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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D.A. 亨德森如何预言”封锁防疫”的代价与下一场公共卫生危机 {#8e7e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8e7e”}
欢迎来到The Free Press的《先知》（The Prophets）系列（2024年），这个系列讲述那些来自过去、却预见了我们当下处境的迷人人物。今天，介绍的是流行病学家 D.A. 亨德森（D.A. Henderson），他曾警告：疫情封锁并不能阻止一种疾病，反而可能导致一场公共卫生灾难。本文作者乔·诺塞拉（Joe Nocera）是The Free Press的专栏作家，也是《大失败》（The Big Fail）的合著者。原文 https://www.thefp.com/p/the-prophets-da-henderso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3A//www.thefp.com/p/the-prophets-da-henderson” rel=“nofollow noreferrer noopener” target=“_blank”}
2006年，这位传奇流行病学家 D.A. 亨德森（D.A. Henderson）在87岁去世前的十年，制定了一份方案，说明公共卫生官员应当如何应对一场重大的流感大流行。该方案发表在一本规模不大的期刊上，该期刊主要关注生物恐怖主义 --- --- 而这篇文章很快就被遗忘了。
事实证明，那篇题为《在控制流感大流行中的疾病缓解措施》（“Disease Mitigation Measures in the Control of Pandemic Influenza”）的论文，是亨德森留给未来的一份先见之明的遗赠。如果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我们的国家 --- --- 乃至我们的世界 --- --- 本可以避免对新冠（Covid）做出那种灾难性的应对。
本月是全球范围封锁四周年。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它的后果仍在延续。美国公共卫生建制所拥抱的封锁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的教育与社会发展被打乱，或者干脆永远离开了学校。心理健康问题显著上升。家庭暴力事件与药物过量死亡也同样增加。
本不必如此。
去年，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博士 --- --- 他在疫情期间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院长 --- --- 在一次会议上说：“如果你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人，你对什么是正确决定会有一种狭隘的看法…你会给阻止疾病、拯救生命赋予无限价值。你会对这是否彻底扰乱人们的生活[或]摧毁经济赋予零价值。这是一种公共卫生心态。”
2022年秋天，有人问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 --- --- 他在疫情大部分时期担任总统的首席医学顾问 --- --- 是否后悔自己倡导封锁。他说：“有时候当你采取严厉的措施时，会产生附带的负面后果…对经济、对学龄儿童。“但他补充说：“要把某件事彻底按在地上、让它戛然而止的唯一办法，就是试着把一切都关停下来。”
福奇那些严厉的建议根本无法阻止病毒，这早已不是秘密；关闭学校也并没有拯救孩子们的生命。而柯林斯与福奇所宣称的那种观念 --- --- 公共卫生只关乎单一指标：不计意外后果地阻止疾病 --- --- 则是对 D.A. 亨德森所倡导原则的一种颠倒。
公共卫生，正如亨德森非常清楚的那样，实际上关乎整个社会的整体健康。终其一生观察人们对大流行的反应，让他学到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
第一，阻止一场大流行能做到的事情是有限度的。正如塔拉·奥图尔（Tara O’Toole）博士 --- --- 他的密切同事，也是那篇2006年论文的三位合著者之一 --- --- 对我说的那样：“D.A. 一直在说，‘你必须务实，也必须谦逊地看待公共卫生实际上能做什么，尤其是在持续很长时间的情况下。社会很复杂，而你并不能控制它。’“（尽管那篇论文讨论的是流感，但其中的教训适用于我们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时的处境。）
第二，亨德森相信应对患病者和医学上脆弱的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并认为以关闭社会这种形式的过度反应，会带来巨大的伤害，其严重程度可能超过病毒本身。
在他2006年的论文中，亨德森警告公共卫生与政治官员：停摆将引发层层递进的连锁效应。这段描述对2020年发生的事情而言，令人不寒而栗地贴切：
