的系统只有工程师会喜欢------只是，SDD造出的系统对普通使用者而言不是太复杂了，而是太大了。
看起来，SDD作为一个机构，好像是被一些缺乏销售与市场之间平衡能力的工程师带到了歪路上。兰普森后来说：“很让人惊奇，这个公司最大的一支力量是销售，而它建立了一个完全由工程师组成的机构，并使他们进人了一条全新的商业路线。”
实际上，SDD的确提过销售意见。问题是，这在施乐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次，检视这个系统的销售专家们被这个系统给吓住了，连他们自己也被卷人到工程师的热情当中去了。
结果是进行了一系列被内部称为”波状”研究的审查，公司在这上面耗费了大量财力去分析顾客基础。斯宾拉德在SDD任职期间，远在该部门为”诺瓦”定价和启动市场之前，“波状”研究的人员就同近100家公司的决策者通过电话或做面对面访问，还在另外15家企业分别做了为期数周的现场调查，积累了一大摞厚厚的装订着的数据材料。
“波状”研究的结果是诺瓦”太棒了，潜在需求太强烈了，以致顾客们会争先恐后地要这个技术成果，而不会考虑价钱。对于想独占市场的施乐高层人士而言，这是个熟悉而又让人心满意足的领地。一台能以任何价钱卖掉或出租出去的机器------这简直是”914”重生了！
因此，SDD工程师们就认为可以随意创造他们能想到的绝对最好的办公系统。被近乎宗教的热情蒙蔽和抓住了的软件、硬件工程师们于是在一个无限的设计空间上开始了工作，他们将能发明出来的最复杂的功能放在”诺瓦”之中，一点也没想过那个真实世界中意见很挑剔的参与者------买方。
“他们想的都是尽其所能建立最好的系统，“斯宾拉德多年后后悔地说，“根据我的记忆，当时对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限制，像产品的价格。但波状研究漏掉了的就是有些其他东西会伴随而来，而他们并没有认识到。”
还远不止这样。1975年，或甚至到1979年，都可以说”诺瓦”的技术使它自成一派，它可能把其他所有的办公用机都赶走，也会很快变成事实上的行业标准系统。而1981年再这么说就太自以为是了。因为就在施乐公司曾经举行那次特别的野餐会的几英里之外，在波卡-雷腾某个秘密的抗脏的工厂里，一个IBM小组拼凑出了一台能将大型、综合的办公系统市场消灭的机器。
IBM推出了它的”象棋”机，简单地将它改称为”个人计算机（PC）“，就在1981年8月，“诺瓦”亮相之后四个月。与帕克的技术产品相比而论，这是一个普通而又软弱无力的生命。它的屏幕不具备位映像图形显示功能，不能显示各种字体，只能显示ASCII码，在黑色的背景下闪着可怕的单色绿光。PC不使用鼠标，而是用键盘上的四个箭头，一个字一个字地，一行一行地，费劲地移动光标。它没有图标，没有桌面比喻，没有多功能窗口，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以太网”。IBM断然放弃了”诺瓦”的自然点击操作功能，却强迫其用户掌握一本包含深奥的命令语和隐晦的反应语的词典，这是由微软、IBM的软件搭档研制的。“诺瓦”在综合可靠性上是个杰作，而PC则有一种随时会瘫痪的坏趋势（这是一个遗传到许多代使用微软Windows驱动的计算机上的缺陷）。
但是，“诺瓦”卖到16595美元以上，而IBM的PC全算上都不到5000美元。“诺瓦”的操作系统是关闭型的，只有那些施乐向其提供了密码的用户可以获得增强计算机功能的权利，而PC的电路图和微码却是对所有人公开的，包括那些想窃取程序的人------就像”阿尔托”。
而且，它卖出了几百万台。
IBM公司PC的介入改变了商用计算机市场，就像广岛改变了世界关于战场武器的看法一样。PC宣称，商业用户可以高兴地放弃华而不实的图形显示系统，并容忍许多不完整，就是为了可以省钱。IBM证明了一些人的警告是正确的，“诺瓦”太大、太复杂、太贵------也太好了。
“诺瓦”还要再多享受一分钟胜利的滋味。1981年12月，在东京数据展览会上，施乐在日本的伙伴富士-施乐公司推出了日本版的”诺瓦”，利德尔、比尔·英格利希和他的工程技术搭档乔·贝克尔全都出席，乔就是日本版本显示系统的发明者。价格是一个工作站400万日元，或折合16000美元。它得到的欢呼甚至比它的国内”表兄”8个月前在芝加哥得到的还多。
“那次亮相主要就是为了达到最引人注目的效果;它好像对其他参展商打击很大日本计算机杂志ASCII的记者这样写道，“将’诺瓦’同日本制造的400万日元一级的办公计算机相比，他们的功能简直有天壤之别。”
天壤之别？听到一个日本翻译大声地读到报道中这个词时，戴维·利德尔不禁露出喜悦的笑容。“小伙子他说，“说得很好！”
在”诺瓦”推出后，从SDD离开的人也开始有所动作。一天，鲍勃·贝尔维尔接到史蒂夫·乔布斯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大叫着让鲍劫辞职，“有生以来你所做的事都很糟，所以为什么你不到我这儿来呢？“马萨罗和利德尔1982年离开后建立了麦特佛（Metaphor）计算机公司。不久麦特佛就生产出一个在外部同”诺瓦”相似的工作平台，但使用的是速度奇快的摩托罗拉68000微处理器，后来成为苹果”麦金塔”机的大脑和心脏的也是同一种东西。麦特佛这个名字现在已很少有人记起了，但它在5年多里经历了巨大的成功。直到后来被IBM收购，它的名字才走出了人们的记忆。
而”诺瓦”仍继续生存了许多年，戴着一个创造适当市场的特殊产品的光环，就如一个传奇，也有点像奇幻的未来派汽车------也可以说像时间机器------那种车经常出现在底特律汽车制造商举办的大型车展上，可实际上很少会在路上真跑。施乐曾大胆期望能卖出成千上万台，可事实是，仅有3万台被订购出去。
到1989年，利德尔曾预测能维持10年的体系结构已经成了历史的遗迹。那一年，《计算机》杂志上登载了一篇由当年该机几个原始设计者所写的文章，题目是：《追溯施乐的”诺瓦”》。文章中列数了设计小组从痛苦经历中得到的教训要注意行业发展趋势…要留意顾客的需要…要了解你所参与的竞争活动。因为自己的技术封闭了他们的视听，“诺瓦”设计者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即将到来的廉价PC机的一场革命------PC就是缩小了比例的”阿尔托”，而并非增加了比例的”诺瓦”。在IBM造成轰动之前，他们一直就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但到那时已经太晚了。
“那是一次语言难以尽述的苦难，“贝尔维尔后来说，“因为世界已经不同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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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乐队指挥退场 {#9596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9596”}
比尔·斯潘塞加入帕克很让人高兴。在他就任集成电路实验室（ICL）主任的那天，他的新同事们买了一块蛋糕欢迎他：因为那天是1981年的圣帕特里克节。
