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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没有赢得冷战 {#8e62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8e62”}
关于苏联解体的一个神话如何让共和党人在对华问题上误入歧途
当共和党人今天制定应对中国的战略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将罗纳德·里根总统对苏联的对抗性做法视为效仿的榜样。曾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H.R.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主张：“里根在与苏联的全球竞争中有一个清晰的胜利战略。里根的方法 --- --- 对一个超级大国对手施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压力 --- --- 成为美国战略思想的基础。这加速了苏联的衰落，并推动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的和平结束。“三位保守派外交政策专家 --- --- 兰迪·施赖弗（Randy Schriver）、丹·布卢门撒尔（Dan Blumenthal）和乔什·杨（Josh Young） --- --- 提出，下任总统”应借鉴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在掌控对华政策上的做法”，并援引里根时代国家安全文件中”贯穿始终的赢得对苏冷战的意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特朗普的前副国家安全顾问马特·波廷杰（Matt Pottinger）和前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引用里根来论证，“美国不应只是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它应该赢得这场竞争。”
在花了十年研究里根的生平与遗产之后，我对这些主张的同情心减弱了许多 --- --- 历史记录与围绕这位第40任总统的传说截然相悖。其中最大的神话之一就是：里根有一个推翻”邪恶帝国”的计划，并且正是他的压力导致了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事实上，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主要是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功劳 --- --- 是其激进改革政策的两大后果（前者是有意的，后者是无意的）。里根值得极大的赞誉，因为他认识到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不同类型的共产主义领导人，是一个他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从而得以谈判达成这场长达40年的冲突的和平结束。但里根并没有推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更没有迫使苏联解体。若想象成其他情况，就是在为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制造危险且不切实际的期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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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content ::: {.section-inner .sectionLayout—insetColumn} 里根真正做了什么
毫无疑问，“里根击垮了苏联并赢得了冷战”这一论点在表面上颇具吸引力，因为里根有时确实公开说过要这么做。里根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向我回忆了他在1977年与这位前加州州长的一次谈话，当时里根正在为1980年的总统竞选做准备。里根说：“你介意我告诉你我对冷战的看法吗？我的理论是，我们赢，他们输。你怎么看？”
一旦上任，里根便提高了国防开支 --- --- 他推动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军事扩张 --- --- 并启动了”战略防御倡议”，试图建立一套针对核导弹的”太空之盾”。他还向阿富汗、安哥拉和尼加拉瓜的反共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同时秘密向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提供非致命性援助。里根经常对苏联强硬表态，并直言不讳地谴责其严重的人权侵犯。1982年，他预言”自由与民主的进军”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送进历史的垃圾堆”。在1983年的一次演讲中，他称苏联为”当代世界的邪恶中心”。
最有力的证据表明里根确实有一个击败苏联的战略 --- --- 这一点也常被今天主张对华强硬的人引用 --- --- 就是由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在1982年和1983年签发的两份现已解密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第32号（NSDD 32）呼吁美国通过”迫使苏联承担其经济缺陷的主要代价，并鼓励苏联及其盟国的长期自由化和民族主义倾向”，来”遏制苏联的冒险主义”。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第75号（NSDD 75）则进一步阐述了”在我们可利用的狭小范围内，推动苏联朝着一个更为多元化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转变的必要性，在该体系中特权统治精英的权力将逐步减弱”。
