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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数字时代的传媒梦想》：第二章~第六章 {#a004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a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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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信念如同福祉 {#cf8b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cf8b”}
他一生都在追求一种自由、民主、受大众欢迎的媒体…他们没有办公室，没有收入，也没有人为一长串账单付账…他俩坚信事情很快就会有进展，这信念如同随身的福祉，这信念也让他们有理由赢得朋友的帮助。
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往往在故事开头就父母双亡或被剥夺了继承权，商人则是被炒了鱿鱼。路易斯·罗塞托在Ink的新工作，本是撰写Fokker 100{.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Fokker_100”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的资料，这是一种新型双引擎喷气式城际飞机。不过他刚在公司露面，Fokker计划就给取消了。路易斯的运气真是太好了。当初他在荷兰自我学习时，阿姆斯特丹五花八门的公共服务为他提供了生活保障；现在，荷兰严格的劳动法又一次帮了他的忙：老板若要随便开除全职雇员，不可能不受损失。要解雇路易斯，Ink得赔偿一笔费用。他们给他安排了一个新任务一一”哄”着公司的电脑打印机，让它规规矩矩地打出东西来。在桌面出版软件诞生之前，这是一项谁都头疼的艰巨任务。
出生于荷兰代夫特市的彼得·鲁顿（Peter Rutten）是一个深色头发、喜爱思考的作家。他正忙着为荷兰防洪控制系统的计算机编写说明书，看到路易斯对工作的那种热情和投人，他都惊呆了。这些工具即将过时，谁会真正关心打印的效果，关心出来的字体、字号是否每一个都准确无误呢？但路易斯的脑袋总在想着打印机，他那种专注简直是非理性的，好像在和谁较劲一样。
开始鲁顿以为这就是美国人的特点，是一种工作伦理，如果他实现自己的梦想，移民到美国，肯定会看到同样的人。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路易斯不懒，他也不代表那种雄心勃勃的人，也不特别在意老板的评价。他的目标完全不同：他认为廉价的出版机制将改变世界。
其他人根本弄不清路易斯所说的这种革命是什么意思。鲁顿惊讶地发现，他的新朋友对荷兰年青人中那些标准进步思潮没什么感觉。比如，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遭到欧洲各地的抗议谴责，关于这个国家的悲惨前景已经成为某种常识。但路易斯嘲笑鲁顿，说他真可怜，接受的观点都是二手货。路易斯说，南非不同种族之间存在一个友好感情的蓄水池，这个国家的未来并不像媒体描绘的那样黯淡。路易斯讨厌主流媒体，认为它们的劳动产品（他就这么称呼）是残次品。南非并非处于末日边缘。
鲁顿无法赞同这样的观点，但他也感到路易斯的想法有某种不可抗拒的东西，仿佛置身于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或保守思想的外面。他们俩常常一起待到很晚，鲁顿也跟着路易斯学”巫术”，掌握如何控制那些桀骜不逊的打印机。在其他人离开办公室后，他俩把废旧易拉罐当球玩，在运河沿岸烟雾缭绕的酒吧里沉溺于政治争论。鲁顿逐渐开始认同路易斯的信念 --- --- 新闻将采取一种新的传播方式。这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想法，尤其对这个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荷兰人来说。因为荷兰的报纸和杂志都是小机构，由小团体控制，这种发展速度不可能吸引天才人物加人。欧洲一直经历某种衰退，穿越国界的电话花费不菲，小孩子穿的夹克纽扣上写着”没有未来”。也许，他们在Ink学习使用的桌面电脑，真的能改变世界。至少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路易斯整个星期都在阿姆斯特丹，扑在新工作上。但每周五晚七点左右，他会开车去巴黎，行程600公里，一般在午夜前到达。如果简和朋友吃饭没回，路易斯会在外面的院子里，跳在他那台老标致汽车里睡觉，简回来就叫醒他。两人的关系仍然不怎么明确，因为他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而她也从不缺有趣的朋友。不过，一旦他们碰面，通常都会整宿待在一起，在破晓时睡觉，到黄昏时起床。
对简来说，法国首都的魅力正在逐渐消退。她曾在自己精致小巧的公寓遭到两次抢劫，而手头的工作好像也没什么前途。在路易斯的多次遨请下，1988年春天她决定到阿姆斯特丹试一试。最初她想在时装业工作，不过荷兰时装业那笨拙的剪裁、单调的颜色让她很郁闷。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路易斯说他需要一个帮手。
在Ink，路易斯已不再负责打印机。几个月前，老板贾普·范德米尔（Jaap van der Meer）要他去编辑一本公司杂志，名称是《电脑和翻译》（Computer and Translation）。Ink希望这本杂志能促进翻译软件和服务的销售。其实，公司本可以用更少的钱雇两个销售员，让他们专做欧洲大客户的说服工作。但当路易斯提出这个建议时，老板要他闭嘴，让他把编辑工作干下去。
经常有人想办杂志，这是一种狂热。路易斯的任务本是办一本关于机器翻译的杂志，不过，这显然很荒谬，因为当时机器翻译并不存在。在杂志第一期的第一页，贾普·范德米尔对读者宣称：“机器翻译工具即将突入商业市场。“在同一期杂志第5页上，路易斯登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作者是一位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文章论证说，机器翻译不但不会马上突入商业市场，而且在技术上仍是不可行的，在10年或更长时间里也许都无法实现。这样一来，路易斯只得自己寻找社论方向。他一生都在追求一种自由、民主、受大众欢迎的媒体，与这种狂热一致，他认定，日后最重要的发明，不是在自动翻译领域，而是在文字处理、语音识别、排字、页面设计和印刷方面。很快他争取到上头的许可，将杂志改名。《电脑和翻译》变成了《语言技术》（Language Technology）。这个新名字只用了一年，它的意思很确切，但不够炫目。很快路易斯把名字改成了《电词》（Electric Word）。
路易斯不仅报道和推广这些技术，他也是最早使用这些技术的人。他的杂志就是在自己的台式电脑上完成的。美术设计是麦克斯·基斯曼（Max Kisman），路易斯非常欣赏他为阿姆斯特丹跳舞俱乐部设计的海报，在路易斯面谈过的美编中也只有基斯曼愿意在一个完全数码化的环境中工作。所有的版面设计都在电脑上完成，即使到了印刷前的最后一分钟，路易斯也可以改稿。他还经常骑自行车去制作经理的公寓，制作经理常常工作到深夜，在屏幕上修改单词或句子。
这本杂志有很多印刷错误，这是因为资源太贫乏，截稿期过于紧张。不过，和当时的主流出版模式不同，这是另一种出版流程和规则，既新式又老套。《语言技术》和《电词》是在台式电脑上迅速而自动生产出来的，在美术设计师背后，是路易斯一眨不眨的眼睛。这是电子出版风格的一次预演，它同时也是对旧时代的一次回眸。在那个时代，一个印刷工人也许会拖着他的印刷机来到广场，在人声汹涌的选举潮中，抛出自己的海报，对当权者发出声讨。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弱势力量也可以创造自己的杂志。
由于最初定位于促销，所以《语言技术》并没想到拉广告。但路易斯一直认为，假如这本杂志可以赚钱，他的地位才可能更稳固。简的工作就是卖广告，但她从来没有收到过给《语言技术》或《电词》的支票，这只是给她提供一个学习机会罢了。
作为一本杂志的编辑，路易斯的才华和能量逐渐释放出来。简也乐于看到，他那古怪的脾气，现在被人们视为某种天才特质。杂志里的文章提到许多技术专家，路易斯从来不会把他们仅仅视作消息来源或吸引读者的有趣人物。这些人是他眼中的先锋，而且是一些秘密的先锋，因为他们不仅在一般人视野之外，而且他们的想法隐藏在大部分人感到畏惧的机器中。他们的言行方式、衣着风格、娱乐趣味，记者和大众读物作家都不感兴趣。在《语言技术》和《电词》中，路易斯希望突出这些新式精英的力量。
这其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工程师并不关心什么世界命运、历史使命，那只能事后总结，他们的乐趣在于迎接技术挑战。除了聪明才智和影响力方面突出，这群人不太可能成为什么潮流先锋。但另一方面，路易斯的哲学也并非凭空捏造。15年前的事情历历在目，特德·内尔森（Ted Nelson）的开创性宣言 --- --- 《电脑解放》（Computer Lib{.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puter_Lib/Dream_Machines”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发表于1974年。特德是一个发明家和雄辩家，他将计算机技术呈现为一种解放性社会力量。特德的口号包括”计算机权力归于人民”、“现在你能够并且必须理解计算机”。在13年的时间里，特德的小册子卖出了5万本，大多数读者是计算机人员，他们懂得并支持特德的想法。
特德·内尔森知道自己的读者是谁，他和他们关系密切。在一次简短的政治讨论中，特德引用一则民意测验数字说，纽约登记的自由党员中有50%是计算机专业人士。
“持这种政治观点的人大多是独善其身的天才，他们在学校里感到窒息，不合时宜的蠢才把他们挡在了后面。“他写道，“从某个角度看，他们的本性决定了他们的政治立场。”
《电脑解放》的爱好者中有一些微电脑商业的开创者，比如苹果电脑的发明者斯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他在苹果电脑上赚了上亿美元，这个赫赫有名的黑客创造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分支产业。通过一系列充满幻想的广告宣传，苹果电脑本身也参与传播了”电脑是一种政治力量”的观念。他们最有名的广告是1984年在”超级碗”赛场播出的，广告中的Macintosh（苹果）电脑成了反击专制政府的武器。
在《语言技术》和《电词》中，路易斯已经在反思，苹果电脑诞生后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他的杂志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与令人炫目的好消息相伴而来的是什么样的挑战。他眼中的读者，是”爱思考的计算机使用者，他们正参与信息技术的全球革命”。
可以想见，翻译软件的销售额却并没有增长。在双月刊出版8期之后，贾普·范德米尔叫路易斯到他的办公室谈话，贾普告诉他，他的杂志是一份被时代淘汰的产品，他在公司也将被淘汰。
“喔，“路易斯说，“这太残酷了。”
在Ink停止支持后，路易斯不得不寻求新的东家，这样杂志才能继续前进。他找到了莫里斯·凯泽（Maurice Keizer），一个荷兰商人。他拥有一种滚动广告牌技术的专利，这种广告牌是薄塑料带做的，和一台电动机连在一起。基于这项发明，凯泽成立了一家小公司，正准备通过收购杂志来扩张这个业务。在阿姆斯特丹的Vondelpark附近，他拥有一座四层楼房。1988年夏天，他把地下室交给路易斯使用。路易斯的隔壁是从Ink跟过来的彼得·鲁顿，鲁顿的隔壁是简。她会给每一家科技公司打电话，找任何会说英语或法语的人，努力向他们卖广告。
凯泽对《电词》的内容有那么一点点兴趣，不过他的最终动力还是钱。他想迅速建立一个庞大的杂志公司，把投资转化为资本型资产，让自己从创业者变成资本运作者。他认为《电词》是达到自己目的的一个廉价桥梁。在他眼里，路易斯是一个可以随便开发的资源，他看中的不是这家伙对未来的夸张想象，而是他组织操作一份杂志的经验 --- --- 写作、设计、拼版、发行、广告，而且不需要太多资金支持。
冲突在所难免。随着《电词》一期期出版，路易斯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他认为自己正在发现社会变化的引擎。路易斯坚信，他报道的那些人物，是”地球上势力最强大的”。这种夸张措辞一一如果它的确夸张的话 --- --- 凯泽并不觉得有趣，路易斯今后将要遇见的一长串出版人和投资人也不会对此感兴趣。
凯泽有许多不成形的贪婪想法，他利用杂志来做资本家的图谋也没有明言。地下室的气氛有些紧张，他们坐在廉价木门锯出来的桌子旁，听简一个劲地甩电话，每次被拒绝就用英语臭骂一通。看起来可供大家打嘴仗的弹药很多。不过，即便是关系最融洽的时候，路易斯也没能说服凯泽。他拼命解释《电词》不是一个玩具、业余爱好、廉价搭售品、小型商贸杂志，读者也不只是那些腰带皮夹里挎着计算器的家伙，《电词》描绘了正在他眼前发生的变化，它是通向这个划时代的转变的工具，但凯泽什么也不相信。
《电词》的发行量从来没有超过1.5万册。当莫里斯·凯泽在1990年5月关闭杂志时，路易斯把他的行头搬到一个借来的公寓里，凭借凯泽在供货商那里的信誉又印了一期杂志。这期杂志的封面写着一行大字：“投资这本杂志吧！“在编辑手记中，路易斯称：“在36个月、历经两个发行人之后，《电词》独立了。“但它并不独立，也再没出过下一期。凯泽对路易斯提起诉讼，要他赔偿最后一期的费用。他说自己并未授权出版，还要求査封这个前雇员的银行账户。路易斯和简提起反诉，要求获得《电词》这一名称的所有权，要求发放简做广告工作的薪水，但凯泽一直拖欠着没给。
路易斯在Wilhelminastreet有间无电梯的公寓房，简和他蜗居在一起，这房子一个月的租金大约是150美元。前门打开就到了那间狭窄的卧室，走几步就到了公寓的后墙，当然，放一张床还是有地方的。这可不是简所想象的幸福，但路易斯仍然不放弃。
“这和过去差不多嘛，“他对她说，“一家人在一起，男耕女织的那种。”
“那个年代他们没有别的选择。“简答道。
但路易斯是个斗士，所以简也不会放弃。她打了几百个电话寻找新的支持者，在他郁闷甚至愤怒时，她始终保持乐观的笑容，一次又一次拿起电话。他们分享着同志般的亲密，这种有些傻气的相互依恋最终熬成了爱情。
当然简也非常沮丧，现在他们没有办公室，没有收人，也没有人为那一长串账单付账。每挪一次窝都得靠朋友帮忙，这些人的好心差不多都要超出极限了。不过，他俩坚信事情很快就会有进展，这信念如同随身的福祉，这信念也让他们有理由贏得朋友的帮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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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朝圣 {#12e2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12e2”}