但吸引力很快就过去了。当他越来越了解这个地方时，他开始对科约特山大道3333号这里的工作氛围感到很惊骇。几年以前，这个实验室在国内，或者可能在整个世界中，是最让人激动的研究中心，现在却好像被某种严重的病毒侵蚀了。整个部门都互不接触，除了在争夺资源和互相贬低对方的工作时。在各处都能发现人们怀着没来由的妒忌和奇怪的猜疑。
即使是处理最日常的个人事务，也像身处雷区一般。斯潘塞认为他应该和他的”顾客们” ------也就是帕克中可能会用他的芯片的其他实验室 ------进行一些接触，于是在他来后不久，就向其他几个实验室的组长发了电子邮件，邀请他们参加一个交换思想的友好的会议。大家都接受了。
几天后，鲍勃·泰勒友善地将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提供出来，作为一个聚会场所。于是感激的斯潘塞又向大家发出另一个信息，通知客人们新的聚会地点。然而，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大家又纷纷取消了约定。
斯潘塞十分疑惑，他拿起电话拨给了林恩·康韦，这是第一个响应者。
“怎么回事？“他问道，“为什么你不来了？”
“因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她答道，“如果到那里，我会受到人身攻击。”
“这太荒谬了吧！”
“我想过你的要求，“她简单地回答说，“但我不会踏进那个实验室。“这个会没有开成。
斯潘塞调查得越多，越发现形势的严峻。佩克为孤立泰勒而采取的将帕克一分为二的策略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分裂的状况。“每一次的人事会议上大家讨论的和集中力量争夺的焦点都是资源，“他说，“计算机资源，办公空间，预算------就这些你可以数得上的，他们你争我夺。在刻薄和分裂的气氛中，中心工作几乎停滞不前，而大家还是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保护自己的私利上。”
争夺是全面的，可泰勒好像还是站在问题的中心。他对帕克资源的要求是以他的假定为基础的，他以为在他的实验室之外进行的所有工作几乎都是完全不值得做的，而他的这种要求迫使其他人也努力维护局势，不让它发生一点变化，哪怕这点变化根本就不会改变权力的平衡状态。后来有谣传说他要把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整个卖给施乐的一个竞争者（大家猜测是惠普，因为该公司正在离帕洛阿尔托不远的小狼山另一侧建造一个研究中心），这个消息使气氛更加紧张。泰勒一直都坚定地否认有这种事，但人们的猜测却没有彻底消失。
然而，要把这种气氛全怪罪到泰勒身上也是不公平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内部冲突的产生也是一个创造性机构的生命周期中所不可避免的。几乎从帕克一建立起，就有同样的紧张局势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只不过在头10年中，大多数状况都被成功地疏导开了。
“直到1977年左右，实验室的冲突似乎发展得更剧烈了，而且还在刺激健康竞争和革新上起到了实际的作用。“林恩·康韦认为。随着计划的成熟，人们不断地进步，还有外面的组织激动地设想着把帕克的革新成果引入市场，内部能争夺的实质性冻西也越来越少了。正如所有校园政治的老手所知道的那样 ------不论是发生在大学校园还是一个公司里都一样------冒险越少，战斗的危险就越多。
虽然帕克令人激动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压力仍然存在。内讧式竞争形成了反作用，而人们仍在继续。塞韦罗·奧恩斯坦回忆起一个生动的事件，那是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把它的图形数据程序给了査克·盖什克和约翰·沃诺克领导的一个独立实验室之后不久。“这就是同我们十分密切的工作伙伴奥恩斯坦回忆着，“但不到两周以后，我在走廊里听到有人议论他们的事，说’他们’如何。我轻轻笑了笑，心想，‘这就是战争的开始’。”
施乐对帕克工作漠不关心，因此他们也应该对这种毫无结果的冲突的产生承担一部分责任。随后产生的更多失误让人感觉十分压抑，比如在”Interpress”问题上产生的冲突。
“Interpress”是一个协调计算机屏幕和激光打印机的不同图像分辨率的程序系统。这个差异产生的结果经常是，一个文件在一台”阿尔托”显示器上看上去很好，但在一台高分辨率的打印机上打印出来的却十分混乱------这当然成了对”Bravo”系统”所见即所得”这一特点的嘲笑。经过多年辛苦工作和好几个中间过渡版本，盖什克、沃诺克、鲍勃·史普劳尔、兰普森还有其他几个人终于发明出一种所谓的”页面描述语言”，能让任何种类的打印机打印出同屏幕显示完全一致的文件，不论显示器和激光打印机是否互相兼容。但是，同说服施乐将”Interpress”装人激光打印机和其他印刷产品中相比，实际的发明过程简直太容易了。
“几个月里我们四处奔走，向施乐所有的部门和总公司推销这个方法。“沃诺克回忆道。为了适应不同部门的目标，这个程序又经过了进一步的改编。1982年，公司终于同意把”Interpress”作为整个程序的一个标准部件------但拒绝公布或公开此项目，直到每件产品经过重新加工后都可以使用它为止。结果将会是难熬的延迟和等待。
“我知道这将需要5到10年，事实上就不会有这一天的到来，“沃诺克回想着，“査克·盖什克和我在他的办公室里曾交谈过，他说：‘你知道，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一生中的两年花费在推销这个项目上面，而他们却想把它再隐藏搁置5年。‘你看到PC的公开，还有苹果机的公开，你会一直这样问自己，‘这项伟大的发明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天日？‘你会想到施乐的基础结构和它在谈及产品时将会经历的过程，想到这些简直太让人沮丧了。”
不久之后，他和盖什克就辞职去开办他们自己的公司------Adobe系统公司（美国Adobe公司，是著名图形图像和排版软件生产商------译者注）。在开始走了错误几步之后，他们很快就将目标定在一个最终会使Adobe成为年收入10亿美元的企业的商业计划上：完善和销售一种新的”排版”语言，或者说是页面描述语言，顺着起初开发”Interpress”的路走下去。这个语言就是Postscript语言，它是第一个用于苹果打印机的排版系统。Postscript语言可以让计算机中生成的文件在激光打印机、莱诺整行铸排机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所有机器上打印出来。它后来的版本还能以极高的逼真度处理图形和色彩。在很短的几年中，它就成了计算机排版中的实际标准，和”Interpress”本身最主要的对手------这也是另外一个从帕克中脱离出来，并在外面繁荣成长的技术。
因此，本来经过疏导就可以帮助新产品上市的冲突，反而掉头冲着内部来了。而斯潘塞来的时候，帕克最辉惶的成就已经成为历史，他就没有经历这些斗争。他发现很难将这些自相残杀混同于孩童式的争执。1982年下半年之前，这种争吵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任何解决，这时乔治·佩克让他接替霍尔担任帕克”科学中心”那一半的领导。
