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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控制论的谱系 {#da68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da68”}
那些回忆起在帕萨迪纳和剑桥与钱学森共同时光的人，将他描述为天才，但也仅此而已。他曾与杰克·帕森斯（Jack Parsons）等杰出人物交往密切，帕森斯后来沉迷于神秘主义；也曾与弗兰克·马利纳（Frank Malina）交往，马利纳则被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所吸引。而与此同时，钱学森则展现出一种循规蹈矩的形象。他对世俗事务保持着超然的态度。
他是一位工程师；他按要求建造所需之物，不太关心其最终用途。他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工作时有多么勤勉，在（被美国驱逐后）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工作时也是如此。
1945年，他在巴伐利亚遇到了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他们谈论了风洞。美国将军们之所以信任一位”侨居外侨”参与对纳粹的汇报询问，唯一的原因是他对此事持超然态度，但并非不忠诚。在他拥有最高军事机密权限工作的五年里，从未有过任何关于间谍活动的传闻。
1949年，联邦调查局（FBI）对钱学森进行了调查。他们的任务是污蔑他是共产党人，但他们找不到太多证据。对于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来说，找到（攻击的）理由通常相当容易：比如参加了不当的青年民主党活动，或者向朋友表达了对斯大林的正面看法，就足够了。然而，钱学森却把空闲时间都花在家里陪伴妻儿，并且从不以发表任何形式的政治言论而闻名。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学家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希特（Gustav Albrecht）在FBI的访谈中承认，他曾试图向这位中国同事兜售苏联工人乌托邦的理念，但他回忆钱学森的反应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人冷漠超然的态度”。
如果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愿意，他本可以通过其手下特工编纂的档案了解到钱学森的大部分经历。他大约出生在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覆灭之际。他的父亲从杭州出发，前往中华民国政府任职。钱学森就读于首都最好的学校。他最初热爱的是火车机车，随后是飞机。1935年，他获得了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庚子赔款奖学金，并抓住了这个学习航空工程学的机会。在麻省理工学院短暂学习后，他前往西海岸，加入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GALCIT），在理论家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手下工作。
他与政府的合作本身就是命运的转折。在钱学森于1936年末抵达后不到一年，军方及其承包商就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响应号召，秘密地确保国家军事实力能与德国抗衡。战争爆发后，军方的资金涌入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他的工作被认为对美国的战争努力不可或缺。
战争的最后几年，钱学森跻身于一批科学家和战略家之中，他们致力于为未来的冲突制定军工政策。他与冯·卡门一起为陆军航空队科学顾问团撰写了一份雄心勃勃的机密报告，题为**《迈向新高度》（Toward New Horizon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www.governmentattic.org/TwardNewHorizons.html”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该报告推演出未来几十年空战的激进构想。他能够接触到机密的国防项目，在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并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的咨询工作。
当钱学森驾驶着他的别克车在帕萨迪纳闲逛时，跟踪他的特工们不可能对这些机密工作了解太多。他们的任务是重新平衡战后的政治秩序：胡佛和麦卡锡（McCarthy）已经开始清除所谓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情者。在加州理工学院，调查集中在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的成员西德尼·温鲍姆（Sidney Weinbaum）身上。温鲍姆是一名乌克兰裔犹太人，曾在1920年代逃离布尔什维克，他被指控隐瞒了其美国共产党（CPUSA）党员身份，以获取战时国防合同的安全许可。温鲍姆和弗兰克·马利纳是同志，而正是马利纳将钱学森介绍给了温鲍姆。这正是麦卡锡手下的特工们受训要嗅出的那种联系。
1950年夏天FBI找上门后，钱学森向加州理工学院递交了辞呈，并准备返回中国。即使FBI的档案详细说明了他从未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他能预见到无论如何他都将遭受的待遇。