路易斯和简回到纽约，他们希望在美国创办一本新杂志…一个月又一个月，银行里的资金渐渐花光，他们一次次寻找天使投资人，一次次失敗…幸运的是，他们陷身其中的城市却有着从悲伤走向成功的传奇历史。
冬天到了，这两个寄居阿姆斯特丹的人却只能骑车代步。冰冷的雨水渗透他们的衣服，窗台上的裂缝爬满了棕色的苔藓。有一年简的脚趾肿得特别厉害，她都没法穿鞋。荷兰人管这个叫冻脚趾，也就是冻疮。路易斯和简回到纽约时，人们以为他们是从潮湿欧洲逃出来的难民。他们希望在美国创办一本新杂志，但不知从何开始。过去的熟人都以怜倘或调侃的心态谈论他俩的悲惨遭遇。
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是路易斯联系过的几个主要人物之一。一提到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这种所谓的传媒大亨，沃尔夫往往是冷嘲热讽的口气。他给路易斯提供了许多帮助，他非常同情路易斯的遭遇。在某个时段，相当有限的时间里，沃尔夫甚至对路易斯有了好感。不过，他最厌恶的，却是人们把他的名字和一个笨拙的前嬉皮士联系到一起，这个嬉皮士曾拿着一本关于”破解大脑”的小册子在纽约四处招摇。他也不愿看到这样的传闻：某某和著名街头小报发行人有合作关系。
沃尔夫对纽约的媒体精英了如指掌，这个志向远大的家伙以一种心照不宣的口吻和他人分享圈子里的流言蜚语。日后路易斯向其他有权有势的杂志专家寻求帮助时，他得到的反应和沃尔夫的态度没有两样。沃尔夫认为，路易斯的想法根本没有价值。
沃尔夫和路易斯的第一次会面纯粹出于好心帮忙。1988年，在Ink切断对《语言技术》的支持后，路易斯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了沃尔夫的电话号码。没准沃尔夫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呢？沃尔夫同意见面，而且他对杂志业也有些认识。沃尔夫的父亲一直在广告界工作，他妻子是Ziff-Davis这个领先的计算机杂志出版人的内部法律顾问。当然，与其说沃尔夫像ZD杂志同仁，倒不如说，沃尔夫的职业经历和气质更像路易斯。和路易斯一样，他曾是一个作家，后来成了创业者；他也在寻求商业上的第一次成功，而且他想办一本成功的杂志。1986年，沃尔夫曾经想把《国家讽刺》（National Lampoon）买过来，不过由于钱不够，这个想法最终搁浅。
两人在纽约上西区的一间酒吧里见面。沃尔夫觉得路易斯的形象让人困惑。如果说他是一个辍学青年，年纪又太大；如果说他是一个波西米亚人，他却又关心商业。他的空想色彩太浓，似乎不适合严肃的工作。他关于杂志的那些想法，说明这人完全不懂计算机出版业的现实。美国的计算机杂志给读者提供许多确凿事实。但路易斯对硬件、软件评测之类东西根本不感兴趣。他声称，自己正在对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一群人讲述有关新社会的故事。沃尔夫就当这是痴人说梦。沃尔夫模模糊糊感到一种同志情谊，但他对路易斯的超凡魅力仍然具备免疫力。见多识广的他，曾从远处观察过许多真正强势的纽约人，他的心思早已放在那些人身上。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路易斯和沃尔夫握手道别。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1990年路易斯回到美国。沃尔夫接到他打来的电话时很不髙兴。他努力搜寻合适的词句，想把这个不速之客打发走。不幸的是，路易斯身上有种奇怪的特质，可以抵挡这种披着礼貌外衣的拒绝。沃尔夫从来没有碰到过如此沉静、又如此急切地想要展现自己的人，好像他能够提供的任何建议都是宝贵的营养，可以让路易斯免于死亡。最后，沃尔夫给了路易斯一些媒体圈人士的电话号码，作为不得不打断这次会面的一个补偿。在路易斯走后，沃尔夫为自己刚才的冲动发愁。“那些人见到路易斯后，会怎么看待我这个介绍人呢？”
后来，路易斯的成功让沃尔夫大梦初醒，他也创建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尽管后来这公司破产了。沃尔夫用银行账户里的最后一笔钱给自己开了一张支票，并在一本有趣的名为《燃烧速度》（Burn Rate）的书中直刺真相，把他的合作者挖苦了一把。不过，那次与路易斯见面时，沃尔夫还没那么愤世嫉俗，他仍在琢磨如何贏得商业人士的信任。他当时身着阿玛尼夹克，而路易斯和平常一样，穿着牛仔裤，背着背包，脚蹬过时的绿条纹白色运动鞋。路易斯的衣着和声音一样，看不出什么希望和未来。“路易斯想要进入计算机杂志业，“沃尔夫后来说，“但从他身上看不到半点迹象。”
约翰·普朗奇特也被打发走了，这有点出人意料。路易斯让他去旧金山，真是一趟让人兴奋的差事。过去这么多年，两人一直保持接触。路易斯不断演进的计划激发了约翰的想象力。约翰有时候会把自己随意设计的一些东西给路易斯看看，或者往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寓发些传真，提些建议。约翰在欧洲有任务时，会在路易斯的公司待上好几个小时。他们把当地阅报栏里的新闻扫一遍，给自己注人每一件新鲜事儿。1989年，路易斯和简参加了约翰和巴巴拉·库尔（Barbara Kuhr）的婚礼，新娘也是一个设计师，后来成为约翰的事业伴侣。
“总有一天，我们要一起做一份杂志。“路易斯告诉巴巴拉和约翰。
“嗯。好啊。“约翰回答。这并不表示他同意。当路易斯对约翰说点什么话题时，约翰的反应是吸一口气，他那已经很宽的胸膛会更宽一点；他还会展一展眉，那已经够阔的脸会更开阔一点。然后他缓缓地吐出一句话，“好啊！“这话只表示他拒绝发表自己的意见。可是，路易斯往往会把这种讽刺语气当作赞同。他的失败赋予他某种奇特的力量，可以抵御各种反对。
当《电词》的最后一期到达读者手中时，路易斯邀请约翰在西海岸的MacWorld大会上与他会合。在那里，约翰可以近距离观察数字化革命。MacWorld是一个计算机交易展销会，但却有种狂热的宗教气氛。1991年1月，成千上万初出茅庐的创业者，在旧金山莫斯肯中心（Moscone Center）的大厅里穿梭，手里拿着三寸磁盘，里面装着商业计划书和演示版产品。这一场景已成为这一新兴产业的标志。关于技术忠诚度，存在许多争论，人们称之为”宗教辩论”。这个短语虽然有些讽刺意味，但辩论中的热情的确可与宗教狂热相提并论。展销会期间的一天早晨，约翰和路易斯坐在一个有地毯的阳台上，冲着展示大厅。他们旁边还有两个人：兰迪·斯迪克罗德（Randy Stickrod） --- --- 《电脑图形世界》（Computer Graphics World）的前出版人和吉姆·费力西（Jim Felici） --- --- 《出版》（Publish！）的常务主编。两人都是《电词》杂志的忠实读者，尽管这本杂志的存续时间很短。和迈克尔·沃尔夫不同，两人都不认为路易斯是一个幻想狂。如果说那个周末出现在旧金山商业圈的竞争者，有50%是幻想狂，那么路易斯显然比他们更可靠。毕竟，他已经让一个杂志持续运转了三年。现在路易斯说，他想让他的杂志出现在美国，但内容更丰富、外观更漂亮，而且更受人欢迎。约翰·普朗奇特将担任美术设计。
听到这个想法，兰迪·斯迪克罗德立即表示看好。他已在西海岸工作多年，认识了一大帮有钱的投资者，或者叫天使。天使投资人会签出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元的个人支票，帮创业者成立公司。当然，他们不是慈善家。对一笔天使投资而言，4年或5年获得1000%的回报，通常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天使投资有些不可思议的功能，他们能把一些即生即灭的思维火花变成实在的东西，比如公司地址、印有抬头的信笺、电话、员工 --- --- 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企业的原材料。
在这种志趣相投的气氛中，四个人说话的神态好像他们已经是合作伙伴。那个周末路易斯在城市里闲逛时找到了一幢完美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房子，他已经憧憬着在那里和简、约翰以及巴巴拉一起生活和工作。因为当时路易斯和简在美国都没有工作，也没有任何可以査到的信用记录，所以路易斯只得把租房合同交给约翰，要他填写和签字。约翰有点犹豫，因为路易斯那直瞪瞪的眼神让他心情不安。路易斯决定租下这房子，没有任何迟疑，他解释为什么约翰必须签字时也很干脆，这都是约翰从没见过的。而约翰和巴巴拉一直在考虑如何离开纽约。他们在银行里的钱，足够为远离曼哈顿的一幢房子支付定金。约翰不想在金钱方面和路易斯、简有什么瓜葛。“不管做什么，“他对妻子说，“我们不能让他们的手伸到我们的定金上来。”
路易斯离开MacWorld大会回到荷兰，准备打点行囊搬回美国。约翰·普朗奇特通过传真和电话与他一直保持联络，两人琢磨着为杂志取个什么名字。开始他们准备把新杂志叫DigIt，这个词既可以发音成”数码”（digit），表达电脑的意思；也可以发音成”挖掘它”（digit），表示杂志内容是突然发现的、有趣而时髦的现象。简认为Digit这名字太滑稽了，她更喜欢自己的提议：连线（Wired）。约翰开始并不信服，后来当他意识到《连线》这一名称的命令口吻（连上线吧！get wired）具有强大效力时，他也同意了这个提议。
为了资金，路易斯和简从一个反正统文化的长发商人那里寻求帮助，这人叫艾卡特·翁增（Eckart Wintzen），曾是《电词》的广告客户。路易斯对翁增开门见山地说，他要去美国办一本杂志，需要现金。透过那窄框的、发着光晕的眼镜，这个荷兰企业家盯着路易斯，说了一大通道理。他说，尽管投资一本新杂志符合他把自己的技术咨询公司多元化的取向，但他预测，如果他参与杂志出版的话，有可能会丟掉更重要的事情，那么他将不得不再造公司结构，这意味着他不得不斩断和路易斯的生意。翁增说，为了将这个痛苦的过程缩短，他宁愿一开始就不投资。
但另一方面，由于他读过《电词》，看重这本杂志，他们需要的钱也不是太多，翁增提出，他给路易斯和简提供一部分资金，让他们把第一期先做起来。但他不想在他们的公司中占有任何股份。
他给的钱，相当于在第一期杂志上登广告的预付款，外加几千册杂志，当作发给客户的促销品。如果第一期按计划出版的话，他会提供第二笔资金，数目和第一笔一样。踌躇再三，翁增最后给了他们45000荷兰盾，大概相当于两万美元。这笔钱到手后，路易斯和简飞往纽约。
路上他们在伦敦停留，路易斯买了一套深蓝色的杰尼亚套装。他希望穿上这套衣服，自己就像一个生意人了。他们也让亲朋好友知道，他们已经上路了。
但他们选择的却是一个痛苦的时间点。当时纽约出版界正处于一种神经过敏的状态。随海湾战争而来的金融低迷，尽管时间很短，很快就被人遗忘，却使得广告客户严格限制广告方面的开销。这意味着繁荣的杂志将会萎缩，正在挣扎的杂志将会死亡。1989年有500多本杂志上市，只有不到一半撑过了这一年。尽管其中有许多小型的、非常专业的出版物，但经验丰富的出版人和新入行者同样难逃厄运。夭折的主流杂志包括《七天》（7 Days）、《曼哈顿》（Manhattan）、《公司》（Inc.）、《盛名》（Fame）、《旗号》（Wigwag）和《蛋》（Egg）。《侦探》（Spy）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最有名的杂志，其创建者在1990年疯狂地需求资助。1991年2月，在出版5年之后，《侦探》杂志的老板把这本月刊90%的股权卖掉了，而且只卖了450万美元。
1990年8月，伊拉克人侵科威特。这段时间迈克尔·沃尔夫一直和《聪敏》（Smart）杂志共用第五大道和十四大街的办公室。那是Jack’s Bargains上方的一座建筑，大楼里还有《她球母亲新闻》（Mother Earth New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ther_Earth_News”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和《今日心理学》杂志（Psychology Today）。沃尔夫正准备创办一份旅游杂志，叫《美利坚》（America）。但现金流很快开始枯竭，而办公室的灯开始一盏盏熄灭，锁也换了，然后房子被人收回。到年底时，所有这些杂志，包括沃尔夫的，都”死掉了”。所以，当沃尔夫听到路易斯和简选在这个时候放弃他们那拮据但却舒适的阿姆斯特丹生活，来美国寻求新机会时，他只有摇头大笑。
路易斯给约翰·普朗奇特打电话。让他沮丧的是，约翰不准备搬到旧金山科尔谷地区那宽大舒服的平顶公寓来，路易斯本以为他们可以在那里重建一种奇丽的公社气氛。那种气氛是属于他们特别崇拜的《滚石》杂志那个时代的。约翰的目的地是公园城，一个适合观光、到处都是滑雪者的小镇，那里过去是个矿山，离盐湖城大约40分钟车程，从他前妻的住处过去大概是1200英里安全而沿途风景美妙的旅程。路易斯非常惊讶，他没想到约翰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
约翰认为，他自己已经想得很明白：如果兰迪·斯迪克罗德找到了一个天使投资人，他自然乐于参与工作。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好消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MacWorld的讨论没有留下任何文档记录。约翰问过路易斯：“这个合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意？“路易斯只是盯着他，眼神空洞、不发一语、神情忧郁，就这样持续整整一分钟，让安静充满整个屋子，说道:“你指什么？生意指什么？“约翰回答:“你指的什么，我就指的什么！“然后两人相互对视，和电影里的仇人相见一个样子，就差掏枪了。
路易斯认为，在大家拥有某种真正的事业之前，执着于具体条款是很荒谬的。不过就目前的分歧而言，约翰肯定不会和路易斯搬去加州。事实上，如果看不到一个白纸黑字的合作协议，约翰就不会为路易斯做哪怕是一个页面的设计。当路易斯和简到纽约去拜访他们时，约翰和巴巴拉已经装好汽车准备去犹他州了。就算他们想帮忙也没有地方住了，而且他们根本就不想帮。
但约翰发现，自己无法解释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和巴巴拉在曼哈顿又待了三天，在一间从朋友那儿借来的工作室没日没夜地干活，为路易斯设计一个好看的缩微样刊。这么做没有任何报酬，根本没有签订什么正式协议，确定合作关系。斯蒂夫·乔布斯是苹果的创始人之一，员工们说，这人周围有一个让现实扭曲的场，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意愿扭向乔布斯认定的方向。路易斯对约翰也有类似的影响力。也许，路易斯性格中那种坚定和脆弱的奇怪组合发挥了这样的效力。后来约翰记得路易斯好像这么说过：“如果你现在离开，你就毁了我们的梦想。“约翰不知怎么回答，他只得开始干活。
他们没时间做出一份完整的新杂志，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内容都不够。他们只好做了一份路易斯称之为”宣言”（manifesto）的东西，让人初步了解《连线》杂志的使命及其设计风格。这份”宣言”有16页，方方正正的形状。里面有一篇措辞夸张、篇幅短小的声明。路易斯在文章警告说，技术不是什么提供舒适的工具，而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它有能力打断那些最亲密的关系。“你，信息富裕者，“他写道，“是今日地球上权力最强大的人。你和你支配的信息技术正在完完全全改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邻里关系、我们的教育体制、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世界。”