令佩克吃惊的是，斯潘塞拒绝了他。帕克内部的分歧太根深蒂固了，他说，而且他不会有兴趣管理自己把自己分开的房子的一半。然而，他确实提出来做帕克的主任------当然只能是在佩克认为适合把两半合起来的时候。
佩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甚至感到很解脱。他已经发现，看着这些争吵即使是在分家之后仍在继续，是件痛苦的事。而且，他器重斯潘塞不仅因为他有当技术管理者的本领，还因为他显然具有能和鲍勃·泰勒共事的能力。斯潘塞和泰勒每周六都一起打网球，他们的妻儿也很友好，然而佩克并没有发现斯潘塞已经领会了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正统观念。他还大胆地希望，在10多年之后，他终于可以看到究竟是谁可以把泰勒放在他的位置上。
在泰勒身上有许多令比尔·斯潘塞尊敬的地方。在他进行研究工作的这些年里，很少能遇到如此熟练地管理中小型队伍的领导。泰勒能有办法形成个人威信，并能让人嫉妒地保卫自己实验室独裁者的地位，而斯潘塞认为这些在大型实验室里只会痛苦地失败。但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中没有反对声，一切进行得很好。
“他从不游逛，“斯潘塞回忆说，“他会在每天早上10点钟来，每天把他的’宝马’车泊在同一个位置，然后从警卫那儿拿走胸卡。他会走进他的办公室，打开一瓶威士忌，在接下来的8到10个小时单独接触他实验室中的每个成员。作为一个经理，他很特别。”
专业问题，个人危机，人际紧张关系------不管是什么事------泰勒的人都去找他。“鲍勃的办公室就像是车轮的中心。一整天中，每个人都会进去。问题可能是千奇百怪的。‘我能去洗澡吗？”到时间让我吃午饭吗’？”
一天，斯潘塞目睹了一件具有典型性的事。他正在泰勒的办公室里坐着聊天，这时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一个职员探头进来，他提醒泰勒他要出去参加一个网球比赛。斯潘塞回忆说：“泰勒说：‘我看到你有一罐新球，可你的水平还没到能打新球。这儿有罐旧球，用这些吧，它们更适合你。’ ”
“这时，又来了一个35或40岁的男人，一个博士，他竟要鲍勃·泰勒告诉他，他要怎么打网球！”
在斯潘塞成为帕克主任后，泰勒什么都管的家长式作风产生的麻烦后果就让人理解了。他遇到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无法解决其成员同其他实验室的争执，不论争多小的事。到新办公室之后，斯潘塞开始控制他用在调解那些完全可以解决的争执上的时间量。“不论何时，一个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人和其他人有问题时，他没人能找，只能到泰勒那里，而泰勒从不理会。所以，每当有问题时，都会在我的办公室里解决。我也说：‘这不是个可行的现状，我不会解决一个实验室里50个人的问题。’ ”
他也比以往更强烈地感受到泰勒管理方式中的其他缺陷。泰勒自吹的”干脆”管理结构，意思是所有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中的研究人员直接向他、而不是向一个中间级管理者报告，已经失效了。在过去，它的确起到了保证所有研究人员在一起追求共同远景的作用（除了像舒普和博布罗这样的逃兵之外）。但它也压抑了创造性------从对帕克管理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并阻碍了中心发现和培养计算机科学实验室职员中的管理人才。如果有任何一个研究员具有成为下一个鲍勃·泰勒的本事，没人会发现他。
同时，仍把斯潘塞看成是一个潜在同盟者的泰勒，也努力把他拉向他自己心目中的帕克，那是个完全投身于个人计算技术研究的中心，完全没有物理实验室这个累赘。在斯潘塞被提升为帕克主任后不久，泰勒让他一起去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每年都去的格雷比尔德度假区，那是在旧金山北部的贝尔荷洛胜地。
“我们邀请了斯潘塞，这样我们就能够告诉他应该怎样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泰勒说------换言之，是复述他对走霉运的鲍勃·斯潘拉德的所为。“那儿的所有人都向他抱怨投资不均衡。“然而，谨慎的斯潘塞认为这个计划听起来像是让泰勒将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和系统科学实验室都掌握在手，而他并不想这样。他耐着性子听完了讨论，并没有表态。后来，在大家都回家之后，泰勒说他认为集团已经把这件事交给了新经理。埃德·麦克雷特立刻就打消了他的这个想法。“斯潘塞听到了，“他这样提醒说，“但他并没表态说他同意。”
相反，这两个个性都很强的人的关系却注定会很快出现危机。
20年实验室组长的经验使斯潘塞坚定地认为，研究人员有义务协助他们的雇主将工作成果转化成产品------也就是行业中普遍所说的”技术转化”。他认为在这个任务上，帕克中的多数，尤其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是失败的。自那以后他规定，实验室组长年度工作评估的50%都要看他们与其”顾客”合作的程度 ------他指的就是施乐公司的开发和制造部门。
而倔强的泰勒的反应则是，提高了他对新资源的要求。他说，如果斯潘塞不想让这种额外的”赞助”出现在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他会需要更多的工作职位 ------也就是说，公开提供更多的职位。斯潘塞十分惊愕，人员的配备安置和预算问题在施乐更加敏感，公司的不良财政状况已经使其125000人的劳动大军出现了失业情况。“研究预算不削减的事实使人很惊讶斯潘塞说，“1981年施乐出了错，到1982年公司就有严重问题了。那年是公司历史上第一次没给员工分红，公司都快被闹翻了。”
和佩克处理与泰勒关系时大多采用回避态度截然不同的是，斯潘塞不会默默地忍受不服从者，或不理会公然的挑蚌，他会把他得到的全数拿出来。在他离开一个岗位时，他的同事曾送了一个巨大的皮下注射器玩具，表示他喜欢”刺激”别人。泰勒推的时候，斯潘塞回推的力量更大，他会更加明确地表示他希望泰勒如何管好他的实验室。泰勒，这个在高低等级中能明确自己位置的老手，终于碰到了一个坚持要为他明确位置的人。
“泰勒现在越来越难控制。“哈罗德·霍尔在他6月28曰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时他身在公司管理层中一个安全的高枝上。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行政人员担心地观望着，泰勒和斯潘塞之间起初的友好已经恶化成了直接的仇恨------星期六打网球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巴特勒·兰普森搬家到费城后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网上”远程办公者”，他发现形势已十分严峻，就直飞帕洛阿尔托请佩克扭转即将到来的灾难性状况。但佩克也许因为有了斯潘塞为他充当矛头，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坚决。