当移民归化局（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得知钱学森计划离开时，他们根据线人提供的证词 --- --- 称他于1938年加入了美国共产党 --- --- 将他拘留。钱学森及其家人在法律上陷入了长达五年的悬而未决状态。美国人担心钱学森会将其弹道导弹知识带到中国或苏联，因此他们想把他”冷藏”起来，直到他的知识过时。
但他所掌握的美国国防技术知识 --- --- 可能还不如**克格勃（NKVD）**已经掌握的先进 --- --- 与其自身能力相比是次要的。在被软禁的那几年里，他开始深入研究一个新兴领域，这个领域将支撑他未来几十年的工作：控制论（cybernetics）。
他最初是在航空航天工作中接触到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理论的。这就是导弹制导的方式：控制器接收关于速度和俯仰角的信息，向伺服机构发送信息以进行调整，然后在反馈回路中接收更新后的信息。钱学森在拘留期间撰写并于1954年出版的**《工程控制论》（Engineering Cybernetics）一书，阐述了对复杂、相互关联系统的控制理论。他构想的工程控制论 --- --- 后来被称为系统工程（systems engineering）** --- --- 不仅仅是控制论在工程上的应用，而是一门包含了整个控制理论的工程科学。
最终，他的悬而未决状态在1955年末得以解决，当时美国人在一次战俘交换中将钱学森”交易”了出去。这位美国国防体系中最杰出的人才之一，被用来交换在朝鲜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的十一名飞行员。
为核中国建言与”大跃进”运动
钱学森回到中国，与其当初抵达加州理工学院时一样，时机也出人意料地恰到好处。针对先前归国人员的思想改造运动已经平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在制定一个为期十二年的科学发展规划。
钱学森名义上负责力学研究所的航空工作，但他的顾问工作更为优先。他对该规划提出的想法远超中苏专家们较为保守的建议。他直接参与将弹道导弹、计算机、半导体技术、无线电控制系统、自动化和原子能写入了规划。
钱学森知道中国的当务之急必须是核武器以及用于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他告诉领导层，他们需要**“两弹”** --- --- 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ICBM） --- --- 以及**“一星”**（人造卫星）。
苏联曾支持在甘肃建造一座用于浓缩铀的反应堆，并最终对武器计划给予了初步的支持。他们转交了火箭，以及其第一代RDS-1核弹头的图纸。苏联工程师使用的图纸是由共产党特工从钱学森曾参与咨询过的同一个英美项目中获取的。
然而，苏联的支持很快就中断了。1958年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使尼基塔·赫鲁晓夫感到不安。赫鲁晓夫想象着毛主席派遣一架携带末日装置的图波列夫轰炸机飞越台北并引发世界末日的情景，于是下令暂停核援助。
为了填补这一空缺，中国政府批准了反复试验的方法。钱学森及其同事们的努力取得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爆炸。但这还不够。两年后，他们将一枚核弹头装载到一枚东风二号中程弹道导弹上，从内蒙古的发射台发射，并击中了新疆的一个试验场。
钱学森在中国拥有原子弹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广受赞誉。但同时期发生的事件却给他在史书中留下了污点。
“大跃进”运动（Great Leap Forward）正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如今，这个时期通常不被认为是科学进步的时期。但在当时，“大跃进”与十二年规划中的技术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以及对中央工业规划潜力的信念联系在一起。“大跃进”基于两个核心项目：为实现工业进步而进行的大规模动员，以及农业生产的最优化。其工业化努力源于一种想法，即可以通过动员来打破（发展）瓶颈。与此同时，“大跃进”的农业计划借鉴了科学理论：中国农学家设计了”深耕密植”（deep plowing），而畜牧业实验则以**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遗传学理论为基础。
在1958年的一篇文章（《科学大众》1958年6月号，《展望十年 --- --- 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中，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他认为在未来十年内农业可以取得的进步。他说，未来将看到人工影响天气、将工业流程引入农业、利用生物质燃料解决能源短缺、通过藻类养殖的进步实现更健康的饮食，以及通过对太阳能的系统性理解来提高农业生产力。
文章结尾附有一张借鉴了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的图表。他将农业描绘成一个整体性的复杂系统，其中太阳能通过农业和工业与食品、文化和服装联系起来。很明显，钱学森将”大跃进”视为一场应用技术 --- --- 包括控制论和系统论 --- --- 来解决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潜在革命。