关闭学校就是一个例子…如果这一策略要取得成功，那么其他学龄儿童聚集的场所也必须关闭：日托中心、电影院、教堂、快餐店、购物中心，以及体育场馆。许多家长将不得不留在家里照看孩子，这可能导致高缺勤率，从而使关键服务承受压力，包括医疗保健。关闭学校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中的某些群体是否会被迫承担不公平份额的疾病控制负担。相当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依赖学校供餐项目来获取基本营养。
他还补充道：
政治领导人需要理解疾病缓解措施可能带来的收益以及潜在后果，其中包括关键公共服务可能丧失，以及公众对政府管理危机能力的信心可能丧失。
亨德森写下这篇论文时正值一个重要节点：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正在制定该国有史以来第一份大流行应对计划。负责这项工作的人把亨德森视为一个已经过了时代的老人，没有听从他的意见。14年后，一场真正的大流行到来时，公众确实对政府的公共卫生专家失去了信心，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如今，人们不禁要问：当不可避免的下一场危机到来时，这种信心的丧失将意味着什么。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种可悲境地的？而已故的 D.A. 亨德森 --- --- 他在2016年因髋部骨折并发症去世，距新冠（Covid-19）到来仅四年 --- --- 对于下一次如何自救，又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D.A. 亨德森（右）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天花根除项目组负责人，在埃塞俄比亚检查一名儿童的接种疤痕。
他做到了前人未曾做到的事
他完成了曾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壮举：彻底根除一种疾病。而且这并非由什么普通病毒引发的疾病，而是天花 --- --- 一种令人恐惧的瘟疫，几千年来一直在夺命、致残、毁容。
他于1928年出生在俄亥俄州，原名唐纳德·安斯利·亨德森（Donald Ainslie Henderson）。他的母亲是一名护士，父亲是一名工程师；从小他就被叫作 D.A.。1954年医学院毕业后，他获得了一个加入美国传染病中心（U.S. Communicable Disease Center）的机会 --- --- 这也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 CDC）的最初名称 --- --- 他毫不犹豫就接受了。“我当时就决定，我永远不会成为一名行医的医生，“他曾说，“那实在太无聊了，说真的。”
他在 CDC 的上司是亚历山大·兰缪尔（Alexander Langmuir）博士，这位同样声名显赫的流行病学家坚定信奉他所谓的”鞋底流行病学”（“shoe-leather epidemiology”）。“这是对那种离开办公室、亲自去调查疫情 --- --- 收集数据并采访患者与官员 --- --- 的流行病学家活动的一种简写，“亨德森后来在一本关于天花根除行动的书中写道。
到1960年，亨德森已成为 CDC 新设立的疾病监测部门负责人。天花在他的关注清单上位居前列 --- --- 而且理由充分。天花古老、可经空气传播、传染性极强，据估计，仅在20世纪就造成了约3亿人死亡。
亨德森知道，欧洲的天花暴发正在增多，并且正如他后来写道的那样，“我认为，我们也出现天花输入病例只是时间问题。“1966年，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启动一项旨在根除天花的项目时，亨德森在 CDC 的上级把他调到世卫组织，去负责一项许多科学家认为徒劳无功的任务。
一种有效的天花疫苗在18世纪末就已被研制出来；接种一次即可获得终身免疫。问题在于，要为全世界所有人接种，根本不现实。
亨德森把医生和志愿者派往所有天花仍然肆虐的地方 --- --- 尤其是非洲和印度。在尼日利亚，他招募来的一位名叫威廉·福吉（William Foege）的医生开始采用一种他称之为”环形接种”（“ring vaccination”）的策略。每当尼日利亚出现天花暴发，福吉和他的团队就会火速赶到受感染的村庄，对感染者实施隔离，并为所有与其有过接触的人接种疫苗。（我们如今称之为”接触者追踪”。）此外，更有效的注射针头也开始得到广泛使用。
这项工作成为亨德森一生的决定性事件。他被证明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身材高大、气场强烈，又具备那种能激励他人的沉静魅力。他同样无所畏惧：亨德森曾在冷战期间飞往莫斯科，当面质问俄罗斯人 --- --- 因为他们向他的团队提供了无效的天花疫苗。他并非一个谦逊的人，但他相信公共卫生应当以谦逊的态度来对待其使命。正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前院长迈克尔·克拉格（Michael Klag）博士对《纽约时报》所说：“他对蠢人毫无耐心，而你也永远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那个蠢人。”