很容易将NSDD 32号和75号所阐述的政策，与数年后接踵而至并最终以冷战结束为高潮的历史性事件直接联系起来。事实上，克拉克的两位钦佩者兼传记作者保罗·肯戈尔（Paul Kengor）和帕特丽夏·克拉克·德尔纳（Patricia Clark Doerner）就称这些政策是”赢得冷战的指令”。
内部的矛盾
然而，现实要比这种过于简化的叙事复杂得多。里根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告诉我：“人们很容易回过头来说，‘你知道吗，我们当时有一个伟大的战略，我们把一切都计划好了’，但我认为那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当时普遍存在一种’以实力求和平’的态度。”
事实上，那些只关注里根第一任期内对苏联强硬立场的叙述，遗漏了很大一部分真相。里根对苏联的态度既不是始终强硬，也不是始终和解。相反，他的外交政策常常是鹰派和鸽派做法的混合体，让人困惑，这既源于他自身矛盾的直觉，也源于他从不同顾问那里得到的相互冲突的建议 --- --- 强硬派如克拉克、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以及更务实的顾问如舒尔茨、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弗兰克·卡卢奇（Frank Carlucci）和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
在处理苏联问题时，里根不断在两种对立的图景之间摇摆。一方面，是铁幕背后的人的苦难：1981年5月28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刚获释的政治犯约瑟夫·门德列维奇（Yosef Mendelevich）和被监禁的苏联异议人士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的妻子阿维塔尔·夏兰斯基（Avital Sharansky）进行了一次情绪激动的会晤后，里根在日记中写道：“该死的那些不人道的怪物。[夏兰斯基]据说体重已降到100磅，而且病得很重。我承诺会尽我所能争取他的获释，而我一定会做到。“另一方面，则是美苏对抗若失控所带来的核毁灭幽灵。这种危险在1982年3月1日的一次代号为”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的核战争演习中深深震撼了里根。当里根在白宫战情室观摩时，美国全图在模拟苏联核打击下瞬间变红。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汤姆·里德（Tom Reed）记下：“他目瞪口呆，不敢相信。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里根总统亲眼见证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消失…这是一次令人警醒的经历。”
因此，里根对苏联的政策远没有大多数崇拜者所声称的那样一贯。尽管与苏联异议人士的会面推动他倾向对抗，但他对核战争后果的认知又促使他趋向合作。
虽然许多里根的支持者声称，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第32号和第75号相当于对苏联宣告了经济战争，但里根实际上多次采取行动以减轻对莫斯科的经济压力。1981年初，他取消了吉米·卡特总统前一年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实施的粮食禁运。1981年12月，当一个苏联支持的政权在波兰宣布戒严时，里根对一条通往西欧的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建设实施了严厉制裁，但在次年11月便因欧洲盟友的反对而解除制裁。鹰派人士对总统愿意在没有换取任何让步的情况下，放弃美国最强有力的经济手段之一感到沮丧。1982年5月，《评论》（Commentary）杂志编辑诺曼·波德雷茨（Norman Podhoretz）在《纽约时报》上以《新保守派对里根外交政策的痛苦》为题，公开表达了这种不满。波德雷茨抱怨说，里根对波兰戒严的反应甚至比卡特对1979年阿富汗入侵的反应还要软弱：“人们很容易记得卡特实施了粮食禁运和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但人们却很难说出里根的制裁究竟是什么。”
如果保守派知道里根当时正在秘密与克里姆林宫接触，他们会更加震惊。1981年4月，里根给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亲笔信，表达了他希望进行”一种有意义且建设性的对话，这将帮助我们履行共同的责任，寻求持久和平”的愿望。而在1983年3月，就在他称苏联为”邪恶帝国”的两天后，总统私下指示舒尔茨要保持与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的对话渠道。事实上，里根从总统任期一开始就希望能与苏联领导人会晤，并在第一任期内遗憾地说，苏联领导人”总是在我面前接连去世”。
如今，许多崇拜者将功劳归于里根，认为他实施了一种兼顾压力与和解的精心策略，但这种做法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几乎没有取得成果，反而令苏联领导人困惑不已。多勃雷宁在其1995年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他心里，这种不相容性可以完美共存，但莫斯科当时将这种行为视为蓄意的两面派和敌意的表现。”
1983年，一系列不断升级的危机 --- --- 包括苏联击落一架韩国民航客机、一次苏联误报美国导弹发射的虚警，以及一场北约代号”敏捷射手”（Able Archer）的军事演习（部分苏联官员认为那是美国先发制人攻击的掩护） --- --- 将核战争的恐惧推向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高点。里根意识到末日浩劫的风险非常真实，于是有意识地收敛了自己的鹰派立场。1984年1月，他发表了一次和解性的演讲，谈到普通苏联公民”伊万和安雅”和普通美国人”吉姆和莎莉”有着多少共同点，并承诺将与克里姆林宫合作”加强和平”、“减少武器水平”。