“他身处的位置决定了泰勒在上下衔接上成了个麻烦，“兰普森回忆说，“而鲍勃也确实是衔接上的麻烦，这绝对毫无疑问。但他并没有真正给乔治惹多少麻烦。如果说整个研究中心的运作被搅乱了那就太荒谬了。事实上是这些人在争权夺利。他们必须控制住鲍勃。”
这个看法太狭隘了。佩克并不只把泰勒的行为看成是给个人造成苦难，而是把它看成是阻碍帕克完成既定目标途中的一个障碍。就像激光打印机代表了一种具有商业价值的科技一样，佩克认为只有说服公司把它同帕克其他的数码科技相联系，实验室才能协助施乐公司在未来的数码电子复印市场中分一杯羹。
“那意味着我需要在帕克和公司复印方面的开发和工程部门之间创造良好的关系，“他后来说，“一批计算机科学家，包括他们的领导，对罗切斯特的复印工程部门嗤之以彝并嘲笑他们，这不能帮助帕克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勃特·萨瑟兰的领导下，系统科学实验室和复印部门建立了一种恰当的同事间的工作联系。佩克对斯潘拉德的5年计划发出警告，一部分是因为他认为如果让泰勒接管系统科学实验室的话，这种友好的关系很快就会消失了。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泰勒对其研究人员思想上强大的个人影响也使佩克产生了很深的怀疑。“我看到泰勒和他的研究人员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这就是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个印象如果不是受到别人的启示，那就是一个老研究员施加给他的，因为这个研究员曾对他说过为什么拒绝了一个在泰勒实验室工作的机会。“乔治，“他告诉佩克，“我可不想被迫喝别人喜欢的东西。”
“我们对泰勒和他的实验室研究人员之间的关系很清楚，“佩克后来这样说，“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关系。”
同时，斯潘塞却一定要把小狼山的每个人团结到一起，在互敬互爱的气氛中工作。那年8月，为缓和他手下各实验室组长之间的相互仇恨，他在帕加洛召开了一次场外聚会。会上，施乐帕克实验室老组长们动之以情，对各组都进行了直接的批评。直到凌晨两三点，他们才像在接受心理治疗的患者那样完全坦白心扉。“大家终于放松下来，谈论到帕克真正的问题所在。“斯潘塞回忆道。大家觉得争论是真诚和发自内心的。当晨曦微露时，他自己认为泰勒------这个大家抱怨最多的目标------终于认识到自己走错了路。
“鲍勃说：‘我从前从未听到过这些话。’ “斯潘塞说：” ‘没人告诉过我我做错了。我很抱歉，我不知道我竟然做了这样的事。我会改变，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大家都认为：‘喔，我们已经解决问题了。现在我们可以回去开始进行研究了。’ ”
但是，泰勒离开时所想的其实和大家不一样。他听进去的不是对他个人行为的批评，而只是几件拼凑的旧事，这些事过去从没有人向他直接抱怨过。就这些他很愿意对因为疏忽而造成的误解向大家道歉，并且不再去深究。
无论如何，这种好的感觉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就在第二天，泰勒就来到了斯潘塞的办公室。斯潘塞回忆到这次遭遇时还记得，泰勒否认了他所做的所有承诺。“别相信你昨晚听到的所有东西，“他的话让斯潘塞一愣，“不会这样发展下去的。“泰勒的回忆却与此截然不同。他说他只是很着急地告诉斯潘塞，他认为在开会时谈到的一些事情中他被冤枉了。“我当然不会对他说，‘嗨，我讲那些话的时候只是在胡扯。’ ”
不论怎样，很显然的是，在帕加洛沙丘区的倾诉并没有如斯潘塞所希望的那样起到宣泄疏导的作用。不论泰勒如何看待近来的对立，很清楚的是他并不想改变他们组织内的关系。斯潘塞感到很厌烦，他决定要发布书面的命令，给泰勒一个严格的期限以改变他的行为。
几天以后，他把泰勒叫到他的办公室，向他正式宣读他所违反的公司行为准则。他命令泰勒结束同有竞争关系的公司的一切接触；把他的实验室重组为若干个小组，并制定一个过渡性管理方法来管理他们；停止一切对其他实验室及其工作的诋毁;还有，最让他丢脸的是，每天早晨9点向斯潘塞办公室报告他在这些目标上的改进进度。
如果不能完成这些要求，斯潘塞严厉地说，泰勒就将被解职。泰勒离开时，斯潘塞给他一份备忘录，他说过的话上面都有反映，还有一张强制令，说明文件是保密的，他不能和任何人讨论文件内容。
但对泰勒而言，不把这一消息告诉他的人是不可想像的。在这一天结束之前，他把他最亲近的顾问们，包括撒克、米歇尔和奥恩斯坦，叫到他在帕洛阿尔托的房间，让他们传阅了斯潘塞的备忘录。虽然已经意识到他在施乐最后的工作失败了，他还是显得沮丧和震惊。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已经很明显了。“他对他们这样说。他似乎对强制令中停止同其他公司交易的规定感到尤其恼火，虽然他坚持此事他没有错，可公司还是认为他错了。“那就像是告诉我让我别打我的妻子一样。“他如是说。
斯潘塞的备忘录使泰勒的支持者们向佩克发起了又一轮请愿活动，这次他们提出明确警告：如果强迫泰勒离开，结果将是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集体辞职。“有一大帮了解情况的人靠过来，仔细地向他们解释如果他们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兰普森说，“而他们不相信我们，虽然很明显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我们是快要离开的人了。他们不相信我们，或者他们并不在乎。”
泰勒他自己认为只有一条上诉的路：直接找戴维·卡恩斯。斯潘塞已经把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波知会了当时已任施乐执行总裁的卡恩斯，也给了他一份备忘录，并希望他在此事上提供支持。否则，他们------斯潘塞和泰勒------其中的一个将不得不离开，而且”这个人将由他决定”。当泰勒提出要和卡恩斯会面时，卡恩斯委托他的技术总监桑迪·坎贝尔去协调这场争端。
坎贝尔将斯潘塞和泰勒叫到斯坦福进行一次马拉松式的长谈，旨在解决争斗，“原则是看谁的气量大”------斯潘塞这样说。早晨8点40分在坎贝尔的办公室中，他们争先表白自己的不满，中间只喝了杯咖啡。所有的旧事都逐个摆上桌面：泰勒的傲慢，他要求预算不均分，他在开发其部属的管理能力上的失败。斯潘塞进一步指出，泰勒的不妥协实际上已经阻碍了施乐的技术转化。
“我的反应是，在数据处理技术的历史上，从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到SDD的技术转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泰勒回忆说，“因为SDD使用的每个工具都是来自我们这里。”
“但SDD失败了。“斯潘塞说。
