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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精英的书单 {#09ef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09ef”}
原文是Asterisk Magazine 上的文章《The China Tech Canon》（2025年10月），作者：Afra Wang（Concurrent 通讯作者）
“那是一本20世纪80年代的书 --- --- 以今天的标准看印刷粗糙、翻译也生硬 --- --- 但它让我彻底兴奋不已。我在大学里连日连夜地读它，甚至当时就梦想着打造一家世界级公司。”
1987年，雷军是一名就读于武汉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21岁学生。点燃他想象力的那本书是《Fire in the Valley 硅谷之火》，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自制电脑黑客文化如何演变为苹果、微软、IBM等全球巨头。当然，这个故事的英雄是像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远见者。雷军的人生轨迹 --- --- 创办卓越网（后被亚马逊收购）、将小米打造为智能手机巨头、随后在电动汽车上押注数十亿美元 --- --- 直接从那次阅读的启蒙展开。他的绰号成了”L-obs”，这是将”Lei Jun”和”Jobs”拼缀而成的混成词。
去年八月，作家Tanner Greer发表了一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讨论”硅谷正典”（The Silicon Valley Canon）。像Patrick Collison和Nils Gilman等科技名人随后也做出了补充。雷军的故事促使我思考：那么，中国的科技正典是什么？哪些思想作品为中国企业家的雄心提供燃料，并持续在他们的认知背景中运行？
而且，一个统一的”中国科技正典”是否真的存在？中国的科技精英在代际与意识形态上的分野比硅谷更大。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毛主义鼎盛时期成长起来的创业者，与一位在2020年代从斯坦福毕业并决定回到上海的AI企业家，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截然不同。与硅谷相对凝聚的”贵族阶层身份”不同 --- --- 在那里每个人都共享某些共同的思想参照 --- --- 中国的科技创始人依然被代际差异以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所分裂。
尽管如此，他们仍有一些共同点。一些中国科技创始人把自己视为硅谷的后代。用Greer的话说，他们写代码、他们构建、他们颠覆、他们发明、他们征服。然而，他们又不可避免地嵌入于中国独特的历史轨迹、制度框架以及市场动态之中。
近来，中国势不可挡的技术崛起迫使硅谷与华盛顿的精英重新审视他们关于”美国例外论”的预设。硅谷被对中国的好奇心所吞没，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嫉妒。然而，信息交流是非对称的。硅谷及其西方知识装置长期充当系统化思想生产的中心，以压倒性的力量单向输出理念。相比之下，中国的技术方法论、框架，甚至梗与迷因，并未以同等的规模或深度传向西方。
“我们是硅谷的后代”
正如热门科技播客 Bg2 的主持人所观察到的：“中国的每位创始人和风投都以近乎令人作呕的程度研究西方。他们听所有的播客、读一切资料、研究每一场演讲，并仔细梳理财务报表。西方并不会这样研究中国。”
有时，这种关注看起来像是对硅谷文本的仪式性膜拜。自从雷军在《Fire in the Valley 硅谷之火》中发现乔布斯的故事后，他便如饥似渴地吞读一波经由翻译流通的管理学经典 --- --- Jim Collins 的《Built to Last》，Geoffrey Moore 的《Crossing the Chasm》，Eric Ries 的《The Lean Startup》。他将其中的理念直接嵌入小米的创新 DNA：快速原型迭代、对用户的近乎偏执的关注、为夺取市场而进行的闪电式扩张。
美团创始人、 中国超级应用之一的缔造者王兴，因”哲学家式创始人”而闻名。在饭否时代，他是一个强迫型博主，发帖之多超过如今的埃隆·马斯克。他被忠实粉丝保存下来的存档思考 --- --- 超过15万条 --- --- 从清代史一直漫游到孟德斯鸠。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显著受到彼得·蒂尔的影响。王兴在公开演讲和内部讨论中频繁引用蒂尔的概念，并经常推荐蒂尔2014年的畅销书《Zero to One》。他甚至常常抛出蒂尔的标志性问题：“有什么重要的真相很少有人同意你的看法？“蒂尔主张，成功的公司应追求”垄断利润”，从无休止的价格竞争中脱身，聚焦于创新与长期价值创造。美团堪称这一理论在中国互联网市场上的实践 --- --- 通过耐心的市场构建，而非正面冲突，来实现主导地位。