这份样刊里有一个内容目录、一个可能的撰稿人和编辑名单。有篇报道的标题是”工薪人士土壤里的Kamakazi资本家”。不过，这份宣言的主要目的，是让人知道这本杂志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普朗奇特用一台彩色复印机和从其他杂志上剪下来的上百张图片，模拟出电脑插图的各种效果。他们把借来的工作室翻了个底朝天，这恐怕早已超出了那位朋友的忍耐极限。约翰最后给这位朋友签了一张几千美元的支票，那是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补偿费。随后约翰和巴巴拉开着塞满东西的汽车前往犹他州，他长长地舒了口气，心情轻松了许多。这种情绪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约翰·普朗奇特的离去，让路易斯心情沮丧，但他遭受的打击并未就此结束。吉姆·费力西，第二个合作者，跑到法国去了。尽管他对路易斯的杂志挺有热情，但却不愿推迟实现自己的梦想，也不想为杂志的事情伤脑筋。兰迪·斯迪克罗德，尽管依然信心十足，但仍没有筹到一分钱。
路易斯和简买了一辆旧本田车，一直往西行驶，沿途在便宜的汽车旅馆住宿。简在一个工业会议上认识了一个有钱的制鞋商，通过他的关系，简和路易斯找到旧金山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这人在伯克利山上有幢漂亮的房子，当时房子空着。开发商提出把房子租给他们，一个月只要1000美元。他们无法拒绝这么划算的提议，尽管这个数字是他们在荷兰的房租的五倍多。简知道，路易斯已经从无数不确定因素中披荆斩棘走出来了，他把这种不得已的节衣缩食与占便宜心态的混和体称为”贴着地面生活”。不过，到达伯克利后，她要面对的烦恼仍是她不曾想象的。他们必须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她为此非常悒郁。
那个秋冬的每天早晨，路易斯和简都要开车去旧金山的一个办公室，办公室靠近一个类似小型赛马场的公园。南方公园在林肯山附近，一度曾是这城市非常时髦的地方，不过那些大厦在1906年被烧毁了。路易斯和简到那儿时，曾经的胜景一点痕迹都没有，只有陈旧的椭圆形草场，周围是一座座仓库和一些小型建筑。公园的尽头被一群喝啤酒的家伙占据，有些人躺在地上撒酒疯。
南方公园周围的办公楼很便宜，这对尚未盈利的创业公司很有吸引力，他们可以把总部设在那里。比如著名的安德鲁·浩恩（Andrew Hoyam）铅字铸造厂就在那里。当这位伟大的印刷者在创作闻名遐尔的《地狱》（Inferno）时，想必曾多次走进公园散步透气。在公园的东北角有栋四层砖楼，历经地震后显得很不安全。里边有家忠实于Commodore电脑、Atari游戏以及Macintosh平台的出版公司。时局艰难，他们的办公场所只得缩减为一层楼。公司老板把邻街的一间小膽室转租给兰迪·斯迪克罗德，后者又把其中的一个角落让给路易斯和简无偿使用。
兰迪开一辆银色的保时捷汽车，但这时他也快破产了。《电脑图形杂志》卖了个好价钱，他把这些钱投进了索诺玛县的一个葡萄园，他还在诺卜山买了一幢套楼公寓。但一场旱灾毁了他的葡萄园，一次离婚夺走了他的套楼公寓，而纳税问题则把他剩下的一点现金也耗光了。不过，兰迪仍然倾其所有，为路易斯和简提供方便。除了两张破旧桌子和两条电话线，他还让他们使用自己的传真机。
6月，路易斯第一次见到了《连线》的新办公室。他们搬进去一周后，一颗子弹穿过窗户，嵌在简桌子旁的墙上。没多久，有人拿枪朝前门射击。不管怎么猜测，这都不是宿怨引发的仇杀，因为简和路易斯最愤怒的敌人还离得很远一一在欧洲呢，那个给最后一期《电词》提供资助的人再也没有得到赔款。这些枪击只是当地社会问题的一个表现，在欧洲生活多年的他们，不知道会有这种事情。
一个月又一个月，银行里的资金渐渐花光，他们一次次寻找天使投资人，一次次失败。元旦过后没多久，路易斯和简相互不再讨论什么共同话题，因为就在两人关系变得很脆弱的时候，简突然冲动地离开了，她和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Perry_Barlow”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去洪都拉斯的伯利兹过周末。巴洛是一个体格健美、深色胡须、辞藻华丽的专家。简的这个选择，自然对路易斯造成极大伤害，但这事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不可思议。因为尽管巴洛的做作有些不可救药，但他也是一个聪明而反传统的人，而且他发自内心地爱着简。
他和简最早相见是1989年，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花园聚会里。巴洛是一个牧场主、一个抒倩诗人，在怀俄明州有一个大牧场，曾为”死之华”乐队（Grateful Dead）写歌。他还是一个激进主义先锋，为电脑用户的公民自由权而斗争，与软件先驱米奇·卡泊（Mitch Kapor）一起创建了电子边疆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他的照片使得普朗奇特设计的《连线》样刊更加别致。在那四分之三的侧面像上，他戴着一顶牛仔帽，帽檐下的眼神有些邪气，身后的西部天空，是一大片粉色和蓝色的云彩。那阴郁而挑衅的表情，展现出数字革命的拜伦风格 --- --- 浪漫而富于反抗。
初冬时节，他和简开始通过电子邮件暗地里联系，双方的距离迅速缩短。让约翰·佩里·巴洛难受的是，他所珍视的这些邮件，恐怕是在离路易斯几步距离的地方写的。两人的关系很快发展到火热状态，最后，他们一起在热带，在一轮圆月之下厮守了5个夜晚。
“在数字空间里缺少一种情感惯性。“巴洛后来说。这算是他对这段经历的一个解释。而简最后也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正在失去某种宝贵的东西，或者已经失去。
他们忐忑不安地回来了。巴洛给路易斯写了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夸张的言词充满悔悟之情。信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为什么路易斯应该尽力压制怒火。巴洛暗示说，路易斯正在追求一个神圣目标，制造敌人实在得不偿失。“我想你一定希望我从星系的这个部分突然消失，而且拼命地想象我已经消失。“巴洛写道。他继续说：
但是，除非你把《连线》彻头彻尾地重新定义，否则，只要你沿着过去的节券走一圈，你要么就会遇到我，要么就会碰到我留下的痕迹，要找一个和我不一样、又能成为跳好当前流行舞步的数字化梦想家，恐怕不那么容易。你想想，如果每次相遇，我们都要重新努力，学着怎么配合加伏特舞步，那将是多么糟糕的情形。
巴洛承认，在他了解的一些社群里，暴力往往是唯一的反应，不过他迫切希望路易斯把目光放在他的目标上，不要因为愤怒或痛苦而有所动摇：
除了最近这些事，把我当成朋友而非对手，你会安心得多。我真的希望（我自己依然这么认为）是你的朋友。
而且，嫉恨往往最终变成一种自我伤害。
这是他们关系的最低点。简和路易斯一直待在一起。《连线》杂志是他们那强烈情感的唯一出口，回荷兰是不可能的。他们从艾卡特·翁增那里拿钱，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工作，《电词》的经历已经断绝他们的退路。
幸运的是，他们陷身其中的城市却有着从悲伤走向成功的传奇历史。旧金山人依旧会带着崇敬和惊叹的口吻说出”淘金潮”这个短语。
其实，一个典型的”1849淘金者”（forty-niner）的命运是这样的：绕过南美合恩角，历经痢疾病痛，躲过人群挤压导致的精神崩溃，最终到达美洲；拖着虚弱的身体向山区进发；找不到黄金，死于饥饿，或者被自己的朋友杀害。140年后，发现巨大矿藏的美梦依旧在这里盘旋，尤其是成百上千的技术创业者，他们在南方公园周围共用办公室，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尊称为新的”1849淘金者”。其实，这些人的条件比前辈好得多。前辈追寻的与其说是成功，不如说是生存。当路易斯和简从兰迪那里免费获得办公室时，他们面对的风险，并不是饥饿和死亡。尽管有枪击，但也没被打中。他们所担心的，是被悄无声息地溶进现代旧金山的社会氛围里 --- --- 被浪费的个人潜能、粗俗的流言，还有不切实际的政治。认识路易斯的人都认为，他有可能以这种方式失败。但路易斯没有，他融人了南方公园的氛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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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反馈 {#ff7f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ff7f”}
反馈的典型过程是，放大器让较小的声音循环，直到它变成巨大的咆哮声。《连线》的目标就是成为这样的放大器…让路易斯和简惊讶的是，（样刊）翻到最后，尼葛罗庞帝坦率地问他们需要多少钱，他可以投多少钱。
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耶路撒冷圣墓纪念堂的门口睡着了。天气非常冷，他的衣服也很单薄，自然不想在那里过夜。不过当他返回青年旅馆时已经过了熄灯睡觉的晚钟，老板把他锁在门外。凯文在老城里一直遛达，直到几乎提不起脚，才在纪念堂的门口坐下来。清晨太阳的照射以及周围的喧哗声把他弄醒，他也加人朝圣的队伍走向坟墓，据说耶稣的尸体就埋葬在这里。凯文就这么跟着人群走，也不知道其他人在干什么。作为一名摄影记者，他已经养成了在弄清真相之前一直跟踪的习惯。
27岁的凯文喜欢思考，有点模糊的宗教信仰，他已经周游世界，尽管身上没带什么钱。和路易斯差不多，他会被人误认为一个嬉皮士，不过他懒散随意，似乎缺少某种宏大理想，而且他也不嗑药。为了拍到好照片，为了满足好奇心，凯文可以容忍任何事情，只要不伤害别人。他非常平和。但有一件事是凯文不曾预见的：当他坐下来倾听复活节的讲话时，他慢慢意识到，耶解复活确有其事，他可以寻求耶稣的救助。
凯文在温暖的阳光中休息，周围都是陌生人。既然皈依了宗教，他特别想知道自己下面应该做什么。一个声音告诉他，他应该为6个月后的死亡做准备。这声音不是来自耳朵，而是一种直达大脑的讯息。
凯文回到新泽西见了父母。他没有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人，而是平静地采取行动。他把自己所有的身外之物一一处理。他卖掉了摄影器材，把微薄的存款当作匿名礼物送人。几个月后，他开始周游美国，在爱达荷州和阿肯色州见了兄弟们最后一面。他的旅游工具是自行车，沿途在野营地或草坪上睡觉。每天写一首俳句诗，画一幅素描。自行车链条掉了，他会自己接上，把满是油污的手放在纸上摁一个手印。在科罗拉多州阿拉摩萨（Alamosa）的一个商店兼酒吧里，他在留言砖块上画画。那间酒吧的标志是三行自然俳句：
墨西哥咖啡
无衣无鞋无服务
冰爽啤酒待客
凯文回到新泽西州时正是万圣节晚上。他的6个月已经走到尽头。整个夏天和秋天，他一直提醒自己”我很快就要死了”，这样就打消了变得成熟一点、找个人结婚或者学一门专业等不必要的白日梦。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把自己和未来完全切断。这让他获得了短暂的快乐，但也更加悲伤。在他认为活着的最后一个夜晚，他睡得很早。第二天醒来，凯文突然心怀感激，这种心情将在心中持续数十年。当然，没有死去应该谢天谢地，但他还获得了另一个礼物：他的未来失而复得。他又可以自由地和朋友们安排聚会、制定阅读计划然后去买书、想一想自己最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此后许多年，凯文一直拥有这种独特乐趣：在仔细思考生命的失去之后又重新贏得生命。在他看来，未来具有某种特殊价值，它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尽管是一名基督徒，但凯文并非一个狭隘的原教旨主义者，他通过广泛的研究丰富了自己的视野。他曾在佐治亚大学担任科技电影制作人，这段校园生活让他有机会接触最新的计算机网络。他为《新世纪》（New Age）杂志撰写旅游文章，还创办了一本专注于休闲步行的杂志。在跨越国界的自行车朝圣之旅中，他写下许多诗句，其中一些发表在《共同进化季刊》（CoEvolution Quarterly{.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Evolution_Quarterly”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电子杂志上。这本杂志的创始人叫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当他决定将杂志改名为《全球评论》（Whole Earth Review）并重新发行时，他说服凯文移居西部，成为杂志的一名编辑。
《全球评论》办公室的外面铺着棕色鹅卵石，这房子隐身在马林郡靠近海湾的一条街上，街名是”第五门大路”（Gate Five Road）。在那个年代的北加利福尼亚州，真正的权力中心似乎喜欢隐身于视野之外。该地区的最高建筑是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塔楼和Transamerica的金字塔，它们代表着上一代人对权力和财富的憧憬。尽管旧金山的官员仍然把那里称作通往太平洋沿岸的门户，但这个城市的主要产业却是旅游。在上一个繁荣期鼓吹经济要低速增长的人们，提出了限制新办公楼高度的议案。他们获得了成功，但许多房子根本没有达到上限，因为房地产实在没什么利润。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科技公司却在悄悄地创造奇迹。一些大块头，比如位于帕勒阿尔托的惠普、位于库珀蒂诺的苹果，都有他们自己的公司大院。小一点的企业、投资公司、咨询机构、科研实验室，只要你有地址、向导和地图，也可以找到。比如在圣克拉拉市的某个死胡同尽头、在马林郡码头沿岸、或者半岛堤岸那高高的草坪后面、或者”沙丘”和佩基·米尔路。
如果有验丰富的导游带你参观远见研究所（Foresight Institute{.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Foresight_Institute”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 --- --- 纳米专家埃里克·德雷克斯勒（Eric Drexler）在那里构想如何在单分子上制造晶体管，或者走访凯文工作的”第五门大路”，你会发现，这些企业的过去和现在存在多大的差别。自从二三十年前微型计算机发明以来，当地的富豪培育了不少非盈利机构，这些机构剌激了新商业，新商业又招募工程师，工程师又资助新企业。伴随这一过程，程序员和为新技术摇旗呐喊的人，把大公司变成小公司，又让小公司逐渐长大，就这么循环轮回。所有这些，在当地搭建起一个精致的网络，为相互滋养和支持提供铺垫。路易斯和他以阿姆斯特丹为基地的杂志，其实也是这个网络的一部分，但路易斯并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个网络。迈克尔·沃尔夫向他描述的那种纽约权力层级，在这里是看不到的。