“那不是我的错，“泰勒反击道，“我的工作是尽可能创造最好的技术。如果产品部门不能很好地使用我们的技术，有许多人应该受罚，但不是我。”
最后，斯潘塞批评泰勒公开备忘录，这直接违反了命令。那时已经是下午2点了，他们已经互斗了5个多小时。
“你这样做了吗？“坎贝尔问泰勒。
“是的，我做了，“泰勒轻松地回答道。“为什么不呢？这个家伙告诉我，让我改变我的运作方式，有人能傻到认为我不应该向实验室解释吗？“他后来这样说，“那样太蠢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坎贝尔打断了会谈。泰勒和斯潘塞在去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同坐在公司的一辆车上，一个多小时的路途中他们一个字也没有交谈。那晚在回家的飞机上，他们坐得相隔很远，默默地为最后的斗争做准备。
接着的星期一，9月19日早晨，泰勒就把他的人都召集到了一起，之前他已经通知了一些老同事到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其他的人只能猜测泰勒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特殊的时间召开会议。他们越听越吃惊，因为他们多数人所知道的惟一的老板正在饱含泪水、充满感情地总结他工作以来的成绩。其中几项他写入了一份单独的备忘录中交给了斯潘塞，当时他也在场。
“大多数人花费了一生的时间也没有找到机会在一些大问题的思考上做开路先锋，“他说，“我很幸运，能在三个方面做领导：时间分配；远程互动网络；还有个人分散式数据处理。”
在斯潘塞不舒服的注视下，泰勒开始重新谈到最近的会谈和冲突。接着就是那句不幸的话。
“我想让你们都知道，我已递交了辞呈，“他说完就径直走了出去。
房间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大家都很震惊。斯潘塞这时不明智地站起来发言，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后来这样回忆：“他想让会议继续下去，好像刚发生的事就是日常事务，现在该接着谈下一项议题了。”
相反，房间里炸开了锅，愤怒的人们都把矛头直接指向他。“我还从没有见过一个成年人同时被40个人骂得狗血喷头，“塞韦罗·奥恩斯坦说，“我几乎要觉得对不起他------想想我对他有多生气。”
绝望的斯潘塞向这些愤怒的人申辩着。他说泰勒的离开不代表要对实验室运作的方式和大家工作的方式进行大的改变，这个暂时的状况很快就会跨越过去。可是没人买他的帐。突然一个很洪亮的声音响了起来。
“他在胡说！”
大家都转头看爆发这个声音的来源。査克·撒克站了起来。用最精确的话说，一个工程师的本能呼唤他在那个白热化时刻告诉斯潘塞，他犯了一个一生当中最严重的错误。他的目光扫了扫房间，他说他希望他将要做的事不会被仿效，或给任何人以提示，这只是个人观点，他希望能这样看待这个问題。
然后他说：“我辞职了。“紧跟着泰勒走出了房间。
斯潘塞被搞晕了。对泰勒的辞职他是有准备的，对撒克却根本没想到。随着会议进一步爆发成互相的指责，他已失去了对原有事态的控制。
“我该怎样做才能改正？“他大声地问道。
一个声音从房间后面传过来，越过了白色书写板------他没听出来是谁说的------喊道：“你他妈的可以辞职！”
斯潘塞的下巴张了张，他回答说：“这是公司的决定，不是我的。“带着震动和羞辱，他离开了。
“斯潘塞解雇了泰勒巴特勒·兰普森后来说，“不论你认为技术上发生了什么问题，泰勒被解雇了，他没有辞职。他们制造了一种他不得不辞职的状况。他们告诉他，你必须做到下列12件事。基本上就是每天早上到斯潘塞的办公室去受辱。”
值得赞扬的是，卡恩斯同意一些老同事去紧急旁听会议。估计他会在意泰勒的离开对计算机技术圈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快被十几个高级学术研究者的电报和信件淹没了------好像泰勒曾呆过的整个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都起来抗议了。不过，当公司的指挥官还在同日本人进行世界末日之战时，他对帕克任性的书呆子们所有的同情只好有所克制了。他更愿意把这些看成是一个领导命令一个下属适当地从事某事的不幸结局。如果泰勒拒绝了，他就得走。
对那些老同事而言，他们并没有抱很大幻想认为卡恩斯会否决斯潘塞。这段插曲本身也说明了其不可挽回性，就像奥恩斯坦所认为的，如果泰勒被复职的话，他将会”完全难以管理”。
但是，既然已经飞到东部来了，沉默只会更糟。
因此，他们同卡恩斯和当时仍是董事会主席的麦克劳度过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清晨。奥恩斯坦发现他就像念咒一样一直在卡恩斯耳边重复地说：“这个实验室将在6个月内完蛋。“卡恩斯第三次冷酷地看了看他，简单地说：“我听见了。”
“我走的时候仍在想，他会支持他自己的人。“奥恩斯坦回忆说。
正如他们预料的那样，有大批人离职了，虽然不是马上发生的。撒克一离开就去了一家刚起步的公司，在市场上开发他发明的一种分页设备。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许多其他人员把递交辞呈的时间推迟到年终之后，这样他们还可以保留1983年的奖金、退休金、股权和额外津贴。
但是，随后水闸就打开了。“在1月份的前几个星期，一天有两三个人辞职，因为人们已经研究过形势了，“沃伦·泰特尔曼回忆道，“我们宁愿站在大厅里，害怕去读电子邮件，因为它只会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又失去了两个骨干科学家和3个高级科技人才。”
毋庸置疑，鲍勃·泰勒的老板们低估了------更严格地说是误解了------他和他的研究人员的关系。在一次行政级会议上，特勒曾经把搞公司政治工作的位置让给了杰里·埃尔金德；在一次技术级会议上，他让巴特勒·兰普森（几乎其他什么人都可以）遮掩了他的光辉。但他的角色总是更加微妙，而且根据不同角度从实验室内部和外部看是不同的。泰勒开创了让他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只埋头工作的习惯。他不仅是他们和施乐公司所关心的世俗事务之间的缓冲器，而且是躲避别人抱怨他们傲慢和髙人一等的不可缺少的避雷针。
“泰勒牺牲了他在施乐能得到的很多工作机会，所以我们不会理会那些胡扯。“阿伦·凯后来如此评论。这种观点普遍存在。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对他如此忠诚（甚至包括那些曾经同他发生过冲突的人），更解释了人们对他一走事情就会大变的担心。
他的辞职标志着帕克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些人认为 ------这种看法可能是正确的------帕克不再延续其连贯性了。对斯潘塞和佩克而言，泰勒不仅是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特权的典型，更是一种愚蠢的管理方法的保皇派。