**“大跃进”**的实际后果如今已臭名昭著。在农村，李森科主义的方案导致了长期的土壤贫瘠，农作物有时就烂在地里。农民在集体农庄里忍饥挨饿。现在也很明显，钱学森尽管偶尔也被迫去打苍蝇和挖厕所，但他并未能全面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情况。
相反，在北京，钱学森看到的是从苏联运来的计算机，以及中国科学家们开始迈出逆向工程制造自己机器的第一步。他甚至帮助派遣数学家华罗庚 --- --- 华曾在1936年诺伯特·维纳访问清华时听过他的讲座 --- --- 将统筹法（critical path organizational techniques）引入工厂和农场，作为短暂的**“运筹学和线性规划科学运动”（Science of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Linear Programming Movement）**的一部分。
这开启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在钱学森在中国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反复出现：从他所处的中心位置看，政治结构似乎具有一定的组织水平和能力，但这并未在全国其他地方得到体现。
此外，指导科学建议如何被解读和执行的主要力量，并非钱学森或其同事的声音，也非复杂的控制论反馈回路，而是毛主义的政治纪律。对钱学森而言，农业生产的集中化并不意味着干部要求不切实际的指标，而是一个合理的体系，旨在促进化肥分配的早期试验，并利用先进的天气预报指导全国的作物种植。
当主要报纸刊登了他所写的一篇关于农业改革十年展望文章的误导性节选时，钱学森发现自己被卷入了宣传活动。他们断章取义地截取了其中一句称生产力尚未达到其可能的”理想”峰值的话，并将其用于当时正在进行的运动，鼓动干部们更无情地执行**“大跃进”政策**。结果，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他永远地与那个时期的过度行为联系在了一起。
不到一年，“大跃进”的政策开始被公社干部忽视，随后被中央当局正式扭转。运筹学专家们回到了国防工业部门工作。官员们放弃了农业规划集中化和控制论管理的方案。农业政策的控制权被让渡给了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务实派。他们的农业政策是权力下放，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定额后自行安排 --- --- 这种政策不适合中央计划，无论是控制论式的还是其他形式的。
但务实派的方案并没有比**“大跃进”**持续更长时间。在刘、邓复出后不到一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全面展开。务实派被打成”右倾分子”。试验探索不再时兴。
钱学森对国防计划的重要性以及周恩来的支持使他免受了最坏的冲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设法躲过了许多同事所遭遇的批判、斗争会和强制劳动。当作为弹道导弹计划总部的第七机械工业部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之间爆发武斗时，他有幸可以待在家里。
在这些年里，他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钱学森的名字只是零星地出现在报纸上，或是宣布政治任命，或是与航天计划的进展相关。他的文集显示，在他1965年一篇关于太空探索的文章和1976年9月一篇悼念毛主席的程式化文章之间，存在一段空白期。
控制论与改革开放
当钱学森在1970年代末重返公众视野时，他再次寄望于控制论的前景。
国家层面的控制论项目此前从未成为可能。政治动荡阻碍了任何克服中国有限计算能力的尝试；而对任何与苏联（社会主义控制论的旗手）相关的思想的敌意，则使这一想法在政治上变得危险。然而，到了1978年，邓小平已经平息了混乱。
钱学森开始致力于传播系统工程的理念。他与他最亲密的门生、在苏联受过教育的导弹制导天才宋健合作，修订了**《工程控制论》。新版本考虑了自1954年以来在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运筹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的发展。在1978年为国家媒体撰写的一篇文章{.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www.sohu.com/a/258802357_642678”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中，钱学森将系统工程描述为”组织管理的技术”。他将其吹捧为一种整体性、综合性的方法，用以描绘和优化复杂系统内各元素之间的关系。他倡导应用系统工程**来调控全国范围的工农业生产。
他的时机，再一次，恰到好处。邓小平及其拥护者已经在为理论上的调整奠定基础，这将开启一个科学主义的新时代。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讲话，宣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且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发展这些生产力。
这是对**“四人帮”**所坚持的毛主义路线的重大否定。毛主义路线认为，如果不改变生产本身所创造的社会结构，发展生产力 --- --- 劳动力、生产工具和人的专业知识 --- --- 是不可取的。如果经济关系是不可取的，那么发展本身也是不可取的，任何支持发展的实用主义论点都会让你成为政治敌人。生产力的经济基础仍然从属于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本身又从属于由政治、法律、文化和科学思想构成的上层建筑。