在《电词》的最后一些日子里，路易斯曾去海湾地区做调査采访，在那次旅途中他第一次见到凯文·凯利。凯文坐在书山和纸堆中，各种书籍从地上垒到肩膀那么高。他乐呵呵地告诉路易斯，如果他想成功，就必须搬到旧金山去。但路易斯当时认为，这个建议实在有点不计后果。搬到旧金山，那又能怎样？
一年之后，他和简飞跃大洋，眼巴巴地指望兰迪的天使投资人会找到他们，但却一次又一次失望。简疯狂地打电话，向200多个机构推销这本杂志，但每次都是失败。对路易斯这样一个垂直下坠的人来说，凯文的建议如果不是自鸣得意，至少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尤其是凯文坐在《全球评论》办公室那拥挤但却舒适的椅子上提出这个建议，附近是”新世纪人”的小艇、退休的外科医生的帆船，还有按点出发的爱斯基摩皮划艇。
但凯文的建议也是正确的。旧金山的反正统文化、经济繁荣和萧条的轮回，再加上圣克拉拉谷的计算机天才，以及看不见的资本储备，已经创造出许多新的文化资源，而这些资源当时尚未有人开发出来。所有原材料都在那里，唯一欠缺的就是将之召唤出来的一声呐喊。当最后一笔钱花光时，路易斯在一种互相矛盾的恐惧中失魂落魄：一方面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想法；另一方面他认为肯定有人捷足先登，完成他的梦想。
其实，事情不那么简单。很多人也在同样的领域里努力，但收效甚微。比如，凯文·凯利已经编纂了一本不可思议的杂烩目录，这个推崇自己动手的小册子叫《信号》（Signal{.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books.google.com/books/about/Signal.html?id=IEbbAAAAMAAJ&source=kp_book_descriptio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里面介绍了新技术革命的每一侧面。《信号》涵概了黑客手册、电脑公告牌系统、文字处理软件、各种备选机器人、拷贝机器和威廉·吉布森的赛博朋克小说。《信号》甚至还提到路易斯的《电词》，称之为”一本有震撼力的期刊”。
《信号》是由一个非盈利机构 --- --- 要点基金会（Point Foundation）出版的。该基金会是斯图尔特·布兰德用他1968年的畅销书《全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的版税建立的。世纪60年代，布兰德也是肯·凯西（Ken Kesey）的”快乐的搞笑者”（Merry Prankster{.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rry_Pranksters”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之一。他也曾在恶作剧者那著名的迷幻巴士上周游全国，举办大型集会，与大伙一道向大众推广LSD迷幻药。就在发起凯文正在编辑的这本杂志的同时，布兰德还参与创建了一个兴趣广泛的在线网络，那是最早一批有重要地位的网络之一，名叫The WELL --- --- 全球电子链接（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的缩写（连该网的成员都承认这个缩写极为蹩脚）。尽管布兰德操作的许多项目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理念却过于先锋，而且是以非盈利方式操作的。因此，《信号》对路易斯造成的威胁，并不在于其创办者可能拥有和路易斯一样的观念，而在于他们免费传播了这么多资源和素材，任何留心观察的企业家都可以拿来使用。
另一个对手的威胁显然更大。在伯克利山区有一幢体积庞大、看似摇摇欲坠的大厦，一本关注技术和文化的铜版纸杂志在那里聚集了一批编辑、黑客、设计师和食客，尽管其成员走马灯似的变换，但其指挥权一直在一位独立出版人奎因·穆（Queen Mu）的手里。这人的教名是艾莉森·肯尼迪（Allison Kennedy）。1989年秋天，奎因·穆将《现实黑粉》（Reality Hackers）杂志重新改造，并命名为Mondo 2000{.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do_2000”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在专注程度和思考深度上，穆的杂志远远超过路易斯的《电词》。Mondo第一期杂志就有采访理査德·斯多尔曼（Richard Stallman）的特写，斯多尔曼是著名黑客，曾创建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这一期还采访了科幻小说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和鲁迪·罗克（Rudy Rucker），另有泰伦斯·麦肯纳（Terrance McKenna）的一篇评论《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文字》（The letters of Marshall McLuhan）、第一批微型计算机发明者李·费尔森斯坦因（Lee Felsenstein）的嘻笑怒骂文章。费尔森斯坦因曾经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几本和枪械杂志一样感觉的个人电脑杂志？“这些都是路易斯极想报道的人物，但他们却如此整齐地汇聚到另一个人的旗下。在路易斯搬到旧金山之前，甚至凯文·凯利都在为Mondo写稿。路易斯曾经的合作伙伴兰迪·斯迪克罗德，也是Mondo杂志主要的广告顾问和推销人。
奇怪的是，除了表面的成功，Mondo其实让人觉得很陌生。或者说，它可能太近了，过于忠实地记录了海湾地区的技术天才和愚蠢个性的混和体。Mondo的领袖和灵魂是蒂莫西·利尔里（Timothy Leary），前哈佛心理学教授，他曾提出一个口号”对准频率、开启大脑、从社会隐退（Tune In，Turn On，Drop Out{.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Turn_on,_tune_in,_drop_out”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在后来的一项工作中，他提出了取代前者的新口号：S.M.I2.E.，即空间移动（Space Migration）、智力增加（Intelligence Increase）、生命延长（Life Extension）的缩写。杂志的典型文章会这样宣称：“好消息！研究者又找到了一些麻醉受体。“在”快乐的搞笑者”那个时代，大麻滋养着全国范围的运动，但如今这一套没用了，Mondo在今天没能产生共鸣。它能够娱乐读者，却不能影响他们。每个看过这杂志的人都挺兴奋，但效果也仅止于此。
路易斯警惕地观察Mondo杂志的一举一动，但它的存在其实也是一个良好的信号。各种新机会即便尚未成熟，仍然吸引着当地人的注意。有个非常出名的商业编辑叫福雷德·戴维斯（Fred Davis），他定期组织一些聚会，召集各种人参加，有作家、艺术家、美术编辑和程序员。不同职业人群的聚会后来成了常规，但在当时还是很奇怪的。有天晚上，在福雷德·戴维斯的屋子里，简和路易斯碰见一个身材瘦长、穿皮衣的年轻人，他叫尤金·莫希尔（Eugene Mosier），他在《MacWeek》杂志的制作部工作。尤金性格有些阴郁，看似不会轻易被什么东西打动，但当他听完简和路易斯的想法后，他问：“我可以为你们的计划做些什么？""我们还没有预算资金可以给你提供报酬。“简告诉他。
“这不是我要的答案。“尤金说。
简当时不知道怎么回应他的好意。尤金显然并不富裕。不过路易斯明白了他的意思。要让杂志从复印店走得更远，路易斯显然没有那么多钱，但他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其实美国的一些业余出版人早就这么干了）：他们设法在下班时间利用某些办公室里的设备。在近期的一次展销会上，路易斯见到佳能公司出品的一种新型影印机，可以把数字文档直接打印成高质量的彩色印刷品。通过佳能的一名销售代表，路昜斯知道，伯克利有一个复印店最近买了这样一台机器，但他们不知道怎么使用。路易斯把尤金叫过来，他可是数码制作方面的专家啊。店老板让他们在夜里使用这台机器，交换条件是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还有每页5美元的印刷价格。1991年10月和11月，路易斯终于出品了他的第一期《连线》。
他将之称为”第零期”。杂志看起来似乎是从一台昂贵的、多彩印刷机上印出来的，但其实却是不可思议的佳能机器的产品。杂志开头是三个跨页广告一一苹果、索尼和Infinity，接着是连续不间断8个页面的数码拼贴。图片包括：电视屏幕墙前的年青人和他的父亲，一个机器人家族，一个计算机模拟的地球。下面是一系列文笔不错的故事，展现了这本杂志未来的报道范围：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的人物特写、来自硅谷最有名的科研实验室的报道、前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査德森（Elliot Richardso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liot_Richardso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呼吁对一名美国计算机记者的可疑死亡进行调査的报导。后面一些更短的文章，汇合了科技前瞻、旅游秘笈和书评。封面是一个黑白拼贴画，一个人从非常高的地方垂直坠落，他下面的城市街道像网络一样清晰。这张超现实风格画面的顶端是红色的大写字母：WIRED（连线）。
没有哪篇文章或图片是原创作品，也没有一个广告是真的。它们都是从各种各样的出版物上抄来的，原作或多或少地涉及路易斯和简试图讲述的故事。这些出版物包括：《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科幻周刊》（SF Weekly）、《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户外》（Outside）、《微型时代》（Microtimes）、海湾地区电脑新潮（Bay Area Computer Currents）、纽约时报、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自然（Nature）、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细节（Details）。不过，借来的文章似乎比它们在原报刊出现时显得更醒目和更大胆。当这些文章被绑到一起出现时，它们辐射出一种狂热的自信，好像被统一在某种对剧变的向往之中。文章出自主流媒体，这一事实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效果。在致谢页的刊物说明中，路易斯认定，自己正在记录的革命其实已经被许多媒体提及，但只有这本杂志为革命提供了一个展示全景的平台。
简也动用她想到的一切办法，取得了其他工具。当然，她的大部分方法，是守在电话旁苦苦哀求。有了捐赠的显示器、捐赠的扫描仪、捐赠的硬盘，他们就可以做些事情了。尽管是一本地地道道的电脑杂志，但它的确展现了李·费尔森斯坦因对Mondo2000的要求：一本有枪械杂志感觉的电脑杂志。他们用最后的一点现金买了一张去阿姆斯特丹的机票，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的成果展现给艾卡特·翁增了。
“我们没有2000本路易斯告诉翁增，其实他们只有一本。路易斯和简保证完成协议规定的任务，只要艾卡特给他们预付更多的资金。这个生意人一页一页地翻着杂志，然后透过他那染色的眼镜盯着他们，最后答应执行”死缓”，给予45000荷兰盾，这可以让他们继续存活6个月。
那年冬天，路易斯和简很好地掩饰了他俩的窘境。他们住在一间大房子里，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一笔钱，大家都在瞎猜。在Mondo2000杂志那靠近山区的堡垒里，在大厦主壁炉前一个巨大的台子周围，艾莉森·肯尼迪主持了一次战略会议。她告诉她的员工，一个和CIA（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毒品贩子给简和路易斯提供了资金，这是针对她那本非法出版物的一股敌对力量。这个猜测尽管有趣，但没人相信。大部分人认为，简的家人给了他们一笔钱。
穆的手里有一本实实在在的杂志，而路易斯没有。不管怎样，在争夺当地力量、争夺资源和支持方面，《连线》逐渐取得了一定进展。喜欢将革命语言和商业术语混和使用的路易斯，还曾提到”支架和头脑共同体”（cadre and mind-share）。就此而言，《连线》也有所收获。他们联系到电子边疆基金会的米奇·卡泊，斯坦福研究所的未来学家保罗·萨佛（Paul Saffo），虚拟现实先锋贾荣·拉尼尔（Jaron Lanier）。他们就在这些相互连接的圈子里绕来绕去，用艾卡特的钱寻找最恰当的模式、最合适的人员或催化剂。
当时，只有一个人曾经把无可辩驳的趋势转化为一个成功的商业项目，这人就是理査德·索尔·乌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Saul_Wurma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他采取的方法与路易斯和简的方式大相径庭。
乌尔曼是一名设计师，在建筑学方面受过专业训练。他在加州蒙特里市创办了一个大会，取名TED，代表技术（Technology）、娱乐（Entertainment）和设计（Design）。路易斯和简的目标，是把数码先锋的定义扩展到更大人群，包括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乌尔曼恰恰相反，他创办TED的意图，是将其压缩为一个小圈子，然后收取髙额入场费。他接纳大约700名会员，每张门票的价格是1000美元。第三届TED大会计划于1992年2月召开。
简和路易斯咬了咬牙，出钱买了门票。当然，他们不可能花这么多钱。死乞白赖地要求打个折，简还是可以办到的。乌尔曼是一个善于交际、仪表堂堂的人物，有个近乎圆形的侧影，他那迷人的、近乎滑稽的张扬性格，让人觉得要跟他争辩肯定是徒劳的，事实的确如此。“你不认识我，但你欠我。“这就是他要求别人帮忙的一种说话方式。
约翰·普朗奇特和巴巴拉·库尔被上一次TED大会挡在了门外，因为他们订票时间太晚了。这一次他们提前一年就开始登记了。在大会某一议程的开头，约翰坐在观众席一个阴暗的席位上，瞥见简和路易斯从一张侧门走了进来。
“噢，妈的，“约翰说，“他们也在这儿。“约翰和巴巴拉在纽约过的周末，此后他们一直非常谨慎地防着路易斯和简。因此在大会的余下时间里，约翰尽量避免碰到他们，只要他看到简或路易斯，他就挪到大厅的另一边。最后他对这种小孩子游戏感到厌倦，就
撇开不佳情绪，给路易斯打了声招呼。路易斯给他看了看杂志样本，并告诉他一个有趣但并不完全可信的消息：只要他们发话，强大的尼古拉斯·尼葛罗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Nicholas_Negroponte”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随时可以成为他们的支持者。