1980年，在连续两年没有出现任何一例有记录的天花病例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已被根除。科学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 Preston）为亨德森关于这项行动的书撰写了序言，并将这一壮举描述为”很可能是医学史上最伟大的挽救生命成就”。
1977年至1990年间，亨德森担任当时名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院长，但他从未停止为天花 --- --- 或大流行病 --- --- 担忧。尽管这种病毒已不再自然存在，美国和俄罗斯仍保留着天花病毒储备，以备研究或其他用途。亨德森担心恐怖组织或流氓国家可能获得天花病毒，并将其变成毁灭性的生物武器。1998年，70岁的亨德森在霍普金斯大学内部创办了一个小型中心 --- --- 如今被称为健康安全中心（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 --- --- 以警示并尽力防止这种可能性发生。
《世界卫生》1980年5月封面
绿点，红点
进入新千年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启动了一项计划，以使国家为可能发生的大流行做好准备。这一举措的导火索，是他在2005年度假时带去阅读的一本书 --- --- 《大流感》（The Great Influenza）：一部令人不寒而栗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纪实，据估计该疫情在全球造成了5000万人死亡。布什在”9·11”事件中已经措手不及过一次。他不希望一旦出现致命病毒，政府仍毫无准备。于是他下令制定一份应对这类致命微生物的方案。“你看，“总统说，“这种事每一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我们需要一套国家战略。”
两年后，当一支政府科学家团队完成这份方案时，其中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关闭学校和其他机构，并在社区与工作场所”减少成年人之间的接触”。这意味着封锁。这与亨德森在其漫长职业生涯中获得的有关大流行的智慧恰恰相反。他试图告诉他们这一点，但他的话无人倾听。
联邦政府这套大流行战略背后的”科学”依据，出人意料地来自一位14岁的高中生劳拉·格拉斯（Laura Glass）。当时她正在寻找一个科学展项目，她的父亲罗伯特·格拉斯（Robert Glass）是新墨西哥州桑迪亚国家实验室（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的一名高级科学家。
正如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在其2021年的著作《预兆》（The Premonition）中讲述的那样，有一天，劳拉看到父亲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一个简单模型：一片绿色小点在几颗红色小点周围随机移动。每当一个绿色小点撞上红色小点，绿色小点就会变成红色。在学校里，劳拉正在学习黑死病（腺鼠疫），看着屏幕时，她突然迎来了那种”灵光一现”的顿悟时刻。她问父亲，他的模型是否可以用来展示传染病如何传播。
父女俩一起沿着这个想法继续探索。罗伯特·格拉斯发现，当他输入不同变量、以模拟如何阻止呼吸道病毒传播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关闭学校 --- --- 并在必要时关闭社会的其他部分。格拉斯设法把这个模型递交给两位负责布什大流行计划制定团队的政府科学家 --- --- 卡特·梅彻（Carter Mecher）博士和理查德·哈切特（Richard Hatchett）博士 --- --- 他们很快就接受并采纳了这一模型。
尽管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流行病学家，梅彻、哈切特和格拉斯却坚信，计算机建模将会改造流行病学。在《预兆》中，格拉斯带着某种怜悯的口吻回顾亨德森这类老派科学家。“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些流行病学家没把它弄明白？‘“他对刘易斯说，“他们没弄明白，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些工具。“比如计算机模型这样的工具。
D.A. 亨德森博士（左）于2002年4月23日在俄亥俄州众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俄亥俄州民主党籍，居中）的办公室里，与电台主持人吉米·马隆（Jimmy Malone，右）谈论化学战相关议题。
另一方面，亨德森认为，把大流行缓解策略建立在假设性的模型之上 --- --- 而这些模型本身又建立在假设性的前提之上 --- --- 可能会把决策者严重带偏。他说，人们的行为具有不可预测性，模型无法捕捉。
2006年，华盛顿特区召开了一场会议，让梅彻（Mecher）和哈切特（Hatchett）展示他们的方案。政府内外的科学家都受邀参加。刘易斯写道，梅彻和哈切特得知亨德森要来时感到不安，因为亨德森对基于模型的流行病学抱有怀疑。
