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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西斯主义札记：哈罗德·布罗德基的预言 {#8520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8520”}
尽管它的标题听起来紧贴时事，哈罗德·布罗德基（Harold Brodkey）在 1992 年发表的文章《美国法西斯主义札记》（Notes on American Fascism）大概在今天根本不可能出版。读着这篇文章，你几乎能听见无可避免的编辑意见，说要把其中的论证”打磨得更锋利”（前提是假定这篇文章提供的是一个论证，而不是札记），或者至少得强行塞进一两位地缘政治专家的言论，好给文本添上一点学院派 --- 新闻写作式的庄重感。并不是说这篇文章在布罗德基最初写作时就已经”可出版”，事实上，它直到几年之后才在他的文集《陆地上的海战》（Sea Battles on Dry Land）中出现，而那是在他 1996 年因艾滋病去世几年之后才出版的。不过，当我们在三十多年后重新阅读它时，会发现其中那一连串关于某种自由主义衰落的不祥观察与猜测 --- --- 布罗德基称之为”美国的主要传统” （the primary American tradition）--- --- 与最近在唐纳德·特朗普当政期间陆续出版的、那些对美国走向法西斯主义的焦虑预言相比，显得一点也不那么可抛弃。
在布罗德基看来，到了九十年代初，被”族裔多样性”（“大熔炉未能发挥作用”所召唤出来的）和”新联邦主义”（不再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动态关系，而是美国与整个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这两位神祇所寄托的希望都已经破灭了，两者都没有产生”新的共同体意识”，或者”对美国的一种可行理解”。房地产”如今昂贵到这种地步：处于底层的人即便继承了钱，也很难买得起一栋房子，或者哪怕是一小点房子”。政府”并不支持美国制造或美国出口，除了那些对外行人完全封闭的非常复杂精细的方式”。乏善可陈的民主党纲领归结为”对秩序的要求，对更多政府、更多中央集权政府的要求”；共和党人则一如既往地对”洗劫”颇有兴趣，却没有”超出美国伟大和美国至上这些口号之外的公开纲领”。
在那个时代，在美国发现法西斯主义的先兆在一些读者看来还会像是一种不合情理的挑衅；而如今，在第二个特朗普总统任期内，这已经成了一个被反复用滥的陈词滥调。但早在 1992 年 --- --- 那个如今多半被记忆为美国繁荣、稳定和政治共识年代的开端 --- --- 布罗德基就已经嗅到了某种正在分崩离析的气息。在《美国法西斯主义札记》中，他写到一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阶层”，被驱赶到一种对”绝对性”的”绝对饥渴”之中 --- --- 对”土地、根基感和意义”的绝对饥渴 --- --- 而这一阶层”会利用一个包打天下领袖的自我主义，只要这个领袖看上去有可能成功，而且不会在社会层面羞辱他们，而是像他们一样”。当时的批评家称这篇文章是对十二年”里根经济学”后果的回应，但无论是罗纳德·里根，还是其他任何单独人物，在布罗德基关于美国法西斯主义的冥思中都没有扮演决定性角色；这篇文章间接扎根并建构于个人记忆之中。
对于 2020 年代的读者来说，布罗德基对”有纲领性的仇外情绪”、“以爱国之名提出的领土扩张诉求”以及”对自由主义在道德和政治教义中对某种想象中的社会结构构成的真实或想象威胁的憎恶”的描写，会显得极其熟悉，甚至熟悉到有些乏味。今天，我们被关于美国出现法西斯政权可能性的评论与臆测所淹没，作者既有普通的职业记者、博主、学者、电视上的评论员，也有像我们这些循规蹈矩、一篇篇读下去的人；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回忆起任何一篇具体文章的细节：它们在阅读当下都足够有说服力，但在我们关闭浏览器标签页之后很快就被遗忘。布罗德基这篇文章中许多令人印象深刻、既迷人又令人挫败的特质，都与他作为一名小说家的身份有关，更进一步说，与他作为一个孜孜不倦、近乎痴迷地致力于在事件进行之中探索自己对那些无定形、模糊处境的感知的小说家身份有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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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content ::: {.section-inner .sectionLayout—insetColumn} 在今天，如果说布罗德基（Harold Brodkey）还被人记得的话，人们一般记得他是一位写作高度亲密的自传性小说的作家，更具体一点，则记得他是一部雄心勃勃却失败了的自传性小说作品的作者。