这一模式跨越代际延续。腾讯 CEO 马化腾在 2011 年中文版《Cognitive Surplus》的序言中 --- --- 这本书主张互联网帮助个人把闲暇时间用于创造而非仅仅消费 --- --- 将普通用户的”认知盈余”描述为”互联网时代赋予互联网从业者的最大红利之一”。随后数年，腾讯的产品 --- --- 那些在内容、视频、通信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超级应用，以及其游戏帝国 --- --- 朝着越来越开放的平台演进，鼓励用户生成内容与分享。百度创始人李彦宏的常读书单涵盖 Ben Horowitz 的《The Hard Thing About Hard Things》、Ray Dalio 的《Principles》，以及多部 Malcolm Gladwell 的作品。回顾 Horowitz 的回忆录，李彦宏说：“读这本书就像重温我自己的经历。“这种与硅谷叙事的亲密同构，揭示了美国的创业神话在中国科技意识中的深度渗透。
当今新一代的 AI 创业者也表达了对硅谷正典的虔诚。Moonshot AI 的杨植麟将 David Deutsch 的《无限的开端》（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视为塑造其大语言模型思考方式的关键读物。地平线机器人的余凯几乎逐字传达蒂尔的口吻：“别人看不到的秘密是什么？世界的漏洞在哪里？“理想汽车的李想会把”史蒂夫·乔布斯三部曲”和《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起发给团队。
中国的出版业以惊人的力度推进翻译。当 Ashlee Vance 的埃隆·马斯克传记在 2016 年夏天以《硅谷钢铁侠》问世时，我正从加州返家度假。北京地铁四号线贴满了马斯克双臂交叉的姿势 --- --- 一种未来派的强者形象。有多少中国年轻工程师读了那个故事，便投身电动车，造就了今天的统治地位？中国电动车”三巨头”蔚来 --- 小鹏 --- 理想的三位创始人都将这本传记视为重要影响。崇拜之风之深，以至于马斯克的母亲梅耶（Maye）在其回忆录登上中国畅销书榜首后，成了小红书上的网红。
《Wired》创始人凯文·凯利引发的崇敬更为奇特。这位硅谷科技”神谕者”发现，他近乎道家式的宇宙论与中国人对宏大框架的偏好相契合。他将技术视为一种自主力量的愿景，与国家关于”自主创新”的话语无缝衔接。微信之父张小龙让凯利成为腾讯的必读作者，公开力荐其《失控》（Out of Control）与《科技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在微信团队里，产品经理们像捧经书一样携带《失控》；张小龙曾断言，凡没读过此书的产品经理，其知识结构都是不完整的。不同于他在美国的”小众影响”，凯利在中国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 --- 四处奔走，在高校与企业授课演讲。他的新作《2049：未来的一万天》（2049: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Next 10,000 Days）与中国合作者吴晨共同撰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纪念”2049”为名。该书为中国而写，并在中国出版，尚未宣布英文版。我读完后，发现它确实可亲可爱。凯利在硅谷中颇为罕见 --- --- 他的影响力与真诚的求知欲相辅相成，转化为一种乐观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地不带多数西方论述中常见的偏见与防御性疏离感，这些偏见与疏离感常常玷污他们对中国技术崛起的讨论。
最令我着迷的出版仪式，或许可由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的《信息简史》（The Information）中文版最为典型地体现 --- --- 该书是 2011 年出版的信息时代通史。此书进入中文世界时，竟附带多篇前言：雷军、张小龙、吴军（这位知名科技作者曾翻译《硅谷之火》），甚至还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哲学家。有时四五篇序言会挤在同一本书里 --- --- 每位企业家都在竞争性地展示自己与硅谷思想潮流的贴近程度。
这种背书的倍增是中国所独有的。每一篇序言都把这本书变成一场研讨会，创始人们争相证明自己与乔布斯、马斯克属于同一场对话。潜台词是：“我也参与了全球创新的谱系。“他们对合法性的饥渴泄露出持续的焦虑 --- --- 中国企业家拒绝继续充当硅谷智慧的被动接受者；他们要求被承认为同一智识工程的积极贡献者。
红色正典与灰色正典
当我深入研究关于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书籍时，我痴迷于他频繁使用毛主义词汇。八十岁的任正非与习近平属于同一代人，由毛时代的心理结构所塑造。这一代人看起来比年轻同行更为强硬、更具爱国情怀。但”读毛、用毛”远远超出了任正非这一代。我发现，许多在中国角斗式市场中运营的公司 --- --- 那些需要深度渗透、大规模动员、版图扩张，以及维持销售”铁军”（华为铁军）的公司 --- --- 会诉诸《毛泽东选集》。美团 CEO 王兴精准概括了这一现象：“创业几年后，我越来越佩服 1949 年前的共产党员。撇开政治不谈，我觉得他们能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生存并壮大，简直不可思议。”