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媒体和技术并从中挖掘商机，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尼葛罗庞帝更在行的人了。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早在1968年，尼葛罗庞帝就曾出版一本奠基性的著作《结构机器》（The Architecture Machine{.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www.amazon.com/Architecture-Machine-Toward-Human-Environment/dp/0262640104”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他在书中勾画了一个计算机和人类密切合作的未来。那时候只有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桌子上才有电脑终端。而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路易斯想为普通读者提供一份月刊，记录尼葛罗庞帝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那个宽泛概念的最新进展。在会议的某个间歇，尼葛罗庞帝让路易斯和简坐到他身边，让他们展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他拿着样刊，一页一页地仔细阅读。让路易斯和简惊讶的是，翻到最后，尼葛罗庞帝坦率地问他们需要多少钱，他可以投多少钱。
尼葛罗庞帝只有75000美元，他要求获得《链线》杂志10%的股权。这笔钱不算多，却要交换如此比例的一份股权。于是，他们要求尼葛罗庞帝给杂志写专栏，写一年时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他们相信，尼葛罗庞帝的青睐会有奇妙的传染性。
这想法很有道理。第一个被传染的就是约翰·普朗奇特。对约翰来说，路易斯对未来的自信本就很有感染力，起初他在濒临破产时重新启动，找到约翰做帮手时，感染力就很强。一旦有了同盟，路易斯的魅力更加难以抗拒。约翰已经开始梦想《连线》将来的面貌了。20世纪70年代，当迷幻艺术的影响力达到最高点时，约翰还是洛杉肌的一名学生。贾米·欧哲斯（Jamie Odgers），他的领袖魅力导师，让他看到流行影像的拼贴可以达到什么效果。而现在，将真实图像和人工制作的图片、将照片和插图混和到一起，不再需要剪刀、钢笔和涂料那种煞费苦心的工作，一切都可以在电脑屏幕上完成。只要操作得当，《连线》会让人回想起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同时这本杂志也会对未来的设计风格提出自己的宏大主张。
就在约翰浮想联翩的时候，尼葛罗庞帝的支持为他们带来了与软件创业者査理·杰克逊（Charlie Jackson）的合作协议。杰克逊同意成为《连线》杂志的第二个天使投资人，他投人15万美元，获得10%的股份。路易斯和简的银行账户现在差不多有25万美元了。他们聘用了第一个员工维尔·克雷斯（Will Kreth），他曾经为苹果公司的多媒体实验室工作。维尔从4月份开始工作，一直没有薪水。直到6月，他才拿到周薪100美元的工资。他的朋友克里斯顿·思朋斯（Kristen Spence）曾是苹果公司的一名接待员，也跟着加人了《连线》。思朋斯对女性主义和魔术很感兴趣，她告诉路易斯，人们应该把技术工具从黑暗势力的手中夺过来，她希望对此作出贡献。在和简讨价还价之后，她得到了一星期200美元的工资。不过，她提供了自己的电脑。四人从兰迪·斯迪克罗德办公室的那个角落搬了出来，搬到第二大街一栋大楼的顶层。在把上一家公司留下的堆积如山的垃圾清理干净后，他们才可以在那儿喘口气。
路易斯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他一步步把初创团队更紧密地绑到一起。有天晚上，他和思明斯在办公室聊到很晚，他把《连线》杂志很少的一点股份送给她。此后，所有在杂志出版前加人的员工，他都给了股份。这些参与创造路易斯称为”数字化革命的喉舌”的人，都将成为这个喉舌的所有者。
他试图让他们明白《连线》的宏大意义。历史的曲线正处于他所谓的”转折点”上，也就是说，他们今天的行动，有可能影响人类遥远未来的命运。无论怎么强调这个时刻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他向他们讲述了无政府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些事件，他细致描述1886年的8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事件最终以芝加哥干草市场广场的爆炸结束。究竟是谁安放了炸弹，至今仍是一个迷，不过8小时工作日运动被镇压了，其领导者被判绞刑。历史的结果并非预先规定。而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则是在新世纪的黎明投下赌注。
从他成年的那一天起，路易斯就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过，自由意志论（仍然是一种政治教条）对现在的他来说，似乎也太狭隘了。答案并不是另一个简单重复过去的错误的政治革命。相反，《连线》所要鼓吹的，是路易斯说的自发秩序。自发秩序是人类文明中一个更好的模式，数字化革命天生具备这种特性。政府权威总是依靠媒体来操纵大众，不过，当电脑使媒体变得更加大众化时，政府将丧失其控制力。
“我真的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一股火焰。“思明斯后来回忆说。
盛夏时节，凯文·凯利路过新办公室。谈到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他和路易斯志趣相投，但在性格方面，他们则完全不一样。路易斯是胆汁型，凯文是血汁型。凯文想把自己天生的乐观情绪扩展为一门严肃学问，他热衷于揭示令世界更美好的隐密过程。最近他暂时离开《全球评论》的工作，全身心写作一本思考控制论意义的大著作《失控：新生物文明的兴起》（Out of Control: The Rise of Neo-Biological Civilizatio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Out_of_Control_(Kevin_Kelly_book)”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
凯文探讨的主题其实很早就有人研究过。最初，控制论是由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提出的，他试图用数学工具来理解复杂的现象。维纳探讨了多个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反馈：一个控制论运转的循环得到一个输出，将其反作用于系统，作为输人的一部分，控制下一轮循环。控制论分析很快被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比如，维纳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 --- --- 杰·佛里斯特（Jay Forrester）就用控制论成功地解决了工业制造方面的问题。
1970年，佛里斯特应邀参加一个讨论”人类困境”的欧洲会议。会议的主题暗示了这个时代的焦虑，佛里斯特受到启发，他想用控制论模型对世界进行计算机模拟。他深入钻研了粮食生产、自然资源、工业增长、人口等关键性进步指标。他得到的结论是，在一百年里地球将会达到其能力极限。《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Limits_to_Growth”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是1972年的一本畅销书，它用通俗手法描述了由佛里斯特的同事丹尼斯·米都斯夫妇（Dennis Meadows）构建的模型，它所传达的悲观讯息，表达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预感 --- --- 现时文明具有自我毁灭性。
当斯图尔特·布兰德开始出版《共同进化季刊》时，凯文已完全陷入一种”拯救世界”的口吻，佛里斯特和控制论的社会寓意深深影响了他。不过，当凯文加入《全球评论》时，情绪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现代文明不会像预测的那样在短时间内迅速终结。那些心理上存在挫折感的人，总有种”末日随时来临”的启示录心态，但《全球评论》则将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引到另一方向 --- --- 另类健康、私人创业精神和”自己动手”的媒体实践，这些运动有立竿见影之效。
在凯文顺路去《连线》拜访路易斯之前，他已经确信，《增长的极限》关于未来的预测并不准确；它的所有预测都太悲观了。凯文相信，人类有可能存活下来，甚至活得更加强壮。不过，在向他人传递这种乐观主义情绪时，凯文发觉自己遇到某种文化排斥。因为被他视作博学而有批判思维的同辈们，往往认为坏消息比好消息更让人安心。20世纪的种族大屠杀、世界大战，因使用萨立多胺（thalidomide）而出现的畸形小孩、被污染的湖泊，还有50年核毁灭的威胁，让那些有知识的公众学会了把乐观主义当作天真无知。
由《增长的极限》引发的各种研究得出一些严格的推论，凯文对此并不怀疑。他承认，沿着已知的路线一直前进，世界将会走向毁灭。但这类趋势在生活中实际上从未实现。相反，有一些无法预知的创新会让所有观察家目瞪口呆。也许，佛里斯特和米都斯夫妇设计系统时的视野太狭窄。如果一个先前无人留意的现象延伸开来，折回到循环里，并改变一切，那会发生什么？当女孩和女人的识字率提高，她们不愿意多生育，人口模型被弄得一团乱麻，会发生什么？当后勤创新使得运输成本直线下降，会发生什么？当借助于电子网络的即时通讯使得新闻不受检査地穿越国界，会发生什么？
凯文的信念来自复杂性动力机制，来自出乎意料和不可能预测的事件。有一次，在讨论宗教和科学之关系的大型学术会议上，凯文问观众，他们能否想象一个动摇他们宗教信仰的事件，就像达尔文动摇了他们先辈的信仰一样。一个非基督徒听众想来点幽默，他大声回答：“外星人降临！“凯文并未惊慌，他猛地推出了下一张幻灯片：E.T.，地外生物（extraterrestrial）。“完全正确。“他高声说。
1992年夏天，凯文关于控制论的巨著差不多完工了。最初他以为自己对路易斯的行动的兴趣会转瞬即逝，因为他非常忙，而且对小型杂志不再感兴趣。不过，当凯文来到《连线》杂志的办公室看到样刊时，他改变了主意。他发现，路易斯不是在做一个小杂志。《连线》髙调看待数字化革命，好像它是每个人的重要事件。反馈的典型过程是，放大器让较小的声音（微弱的环境噪声）循环，直到它变成巨大的咆哮声。《连线》的目标就是成为这样的放大器。
路易斯让他做执行主编。当凯文接受这个职务时，《连线》已不再是一个前卫的计算机杂志，它成了更极端的东西：试图让读者重温梦想，对未来有乐观的期待。他的到来也改变了杂志社的气氛。当两人一起合作，凯文的执着和路易斯的好斗相互作用，就像氧气遇到了火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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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着迷 {#870b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870b”}
“《连线》将成为一个反向时间飞船，它穿越时间，从未来驶向现在，停在人们的脚边，人们会把目光聚集到这个飞行器上，心中充满疑问，一种强烈的冲动让他们把飞船捡起来。他们会感到困惑、着迷、心潮翻滚，他们会受到催眠。”
安德鲁·安克（Andrew Anker）的父母有四个小孩，兄弟姐妹感情很深，一起玩闹中长大。他父亲是费城一名成功的物理学家。198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商学位后，安德鲁进人第一波士顿银行垃圾债券领域最具创新精神的机构之一。他聪明温厚，对朋友慷慨大方。工作中流露出幽默、多变的风格。他长着一张宽大的脸，身材高大，但并不强壮，发型也弄得很随意，看上去傻里傻气，他也的确愿意被人低估。
安德鲁和公司签约时，第一波士顿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正在赚大钱，仅仅从Campeau公司一家客户身上就获得上亿美元收人。但他进公司没多久，这种高歌猛进的态势就打住了。一方面，Campeau收购了许多无法消化的公司，1989年正挣扎着逃脱破产的厄运。另一方面，第一波士顿里许多优秀的垃圾债销售员被一家竞争对手Drexel Burnham Lambert挖走了。这家公司其实也在挣扎，很快就陷人破产、官司缠身的境地，还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银行危机。
“资本主义就是这么一团糟，“第一波士顿的首席执行官约翰M·宣尼施（John M. Hennessy）对《华尔街日报》说，这时他正谈到他们公司的损失。
“在这个市场上，我们都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成年人。“另一高级行政官解释。
安德鲁很高兴，因为他可以肩负这个职业的重担了。“银行业务，“他曾经解释说，“就是极端年轻、极其没有经验的人拥有特别大的权力一这是这一行最有意思的地方。“不过，他还是钟情于一线的管理工作。离开第一波士顿后，他参加了一次不成功的媒体创业，没多久他加入旧金山一家小银行斯特林·柏约（Sterling Payot）。他的老板鲍勃·斯梅里克（Bob Smelick）鼓励他把这家公司当作起飞平台。他可以持续观察进人这家创业公司的多种新业务，还有可能以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参与某些项目。约翰·普朗奇特错过了20世纪60年代的髙潮，时木时踌躇满志；安德鲁和他一样，也是生得太晚，未能享受美国金融体系的高潮体验，比如垃圾债券、兼并收购、存款和贷款的大危机等等。不过，当他遇到路易斯和简时，他才27岁，还没到灰心丧气的年龄。
1992年夏天，路易斯和简多次与银行家遭遇，每次都灰头土脸。他们一直在阅人无数的、世故的金融圈中寻求支持，最顶峰的体验是7月的一次经历。当时尼葛罗庞帝在纽约碰到他们，然后向维罗尼斯·苏勒合伙公司（Veronis，Suhler&Associates，Incorporated{.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Veronis_Suhler_Stevenso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极力推荐他们的杂志，这是专门投资媒体的最强势的纽约银行之一。约翰·苏勒在一个会议厅里接待了他们，大厅墙上装饰着透明合成树脂的奖杯，那是纪念以往大宗交易的里程碑。看过预测《连线》发行量增长曲线的数据表格后，苏勒知道，路易斯对于如何运作一本杂志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于是他从商业计划书中挑了一些细节来刁难路易斯。他故意请教发行方面的各种比值，对任何一个自诩为媒体创业者的人来说，这些数据都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但路易斯的回答却充满无知。实际上，路易斯根本不知道苏勒在说什么。真是一次让人难堪的会面。