1958 年，他凭短篇小说集《初恋及其他忧愁》（First Love and Other Sorrows）站稳了脚跟，随后几十年里都靠着自己被视为”美国文学下一个大人物”的名声”吃饭” --- --- 在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加冕下，他被称为”美国的普鲁斯特”。但直到 1991 年，他才出版了第一部完整长篇小说《逃逸的灵魂》（The Runaway Soul）。这部拖延已久的大部头作品在问世后的反响，虽然并不如后来有时所描述的那样全无间歇地严厉，肯定也远非他所预期或盼望的。（《新闻周刊》说：“《逃逸的灵魂》绝对是你最不想对它说这句话的那本书，但它本来可以重写一遍。”）
在《逃逸的灵魂》漫长的孕育期间，布罗德基至少部分地是靠写新闻稿件来支付账单的。《陆地上的海战》（Sea Battles on Dry Land）收录了一批颇具代表性的非虚构文章，其中一些出自他长期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撰稿的岁月，横跨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与蒂娜·布朗（Tina Brown）担任主编的时期。那些关于政治或大众文化的文章多写于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处理的是当时占据美国文化前台的话题：1992 年总统选举辩论、1993 年奥斯卡颁奖典礼、录像带出租店、“伍迪·艾伦那摊烂事”。缺乏类似这样直接明了的新闻钩子，也许是编辑们在他生前没有采用《美国法西斯主义札记》的一个原因，尽管这篇文章曲折游移、碎片化的形式大概也同样起了作用。后来那些读到此文的评论家，对它的反应也互相矛盾。《观察家报》（Observer）的苏西·林菲尔德（Susie Linfield）在评论《陆地上的海战》时写道：“他那种东一枪西一炮的写法在《美国法西斯主义札记》这篇极不具预言性、也极不具说服力的文章中达到了谷底。“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桑福德·平斯克（Sanford Pinsker）则称这篇文章是对美国”向右漂移”的”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言性评估”，而且”极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布罗德基生于 1930 年，他把罗斯福新政（FDR）年代视为自己人生中的一个塑形时期。（他指出，即便是罗斯福，“也把一种魅力型的、单一领袖的无法无天式领导推进得相当远”，并且允许工会以”准法西斯的结构”出现。）在写作中，他经常在人物的声音与他自己的话语中，召唤出二战前的美国 --- --- 那个如今几乎完全从在世记忆中滑落的美国。他在一篇 1995 年发表于《纽约客》的文章中（写的是名人记者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的全盛时代）这样描绘当年的美国：“你有一个人口是英、法、德两到三倍大的国家，却没那么井然有序或集中。人们有地窖，有冰箱，却没有羽绒服，而华盛顿还是一个小小的南方城镇。族裔分歧极端而且经常暴力。跟今天相比，我们几乎不具备什么国家性的结构 --- --- 只有铁路、电台网络、像赫斯特（Hearst）那样的一些报业连锁集团，以及那些’全国性’杂志。”
在整个二十世纪过程中，由于没有类似”乡村贵族”这样的阶层把它整合在一起，“小镇美国” --- --- 所有那些农场地带、地窖、廉价五金杂货铺 --- --- “消失了”。而随着它们的消失，一同消失的还有”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所蕴含的安全感”；在布罗德基看来，美国的辽阔幅员是其民主性格的一个前提。随着美国公众集中于城市，继而是郊区，并调频到愈发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上，他们变得愈加容易被操控：“如今人口更加集中，并且存在用于严密控制的技术手段。“与此同时，曾经支撑美国体制的”比例上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萎缩，布罗德基看到，在至少一个方面，二十世纪末的美国变得越来越像他年轻时所生活的那个美国，而不是离它越来越远。“今天在全世界发生的事情，“他在《美国法西斯主义札记》中写道，“是对古老的、崭新的或新近出现的社会阶层进行重组，把它们重组为两个社会阶层：经济和技术上精明老练的一群，和失败的、失去根基的、并不老练的一群。“在写温切尔的那篇文章中，他把这一点说得更直白：“在我年轻的时候，你拥有两个主要社会阶级（如今自里根以来又回到了这点）：那些重要的人，和那群废物人口（trash population）。”