“我知道将有大风险，会失去很多人员，“斯潘塞回忆道，“但到1980年，研究中心确实已经成了一潭死水。所以就有了这些伟大的有想像力的事件的爆发，这是能量的大爆发，那时所有都完了。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在倒退。这个地方绝对需要一场变革。”
“如果能让我选择，我不会选择失去这些计算机科学家。但回想起来，这也许是件好事。”
同时，泰勒找到了负责一个新实验室的工作。不是在佩克和斯潘塞以为的惠普公司，而是在数字设备公司（DEC），这是许多年前促成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和施乐最初合作的PDP-10微计算机的标兵企业。“DEC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考虑加盟，“泰勒说，“然后他们就派了三个搞地产的人来问我：该在哪里建造实验室？”
泰勒选择一个离帕洛阿尔托商业区很近、远离斯坦福大学和帕克的另一块地方，他最终吸引过来15名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人员，其中撒克和兰普森到了DEC系统研究中心（SRC），罗伯特-W·泰勒做了经理。如此多的高级科技人员都转移到同一个地方终于引起了卡恩斯的注意。他和他的得力助手比尔·格抆文急忙飞往DEC位于波士顿城外的总部，请求其创始人兼总裁肯·奥尔森停止对帕克的冲击。他们甚至发出了一个愚蠢的警告说，施乐是DEC 一个大主顾…就在眼前。
威胁并没有真的实施。但据卡恩斯后来的叙述，几年之后在一个公司总裁会议上，奥尔森把他拉到一边抱怨说，从帕洛阿尔托来SRC工作的工程师思想很独立，没有约束性。
“组里出现了一些困难他苦恼地说，“现在我们正努力用商业策略直接约束他们。”
卡恩斯笑道：“肯，一开始你们就是这样得到他们的。”
同时，帕克许多工程师对泰勒的离去感到震惊和不安，他们的士气需要重振，这个任务就落在斯潘塞身上。之后不久，他回到帕加洛这条最后的退路上，加人了学术研究小组。
变革的气氛异常浓烈。凯和他丰富的想像力都走了。阿黛尔·戈德伯格和戴夫·罗伯森也发表了Smalltalk的第一本商用指南，对这个施乐早就公开了。
帕克原来的三个实验室分裂成了六个，包括约翰·西利·布朗领导下的智能系统实验室（ISL）------这是从系统科学实验室分离出来的，而系统科学实验室也重组成了系统概念实验室（SCL），主任是戈德伯格。除了光学科学实验室仍由约翰·乌尔巴赫领导外，所有帕克原来的实验室都有了新的领导斯潘塞觉得他有责任和阿伦·凯过去的小组联系，交换对这个世界变化太大的看法。在杰克·戈德曼和乔治·佩克管理的帕克中，研究人员们不考虑公司的命令，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向新世界开拓。而现在它已经不再这样了。佩克原来说施乐能在10年后的帕克中看到结果，这个期限已经过了。在那段时间中，研究中心向公司贡献了激光打印机、“以太网”，还有”诺瓦”的技术，但还有更多的事没有做。从此以后，研究人员们将在协助公司利用知识方面发挥更直接的作用。像泰勒这样的人，虽然他的科学研究观念与公司利益有冲突，但现在也正被公司使用着。
“我还能想起我和斯潘塞一起坐在台阶上看外面的沙丘，向着水的方向，“戴安娜·梅里回忆说，“我努力让他向我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必须把泰勒赶走。”
“他说：‘嗯，你知道，他只是不会在这个团队中干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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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施乐输了吗 {#0361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0361”}
“今天的施乐本来可以拥有整个计算机行业。你知道吗，它本来可以将规模扩大10倍。施乐本来可以成为IBM------成为90年代的IBM。它本来可以成为90年代的微软。”
讲话者是史蒂夫·乔布斯，当时是1996年，他在一个关于个人电脑历史的电视纪录片中接受访问。受到批评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几乎每一个注意帕克成就的人都听到了这个结论，施乐公司创造的技术是今天的个人计算机的基础，而它却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让这个机会从自己指缝中榴走了。
施乐作为一个公司在开发新技术上笨拙的形象，无需争辩就成了好莱玛一个高水准的情节剧，剧中的主角是奇妙技术的创新者，而公司死脑筋的官僚们则是反面角色。结果当然是这样的：施乐发明”阿尔托”计算机，而IBM推出了个人计算机。施乐发明了带鼠标、图标和重叠窗口的图形显示用户界面，而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推出了”麦金塔”计算机和Windows。施乐发明了”所见即所得”文字处理系统；微软厚颜无耻地将它变成了”微软文字处理系统”（Microsoft Word）并抢占了办公计算机市场。施乐发明了”以太网”，而今天争夺网络硬件产业市场份额的是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ms）和3Com公司。即使在激光打印机上获得的胜利也不是纯粹的。由于施乐犹豫了5年才将它向市场开放，IBM才得以捷足先登，于1975年推出了他们自己的产品。
这个传奇中也不缺少喜剧因素。鲍勃·波特在成本分析之争中打败了约翰·埃伦比，却因为使用过时机器而失去了市场；哈罗德·霍尔在将公司最具影响力的新产品投放市场时用的是10个非一流人员；吉姆·奥尼尔反对把5台打印机卖给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因为根据条款施乐可能要花费15万美元，而当时公司每年盈利超过3.5亿美元。
当帕克的一项发明能通过决策者那一关并走入市场时，通常最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是那个胜利者意志坚定，敢于用自己的前途冒险。有人想到了9700型激光打印机曲折的酝酿过程：杰克·戈德曼请两位领导飞到帕克观看第11次演示，看这个产品比以阴极射线管（CRT）为基础的”超级打印机”优越在何处。之后，上级接连三次指示要求取消这个计划，杰克·路易斯又没有理会。在若干个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决定公司决策的主要因素不是技术和机遇，而是人的个性和政策环境。
然而，多年来人们总把帕克技术坎坷的命运完全归咎于施乐的错误，这其实是个误解。这使人认为将先进技术商业化实际上很容易，只要一个人想这么做，而且如果一个公司早控制一种髙科技的市场，将来几十年中它就会占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它还假定一个公司应该永远能够补充在其所有基础研究上的投资------这个思维模式不是倾向于更多有效的公司资助的基础研究，而是越少越好。而且，这种认识没有注意到施乐多年来直到今天仍对帕克的慷慨投资。