路易斯想要讨论的是《连线》的基本概念。他想说，这本杂志将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文化的代表。但会谈的主题从未离开晦涩难懂的发行量公式。路易斯陷入沉默，最后气得有些发抖。
“我想杀了他路易斯后来说，“我想立刻消失。”
几分钟后，他们三人来到纽约的大街上，过往卡车和出租车把污浊的废气喷到路易斯唯一的一套正装上。“你还想从这笔投资获得回报吗？“简问尼葛罗庞帝。
尼葛罗庞帝说他不想。对于约翰·苏勒恶意提出的发行量技术细节，路易斯也许还不是一个专家，但尼葛罗庞帝知道，路易斯具备某种实质上更有价值的东西。路易斯知道他的杂志会有什么样的读者，他和这些人心心相印。即便他所描述的世界一般人还看不见，但这是一种新力量，而《连线》可以充当灯塔，它所照亮的区域将成为他们自己的领地。尼葛罗庞帝给纽约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这人把办公室借给他们。于是，他们开始给其他熟人打电话。路易斯称之为”电话求钱”。但这些努力一无所获。
很快就到了1992年8月份。简和路易斯在夏天开始时有22.5万美元。和他们最初的结余相比，这是很大一笔钱；但相对于他们的艰巨任务，这只是杯水车薪。成形的媒体公司启动一本新杂志，一般会投入上千万美元。即便路易斯和简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他们也得经常签发支票。光是获得发行商的承诺把杂志摆上报摊，就得把钱马上摆出来。一个重要的发行商说，他们必须事先垫付7.5万美元，以防止杂志卖不出去而耗费的成本。这对他们简直是天文数字。
就算杂志贏得了发行渠道，投资回报也少得可怜。即使是成功的媒体公司，其送到零售商手里的杂志也只有不到一半可以卖掉，剩下的杂志几个礼拜后只能切成纸浆。在所有中间商拿走各自的份额后，一本杂志大概可以赚一美元。而且印刷成本非常高，报摊每售出一本杂志，出版人就要多亏一份钱。要建立一个直邮的发行网络，大概要花费数千万美元。当时的广告收人少得可怜，除非阅读率增加，但那又意味着一大笔现金让人心痛地消失掉。即使是约翰·苏勒这种银行家信任的专业报人，也往往要犯许多错误。数年之后，《名利场》（Vanity Fair）和《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著名编辑迪纳·布朗（Tina Brown），Mirimax的创始人哈维·维恩斯坦因（Harvey Weistein）在创办《说》（Talk）时挥霍了5000多万美元，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路易斯对传统的杂志经营模式不以为然。因为它不仅要耗费无穷时间来贏得读者，而且这个行业的运作基础是，编辑应该保守，应该对社会亦步亦趋。路易斯提出了一个新做法，让《连线》以不同寻常的高价出售。零售价一期为5美元，订阅价一年为40美元。这是正常价格的两到三倍。他想让《连线》杂志光是读者购买就能赚钱，而不是像一般杂志那样亏钱。
《连线》的确有些优势，可以直接走到读者面前获得支持。1981年春天，在《共同进化季刊》的一篇文章里，一个反正统文化的商人保罗·霍肯（Paul Hawken）提出了一个死板的经济学术语 --- --- 非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用这个词作试金石，来考量非层级和非正式网络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对主流商业模式的挑战。这个概念也成为《连线》的核心观念之一。霍肯最初使用”非中介化”，指的是中间人的经济角色将被削弱。《全球目录》成了这一趋势的先锋，它登载那些直接销售产品的公司的地址。
一些非正式的交流网络已经很有基础，技术人员一直在使用和维护它们。比如，有几万个本地电子公告牌系统正在为数不清的成员服务。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是The WELL，记者、软件程序员、朋克和老嬉皮士们都混在这个电子社区里。维尔·克雷斯（Will Creth）对社区贡献甚多，他最早召集了一个The WELL的集会，会上五花八门领域的专家为《连线》献计献策。在不屈不挠地寻求资助时，路易斯和简已经和The WELL里最受尊敬的一些成员有过联络。所以，在杂志出版之前，它已经在圈内贏得一定声誉。
The WELL并不是唯一的阵地。大部分电脑公告牌只是一台接有一根电话线的个人电脑，其他人打电话过去往往会碰到忙音。不过，1984年汤姆·杰宁斯（Tom Jennings）创造了一个叫Fido的程序，可以让这些服务共享一个电子邮件寻址系统。于是，一个公告牌的订阅者可以获得另一公告牌订阅者获得的讯息。通过The WELL、Fido.net，以及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里运行的其他网络，路易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连线》的存在。
《连线》一直像一个信仰活动和一项慈善事业，但到1992年8月底，它开始像一个有合法性的商业行为了。这时路易斯和简的25万美元在持续减少，他们不得不承认，最初的计划已经不合时宜。天使资金马上就要枯竭，那脆弱的人员基础也会土崩瓦解。他们选择了加速，而不是放慢脚步。他们假定杂志的出版已是铁板钉钉的事，然后在此假设上开展一切行动。他们计划在年底前把银行账户里所有的钱都花光。如果最终破产，他们至少也可以拿出一个比较好的样刊。那样到1月份又可以回到MacWorld那栋楼，开始新一轮募资。路易斯往犹他州的公园城打电话，他给约翰·普朗奇特和巴巴拉·库尔提供一月4000美金的薪水，再加上往返机票，要求他们每周在办公室有三个整天的工作时间。他还给了他们3%的股份。
3%！约翰对此感到恶心，因为他早就是一个完全合伙人了。他已在巴巴拉面前多次怒气冲冲地说，他发誓再也不去给路易斯干活了。但巴巴拉让他冷静下来，她听约翰讲过MacWorld、《连线》，还有在设计世界里做些新东西的可能性。她知道他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干吗不这样假设：我们他妈的就要扛过去了她说，“把这当成理所当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思考。”
9月初，约翰来到新办公室。“在这地方我们能干吗呢？“他说。阁楼里空空荡荡，墙脚是一堆尚未搬走的垃圾。这差不多有一万平方英尺，似乎不可能装满东西。
约翰承担了《连线》杂志图形设计的主要任务，巴巴拉则负责其他细小的设计工作。他们很快知道了《连线》的真实财政状况。在三个月时间内、在现金耗尽之前出版一份杂志，这个想法成了考验其他潜在雇员的最佳考题。“不，不可能。“一个有可能成为常务主编的候选人大笑道，在他得知杂志在新年之前必须出版的计划的时候。“你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不可能的。“他可能以为，这个颇具职业眼光的建议是在帮助这些没经验的同事。但对方正把他从候选人名单里删除。
凯文不明白怎么会有这种担心。“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他反问。凯文喜欢跟着感觉走，而且他从来没有为主流出版商工作过。
劳工节（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那天，他们面试了一个申请做常务主编的人，这个名叫约翰·巴特尔（John Battelle）的人看起来希望不大。克里斯顿·思朋斯说自己有时候像一个技术异教徒，有时候就是一个女巫，她喜欢把《连线》的员工视为一个由互相支持的怪物和不守规矩的人组成的团队。在她看来，巴特尔根本不合适。这人是伯克利加州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曾在电脑业最受尊敬的商业杂志MacWeek工作。他的形象让克里斯顿想起长大的吉姆·欧尔森（Jim Olson） --- --- 超人漫画中那个热情的报馆送稿生。但当路易斯和凯文见到这人时，却相互对视，髙兴极了。他们认为，这家伙会像狂人一样工作。
路易斯和简第一次有了职业团队。路易斯是总编辑和出版人。简本是总裁，现在又担任广告总监。约翰和巴巴拉的名字列在一起，担任创意总监。凯文是执行主编，约翰·巴特尔是常务主编，尤金·莫希尔负责生产，维尔和思明斯打理杂务，比如写一些小故事、管理数据库、拆信、买家具，还有其他和出版杂志有关的大事小事，尽管这杂志可能只有一期。
10月的一天，通过斯图尔特·布兰德一个朋友的介绍，路易斯找到了斯特林·柏约的银行家。和海湾地区其他创业公司相比，斯特林·柏约无足轻重，但它有一点独特的价值：它至少意识到西海岸的网络，而且和这个网络有松散的联系。星期五那天，简和路易斯来到该公司位于撒特大街的办公室，他们坐在安德鲁·安克和比尔·杰西（Bill Jesse）的对面。比尔是首席合伙人之一。那张定制的会议桌非常宽大，路易斯惊讶地发现，他们和对方的距离实在过于遥远。杰西有另外的安排，在会谈进行到三分之二时，他起身告辞。安德鲁·安克很礼貌地留下来，听得也很认真。
安德鲁给简的第一感觉是他实在太年青了。简的第二感觉，是他应该过来为《连线》工作。和其他见过路易斯的投资人不同，安德鲁明白他们要做什么。他甚至在业余时间编写过一些程序。安德鲁在斯特林·柏约公司对这个计划说了很多好话。比尔·杰西也同意，《连线》这个项目很有意思，但这笔单子太小。“你们只需要100万美元？“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杰西对简说。他相信，他可以凭个人关系筹集这个数目的资金，斯特林·柏约也提出，将在年底之前进行杰西称之为”朋友和邻居”的一轮融资。杂志要盈利，恐怕得4年或5年以后，这样算来100万美元是远远不够的。不过，100万美元可以让他们安然度过今年，一旦这个概念被接受，他们可以开展第二轮融资。斯特林·柏约认可了这个计划。看来他们终于找到一个看好他们的银行家。
工作的极度兴奋与公司所处的边缘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反差在冬天达到极至。他们故意向《圣荷西水星报》（San Jose Mercury）泄漏了一点风声，说有人正在南方公园的阁楼里泡制一份新的技术类月刊。这个风声引来一大堆媒体跟踪采访。CNN派了一队摄影师过来，他们的故事被捕捉下来，灌制成新闻节目，在洲际航班上播放，这种环境下乘客们不得不看。片子展示了一个古怪场景里一群不修边幅的人。约翰·巴特尔出现时，系一条白色丝织大手帕，上面有一些日文符号。路易斯为每个员工买了一条，让他们有一种集体归属感。约翰·普朗奇特在节目中出现时，正躺在办公室地板的垫子上昏睡。尽管他早就发誓，在对待公司事情时，要以事不关己的态度漠然处之，但他显然动了感情，并感到痛苦。他觉得，办公室里只有他和巴巴拉才是真正的专业人员，这让他们背上沉重的责任感。但另一方面，路易斯和简仍然把持着所有控制权。“我最担心的恶梦变成了现实，“后来约翰说，“我成了他们的奴隶。”
太平洋上不寻常的寒流带来好几周的坏天气。狂风猛烈地吹着办公室的窗户，第二大街的《连线》杂志社异常阴冷，大街上大雨瓢泼。
约翰·普朗奇特发现，简和路易斯有一个不错的小型个人暖气机，就在他们的桌子边。他妒忌地看着他们一创意总监的桌子边竟然没有暖气机！
从分工来讲，《连线》杂志的主要内容目录，由路易斯和凯文共同提出。凯文有一大箱子想法，那是他在《全球评论》时积攒出来的。但路易斯把其中大部分都否决了，因为它们太老了。“就像是几个月以前的东西！“他说。
“那又怎样？“凯文反击道。他总喜欢把自己的报纸垒得老高，几个礼拜以后再翻出来阅读，这样可以自动过滤掉无足轻重的报道，有些事情如泡沫般破灭或者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共同进化季刊》编订过一个精华本，其硬皮封面上有一个副标题：仍是新闻的新闻。
路易斯否定了凯文在报道方面提出的更多想法。他想让《连线》看上去就像是刚刚出炉的，几分钟前才出生。
他们不厌其烦地争论。“如果几个月前一件事情很有意思，那么它现在多半也很有趣。“凯文争辩说。他喜欢那些被主流媒体忽视的消息，他认为人们不可能对这些东西感到厌倦，因为他们从来都没听过这些新闻。那些刚出现几分钟的事情又有什么意思？比如大部分媒体的小趋势事件，读者对他们的兴趣也就那几分钟，此后就寿终正寝了。
最终，关于杂志就像刚出炉几分钟的想法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清晰也更新颖的概念。有一天，路易斯仍在争论，想努力解释他眼中的杂志是个什么样子，他提出《连线》就是从未来投递到现在的一条讯息。凯文茅塞顿开。“《连线》将成为一个反向时间飞船，“他后来如此解释，“它穿越时间，从未来驶向现在，停在人们的脚边，人们会把目光聚集到这个飞行器上，心中充满疑问，一种强烈的冲动让他们把飞船捡起来。他们会感到困惑、着迷、心潮翻滚、被催眠。”
凯文记得，赛博朋克小说家威廉·吉布森曾经这样评价说，“未来其实已经在这儿 --- --- 只不过它的分布不那么均勻罢了。“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号，就像是为《连线》度身定做的。他认为自己知道去哪儿寻找那”喷薄而出的未来”（他们后来就用到这个词汇）。不用多久，《连线》就要派记者去印度，看看独立的乡村工程师如何建起盗版的卫星电视网络；他们要派记者去新加坡，分析当地的高科技权威主义；派人去华盛顿的雷德蒙，在那里和微软的百万富翁们一起住上几个礼拜，那些富翁竟然睡在他们共用房间的垫子上。不过，在开始那段时间，这些遥远的外派任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那个秋天他们做的专题报道仍然非常朴实。这些文章包括一个关于好莱坞某数码特效工作室的素描；一篇关于疯狂的日本电脑游戏迷的书摘；还有军队使用高科技模拟手段的一篇文章；一份对多个电子图书馆高级项目的调査；一篇揭示如何窃听移动电话的趣文；一篇要求废除所有公共学校、用电脑导向的教育公司取而代之的低质量檄文；一篇斯图尔特·布兰德对卡米尔·帕戈里亚（Camille Paglia，一个在媒体曝光过度的学界好事者）的访谈。这个单子完全无法反映第一期出版时的激动景象。那份激动和（狭义的）新闻质量几乎没有关系，但显然，只要稍微看看约翰·普朗奇特屏幕上的页面或几个片段，谁都会激动万分。
杂志的美术设计比任何特写文章都更能展现《连线》的风格。杂志的每一页都经过普朗奇特的细致设计。仔细留意的话，你会发现，甚至字母的形状都有许多变化。这片文字是以古典字体出现，行距经过精心调整，显得冷静清新；下一片文字则是无衬线的瘦字体；另一片又有副本沿着正文侧面推进，所以你必须将杂志折过90度才能阅读。《连线》比一般杂志要宽一些，它几乎是方形的。但最重要的特点，是普朗奇特知道怎么调配出不同寻常的色彩。
