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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卷”一代（2021） {#c48f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c48f”}
一个新词进入了大众词汇，用来描述倦怠、无聊和绝望的感受。
去年九月，北京名校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被拍到在夜里骑车时，将笔记本电脑支在车把上边骑边工作。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不久后，又出现了更多清华学生的照片 --- --- 有的瘫倒在食堂的桌子上，有的埋在成堆的教科书下面。评论者纷纷讽刺这种疯狂的工作伦理，把这些学生贴上”内卷”新一代的标签。这位骑车的学生成了一个网络迷因 --- --- “清华内卷之王”。随后，中国社交媒体上涌现出大量博文，批评”精英教育的内卷化”，而新华社则发表文章剖析”大学生的内卷”。到了冬天，内卷的概念已经传播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其1963年的著作《农业的内卷》中帮助推广了这一术语，他在书中分析了爪哇地区对人口增长和荷兰殖民统治的经济回应。格尔茨的”内卷”理论认为，更大的投入（增加劳动）并不会带来成比例的产出（更多的农作物和创新）。相反，一个社会会陷入内卷。中文的”内卷”一词，由”内”和”卷”两个字组成，暗示着一种向内蜷缩的过程，把参与者困在一个人类学家项飙所描述的”无尽的自我鞭打循环”之中。项飙对我说，内卷是”身处竞争之中，却明知这种竞争最终毫无意义的体验”。它是没有终点的加速，是没有目的的进步，是西西弗在一台永动的动感单车上原地空转。
“中国社会陷入内卷”的概念在去年春天于豆瓣上流行开来。豆瓣是一款在大学生群体中颇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当时有一个名为”985废物”的讨论帖引发关注。这个名字源于”985工程” --- --- 中国一批顶尖大学的联盟，类似于常春藤联盟 --- --- 以及这些学校的许多学生共同的现实感受：他们觉得自己像”废物”，焦虑、压力大、过度劳累，被困在一场地位竞争的竞赛之中。这个讨论帖逐渐扩大，参与者们哀叹内卷化的就业市场（金融还是数据分析 --- --- 哪条路更内卷？）、批评内卷化的入学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考了五次都没过）、感慨后疫情经济的内卷化。项飙说：“年轻人只能看到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尊严，获得作为一个人的认可。“而这种方式通常就是：拿到顶尖成绩，找到一份高薪工作，买一套公寓，再找到一位同样成绩优异、事业有成的配偶。
“内卷”的迷因已从大学校园扩散到许多毕业生的下一个归宿：中国竞争激烈的科技行业。科技公司员工开始感受到自己生活的内卷：大厂员工经常工作于所谓的”996”作息（早九点到晚九点，每周六天）。过去”996”曾是一种荣誉徽章，如今却带着讽刺的绝望被说出口，并且衍生出新的变体，比如”007”（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在线工作）。和大学生一样，科技从业者也在抗拒商业界和政府所传递的理念：科技行业凭借一心逐利的市场竞争和员工不懈的拼搏，将推动中国走向富裕轻松的未来。
这种理想驱使大学生拼命工作至不人道的程度，也迫使年轻农民工为美团这种秉持”胜利或死亡”精神的电商和配送公司拼命奔波。它还支撑着科技行业的残酷手段，包括抹黑对手、毫无羞耻地抄袭竞争者。诚然，中国确实被科技深刻改变：在手机上轻轻一点，现代打工人就能把葱油饼送到家门口，随时叫来一位滴滴司机。人脸识别摄像头在学校里用来考勤，算法帮助分配工作任务。但许多科技工作者在将生活规模化、优化之后，意识到自己变得和他们的设备没什么区别：可替代的、表面闪耀着生产力光泽的存在，却没有任何更高的目的。
为了寻找替代方案，有些人开始重新拥抱马克思主义，组织《资本论》读书会，重温来自苏联的左翼革命歌曲。在互联网公司里，软件工程师们在代码托管平台 GitHub 上抗议工作条件，分享他们难以承受的日程安排，并起草请愿书以改善现状。也有人采取类似硅谷”退出者”的应对机制：辞去工作，加入远程公社，筹办中国版的”火人节”，并发展出一种”佛系”的生活态度（即随性、放松、不争）。一些中国年轻人则接受了”丧文化” --- --- 一种带着讽刺意味的冷漠与虚无主义的态度。27岁的”丧系”网络红人赵增亮在一篇代表性帖文中写道：“今天本来想为社会主义奋斗，但天气实在太冷了，只能躺在床上玩手机。”
像”内卷”这样为一种状态命名，本身就是一种解放行为，也是迈向治愈的一步。内卷的问题在于它已经无处不在。它是2020年最常用的中文词汇之一，被用来形容许多事物。我读到过区块链的内卷、团建活动的内卷、物流行业的内卷、MBA申请的内卷。我遇到过关于内卷的马克思主义解读、韦伯式解读，甚至儒家式的解读。我还了解到网络游戏的内卷 --- --- 一种把游戏精神彻底榨干的玩家精神 --- --- 以及婚恋市场的内卷，即单身者为了争夺日益稀少的优质伴侣而展开的竞争。
正如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所写，不要让我们的词语”蜕化为一滩模糊意图的浆糊”，那如果我们能以更真实、更精确的方式来命名事物，会怎样呢？如果人们把科技行业强加的残酷工时称为”企业封建主义”，把对外卖骑手提出的危险要求称为一种”剥削”，又会怎样呢？如果那些在电脑前拼命劳作、筋疲力尽的学生，并不是在”内卷”，而是，如已故的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说，深陷于一种”精神暴力”的受害者，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用一个更明确的术语来描述内卷体系的影响，比如说，“技术资本主义威权主义”，又会怎样呢？
去年十二月，电商公司拼多多一名二十二岁的张姓员工在深夜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倒地，六小时后死亡，死因显然是过度疲劳和过劳。两周后，另一名拼多多员工在看望父母期间跳楼身亡，据报道，他此前因批评公司的工作文化而被解雇。为回应汹涌而来的愤怒和悲愤，该公司似乎对张的死不以为然，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表评论称：“谁不是拿命换钱？”
当网络评论员们试图透过内卷的视角来理解这两名年轻人的死亡时，“内卷”一词再次成为焦点。我强迫性地阅读了微信上许多标题类似《拼多多员工猝死，我们为何陷入了内卷时代？》和《拼多多模式下的职场内卷》的文章。与剥削、压迫甚至异化不同，内卷被呈现为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 --- 就像坏天气一样。你无法去指责一个抽象概念，也无法团结起来去反对一个源自人类学教科书的陈腐术语。
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内卷之痛与美国的残酷精英主义并无二致。但中国危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短视的严重程度及其把人套牢的手段。对学校单调生活感到幻灭的年轻高中生，无法轻易接触到颠覆性的亚文化或探索另类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些信息越来越多地被政府视为”庸俗”或”不道德”而遭封禁，并以”弘扬正能量”的名义从数字领域被清除。寻求改善工作条件的快递员无法为自己的委屈抗议，也无法组织同行成立独立工会，因为他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自己会被拘留。幻想破灭的办公室职员非但不会采取行动，反而更有可能更深地陷在自己的办公椅里。内卷是一个新词，它有助于让一个旧的制度及其掌控者得以维持原状。
原文：China’s “Involuted” Generatio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cultural-comment/chinas-involuted-generatio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