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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由律师组成的国家直面中国的工程师国家 {#8259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8259”}
当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之时，美国已经失去了进行实体改进的能力。
在春天，当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征收毁灭性高额关税后，一个关于中国不断增长的技术实力的简单提醒迫使他退缩。就在特朗普4月2日宣布关税不久，北京突然中止了稀土磁体的出口。
全球的汽车制造商陷入恐慌。这些磁体 --- --- 由中国工厂利用主要从中国矿山开采出的关键金属制造 --- --- 已经成为制造汽车的必需品。福特汽车暂停了其在芝加哥一家工厂的生产。美国和欧洲的汽车游说组织警告说，汽车公司距离停产只剩几周时间。据报道，有几家公司正在考虑将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以维持对供应的获取。5月12日，白宫同意降低对中国的关税税率，而当时它还没有与欧洲、加拿大、日本或其他盟国宣布任何贸易协议。
中国生产了全球90%的稀土磁体，而这并不是北京能拒绝向世界其他地区供应的唯一产品。数十年的产业政策和激烈的企业家精神造就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机器。中国企业同时还是许多药物成分（尤其是抗生素和布洛芬）、电池材料以及整类电子元件的主要生产商 --- --- 更不用说美国消费者想要的智能手机、家用电器、玩具和其他制成品。
在切断稀土磁体供应时，北京的官员不过是动了一根手指。如果他们愿意，本可以扼杀美国经济的关键部门。
美国是如何将如此多的生产能力拱手让给中国，并最终陷入如此脆弱的境地的呢？可以这样理解：中国是一个工程师国家，把建设项目和技术优势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而美国是一个律师式的社会，痴迷于通过制定规则来保护财富，而不是生产实物商品。历届美国政府都试图通过法律主义来对抗北京 --- --- 征收关税、设计愈发精巧的制裁机制 --- --- 而工程师国家则通过切实建造更好的汽车、功能更完善的城市和更大的发电厂来创造未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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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content ::: {.section-inner .sectionLayout—insetColumn} 在现代中国，工程师几乎是字面意义上的统治者。作为对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混乱的矫正，邓小平自20世纪80年代起将工程师提拔至中国政府的高层。到2002年，中共最高权力机构 --- --- 政治局常委会的九名成员全部都受过工程师训练。习近平曾在中国最著名的理工院校 --- --- 清华大学学习化学工程。到他在2022年开启第三个任期时，习近平让具有航天和武器领域经验的高管进入政治局。
巨量的建设热潮定义了当今的中国。一个出生于1993年（当时中国建成了第一条现代高速公路）的人，在18年后达到法定驾驶年龄时，已经可以驾驶在一张超过美国州际公路总长度的高速网络上。作为经济转型的一部分，北京的官员主导修建了高桥、大坝、巨型发电厂以及整座新城市。企业部门在政府鼓励制造业的政策支持下，同样专注于生产。一个大致的经验法则是，中国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制造品，其中包括结构钢、集装箱船等关键产品。
相比之下，美国的政府是由律师构成的、为律师服务的、属于律师的。超过一半的美国总统在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从事过法律工作。现任美国参议员中约有一半拥有法律学位。只有两位美国总统曾经当过工程师：赫伯特·胡佛，他在采矿业中积累了财富；以及吉米·卡特，他曾在海军潜艇上担任工程军官。（胡佛和卡特因许多事情被人记住，尤其是他们糟糕的政治直觉，导致了惨重的选举失败。）
律师式的本能渗透在乔·拜登的经济政策中，他抛开”看不见的手”，转而对经济进行”外科手术” --- --- 给某家公司提供补贴，对另一家公司发起反垄断诉讼。拜登希望通过《两党基础设施法案》和《降低通胀法案》等里程碑式的法案来重新实现美国的工业化，但其政府的法律主义承诺反复拖慢了建设进度。行政机构过于痴迷于设计”如何做事”的规则，最终实际建成的东西却寥寥无几。在选民再次选举唐纳德·特朗普之前，连接农村地区的宽带或建立电动车充电网络的努力几乎没有真正开工。
特朗普不是律师，但他 --- --- 和许多富有的美国人一样 --- --- 对利用法庭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不陌生。他的商业生涯和总统任期充斥着诉讼：起诉商业伙伴、政治对手、新闻媒体，有时甚至是他自己的律师。特朗普的治理风格同样带有浓厚的诉讼气息：到处抛出指控，恐吓对手放弃反对，在舆论法庭中抹黑他人。拜登循规蹈矩、程序化，而特朗普则天生倾向于赤裸裸的”法律战”。
律师式的社会也有一些重要优势。没有法治，就无法建立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公司，因为富人不会感到投资安全。美国依然是大多数全球最有价值公司的所在地，部分原因在于律师保护了他们从知识产权中获利的权利。但富有的公司和个人能够轻易在法庭上维护自身利益，这并不能保证社会整体的经济进步。
美国在贸易和技术上与中国对抗时，犯下了带着律师上阵的地缘政治错误。特朗普的第一届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了首轮关税，并将数十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拜登政府则进一步完善技术出口管制，设计出精巧复杂的网络，企图困住中国的芯片制造商、通信企业，以及任何希望部署人工智能的公司。与此同时，习近平则让科学家和工程师环绕在自己身边。
习近平成长于一个共产党领导人仍心怀帝国主义入侵创伤的中国。他们相信，苏联正是依靠重工业才变得强大和现代化的。中国在1953年（也就是习近平出生的那一年）公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今年秋天，习近平将为第十五个五年计划画上最后的句号。