在担任一家公司的美术设计时，普朗奇特已经观察到色彩制造方面的变化。让印刷机的工作满足设计者的要求，传统的方法正逐步让位于数字化的印前系统。其实输出效果很难控制，因为一个页面的实际效果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纸张厚度、吸水性、洁白程度，还有墨的一致性和不透明度。大部分杂志都是在一种四色印刷机上印刷的，制造部门必须在有限时间、有限资金的约束下，检査输出效果并作出调整。
约翰的时间和资金也很有限。第一期杂志，设计方面的预算总共只有1万美元。他的习惯是在一张图片上花1万美元！怎么把自己在高端制作方面的经验应用到这个原始杂志环境中来呢？
约翰求助于他在印刷行业的老朋友比尔·谢尔曼（Bill Sherman），这个人在康捏狄格州为丹勃利印刷公司（Danbury Printing）和Litho工作。丹勃利是一家商业印刷机构，这家公司刚从德国进口了一台六色海德伯印刷机。你无法想象，印刷杂志竟然要用到这种机器 --- --- 它实在太昂贵了。不过，这家公司的业务不多，约翰让比尔·谢尔曼为他印刷，费用则和传统印刷机差不多。《连线》将成为这台新机器的第一个作品，正如路易斯的样刊是夏塔克大道新佳能机器的第一批产品。
海德伯印刷机让《连线》展现出明艳的光泽和具有金属感的墨迹。幻彩发光的色调，一方面有意识地表现出上个时代那种乐观主义，另一方面则是以未来派的方式庆祝印刷机的超凡能力，庆贺约翰将这种能力发挥到极致。极端的色彩、大尺码、目不暇接一页接一页的设计，所有这些让《连线》改变了人们由大众杂志培养起来的阅读预期。在第一期封面上，约翰创造了一个闪烁着橙色和绿色光芒的徽标，而衬线字体和非衬线字体的交替出现则代表着数字化革命的二进制基础。杂志的装订非常完美，所以书脊很平。沿着书脊，约翰放置了色彩交替的鲜明方块，看起来就像一排发光二极管。即便只露出很窄的一条边，《连线》也能立刻被人认出来。
到11月时，他们的钱差不多花光了。虽然约翰从丹勃利印刷公司争取到最优惠价格，但印刷12.5万册也要花费大约13万美元。比尔·杰西说钱马上就到，但事情的进展没这么顺利。
现在到了由他们的银行家来共担风险的时候。杰西已经安排他的公司和投资人接受《连线》15%的股份，以100万美元作为交换。当他作出这个承诺时，《连线》还是一片空白，只有一本样刊，以及査理·杰克逊和尼古拉斯·尼葛罗庞帝提供的那些现金的一点结余。不过，到感恩节时，《连线》差不多可以出版发行了。他们甚至卖出了一些广告：简招募了Ziff-Davis一名老练的销售主管，这个叫凯瑟琳·莱曼（Kathleen Lyman）的人获得了公司2%的股份，她是从澳大利亚飞过来的，几个礼拜就卖出了十来个整版和双页广告。《连线》看起来有了点成功的迹象，它花了不到15万美元（印刷费加上一些杂费）就证明了这一点。比尔·杰西向丹勃利公司提供了一份个人担保，如果杂志失败，他个人将承担所有印刷费用。
路易斯和简用最后一点天使资金做了一个小型的市场推广，他们在几个城市（包括曼哈顿）的公共汽车上做广告，还在墙上张贴海报。公共汽车在麦迪逊大街上来回行驶，广告上写着”《连线》吧”（GET WIRED），色调明亮。迈克尔·沃尔夫看到这些广告都惊呆了。
12月，第一期杂志上了印刷机。《连线》杂志开头几个页面都是广告，包括Origin（艾卡特·翁增的公司）、希捷（Seagate）和苹果的跨页广告。接下来是一个以视觉形式出现的宣言。通过这个宣言，约翰和路易斯希望能把《连线》理念烙印在第一批读者脑中。宣言一共占据六个页面，所有图像由旧金山设计公司M.A.D.的埃里克·阿迪佳（Erik Adigard{.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Erik_Adigard”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创作，这些图像引入的动机很快将成为技术广告领域无法磨灭的标志：高举的手臂、图解的大脑、明亮圆圈上叠加的放射状字体。在阿迪佳创作的图像上面，是杂志的第一篇文字。它摘自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箴言”媒介即信息”，一共跨越四个页面：
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介，或过程 --- --- 电子技术 --- --- 正在重新塑造和重新构建人们相互依存的方式，以及我们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迫使我们几乎要重新思考和重新评估此前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一切思想、一切行为和一切制度。所有事物都在变化：你的教育、你的家庭、你的邻居、你的工作、你和”他人”的关系。它们都处于剧烈变动之中。
在第五页上，路易斯陈述了他的任务。“为什么选择《连线》？“他写道：
因为数字化革命就像一场孟加拉台风，它裹胁着我们的生活 --- --- 而主流媒体还在昏睡中，听到闹铃后胡乱地摸索赖床钮。而计算机”媒体”正忙着制作最新的”电脑信息计算机公司世界”这类循环往复的消息，忙着刊登广告促销套话，他们没功夫讨论这场深刻的社会变化的意义和背景。其实，与这些变化可以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火的发明。
路易斯终于创造了一个平台，可以让他发出普罗米修斯般的声音。1993年1月2日，他的讯息找到了一小群以技术为导向的读者，他们热切盼望着这样的声音。当这个国家正从经济衰退中走出，当冷战的结束为另一种未来提供了可能性时，《连线》宣布，一种积极的全球转型已经起步。
路易斯和简决定，杂志将在MacWorld大会上出现，他们要召开一个聚会来庆祝它的诞生。他们向比尔·杰西要了300美元支付乐队的费用。在大会当天，一箱箱杂志搬到现场。当维尔和克里斯顿把杂志带入大厅时，杂志被一抢而光，谁都想要。
对他们的成功的最好承认，也许是来自吹毛求疵者的攻击，他们痛心地抱怨，《连线》让人看不懂。有些读者在电子邮件中表达了对美术设计的不满，路易斯喜欢把这些信转发给约翰，轻微地折磨折磨他。当然，他基本上还是非常尊重这个工作伙伴。路易斯熟知《连线》的受众，他们都是自学成才者，都是万事通。如果有什么东西超出他们的知识范围，他们只会更加渴望弥补这个差距。约翰讨厌听别人说他的设计看不懂，但他知道，这样的反应恰好说明，他们的挑衅击中了目标。
当人们满腹牢骚地回顾第一期时，他们惊讶地发现，竟然有这么多单词是印在白纸上的黑色字体。那些极端色彩主要用在标题和插图上。的确，约翰给自己留下了试验空间，他让一些文章穿越鲜艳背景，把一些短文章放在多色调的插图上。不过，《连线》第一期之所以难以看懂，倒不仅仅是因为有些页面的色彩互相冲突，或采用了不寻常的字体。路易斯坚持把那些登在杂志上的技术人物弄得跟明星一样，坚持一种随意而充满典故的文字风格，好像里面蕴含了大量知识似的。这一方面抬高了读者，但这种挑战也让他们颇有挫折感。
“每个人，即便是和电脑稍微有点关联的人，都赞同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OOP）是未来的浪潮，“斯蒂夫·斯坦伯格写道。这种被称为”高调列举”的文风将成为《连线》的一个特点。但他说的并非事实。许多和电脑有点关系的人，其实从未听说过”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那只是程序员的一种激情。其实程序员们也许认为，面向对象的编程已经落伍，但他们还得忍受横穿许多页面的窄边字体，那是社会新闻和流言蜚语，语气亲密、但充满小圈子术语，还以编辑的集体声音写作。这个向读者传递讯息的栏目叫潮汐（Flux），内容五花八门，有业内人士介绍新光纤系统；有《花花公子》杂志与非法复制其内容的色情社区的法律纠纷的新闻；有对”我们最爱的无政府主义黑客”约翰·吉尔莫（John Gilmore）的礼赞（以此剌激美国政府公布过去的密码档案）；有对版权法意义的分析（比如面对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城两家相互竞争的墨西哥玉米卷小摊之间的法律官司时，版权法有什么意义）。
微软技术总监内森·麦佛德（Nathan Myhrvold）以为自己挺时髦的，但这样的人看完《连线》后都觉得自己被甩在潮流外了。“时代变了，我竟然还在睡觉！“他第一次看到《连线》时就这么说。这也恰恰是编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
路易斯在他的宣言底下附上了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很快这个邮箱就被读者来信撑爆了，有成百上千封信。在TheWELL社区，讨论《连线》的帖子在屏幕上滚了一屏又一屏。理査德·索尔·乌尔曼给每位参加TED（技术、娱乐、设计）大会的人发了一本杂志，并附上提示，把《连线》第一期和《生活》杂志的处女秀相提并论。
但所有这些都是颂歌，没有谁证明过路易斯的路子是对的、出版业的规矩错了。《对开》（Folio）是杂志行业领先的商业期刊，《连线》创刊后它采访了一些很有资历的分析人士。路易斯和简终于让他们的杂志从大脑中的概念走到复印店、印刷厂，再到MacWorld，这个事实也许可以为他们贏得A等评分，但就商业而言，这毫无意义。
“一本好杂志的定义是它可以赚钱，“彼得·克雷格（Peter Craig）说，他是洛杉矶杂志咨询集团的总裁。“我的印象是，人们需要服务和信息一他们对电脑呆子们的生活方式不感兴趣。”
纽约期刊研究所主席丹·欧露（Dan Orlow）的观点也一样直白。“我并不把它视作未来的浪潮，“他说，“它更像一个测试天气的气球。坦白说，我认为他们前景不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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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成功 {#0db0 .graf .graf—h4 .graf—leading name=“0db0”}
迈克尔·奥维茨（好莱鸡首席明星代理人）每个月要订30本《连线》；克林顿总统的新闻官员向记者们展示《连线》，想说明他们对最新事物并不陌生······全美国的计算机程序员、软件经理，以及工程专业的学生，都不愿把自己的《连线》借给别人，以免杂志有去无回。
美国邮政局林肯山分局刚刚改建，规模很大，从那里走到南方公园差不多要15分钟。但简没法走着过去，因为她要扛很沉的东西。他们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可以装两个麻袋，而且天天都有那么多。一个麻袋都很难对付，简只好用汽车运。每隔两个小时她还得把车挪个地方，这样才不会超出泊车时间。
艾德·阿纳夫（Ed Anuff）的办公室就在附近，他透过窗户看到简来来回回取东西。艾德25岁，是一个电脑程序员，皮肤苍白、身材瘦弱。他把自己的讼司卖给了一家在加拿大上市的大公司，换得一些股权。此后他的脸上就一直挂着愤世嫉俗的冷笑。按规定，在这笔交易之后的一年里，艾德不得出售自己的股份。但还不到一年时间，这些股票的价值就人间蒸发了。原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一个盗贼，因一氧化碳中毒死在他那封闭车库的劳斯莱斯车里。警察认定是自杀，艾德倒希望是他杀。在简开始每天取信之前，年青的工程师艾德准备放弃希望，接受失败的结果。他的新车一马自达Miata，加上”虚荣牌”（vanity plate）上那已经消失的公司名称VISION，就是第一次创业留给他的全部财产。其他财富已经在温哥华股票交易所灰飞烟灭，那是一个臭名远扬、欺诈横行的迷宫。
简拖着装信的麻袋，穿过人行道，经过大门紧闭的兰迪·斯迪克罗德的办公室，爬过四段狭窄的台阶，穿过第四层楼梯平台的保安链栅栏，走过不那么干净的、漆成黑色的木质地板，来到艾米·克里切特（Amy Critchet）的桌子前。艾米是个天性开朗的女孩，在圣巴巴拉上的大学，当时成天沉迷于摇头丸和轮滑运动。不过，轻浮的她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沉静下来，因为肩头不断有大石压来。她的工作是填写读者订单。艰苦的取信之旅到了尽头，简不用再攒着力气，她把麻袋高高举起，活像一个背负重担的希腊正义女神”西弥斯”的雕像。简把麻袋重重扔到桌上。那个所谓的桌子其实就是搭在两个据木架上的门板。门板都要跳起来了，而艾米却一动不动。她会大致估算一下麻袋有多大，这个周末的时间够不够，然后得出结论，这个时间完全可以应付这个任务量。当然，有不少信会被她忽略不计的。
艾米在这个秋天快结束时进人公司，她获得的报酬是一个实习生的标准工资：一星期100美元。不过，到第二年1月时，这个数字涨到307.69美元，以示对麻袋重量还有其他工作的认可。她的房租比较低，1个月只花250美元，另外还有一大堆合租的朋友帮她分担食品、杂货开销。更让她激动的是，她竟然可以参与《连线》的创刊工作。在MacWorid大会那令人激动的处女秀中，她负责把箱子从自己汽车的后备箱卸下来。不过，当艾米看到装邮件的大麻袋时，她意识到自己的薪水太少了，就这么呆呆地想了好一会儿。
“这么多订单呢！“简高喊着，在灰蒙蒙的办公室里招呼同事过来看。
这些麻袋是他们短期成功的一个标志。出版才几个星期，纽约和洛杉矶一些报摊上的《连线》就卖光了。到3月份，在大部分城市，杂志都卖得所剩无几。4.95美元的高价并没有吓退任何读者。当地有一个聚集了一小群技术爱好者的BBS论坛，有篇帖子说，在离小镇10英里的一个无名书店的角落，有几本没卖完的《连线》。不到1小时，这几本杂志也被人买走了。于是，编辑部收到更多来信，失望的读者要求预订第二期。这是暂时的狂热还是杂志的真正成功？路易斯决心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既定方向。
路易斯试图给《连线》注入机动、开放和瞬间让人高兴等特质，他认为这也是正在浮现的这个新社会的核心特点。后来他说，《连线》将成为”一个现代喉舌，展现这个时代可能实现和必然出现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从不幻想杂志短时间就能贏得喝彩，他期望可以花点时间慢慢学习和逐渐成长。
大部分杂志不会理踩那些装满麻袋的读者来信，一家偏远公司会给他们送来分析报告，这家NeoData Services公司位于科罗拉多州玻尔得市，他们的工作人员会打开读者的订阅信件。艾米从没听说过这个公司。“你想一想就知道，他们是一群白痴。“路易斯就这么评价。他们说处理这些信件要花6个星期。路易斯认为，在联邦快递时代，如此拖沓是不可容忍的。
路易斯他们给电子边疆基金会的成员免费寄送了第一期杂志，在信件附言中，路易斯承诺，他们会在旧金山处理所有的杂志订单。开始的确是这么做的。艾米和新来的低薪朋友，会打开每一封信，浏览所有的明信片。不过，他们很快就忙疯了。
卡片和信封不断增多，这本初出茅庐的杂志如此受欢迎，真是令人惊讶。杂志的成功可能性也因此大增，工作人员也更有理由向行业的常规做法屈服，但路易斯仍在顽抗。于是，工作人员的抱怨全都集中到简身上。
第二年春季的某一天，在_一个街区外的打折商店里，艾米推着手推车穿过走道。那是在Ptrtrero大道，附近有一队领救济的人在圣马丁厨房前排队。手推车里有一大堆打印纸，还有各种办公用具，只是没有笔。因为艾米接到严格指示，不要买笔。
“笔就要消失了，“路易斯说。“给你10支笔，你就会丢掉10支。”
这么做不仅是为了省钱。《连线》有很多计算机，其价值可以抵得上一万支笔。笔 --- --- 或者笔的缺席 --- --- 有一种含义，那就是：保持你的独立性；不要偷懒；不要丢失你的个性；不要和其他人混在一起。
“就是说’你他妈的自己买笔’吧。“多年以后艾米说道，脸上的笑容依然带着恼怒。