有人认为施乐浪费了一个垄断个人计算机行业的黄金机会------它在”摸索着未来”，1988年有研究者这样命名------这个观念的几个前提假定十分可疑。一种假想认为，任何公司都能长时间地控制一个如此日新月异的产业。事实是，个人计算机的技术在带来商业利润的同时，也具有巨大的多变性。
这些人只需要翻翻曾经在计算机行业一时领先的公司名单，就可以看到科技是如何毫不客气地将驯服他的主人挫败。IBM个人计算机几乎在1981年一经推出就立刻成为行业标准，然而此时IBM桌面个人计算机的市场份额已经很小了。苹果计算机的”麦金塔”机是帕克设计理念最成功的商业诠释版本，于1983年推出，到1985年已经沦为世界上最普通的个人计算机；在还没有把这个优势扩大转变成一个持久的专卖权之前，苹果就犯了一系列管理错误，对今天造成很大影响（就在史蒂夫·乔布斯自信地批评施乐公司在PBS项目上的表现时，他的老公司在推出”麦金塔”机之后市场份额也第一次滑落到个位数。令人怀疑的里程碑很快就被突破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索尼公司（Sony）、埃克森石油公司（Exxon）都试图用其尖端科技向市场显示力量，想在PC机市场上分一杯羹，但是它们却都羞愧地败下阵来。
写这篇文章时，微软仍然占据着计算机行业不可撼动的惟一老大的地位。它能得到这个位置并不是因为硬件（如巴特勒·兰普森、阿伦·凯和鲍勃·泰勒曾经预料会发生的那样），而是因为软件的强大威力。而微软也并不是没有挑战者能使它在将来某时落到现在IBM的命运，IBM的市场地位也曾经被认为是打不败的。这些挑战包括政府的反托拉斯起诉、尚未完全主导市场的新科技平台的出现以及娱乐界和有线电视的竞争。明天可能还有新的、不可知的威胁会出现。无论微软自己会不会成为”90年代的微软”，这是史蒂夫·乔布斯的说法，不经过世纪的转折它就不会万世流芳。
另一种可疑的假想是，仅仅依靠其规模和对市场的悟性，施乐就应该能很好地满足将”阿尔托”、“以太网”和帕克10余个其他独立发明进行商业化的需要。这种论调经常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小小的苹果公司都能卖个人计算机，施乐这个大公司为什么不行？”
答案当然是，尽管苹果小，但就是因为它小它才能进军PC市场。
将一个全新的科技商业化通常就意味着拿公司的未来冒险。在1981年，这对施乐和苹果两家公司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施乐雇用了125000个工人，苹果公司只有40个。实际上，施乐整个公司都集中在销售一种产品：办公室复印机。它们代表了公司几十年的投资方向------花了成千上亿美元------在内部培训、技术和顾客服务上。
如果复印机和计算机的顾客基础一致的话，这可能还不是一个障碍。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十分不同的人群。20世纪80年代的复印机是为放在职员和秘书常用的中央复印室中设计的典型大件机器。这些产品总是由那些负责购买打字机和电话的经理们来订购。但计算机是系统产品，是专门支持公司专业人才向上升职的。购买计算机要经过一种新产生的人群的审批------职业信息经理，这类人对复印机推销人员和施乐公司的人而言是完全陌生的。
很显然，苹果公司就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它年轻而又灵活，正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能建造合适的工厂并组建一支计算机销售队伍------正如施乐15年之前选择一种发明或技术进行商业化时的那样。实际上，这两个公司的关系就很好地说明了约瑟夫·沙姆彼得在30年代提出的”创造性毁灭”的工业发展模式，在那个年代，企业家中的机会主义者用不同于其前辈的方式抢夺市场。
许多人认为，不把计算机归入定价体制是施乐最重要的发明：把复印机出租并按页向顾客收取费用。当250个施乐的推销员看到”阿尔托”的出现时疑惑道：“点击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他们问的就是旧机器和新机器之间基本的不同之处。要卖计算机，施乐不仅得造一种新机器，还要建立一个新体系以酬报和发动起超过10万人的销售队伍。既要重组工厂，还要对工厂工人和销售人员进行再培训，还得针对一个新的顾客群调整心态，这些任务加起来简直不啻于让一个巨型坦克在大海中转个身。
历史表明，很少有公司能在向计算机公司转型方面完全与施乐相提并论。有多少家主要的美国公司能在二三十年中多次工业技术革命之后还保持商业金字塔顶端的位置？除了长期的领导者，比如通用电气公司，可能还有惠普公司，这样的例子十分少有。更普遍的规律是，一个公司只能在竞争中胜出一到两轮，然后就被其控制之外的革新超过了------这就是残酷的公司进化论，它确保能让新的企业和公司崛起，并使带给每一代希望的科学技术不断得到进步。
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70年代和80年代的施乐也不是一个有希望的新科技开发者，因为它被两重负担拖累着------就是其企业文化和商业环境。
公司常在成功机会很少的情况下去尝试，然后发现结果出人意料地好，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它的企业文化。尤其对施乐而言，静电复印为他们带来的突然的成功一直是个双重咒语。当它给公司带来惊人的财富时，同时也蒙蔽了管理者的眼睛，让他们无法看到市场需要时间吸收新科技这个事实。
施乐”其实被切斯特·卡尔森的话害了”，前技术总监保罗·斯特拉斯曼这样认为，他提出了个完美的说法，你们大家要做的就是给我们提供合适的技术，然后整个世界就会投人我们的怀抱。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只是饶幸发生了一次。
因此，“914”之后的第一代领导者就坚决不接受这种产品，比如计算机，它发展得很慢，而且施乐还得为获得市场份额每一个百分点去激烈地斗争。他们把”诺瓦”看作是同神圣的”914”最接近的产品------一种可以在发展过程中完全成熟的机器，能够横扫整个市场并斗败所有的挑战者。如果计算机市场还会接受价值16000美元的系统型工作平台，“诺瓦”可能还会主导市场。但是，市场毫无疑问会在一眨眼间转向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而施乐没有能和价值仅2000美元的单机桌面平台竞争的机器。
施乐的第二个负担极少为针对帕克的批评者们承认，就是其间它面临的残酷的商业环境。在彼德刚宣布公司要致力于”信息体系”之后几个月，他的公司就在一场多前线的战争中覆灭了------新的国内外竞争者的出现，联邦政府进行的反托拉斯调査，还有日渐恶化的经济状况。即使是一支在竞争市场中摸爬滚打、富有经验的管理队伍也会在这些挑战面前畏缩的；施乐的垄断论者们变得不知方向了，就像被困在海上暴风雨中的周末帆船手一样。
而他们因害怕”失去一个时代”而斗争的结果比”信息体系”之战输得更加惨烈：虽然日本竞争者在1975年形成力量，施乐在4年之后才引进低成本的机器与之竞争。彼德·麦克劳和戴维·卡恩斯当时正为了复印机的特许权进行生命之争，因此他们很少会把耐心放在如何革命性地解决帕克中技术转化这个棘手问题上，这并不令人吃惊。