邓小平扭转了这一点，指出包括科学探索和技术进步在内的生产力才是驱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可以在不考虑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得到发展，科学进步可以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随后出现了一系列书籍和文章，主要的党内理论家们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独立于政治理论的哲学体系的观点。邓小平号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重返工作岗位，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计划生育政策
意识形态的氛围适宜，钱学森也拥有理论工具，但找到运行这些项目所需的计算机仍然是个问题。在他1978年的文章中，钱学森在结尾处指出，任何真正实施系统工程的尝试都将需要”极其强大的计算机”。
当时国内只有少数几台计算机符合这一描述：几台陈旧的苏联大型计算机及其国产仿制品、中国人民银行非法获取的IBM系统、1970年代末通过欧洲中间商购买的CDC系统，以及 --- --- 中美关系缓和后 --- --- 直接从UNIVAC和IBM购买的超级计算机。
国防工业，特别是设计弹道导弹制导系统的第七机械工业部，既拥有计算机，也拥有控制论专家。
此时，中国杰出的控制论专家数量已经增长：像宋健、陈翰馥、关肇直、杨嘉墀、李广元、韩京清和郭雷等研究人员，已经跟上了国外同行的步伐。他们在弹道导弹制导和火控系统方面设法取得了并行的进展。但他们的研究仅限于军事和航天计划，而苏联、美国和英国的控制论专家则被要求将其思想应用于经济规划和组织管理。
1978年带来的不仅是文化大革命动乱和毛主义政治纪律的结束，以及科学专业知识的恢复名誉，还有国防预算的大幅削减。这意味着国防科学家们突然必须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他们在控制论应用于规划社会系统的前景中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1978年5月下旬，一个由中国控制论专家组成的代表团 --- --- 包括杨嘉墀、陈翰馥和宋健 --- --- 访问了赫尔辛基，参加**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第七届三年一度的世界大会。这是自1964年以来中国代表团首次参会，他们发现了自己错过了什么。
正是在那里，宋健结识了赫伊贝特·夸克纳克（Huibert Kwakernaak），一位受到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影响的荷兰控制论专家。罗马俱乐部是由意大利实业家奥雷利奥·佩切伊（Aurelio Peccei）和前经合组织（OECD）科学政策顾问亚历山大·金（Alexander King）创立的一个跨国反生育主义联盟。夸克纳克1977年的论文《控制理论在人口政策中的应用》（Application of Control Theory to Population Policy）参考了爱德华·戈德史密斯（Edward Goldsmith）1972年发表的人口危言耸听和反工业化的小册子《生存蓝图》（A Blueprint for Survival），以及**《人类处于转折点：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份报告》（Mankind at the Turning Point: The Second Report to The Club of Rome）**。
在中国三十年的共产主义并未能扑灭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就困扰着精英阶层的反生育主义倾向。鼓励生育的政策在1950年代仅盛行了几年，随后党响应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呼吁开始提供避孕措施。从宋健描写人口增长的方式来看，很明显他不仅在科学上被说服，而且对过剩的人口有着发自内心的厌恶：
1957年，毛泽东讽刺地说：“在生育方面，人类似乎最不能控制自己，确实存在一种无政府状态…” […] 1964年，毛发表言论七年后，第二次人口普查显示又增加了1亿人，总数达到7亿。很快，“文化大革命”来了。到1969年，人们甚至还没能从混乱和痛苦中解脱出来，又记录了1亿人口的增长。到1974年，总数达到9亿。在那段时间里，人们生活在禁锢之中，却可以完全自由地沉溺于自身的生育能力。
他回忆起1978年的访问，称自己”极其兴奋”并”决心尝试”用新的控制论方法来控制人口。他无法获得像麻省理工学院为**《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所做的全球模拟那样复杂的东西，所以他开始使用第七机械工业部的计算机，利用从国家数据库提取的数据来绘制人口增长曲线。
他召集了来自第七机械工业部及更广泛的军工体系内的控制论专家，开始应用钱学森系统工程中的思想。其中许多想法来自于他从赫尔辛基带回的有限的几篇关于控制论人口理论的论文。
他的工作包括寻找”人口系统的反馈机制”、其参数以及如何实现最优控制。他的结论，基于一个考虑了”自然资源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平和生态平衡”的模型，认为中国的目标人口应该是7亿。在十年内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限制所有妇女生育一个孩子。
一旦他有了一个可靠的数学模型，宋健、控制论专家们和钱学森就向国家计划制定者提出了一个应用系统工程解决人口增长问题的计划。