艾米来到柜台前结账，手推车里满满当当，当然没有笔。她把她的账号给了售货员，但对方说对不起，她不能带走任何办公用品，因为账户记录表明她未付款。她把经理叫来，让他给简打电话。电话通了，经理对着话筒说了几句，然后颇为客气地结清了账。艾米挺佩服简的能力，她在压力中依然保持镇静。多亏简，才有了纸。多亏了路易斯，才没有笔。楼梯上的麻袋越堆越高了，而公司仍然维持着某种均衡，但紧张气氛也在滋长。简和路易斯共用唯一的办公室，这办公室的用处挺大，因为房门可以用来泄愤。
创刊1个月后，支票、信用卡定单和装信的麻袋都在膨胀。路易斯在他写的最后一份商业计划书中预测，第一年将有3000订户。实际上2月份就完成了这个目标，提前了10个月。调査表明，他们的读者大部分都很年轻，而且自夸有很好的收人，很高的文化水平：平均收入为年薪8.5万美元，四分之三的被调査者在41岁以下。报摊销售传来消息，还没到12月发行量就到了10万，而这时还没开展大批量邮寄。
但另一方面，简还是要巧言令色地说服供货商延长欠款期。这家公司怎会如此拮据呢？
比尔·杰西和他的合伙人鲍勃·斯梅里克在亲朋好友那里碰了钉子，他们把筹资目标降到80万美元。最初定的截止日期是1992年12月31日。这个时刻前24小时，他们把时间延长了一个月。现在第二个截止日期也过了。此外，只有第二期杂志上市后，报摊那边才会陆陆续续回款。花钱如流水，邮寄费、宣传推广费、差旅费…甚至员工那稀薄的工资都有所减少，而印刷费还没买单。另一事实也一直让人沮丧：读者来信如此密集，里面掉出来的意外收入却寥寥无几。
信件之多与现金之少，凸现了外在成功和内在惶恐的强烈对比。但反差还体现在其他方面。祝贺如潮水般涌来，批评之声同样如此。对一个身处边远加州的无名月刊来说，某些批评差不多和祝贺一样有价值。《新闻周刊》（Newsweek）欢迎这本新杂志的文章标题是：“飞船直奔天堂：一本技术类《滚石》。“这个概括真是一语中的，即便该文的作者约翰·施瓦茨（John Schwartz）都对该杂志妄自尊大的口吻感到恶心，他援引一位匿名行业分析师的话说：“很难看到有人可以一直呼吸自己吐出的废气，也不想想什么时候会窒息而死。”
要求采访的机构包括CNN、ABC的”早安美国”节目，还有CBS的Connie Chung。路易斯和简的朋友把这看作巨大成功，希望两人慷慨回馈。接触过杂志的人，大大小小帮了点忙的，都等待着他们的致谢和回报。
但杂志的头头们已筋疲力尽，他们犯下的小错误于是转化成非理性攻击。他们在纽约举行了一次发刊聚会，邀请名单中漏了彼得·鲁顿。鲁顿用传真发来一份信件表示愤慨。兰迪·斯迪克罗德几个月前曾提供帮助，在第一期杂志上市时，他的”执行出版人”头衔被小心翼翼地拿掉了。让他气愤的是，他的名字竟然出现在刊头里”茶与同情心”的栏题下面，那是提供过帮助的一般好友占据的地方。第一期杂志出版后，兰迪和创业者们有过一次紧张而不愉快的会面，他后来写信表达自己的不满。杰拉尔·范德卢恩（Gerard Van Der Loon）是第一期的撰稿人，也曾是电子边疆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他也没拿到聚会的请柬。范德卢恩是The WELL社区里经验丰富的捣蛋分子，在那儿他的名字是Boswell。The WELL和新闻界、商界以及技术圈都有很深的联系，路易斯和简后来发现，他们犯下的每一个错误（一个漏掉的请柬、一本迟到或没有送到订户手里的杂志、一个傻气的拼写错误）都被放大，传到每一位张开耳朵的听众那里。热情坚定的支持者让他们深受鼓舞，但代价也不可避免。每一次成功的涟漪都会引发一次次怨恨的反击波。
到那年春天时，甚至员工都怒了。直接导火索是斯特林·柏约公司的钱迟迟没有到位。这笔钱数目比较大，要全部筹齐的确困难，但公司的高级银行家比尔·杰西和鲍勃·斯梅里克，最终说服朋友和亲戚，以64万美元的资金换取《连线》杂志9.6%的股份。这意味着这家杂志的价值在出版一期之后，达到了400万美元。简和路易斯在公司的股份超过50%，当然也就成了百万富翁，不过这些财富只是纸面上的，是想象出来的，仅仅存在于乐观的银行家们的推断里。而现金正被债主和新的账单不断吞噬，应该在6月前就会花光。
斯特林·柏约的投资让公司的架构有可能出现一次重组。早期员工都获得了《连线》的一点股份，路易斯和简这种过于大方的做法有可能造成一些问题，比如新的投资者在加入时会遇到障碍。就在杂志创刊之际，杰西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将《连线》拆分成两部分。《连线》杂志将组建为一个新的合伙公司 --- --- 连线美国有限公司（Wired USA，Limited），而连线美国有限公司的大部分所有权转交到另一家公司 --- --- 连线控股公司（Wired Holdings，Incorporated）手中。于是，连线控股将成为连线美国的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这意味着连线控股将掌控杂志的未来，而它的所有者只限于简、路易斯、查理·杰克逊、尼古拉斯·尼葛罗庞帝，以及斯特林·柏约的投资人团体。《连线》的所有商标、未来的任何延伸物、副产品和使用许可权，都属于连线控股公司。杂志甚至要向连线控股缴费，才能获得名称使用权。员工认为这是一场骗局。“我来的时候和你乘同一条船，“约翰·普朗奇特说，他代表了所有员工的声音，“要么我现在和你乘同一条船出去，要么我今天就走人。”
经过几次激烈争吵和一份要诉诸法庭的抗议信后，路易斯和简作出了让步------员工将保留完全合伙人（full partners）的地位。不论银行家们如何指责，路易斯在仔细审视自己的动机后，仍然认为找不到任何自私成分。他看不起他所称的”多疑症人群”，认为他们对商业一窍不通。约翰·普朗奇特尤其让他感到丧气。他认定约翰被自己的疑心冲昏了头脑。而且，约翰和丹勃利印刷厂财务经理比尔·谢尔曼的关系似乎过于密切，都有点鬼迷心窍了。那边的账单一直没付，约翰抱怨说，他的朋友好像被《连线》坑了一把。
约翰要求给丹勃利付款，这个请求也让简很不高兴。当时的第一目标是生存。杂志并没有失败，即便失败，比尔·杰西也会了却所有债务。而现在，他们的问题只是现金流出现短缺。如果《连线》给丹勃利付账，或者给办公用品商店交款，或者屈服于任何暂时的、不那么重要的压力，那么其他一切问题就会接踵而至，公司将土崩瓦解。
约翰对这种策略从来就不认同。“如果这么做最后成功了，人们会说这叫步步为营。但如果失败了，就会被人称为诈骗。“他抱怨道。
从编辑方针而言，《连线》把离经叛道者引为同路人。杂志的第二期（也是靠丹勃利的赊账才印出来的），封面是三个蒙面人，手里拿着一面美国国旗，上面的标题是：“造反的理由：你的隐私权”。蒙面者是程序员，他们自称为赛博朋克。他们散发对数码通讯进行加密的工具，这些自由而强大的工具，可以抵制政府的窃听行为。
“如果隐私权被定为非法，那么只有不法分子才能享有隐私权。“菲尔·齐默曼（Phil Zimmerman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il_Zimmerman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说。他写了一篇关于最新加密技术之使用方法的文章，这是该领域最早的通俗文章，在世界上广泛传播。随之而来的，是基于联邦法对他提起的诉讼。史蒂文·列维（Steven Levy）的文章平和而直白，但却让赛博朋克们可以随意解释自己的角色，文章其实暗中支持了他们的理论 --- --- 一旦涉及计算机的功用，那么程序员将掌握话语权，立法者、道德家或者警察都将靠边站。
在标题和封面提要上，路易斯总是浓墨重彩。几期之后，杂志封面曾引用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一段话，这位未来学家在回应一个问题：未来是否像它一直表现的那样令人震惊呢？他那戏剧化色彩浓烈的冋答是：
美国的宪政危机、富人们的全球造反、由个人核武器造成的区位战争，当你听到这些，你有什么感想？
《连线》的每一篇特写文章都配有多彩的装饰页面，以增强效果。由于原创图片往往都很贵，所以普朗奇特只得使用他过去收集的图片，还找了一些自由职业的电脑艺术者帮忙。那篇讲述反叛的加密者的封面文章，印在一个红白条纹的背景上，条纹有的垂直，有的水平。早先有人说《连线》看不懂，也许是在回应这种批评，普朗奇特采取了走极端的办法。“你会接受它，并喜欢它。“《连线》的许多页面似乎都在重复这样的话。
第二期杂志有20多个整页和双页广告，价码是每页7200美元。这都是凯瑟林·莱曼通过电话卖出去的。她坐在桌子前，就像钉在那里一样，一天要打200个电话，向每一家有可能登广告的技术公司推销。每当搞定一个订单，她就像女妖一样啸叫。不过，钱流出的速度比流进的速度快得多，《连线》的银行结余一会儿掉向零，一会儿又由于有几个广告支付而升起来一点，然后又一次向零点跌落。简的任务就是让开出去的支票别被银行拒付。
8月，丹勃利印刷厂拒绝印刷下一期杂志。比尔·谢尔曼两头煎熬，一头是没有支付能力的简，另一头是印刷厂老板，这人要比尔再次解释，他为什么对一个如此没有盈利能力而且如此苛刻的客户那样热心。没有资金进账，他什么都干不了。
几天之后，他们度过了这场危机，那天晚上简哭得很凶，《连线》年青的会计诺里·卡斯蒂洛（Nori Castillo）在一旁照顾她。一次不称职的行为拯救了他们。由于任务太繁重，一个发行助理把一些杂志订单压在自己的抽屉里，几个星期没去银行取款。这些消失的订单，让他不至于完不成任务，也就躲过了挨批。其实诺里一直纳闷，为什么寄到杂志账户的资金那么少？毕竟，来信还是一麻袋一麻袋地送过来，现在也有800张订单了。被埋在抽屉里的订单被发现了，共有1000张，价值4万美元。就像妈妈从拥挤的大街上把蹒跚学步的小孩子拉回来，一边抱一边打屁股一样，简的哭泣中既有愤怒，也有宽慰。她拿这些钱马上支付了部分欠款。
房子主人要收回房屋，简和路易斯只得从伯克利山搬走，在奥克兰租了一个小村舍。他们更紧密地绑到一起，比创刊前的关系更密切了，两人的关系像是经过了锤炼一般。
失而复得的订单给了他们一段喘息时间，3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六，清晨很早的时候，电话铃响了。简提起话筒，电话的另一端是约翰·维罗尼斯，约翰·苏勒的合伙人，她记得这是一个目空一切的银行家，一年前在纽约，他对《连线》的蔑视曾给他们极大打击。维罗尼斯告诉她，他们想对这本杂志投资。凭借失而复得的订单带来的微薄利润，路易斯和简继续寻找不要求控制权的大投资人，向他们兜售这本杂志。杂志不断上升的声望给他们增加了砝码。他们小心翼翼地推迟还偾时间，让自己的银行账户保持正值。
一位商业经验丰富的伦敦朋友给他们提供了一些评估方法，路易斯和简现在开出的价码是，350万美元可以换取公司15%的股权；这意味着，一家存续不到一年的杂志，其估值达到令人惊讶的2300万美元。他们希望在这笔交易达成之前做好充分准备。1993年11月，他们订了去纽约的飞机，准备和几个潜在的合作者进行面对面的谈判。维罗尼斯告诉简，他的一个客户想要加入。
他们欢迎任何投资人，但这家公司却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羞辱过他们。她遮住话筒，对路易斯说：“是约翰·维罗尼斯。”
“告诉他滚一边去路易斯回答。这时他还在床上躺着呢。
简没有复述这句话，她默不作声，以示礼貌。她在电话里又听了一分钟，再一次把话筒遮住。
“他们以前说过的一家大型传媒机构，想把这轮融资整个接下来。“她说。
路易斯重复了一句滚蛋，还加上一句：“到年底我们就要赚钱了！”
简回到话筒前，她又没传达路易斯的意思，她继续听，遮住话筒。“他说这家传媒机构是指贡德·纳斯特（Conde Nast）的西·纽豪斯（Si Newhouse）。”
“告诉约翰·维罗尼斯，滚一边去！“路易斯吼道。他的脾气坏到了极点。
简没有翻译他的愤怒，而是彬彬有礼地对电话说了几句，然后第四次转向路易斯。
“约翰·维罗尼斯说，即便你不需要钱，至少也该见见纽豪斯。”
她对路易斯说。“他想见你，他是杂志行业里一个重量级人物，也许某一天你会想着和他拉上关系。”
“好吧。“路易斯高兴地答道。11月的某天早晨，路易斯和简前往450公园大道，这已是第二次了。和约翰·维罗尼斯一起，他们沿着第45大街走向麦迪逊。
西·纽豪斯的办公室和路易斯想象的媒体大亨的办公室不太一样。纽豪斯拥有美国最迷人的杂志，包括Vogue、《建筑文摘》（Architectural Digest）、《名利场》和《纽约客》；但他办公室却铺着米色地毯，他那卵形桌子的两个支柱也包着同样地毯。墙上贴着过去出版的漫画插图。纽豪斯只穿袜子没穿鞋，身着一件汗衫。光凭长相，路易斯认为他像一只聪明的海龟。他的脸朝下，听到有人来脑袋从蜷缩的身体里警觉地抬起来。他似乎有些腼腆，但看到他们显然很高兴，有几次路易斯以为纽豪斯要大声笑出来。维罗尼斯和简在一旁静静坐着，一个多小时里，路易斯和纽豪斯聊着别的杂志，好像两个读者或杂志爱好者。
“你知道我们见面的目的，“纽豪斯终于说道。“我们想投资你的杂志。”
“我们大老远过来，“简回答，“我们到纽约来，就是为了最终的谈判。”
“我知道你们开了一个价格，“纽豪斯说。他们给约翰·维罗尼斯发的传真上写着最高报价，也就是公司的最大估值。
“我们接受”。纽豪斯说。
路易斯看着简，简看着纽豪斯。现在说谢谢似乎太早了。
“你明白那些条款？“简打破了短暂的沉默。
“我明白，我们接受。“纽豪斯说。
回到旧金山，路易斯召开了一个员工大会。他在会上宣布，“这本杂志的融资工作到此结束。“1994年1月，贡德·纳斯特的钱到账。于是，丹勃利那边的欠款还清了，路易斯准备对潜在订户发起第一次大规模邮发。
没多久，办公室就淹没在各种信件的汪洋大海中，有读者反馈的明信片，有作者的质询，还有成千上万拥趸的来信。几乎所有爱好者都是男性。迈克尔·奥维茨（Michael Ovitz）当时正处于他在好莱坞岁月的权力顶峰，他每个月要订30本《连线》；克林顿总统的新闻官员向记者们展示《连线》，想说明他们对最新事物并不陌生；尼葛罗庞帝在他的媒体实验室到处散发《连线》；银行家们把《连线》杂志放在公司前台上，恐吓来访者；全美国的计算机程序员、软件经理，以及工程专业的学生，都不愿把自己的《连线》借给别人，以免杂志有去无回。
那年春天，艾米接到美国杂志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Magazine Editors）一名代表的电话。该协会下一届年度颁奖宴会将在Waldorf-Astoria酒店召开，他们邀请《连线》预订一张桌子。简和路易斯觉得这种邀请无关紧要，就没去管它，但接二连三的电话终于说服了他们。杂志创刊以来，他们终于有点时间休息了。他们开着从肯尼迪机场租来的豪华轿车，在纽约Helmsley酒店住下。在第二天的宴会上，他们获得了综合评定环节的国家杂志大奖。
颁奖仪式上的听众都很有身份，这说明他们来对了。这些人包括美国顶尖的编辑和出版人。最初来美国，路易斯没能贏得进人这个圈子的通行证，他朝另一个方向跑去，通过最短的奔跑路径，他夺得最高荣誉。路易斯发表了一个非常简短的演讲以示感谢。令简惊讶的是，他的讲话没有攻击任何人。
宴会之后，有人过来表示祝贺，路易斯认出他是贾恩·维讷（Jann Wenner）。这人曾经从摇滚乐中看到一个几乎和所有事物都有关联的文化转型，他仍是《滚石》的主编，30年来一直是这本杂志的独立出版人。其实，他本应发挥更大的文化影响力。当然，在旧金山他仍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当地没有人有过类似成功。维讷走得更近，他该表达什么态度呢？是恭维，是讽刺，甚至是遗憾？他说：“哎，我来了，在事情进入白热状态的时候。”
（加里.沃尔夫. 连线:数字时代的传媒梦想[M].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6.）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