比如在1972年，杰克·戈德曼向麦克劳提出了一个加速激光打印机生产的新办法------抽出资金建立一个制造厂。“这个想法是要在帕洛阿尔托地区兴建一个小公司，“戈德曼回忆说，“人们已经准备好去建车库了，以为施乐愿意生产静电印刷机，以为他们会得到资助。三分之一的钱建立资金，三分之一的钱给雇员，还有三分之一给施乐用来提供机器。”
“麦克劳绝对没有听过这些。70年代他对这种事的态度是，不能鼓励我们的人一有好主意就这样去干，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他们的忠心。当然，他们还是走了，像査克·盖什克和鲍勃·梅特卡夫就去开了自己的公司，更不用说査尔斯·西蒙尼------他离开后去了微软公司还带去了Microsoft Word。“据戈德曼说今天这种情况在施乐很普遍。但是公司需要10年还要完全改变管理作风------来吸取这个教训。
施乐在处理帕克技术的问题上犯了很多错误，一些错误之前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其他的事后才发现。批评家们永远也不会把这两个混淆。前一种错误包括在向市场推出激光打印机过程中不必要的拖延和多次拒绝用”阿尔托”替代在达拉斯生产的不可编程的机电文字处理器。
然而在”诺瓦”的市场运作中，许多看上去短视或不对的决定当时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诺瓦”的设计部分是因为当时许多办公设备专家们期望有个能多年不过时的机器：大规模，保密，综合办公系统只能单独由卖主（如施乐）卖出和修理。这个体系的产生看来是在所难免，这一点也不让人吃惊，因为这和”诺瓦”要替代的大规模、保密的、综合办公数据处理系统十分相似。
“诺瓦”的软件不能接受外面的软件工程师------就像IBM的PC机和”麦金塔”一样 ------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没有独立的软件行业存在（该产业直到80年代中期才产生）。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普遍认为软件是不能取得专利的，美国专利局也不会接受这种申请。虽然特定的屏幕显示和编码序列可能获得版权，但针对窃取系统中包含的高智能思想现象，这只能起到很微弱的保护作用------正如苹果公司未能成功起诉微软在”麦金塔”机Windows系统显示上剽窃其”眼见身感”（“look and feel”）功能。
帕克早些年的多数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看待研究中心和施乐的关系上心理十分复杂。他们还记得当他们试图把自己发明的重要性告诉东海岸的决策者时，那些人都把他们的发明看成是外星人的技术。然而，他们也无法忘记是施乐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慷慨地付给他们工资，还大度地让他们去追求自己个人交互式计算机的梦想。
一些人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公司或研究实验室，成了经理，他们就不敢给雇员们他们能享受到的同样的行动自由。Adobe系统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兼主席查克·聋什克说：“我们在帕克的态度是那种能做纯研究的强烈愿望，但在Adobe，我们的高级技术小组并不只研究高科技。如果他们一起研究出一个想法并开始动手制作样品，甚至决定把它变成产品，那我们会鼓励他们继续做下去，直到有第一份顾客订单。我所知道的惟一一个技术转化的方法就是用人来完成。”
还有人对母公司尽量容忍他们的做法表示欢迎。“当SDS挎掉时，施乐本可以认定其中所有的电子人员都不像吹捧的那样好，这样的话公司就会瓦解，“巴特勒·兰普森认为，“而实际上，他们坚定地遵循了原来的约定。至少我们看到的是这样。”
一些人对公司创造的机会很感激，甚至对实际利润的去向问题也很漠然。也有人意识到，帕克的人员很少会带头把他们对技术的理解强加给公司老板。
“我们在那里工作的所有人都喜欢批评施乐做错了什么鲍勃·梅特卡夫认为，“但施乐给了我们工作。为什么要怪他们呢？我们很少去承担责任。”
最后一个对帕克的误解------实际上是对所有从事无限制基础研究的研究中心的误解------是公司必须把实验室提出的每一个思想都开发利用上。在一个相当广泛的研究项目中，有些思想就是不适合发展成公司的项目。
“佩克说过，一个伟大的研究组织也会生产出许多公司不能用的想法，“约翰·肖克说，“他还说，即使公司商业计划者拒绝一个想法你也不应该感到惊奇。”
然而，把公司研究中心看成是一种公益事业，就成为施乐经常被嘲弄的笑柄。
“有时我想，现在如果施乐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么重要的机会而受到适当的惩罚的话，“加里·斯塔克韦瑟说，“约翰·斯卡利（苹果公司前任主席，离开帕克之后就任的）曾经对我说：‘我可从不想要帕克。‘我问他原因时他说，‘所有的技术都泄露了。‘我说：‘你只想有能力控制这样一个机构，并不是不要这个机构。’ ”
但是，斯卡利的看法还是很普遍的。今天现存的公司实验室都不像70年代和80年代的帕克，即使是90年代的帕克也一样，那时物理学、信息科学和图形显示技术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有几个原因，有的和技术进步的生存周期有关。因为计算机科学已经不再像70年代初那样具有历史转折点的意义了，70年代研究中的每一个发现都是迈向新世界的一次巨大飞跃。
然而，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公司的规模前景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论是多有钱的公司都不敢把它资金的一小部分拿出来搞学术研究，因为这对公司可能没有回报，就像施乐公司。一个科学家们能随意在理想王国中畅游的理想化公司实验室，现在看来太荒诞了。微软公司和70年代的施乐最接近，至少在快速的现金流转方面。今天的微软研究中心雇用了巴特勒·兰普森、査克·撒克、査尔斯·西蒙尼、加里·斯塔克韦瑟和阿尔维·雷·史密斯这些人并不是巧合。它的意图很明确，就像每个公司都想做的那样，重建一个施乐的帕克。然而即使是比尔·盖茨，微软的主席，也不愿把微软研究中心定义成和帕克一样：“我们不想出现施乐的情况，使研究作用被产品设计削弱。（我们想要）不但绝顶聪明而且渴望看到工作成果投入使用的人员。”
这并不意味着伟大甚至惊人的发现不会被各个公司的研究人员发现，只是说明帕克在其辉煌的早期曾具有的一种特质好像已经远离了科技世界，也许永不再现。就把它叫作”魔力”吧。
（迈克尔·希尔奇克. 时间机器:施乐帕克与计算机时代的黎明:Xerox Parc and the dawn ot the computer age[M]. 华夏出版社, 200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