在创始人与中层管理之间的运营语境中，《毛泽东选集》更像战术手册而非政治教义。《论持久战》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直接转化为先拿下三四线市场，再上攻一线城市 --- --- 这是拼多多{.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www.zhihu.com/search?q=%E6%8B%BC%E5%A4%9A%E5%A4%9A&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rticle%22%2C%22sourceId%22%3A%221964074288647762730%22%7D”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Temu 的母公司）崛起的核心打法。“为人民服务”在消费类应用中变成”用户第一”；“自力更生”与”避免技术卡脖子”无缝衔接 --- --- 这些词汇直接取自毛的概念宇宙。
不用说，毛对中国的改造深入文化骨髓。对许多创始人而言，毛主义文本具有务实功用。这个”红色正典”为基层组织动员提供蓝图：如何在信息不透明、竞争残酷、监管边界多变的环境中，快速招募、培训、激励并留住成千上万的一线人员 --- --- 配送员、商家、客服代表。它提供了一种共享的公共语言，在维持士气与方向清晰的同时压缩沟通成本。
红色正典与硅谷正典从不相互矛盾 --- --- 它们在同一企业内部无缝共存。华为作为全球化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之所以显得极为爱国，恰恰因为其在不同智识框架间自如地”切换代码”。在内部，华为几乎整套复制了 IBM 的集成产品开发（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流程，采用彻底西式的管理实践。然而从外部看，你几乎察觉不到这家公司对硅谷正统的深度吸收。这种双语流利 --- --- 对内用革命斗争的话语进行动员，对外落实麦肯锡水准的运营卓越 --- --- 代表了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企业”双语”形式。公司的公共层面的爱国，掩映着其私下的国际主义气质。
同时，还存在我所称的”灰色正典” --- --- 一组晦涩、古老，却具有奠基性的文本。中国古典典籍很少出现在光鲜的创业书单上，但它们无声地为企业家如何思考权力、时间以及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搭起脚手架。
孔子的《论语》和老子的《道德经》，连同历代评注，仍是中国组织与权威的语法。阅读它们，就是接入仍在支配层级如何构建、权威如何获得合法性、个体如何在责任与创新之间调停的”操作系统”。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在董事会里重现：当创始人谈到由销售人员组成的”铁军”，或当配送公司设计在奖惩之间以法家式精确校准的冷酷激励机制时，法家逻辑就浮出水面。儒法合流构成了中国的”深层基础设施”，丝毫不亚于电网或高铁：对漫不经心的观察者而言不可见，却是让复杂系统凝聚成形的必需品。
将中国哲学描述为孔子的一条脚注，固然是故意挑衅，但也并非全然失当。正如西方政治制度仍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幽灵所缠绕，中国的官僚与公司生活依旧在儒家轨道内运转 --- --- 并由道家的灵活与法家的严厉加以调和。
对我而言，在成年后重新走近这些文本 --- --- 在学校里多年抗拒儒家正统之后 --- --- 具有启示性。它们对中西之间经久不衰的价值裂缝所作的解释，超过任何管理手册或政策论文。当阿瑟·克勒伯（Arthur Kroeber）将中国描述为”一片深邃而湍急的海洋”（a deep and rapidly moving ocean），其上现代表层之下仍有古老洋流奔涌时，他指的正是这套潜伏的正典。缺少它，中国的科技场景看上去像是资本狂热与政策混沌的偶发产物；有了它，表面的无序便解构为一条跨越两千年治术与生存的有纹理的连续性。
政策文本也会获得堪比经文的审读力度。仅举几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国制造2025》，新华社与《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有时会被逐句剖析；诸如”新质生产力”之类的口号，常常一夜之间迁移进公司的标语体系。
最后，还存在改革时代与当代的正典。埃兹拉·沃格尔的《邓小平时代》与《邓小平文选》贡献了诸如”发展才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等箴言。《*》则被企业发言人在需要与*的叙事和政治忠诚保持一致时择要引用。
金庸与刘慈欣：属于中国科技界的托尔金与阿西莫夫