问题在于，当时里根没有可以谈和平的伙伴：在他的第一任期内，苏联先后由年迈的强硬派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领导。直到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里根才终于在戈尔巴乔夫身上找到了一个可以合作的苏联领导人 --- --- 一个真正的”黑天鹅”，他在一个极权体制中登上顶峰，却最终将其拆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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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content ::: {.section-inner .sectionLayout—insetColumn} 出乎意料的解体
那些认为里根击垮”邪恶帝国”的人，通常将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视为转折点，把功劳归于美国总统及其国防扩张，认为正是这些促使苏共中央选出了一位改革者作为总书记。这个理论的问题在于，1985年初时，没有人 --- --- 甚至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 --- --- 知道他会成为一个多么激进的改革者。如果政治局的同僚们早知道，他们很可能不会选他。他们并不想让苏联帝国，或者他们自身的权力和特权，走向终结。
戈尔巴乔夫推动苏联体制改革，并不是为了更有效地与里根的国防扩张竞争。事实上，恰恰相反。他真心担忧核战争的危险，并对苏联在军工体系上投入的巨额资金感到震惊：据估计，这一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占国家预算的40%。
这并不是由里根制造的危机迫使苏联走向破产，而是戈尔巴乔夫出于人道本能的产物。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所论证的：“当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成为总书记时，苏联经济确实浪费严重、管理不善，但它并没有陷入危机。“苏维埃政权曾经熬过斯大林式恐怖、大饥荒和工业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去斯大林化，它本可以像其他更贫穷的共产主义政权（如中国、古巴、朝鲜和越南）那样，继续挺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停滞。
苏联的解体并非必然，也不是里根通过增加军费开支、遏制苏联海外扩张所导致的结果。它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日益激进改革 --- --- 即”公开性”（glasnost）和”重建”（perestroika） --- --- 所带来的出乎意料且非预期的后果，这些改革是在更保守的同志们的反对下实施的，他们最终在1991年试图推翻他。苏联解体的原因不是经济破产，而是戈尔巴乔夫认识到苏联在道德上已经破产，并且他拒绝用武力来维持其统一。如果在1985年是政治局的其他任何一名成员上台，苏联可能依然存在，柏林墙可能依然矗立，就像非军事区至今仍将朝鲜和韩国隔开一样。虽然里根并没有促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但他值得称赞，因为在大多数保守派警告总统正被一个狡猾的共产主义者愚弄的时候，他选择与这位苏联领导人合作。
当然，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看法一致。他们在苏联人权以及里根钟爱的”战略防御倡议”上发生过激烈冲突。但尽管有过暂时的挫折，两位领导人还是在1987年于华盛顿签署了第一份彻底废除整个类别核武器的军控协议 --- --- 《中程导弹条约》。1988年，里根夫妇访问莫斯科。在红场漫步时，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记者山姆·唐纳森（Sam Donaldson）问里根：“总统先生，您是否仍然认为自己身处邪恶帝国？“里根回答说：“不，我说的是另一个时代、另一段历史。”
压力不会带来和平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里根第一任期对苏联施加的压力让苏联更愿意进行谈判，但有大量证据显示，他在第二任期转向与戈尔巴乔夫合作，才使这位新苏联领导人得以改造国家并结束冷战。然而，许多保守派将里根第二任期的成功与第一任期的失败混为一谈，并将错误的政策教训套用于当今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关系。
无视后果地加剧与北京的对抗，可能重演1983年那种将世界推向灾难边缘的战争恐慌，而这样的战略在今天成功的可能性更小。即使当时没有濒临破产，苏联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依然因共产主义的中央计划体制和全球油价下跌而疲弱。相比之下，中国成功地结合了自由市场经济与政治压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如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指出的，苏联经济在其巅峰时期仅占全球GDP的约7.5%；而今天的中国则占到全球GDP的约20%。美国几乎没有任何可行的政策能够”击败”中国 --- --- 而且”击败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也难以界定。然而，很容易想象，如果美中双方都采取毫不妥协的强硬政策，将大大增加核战争的风险。
美国应继续遏制和威慑中国的侵略，限制敏感技术的出口，并支持中国的人权，同时仍应与中国领导人保持对话，以降低战争风险。这才是冷战期间美国两党总统对苏联采取的审慎做法。但华盛顿不应幻想自己能够改造中国。只有中国人民才能做到这一点。今天与中国的对抗，只有在习近平之后出现一位真正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改革者时，才可能结束。除非这一极小概率的情景发生，否则一味照搬片面化的里根对苏政策，很可能让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原文：Reagan Didn’t Win the Cold War{.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reagan-didnt-win-cold-war”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