向国家计划制定者推销他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很容易的。替代方案将是失控的人口数量拖累现代化和经济增长。中国于1980年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
接下来发生的是一场混乱的社会实验，暴露了建立一个控制论式的政治机器是多么困难，尤其是要在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层面上运作。与**“大跃进”**一样，科学规划者所设想的体制控制水平与体制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在基层，政策的执行在各省之间以及农村地区差异很大。在一些地区，妇女被强制堕胎或使用宫内节育器（IUD）等避孕工具。一些妇女选择生下”黑孩” --- --- 未登记、隐藏起来或送人收养，其中许多人无法获得户口登记，因而无法获得教育、医疗服务或好的工作。他们钻了一个无法真正强制执行其权力，也无法根据反馈进行有效调整的制度的空子。
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所需的暴力和强制可能足以得出结论，认为它是一项失败，至少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如此。但也许从内陆中部省份陕西的计划生育官员，或者从北京办公室里与世隔绝的人口统计学家的角度来看，情况会有所不同。
他们是否看到出生人数下降了？是的。总和生育率下降了。然而，尽管人口恐慌攫住了宋健和国家计划制定者，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十到十五年间就已经达到了峰值。很难区分有多少下降是由日益加快的城市化、不断提高的繁荣程度，以及工作单位和公社集体生活方式的强制终结所造成的。独生子女政策对维持低出生率的贡献，只是混杂统计噪音中的一个因素。
尽管如此，该党在接下来的三十五年里仍然忠实执行一胎政策，仅进行了微小的调整。即使中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在1990年跌破更替水平，并在此后持续下降 --- --- 与没有类似政策的亚洲邻国水平相当 --- --- 他们仍然这样做。
即使将数百万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未登记的儿童重新纳入人口普查，中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性别比例失衡。性别选择性堕胎扼杀了一代女孩中的许多人。
如果这就是应用于治理一个大国的系统工程，那么它是一次失败。对一个系统进行控制论调控需要精确的传感器。**调控计划生育需要大量准确而全面的数据。**但是，正如数百万未登记的出生所显示的，传感器失灵了。
同样，系统中的执行器也不可靠。在”黑孩”的情况下，母亲们知道她们可以通过在另一个行政区域分娩，或者可能通过行贿来逃避监视。一个孩子的存在可能在某些国家机关的数据库中有记录，但在其他机关则没有。现在，当人口问题转变为出生人口不足，而系统的目标变为促进生育时，执行器的无效性甚至更加明显。没有已知的控制信号可以输入系统以诱导生育率上升。
后来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放宽与发生的生育率变化无关，而是特定群体或地区要求宽大处理的结果。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宋健及其同事的提议被采纳几十年后才逐渐显现的。而与此同时，控制论专家们的影响力还在不断扩大。
系统工程与改革
在独生子女政策上取得政治胜利后不久，宋健被要求将其系统工程专长应用于改革国家价格管制的工作。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开放，但一百多种产品和商品的价格仍不允许浮动，而是由国家定价。他的团队，由参与人口方案的同一批控制论专家中的一部分组成，建立了一个逐步放松这种管制的模型。超过两百种、四十五个类别的商品价格被输入到一个模型中，该模型：
…包含了114个方程，其中19个是动态时间序列方程，43个用于状态描述，52个用于均衡。定义了142个结构参数，包括43个内生变量和20个外生变量，以及三种类型的政策控制变量：收购价和零售价、工资增长率和税收。不同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构成了一个大规模动态系统。在达到稳定运行后，该系统现在永久驻留在一个大型计算机数据库中，随时可以运行。
宋健呼吁做得更多。在1984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中，他描绘了一个用系统工程取代所有决策过程的愿景。在理想的情况下，政府将设立一个中央机构来管理整个控制论体系，并培训专业技术人员来配备该机构。领导层对这些想法持开放态度。宋健稳步晋升。1985年，他被任命负责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一年后被任命为国务委员。
由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和赵紫阳发展的改革派智库也推广了系统工程。甚至在宋健进行价格控制建模之前，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员何维凌就开始发表著作，呼吁将控制论规划作为改革国家计划、使其与私人市场兼容的一种方式。他与改革派怀疑论者邓力群之子邓英淘就此主题合著了两本书：《经济控制论》和《动态经济系统的调整与演化》。随后，何维凌在1988年又出版了一部带有人口危机论色彩的著作《人口：悬在中国头上的一把剑》，其中提出的情景比宋健的更为极端。