“每个男人都必须读金庸，“马云如是说。金庸铺陈开的武侠史诗提供了一个独具中国意味的浪漫宇宙 --- --- 江湖：一个由被放逐的武林人士构成的世界，既古老又现代，充满了义务、背叛、对超越的追寻，以及人情的顽强牵引。跨越十五部小说、上千个角色、近一千万字，他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读者带来了对英雄之旅、理想主义，以及忠诚与野心之间苦乐参半妥协的第一次体认。若说硅谷对阅读的推崇常与对权力的崇拜相互纠缠 --- --- 正如政治学者 Henry Farrell 在回应 Greer 的文章时所指出的 --- --- 那么中国的科技正典则显露出更复杂的缠结：阅读与对国家权威的敬畏与恐惧交织、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永恒张力、以及古老的儒家处世难题 --- --- 出世（chushi）与入世（rushi）的抉择。金庸的作品是现代中国身份的道德实验室 --- --- 教读者如何在没有固定规则的权力场中行走，如何在不透明的等级秩序中建立名望，以及个人的精进如何与集体的归属并存。
正如科技创始人曾从托尔金的传奇体系中开采出”Palantír""Andúril”等名称，阿里巴巴也将金庸嵌入其企业基因。员工给自己取自金庸人物的”花名”（文学雅号）；会议室被命名为”光明顶”或”桃花岛”；马云自己的办公室也以一处隐逸的武学桃源命名。甚至公司的价值体系都以武学隐喻表述，如”独孤九剑”或”六脉神剑”。身处阿里巴巴，象征意义上仿佛置身金庸小说。事实上，这在更广义上也适用于中国互联网早期。第一代中国网民 --- --- 包括我的父亲在内 --- --- 常从金庸小说中为自己挑选网名。这不只是怀旧，而是将”江湖”延伸进数字生活。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亲的网名出自《雪山飞狐》，并由那个时代的标志性技能 --- --- 熟练掌握五笔输入法 --- --- 敲出。
近些年，刘慈欣的《三体》之于中国，正如阿西莫夫的《基地》之于美国：一套用于思考技术、地缘政治与文明命运的文学脚手架。正如复旦大学的严锋教授所言，刘慈欣”以一己之力把中国科幻带上了世界舞台”。他的小说铸就了许多已进入中国日常政治与商业词汇的短语：降维打击（jiangwei daji，dimensional reduction strike）、面壁者（mianbizhe，wallfacer）、破壁人（pobiren，wallbreaker）、“黑暗森林法则""多疑链""技术爆炸”。这些术语如今在董事会与政策圈里随处可见，用来描述竞争格局、不确定性下的策略，或市场与外交中信任的脆弱性。科技社群对它们尤为热衷。无数文章绘制了“‘三体’宇宙的互联网战略”，甚至“‘三体’管理学”，把刘慈欣的宇宙隐喻当作诊断中国创业现实的工具。
硅谷一直大量汲取推想文学，将其作为想象力与命名的文学基础设施。埃隆·马斯克的雄心与罗伯特·海因莱因的星际愿景密不可分。杰夫·贝索斯在其后稀缺时代的太空栖居梦想中援引了伊恩·M·班克斯的”文化”系列。彼得·蒂尔让他创办的公司处处充满《魔戒》典故 --- --- 不仅有 Palantir，本身还有 Valar Ventures 与 Mithril Capital。甚至硅谷的自由意志主义边缘也借喻自科幻：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Snow Crash）与《密码宝典》（Cryptonomicon）在某些圈子里被视为必读书，不仅塑造了加密货币的早期文化，也强化了那种”代码可以构成一套平行主权秩序”的技术自由意志信念。
托尔金、阿西莫夫、海因莱因与斯蒂芬森提供了一整套被硅谷内化的词汇与本体论。他们奉上的，是对官僚惰性的反叛共同神话；是即便地缘政治封闭、技术前沿仍然开放的边疆想象；是把工程师想象为巫师、把程序员视作世界缔造者的叙事。在帕洛阿尔托的咖啡馆里，听到创始人引用阿西莫夫《基地》来描述他们的初创公司、或把自己的雄心表述为”通往《无垠太空》（The Expanse）的桥梁”并不罕见。这些作品不仅是娱乐，更是传达某种共同精神的工具。
中国的企业家在成长过程中，把”江湖”视为一种范式，用以在不透明的权力结构中穿行、缔结同盟，并在没有固定规则的世界里修炼个体能耐。阅读金庸，就是学习生存同样取决于软实力 --- --- 关系、人情 --- --- 以及硬实力。而在刘慈欣的《三体》中，他们又遭遇与自身竞争生态相呼应的”宇宙层面的不稳固”隐喻。合在一起，金庸与刘慈欣为中国技术人提供了一套与托尔金、阿西莫夫馈赠给硅谷同样丰厚的想象力工具箱：一套根植于江湖伦理与宇宙存在主义，另一套则扎根于魔法体系与星际帝国。
当硅谷通过中土世界、火星与赛博空间来想象自身时，中国的科技世界则同时以江湖为思维框架。二者皆为文学基础设施，无形却无所不在。它们并不直接决定政策或产品，但会塑造想象的基线 --- --- 英雄何以为英雄，失败意味着什么，一种社会会如何崩塌或存续。
硅谷花费巨大精力思考中国 --- --- 追踪每一次政策变动、剖析每一轮监管整顿、嫉妒每一项耀眼突破。然而，这种关注很少转化为真正的理解。我们已然擅长”观看中国”，却依旧顽固地无视中国科技创始人究竟如何思考。阅读清单就摆在那儿。中国的科技精英们已经做完了作业 --- --- 或许，是时候开办你自己的读书会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