在这期间，持续不断的建设帮助强化了共产党的政治韧性。修建如此多的住宅、桥梁和电厂，意味着大多数中国人口都能广泛分享到物质利益。过去40年里，中国公民亲眼见证了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公园和地铁网络的持续完善让城市居民对未来会更好充满期待。根据我的经验，当中国人指向夜晚由无人机表演点亮的新兴城市，或是由闪耀的高铁网络互相连接的都市群时，他们表现出真正的自豪感。打动超过十亿人的一种方式，就是浇灌大量的混凝土。
中国还将自己变成了一个能源超级大国。二十年前，中国的发电量大约只有美国的一半。如今，它的发电量是美国的两倍。北京一方面努力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同时在能源战略上走的是”全方位”路线，包括煤炭、核能、风电，以及惊人的新增太阳能装机容量。北京最近宣布修建雅鲁藏布江大坝，其水泥使用量将是胡佛大坝的60倍，体量远超已经庞大的三峡大坝。到今年年底，中国销售的新车中将有超过一半是电动车 --- --- 这同样是强力政策推动的结果。
工程师国家在制造军事产品方面也同样高效。中国生产了全球约80%的消费级无人机，而这些无人机可以轻易改装成战场用途。中国的造船能力大约是美国的200倍；根据政府问责局的说法，美国海军的许多舰艇类别延误长达三年。去年12月，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直言，如果美国真的与中国军队交战，美国将”非常迅速地耗尽弹药库存”。美国已经失去了支撑一场重大战争的生产能力。自2008年以来，美国的制造业产出从未恢复至高峰；制造业劳动力自那时起减少了一百万人。
美国已经失去了把事情真正做成的能力，因为它关注的是程序而不是结果。2008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 --- --- 这个孕育了美国现代经济的熔炉 --- --- 投票支持为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的高铁线路提供资金。同一年，中国开始修建京沪高铁。中国的高铁在2011年通车，总成本为330亿美元。在运营的第一个十年里，它完成了超过13亿人次的旅客运输。
在那次投票表决的17年后，加州只建成了一小段位于中央谷地的铁路线，连接的两个城市既不靠近旧金山，也不靠近洛杉矶。加州高铁的最新造价估算为1350亿美元。根据官方估计，加州高铁的首段将在2030年至2033年之间投入运营。这个三年的误差范围，正好与中国修建整条京沪高铁所需的时间相当。
即便是规模小得多的项目 --- --- 一间公共厕所、一个公交站遮阳棚 --- --- 最终也常常平庸、尴尬地延误，或者超出预算。如今的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工业文明的废墟中，残存的基础设施几乎只能勉强维持，鲜有扩展。结果就是人们普遍感到万事失灵。
美国并非一直如此。它曾经拥有一个工程师国家的强健体魄，修建过绵延的铁轨、壮丽的桥梁、美丽的城市、具有巨大威力的战争武器，以及通往月球的火箭。19世纪时，当美国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时，政治精英们一致认为，广袤的国土需要运河、铁路和公路。美国的建设热潮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逐渐放缓。
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美国公众起来反抗环境破坏、反抗那些强行修建穿过城市街区的高速公路，以及反抗与大公司关系密切的行业监管者。法律职业也开始发生变化。60年代之前，知名律师进入政府，推动了像罗斯福新政这样的项目。此后，理想主义的法律系学生追随年轻的拉尔夫·纳德的脚步，他致力于监督政府所谓的滥用行为。那个时代的一句口号是”告倒这些混蛋”（Sue the bastards），号召环保主义者和其他活动家把政府机构告上法庭。
那个时代的一股正义冲动让许多美国人相信，物质活力是不可取的，并剥夺了社会改善自我的能力。许多国家里最聪明的工程师没有去扩建新的地铁系统、建造核电站或稀土加工厂，或规划新的输电线路，而是被华尔街和硅谷所吸引，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更多乐趣，也能赚到更多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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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content ::: {.section-inner .sectionLayout—insetColumn} 我并不是在建议美国照搬中国的做法。工程师国家的辉煌成就也伴随着惊人的代价。北京将其公民视为另一种建筑材料，把中国社会本身也当作需要被”工程化”的对象。官员们限制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在宗教和文化上的实践与传承。独有工程师国家才能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而这一政策最终演变成一场通过大规模绝育和强制堕胎来实施的乡村恐怖运动。中国试图”工程化”经济的努力 --- --- 导致房地产价值下跌和企业估值崩塌 --- --- 让企业家及其投资人感到恐惧。北京试图”工程化”社会的举措则让许多年轻人感到迷失，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渴望移民海外。
尽管建设乏力，但律师群体保障了美国在对华竞争中的巨大优势：多元主义，即不同文化能够在平等保护之下共存并繁荣。美国人正展开激烈的辩论，探讨如何让国家变得更好。美国比欧洲更具活力，并且可以回顾自身的历史来找到前进的道路。在美国各地散布的庞大工业工程遗迹中，依然能看到工程师国家的余晖。美国人完全可以汲取这一遗产，来推动国家的下一次转型。
我喜欢想象，如果两个超级大国都能采纳对方的一些”病态”特质，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如果中国能更”律师化”，即真正为个人提供实质性的法律保护，它会变得更好。而美国则需要一种工程文化，来建造住房、修建公共交通系统，以及打造实现去碳化所需的能源体系。归根结底，如果美国拒绝去建设，它就将任由那些真正建设的国家摆布。
原文：A Nation of Lawyers Confronts China’s Engineering Stat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