布罗德基对于”无根阶级”的论述 --- --- 这个阶级的成员”被捆绑在美国，因为他们的技能和情感都不易转移到别处” --- --- 源自他在童年与青春期小说中更直接处理的个人经验，那些作品充满了关于中下阶层匮乏（乃至更糟情况）的细节。他在母亲去世后很小就被父亲的堂妹收养，在圣路易斯郊区以卑微的方式长大，随后进入哈佛（这是为数不多的、至今仍能可信地提供通往社会上层快车道的机构之一），再到纽约。如果说他的小说聚焦于自己卑微的中西部成长背景，他的散文则常常提到自己与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相识、与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同席而食等等。“如果做一项调查，结果也许会显示，我过着美国最令人艳羡的生活之一，“他在一篇 1986 年的文章中写道。“我在家里工作 --- --- 做自由撰稿 --- --- 住在上城百老汇大道上一栋大楼的十四层公寓里，在天空的高度俯瞰整条曼哈顿。“这种向上的社会流动在我们这个时代已变得罕见，使得布罗德基真实的人生轨迹带上了一丝历史小说的气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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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content ::: {.section-inner .sectionLayout—insetColumn} 在 1994 年《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一篇题为《Why Fascism is the Wave of the Future》的文章中，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诊断了由愈加加速的经济全球化和结构性变革所造成的”工人阶级完全前所未有的个人经济不安全感”。现有政治行动者不愿意面对这一状况，他认为，这就为一个”经过产品升级的法西斯政党”留下了”完全敞开的空间”，让其可以 --- --- 无论多么站不住脚 --- --- 向这些工人承诺经济安全。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其 1998 年的著作《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中借用了这一分析；在 2016 年大选之后，这本书的销量被大大重新带动，因为书中一段预测被剥夺权益的”非郊区选民”最终会开始”到处寻找一位强人”的文字在网上流传开来。
在某种意义上，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主流自由派期刊把预言特朗普崛起的功劳归于布罗德基，尽管他写作《美国法西斯主义札记》早于卢特瓦克和罗蒂的预言。布罗德基这个名字，也许已经变得太冷僻，不适合拿出来”抛洒”了。然而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和特朗普可以被写进同一个标题：确切地说，是 1989 年那个夏天，当时诺拉·艾芙隆（Nora Ephron）在《Esquire》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名望以及那些如此公开渴求名望之人物的文章。她这样写特朗普：“他想成名。他想让人们谈论他。他想让人们注意到他。他想让人们写他。他想让人们找他要签名，认出他，侵入他的隐私。除去偶尔的无礼时刻，他似乎确实在以一种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做到的方式真心享受成名的体验，而他因此似乎完全没有任何理性、智慧或品位这一事实则无关紧要。这个人已经适应了。“至于哈罗德·布罗德基，她向读者保证，你认识他：“这位文坛人物，这位创作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未出版小说的著名作家…同一个哈罗德·布罗德基，最近还和他的妻子一起作为一对夫妻登上了《People》杂志的版面。”