的确，这场展示进行得很不顺利。《纽约时报》后来报道称，亨德森以及其他资深流行病学家严厉斥责布什团队，因为他们提出的严厉停摆方案缺乏现实世界证据支撑。如果说亨德森以”对蠢人毫无耐心”而闻名，那么屋子里所有人都听得出来：他认为这些建模者就是蠢人。
但梅彻和哈切特仍坚持他们的模型，这一点也体现在2007年发布的大流行计划之中。亨德森始终相信，布什政府选择的这条路径可能会酿成灾难。
亨德森与三位更年轻的同事在2006年写下的那篇论文 --- --- 就在亨德森与布什团队会面之后 --- --- 是他们为阻止这些建模者的封锁计划所做的最后努力。回头看，这已不仅仅是一篇期刊论文。它是一则警告：在高度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暴发期间，公共卫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它同样也是一份宣言，阐明公共卫生的目标，以及它的边界。
正如他与合著者在2006年的论文中写道：
计算机模型无法纳入的是，各种缓解策略可能对人群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疫情进程变化。经验实在太少，无法预测例如在21世纪的人口会如何应对将所有学校关闭持续数周乃至数月。
我们如今确切知道关闭学校对这个国家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答案是：非常糟糕。
想想看：除其他不利后果之外，全国各地公立学校的长期缺勤率自疫情以来大幅上升。还有一些孩子干脆放弃了；根据一项分析，在21个州，大约有23万名儿童从学校系统中”消失”了。面对这些证据，那么多美国领导人仍决定让学校继续关闭，简直令人发指。
而封锁甚至都没能阻止病毒。在这一点上，科学结论同样无可辩驳 --- --- 至少有30项研究得出了相同结论。明尼苏达大学知名流行病学家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Michael Osterholm）博士最近对我指出：“看看**发生了什么。他们封锁了好几年，而当他们最终放松那套措施时，两周内就死了一百万人。”
此外，还有一个事实：人们继续死于除新冠之外的其他原因。多数国家的总体死亡人数 --- --- 所谓”超额死亡率” --- --- 在疫情期间上升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医疗界过于狭隘地聚焦于新冠患者，而将其他所有人排除在外。
在疫情早期的2020年，瑞典因拒绝封锁其人口而遭到美国公共卫生专家的猛烈抨击。有一个模型预测，到2020年7月，瑞典将遭受82,000例新冠死亡。实际数字是5,455。至于超额死亡率，瑞典最终成为全球最低之一 --- --- 2020年和2021年为4%。而美国在同一时期的超额死亡率为19%。
唐纳德·A. 亨德森（Donald A. Henderson）博士站在一块写着”Smallpox Zero（天花归零）“的标牌前，该标牌位于孟加拉国天花根除项目中心外，该中心坐落在该国首都达卡。
教训
“D.A. 亨德森是一位绝对的巨人，“斯坦福大学卫生政策教授杰伊·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博士在我采访他时对我说 --- --- 那次采访是为《大失败》（The Big Fail）一书进行的，我与贝萨妮·麦克林（Bethany McLean）合著了这本书，讲述美国对新冠的糟糕应对。巴塔查里亚从亨德森那里学到的一条教训是：公共卫生官员不能只是一味颁布规则，然后就指望人们会遵守。巴塔查里亚说，官员必须”说服人们合作，让他们真正愿意去做你要求他们做的事”。他还补充说，官员必须明白，总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连锁后果，从而引发你未曾预料的问题”。
与马丁·库尔多夫（Martin Kulldorff）博士 --- --- 他因批评新冠政策而最近被哈佛解雇 --- --- 以及牛津大学的苏妮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教授一道，巴塔查里亚是少数愿意公开批评封锁及政府官员施加的其他措施的科学家之一。2020年10月，他们三人共同撰写了一份仅一页的文件《大巴灵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提出了另一种应对新冠的方案：保护老年人和免疫功能受损者，让社会其他人继续正常生活。“亨德森在2006年那篇论文里写的内容，非常符合我对大流行前规划应当是什么样的理解，“巴塔查里亚对我说。
但福奇和柯林斯并没有采纳这份宣言，甚至连就其进行讨论也没有，而是将这三位科学家妖魔化。联邦官员还促使社交媒体公司把他们列入黑名单。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持不同意见者是对的。如今，他们将有机会在最高法院发声 --- --- 该案质疑联邦政府干预他们表达自身信念的权利。口头辩论定于3月18日（星期一）举行。
但当下一次致命病毒袭来时，并不能保证官员们会做出更好的选择。如果他们希望把工作做好，一个良好的起点就是听取 D.A. 亨德森2006年论文中的教训：
经验表明，当社区面对流行病或其他不利事件时，如果社区的正常社会功能受到的扰动最小，那么社区的反应最好，焦虑也最少。 ::: ::: :::