隶属于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的金观涛，将系统工程和计算机建模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其成果在智库成员中广为流传。他的方法及其结论 --- --- 将中国视为一个**“超稳定系统”的概念 --- --- 传播到了大众媒体，并帮助在中国知识精英和中等水平科普杂志的读者中引发了一场关于”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热潮。
除了人口规划和价格控制之外，系统工程早期最重大的应用最终出现在公安局（PSB）内部。在整个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人们普遍担忧改革开放后城市犯罪率上升，导致城市安全感下降。公安局开始建立他们所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理念得到了钱学森本人关于**“法制系统工程”** --- --- 本质上是将他的系统工程思想应用于执法 --- --- 的观点的支持。
尽管当时公安局的大部分通讯仍通过电话进行，但他们在1983年的**“严打”运动中开始尝试运用系统工程方法论**。北京朝阳区的一名片警可以将有关社会治安混乱根源的信息反馈给派出所，所长则可以组织预防性打击。这些信息 --- --- 在逃罪犯的姓名、可能的同伙、关于犯罪分子作案手段的情报 --- --- 可以进一步上传至公安指挥链的上级，然后再分发下来。
1983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的任务声明是这样阐述的：
近几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只有通过多方面组织起来，协调一致地执行”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法律措施，毫不留情地打击犯罪分子，才能震慑犯罪，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更好地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我们必须采取一网打尽的方式，抓捕那些尚未暴露的犯罪分子以及已经作案的罪犯。
1989年混乱的天安门广场抗议事件促使了大量投资和跨国公司合作，旨在通过网络技术装备分散的警察系统。到1994年，在互联网尚未广泛普及之前，公安部开始通过**“金盾工程”**将各个部门联接起来，该工程通过初步的网络化政府程序，获取了电信数据、海关记录和税务信息。
当今的先进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多重监控网络和大数据整合计划有许多来源，并非全部源自本土。但是，由钱学森开创的法制系统工程领域的思想家们承认，（这些发展）得益于钱学森的法制系统工程理论。
科学与权力的平衡
中国控制论专家参与”大跃进”和独生子女政策，玷污了他们的形象。往好了说，其成功与否尚不明确；往坏了说，这些项目是彻底的失败，并付出了巨大的人道代价。控制论的全部逻辑本应是系统能够根据政策和官员遇到的本地信息进行更新。但这根本没有发生。在钱学森在华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客观环境使他所在的圈子与可能提出批评的西方乃至苏联思想家隔绝开来。钱学森到1991年时已经退休；他于2009年去世，去世前仍深居北京，拒绝与大多数对他感兴趣的西方人士会面。
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进行控制论规划的政治尝试从未克服传感器有限和执行器薄弱的问题。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监控的普及、人工智能的进步、官僚机构信息共享的改善，以及整合私人与政府数据的机制，与其说是锐化了传感器，不如说是让它们信息泛滥。即使拥有高质量的数据和强大的计算能力来处理这一切，如何找到关键信号以及如何利用这些信号的问题依然存在。
钱学森及其继任者是技艺精湛的科学家，但却是拙劣的政治操盘手。他们不了解国家其他地方混乱的程度，也不理解官员们据以做出决策的真正信号。当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埋头工作时，地方官员却通过判断谁在中央党内的派系斗争中获胜来调整他们的计划，而他们判断的方式则是通过像占卜师一样解读领导层的口号、标题和措辞。
尽管有这些失败，中国的控制论专家们还是设法在社会秩序问题上保持了他们的影响力。他们参与法制系统工程，并因此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在随后几十年里建立安全国家的方式，这迄今是他们对政府日常运作留下的最持久的遗产。这些是国家的核心职能；官员们知道他们必须做什么，也知道他们信任谁来做。但是，当国家成为实施科学中央计划宏大实验的工具时，尽管有控制论所承诺的一切，失败总是随之而来。
**迪伦·列维·金（Dylan Levi King）**是一位常驻东京的现代中国文学翻译家，也是研究当代网络文化的作家。
原文：The Genealogy of Chinese Cybernetic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www.palladiummag.com/2022/10/17/the-genealogy-of-chinese-cybernetics/”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 by Dylan Levi King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