1988 年，布罗德基曾是《New York》杂志封面故事（题为《THE GENIUS》）的主角，他在文中夸口说：“我写作的样子，就像一个打算在死后被人发现的人。“他也许从未像唐纳德·特朗普那样一再脱颖而出，但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更像一个美国式的奋斗者。身为这样一个人，他非常适合去识别另一个这样的人，也适合看出这一人格类型在大规模之下会对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造成怎样的不良影响。毕竟，他确实在上城百老汇大道上攫取了那个栖身之处，从那里他可以记录下以成功为驱动的美国大众社会的各种冲动，这个社会一方面极度肥大，另一方面又奇异地被掏空。“这当中有一部分，是纽约知识分子以及电影、教士和其他领袖人物的失败，“他在《美国法西斯主义札记》中提出。“他们甚至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开始尝试理解这个共同体。他们使用旧的形式，他们用理想主义和绝对主义来起草一个立场，他们没有观察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按照任何标准来看，尽管他不断抗议说自己只是一个”来自圣路易斯、受过半吊子教育的犹太人，有两拨父母，还有一个收破烂的父亲”，并没有做好去扮演”华兹华斯或弥尔顿粗略等价物”的准备，布罗德基无疑仍会被算作那些”纽约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然而，他始终主要是自己经历的观察者，观察这些经历在他漫长而曲折的记忆走廊中所产生的回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感受力其实非常契合九十年代的政治 --- 文化气氛，当时关于”失业、暴力、性别议题、堕胎、政府干预多或少”等国家政治议题的话语，已经”退化成每个选民从个人相识经验中所知道的东西”：这种退化至今仍在不断继续。
布罗德基观察到的状况是什么？他看到，早在 1992 年，“旧的美国中产阶级已经消失”，那些零散残存的成员只通过参与诸如股市、税收体系以及”一张相互交织的大学网络”等制度而被界定。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在孤立的郊区，而郊区”既没有也不可能在维护文化，或维护此前构成美国政治教育、构成美国政治现实的各种群体与阶级之间的互动方面发挥什么大的作用”。由于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社会压舱物”的丧失，对本地现实的觉察已经让位于大众幻想的诱惑。“道德问题是复杂而纠结的。陪审团制度以一种默许的方式宣称，所有议题都是可争辩的。它们确实如此。而且时间会改变事情。时间确实会。裁决、权利与义务都是复杂的事务。“这是常识，但同时，“几乎所有文化、文学、历史、哲学，甚至宗教，如果人们对其进行研究与思考，也都会告诉我们这些。常识的消失、文化的衰退以及被梦见和梦幻之物的推进，都是社会危险的清晰征兆。”
在《美国法西斯主义札记》中，布罗德基所要反对的，与其说是某种意识形态本身，不如说是”某种绝对主义式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对现实日益失去耐心，而这种失去耐心”已经被内置进我们当下的语言使用方式之中”。他为自己设定了一项写作者的使命，正如他在《陆地上的海战》收尾一篇文章中略带宏大地表述的那样，要促成：
当然，是更公平而有弹性的语言和一个公正的世界；是我们之中仁爱精神的增长；是越来越多人的更大幸福；也是人们对生活乐趣和兴趣感的扩大，其中更多的内容可以被理性地谈论，其中更多的内容可以找到进入语言的途径。
他把语言本身界定为”一种被表达出来的意识”，这对这样一位作家来说是一个贴切的概念：他的独特散文所呈现的不是论证的形状，而是思维的形状。这样的作品不太可能满足那些政治兴趣浓厚的读者，他们不断寻找的是那些在结论上迎合自身先入之见的叙事 --- --- 或者说，任何形式的常规叙事或常规结论。今天，愿意以无懈可击的确定性来谈论”美国法西斯主义”这一主题的评论者也许多得过剩，但像哈罗德·布罗德基这样的作家已经不复存在了。
原文：Notes on American Fascism Harold Brodkey’s prophecy{.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thepointmag.com/politics/notes-on-american-fascism/”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